第八节 抉择：以身殉学术
王国维自沉之后，对其死因一直众说纷纭，直到目前尚在讨论。其主要的见解是：一、“殉清”、“尸谏”说，二、悲观哀时说，三、罗振玉逼债说，四、文化冲突说。其实，自杀有原因，这是综合的。分析这些问题，当然要与王国维的个性联系起来，才有实际意义。
尽管以上的见解，互相牴牾，然而有一种表面上似乎一致的见解：王国维早年接受叔本华的悲观思想，则是他自杀的思想上的一个原因。研究王国维的自沉，首先要对此作一些分析。诚然，主张生活的本质是痛苦，并不能救助人的自杀；然而当王国维接受叔本华学说时，他是明确地反对自杀的。王国维在早年就看到，要成就伟大的学术，必须有坚忍之意志，永久之注意。他批判当时废学的不良风气，反对“运动狂”、“嗜欲狂”、“自杀狂”。既然自杀是意志薄弱之结果，是消极行为，那么，如若美化自杀，岂非应科以杀人之罪！王国维这样的看法，是十分彻底的。他接着说：“前二者之为意志薄弱之结果，人皆知之。至自杀之事，吾人姑不论其善恶如何，但自心理学上观之，则非力不足以副其志，而入于绝望之域，必其意志之力不能制其一时之感情，而后出此也。而意志薄弱之社会，反以美名加之，吾人虽不欲科以杀人之罪，其可得乎。”由此可见，王国维早年对自杀是十分明确地反对的。王国维在运用叔本华学说评论《红楼梦》时，也明确地指出，如若黛玉死后，宝玉自杀，“则虽谓此书一无价值可也”。这里应该特别指出，叔本华之哲学是反对自杀的。叔本华提出，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自杀显然是人的意志作出的决定，并没有放弃意志而得到解脱。所以叔本华说：“自杀，亦即一个个别现象的自甘毁灭，也就是一个完全徒劳的、愚蠢的行为。”叔本华的上述言论，是从根本的哲学意义上说的，王国维也是这样理解的。所以，他对《红楼梦》中的自杀行为，也从来就不认为是真正的解脱。至于说，王国维既接受了悲观哲学，就可能由悲观走向自杀，这显然是一种习惯上的引申，并非是对从哲学体系上叔本华学说的把握。
一个人作出重大的决策，总是与他的整个处境相联系的。王国维的清华时期，是他一生发挥得最好的时期。他进入清华时就明确说过是为了脱离“小朝廷”的勾心斗角的困境。以前他在北京大学当通讯导师时，遇到大学与“皇室”有矛盾时，他是站在一位超然学者的立场上，支持“皇室”的。但是，他要求北大师生以对待别国的君主的礼仪对待溥仪。这里讲的是礼仪，并不是想复辟，也并不是想在“小朝廷”的政治斗争中去捞取个人的职位或利益。王国维很难摆脱这种两难境地，所以一度想过专去教书，不就学校职务，以达到“心安理得”。“心安理得”，对得起自己曾经作出过的选择；也对得起朋友，主要是遗老圈中的朋友；对得起“皇上”的恩宠。受旧文化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即使有“士可杀而不可辱”的勇气，但知遇之恩的蜘蛛网却很难突破。特别是王国维，重自己的名誉，深怕别人议论，以为见利忘义，有违初衷了。王国维在北大师生与“皇室”有矛盾时，公开发表言论维护“皇室”，但他与北京大学并没有决裂，还留有余地，与北大学者的交往，仍同过去一样的密切。后来，他进入清华大学，就与学术环境进一步接近了，与“小朝廷”也就比过去疏远了。此时的王国维，在一个新的群体，即学者的群体中生活，受到尊重，在学术上发挥了主导的作用，这是他自己明确意识到的，当然有满足之感。饱经世态炎凉的王国维，深切感受到作为《观堂集林》的作者，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尊敬，这是他的荣誉，也是他进一步开拓新的学术领域的精神动力。他这时经济收入优厚，生活稳定；四处奔波的生活总算了结了，有了一份难得的家庭团聚的祥和的生活。在进入清华之前，王国维在学术上有一段时期因社会政治波动而受影响，这时又能全力沉浸到学术领域中，恣意翱翔了。他在学术上的发展正值盛期。王国维此时对清华学堂研究院和自己的期望值都很高。
在上面列举的一些关于王国维的自杀原因中，罗振玉“逼债”说，因有他们的通讯为证，可以排除。“殉清”，据说王国维曾与罗振玉、柯劭忞相约投水殉清，未果。于是，就有人认为这次自沉是为避免“再辱”而“殉清”。但是，自杀而与人相约，大约是口头上的。这样的大事，既然相约，又不实行，不过说说而已；况且，并没有见到王国维本人张扬此事。所以，是否有此相约之事，也就死无对证了。至于“君辱臣死”之义，因为溥仪是下了台的“皇帝”，从皇帝威严的角度说，每天都在受辱。然而，如果承认了他逊位的事实，那么还是活得挺风光的，眼下的生存并未受到威胁。臣子们要做的是去护卫，等到“皇上”有个三长两短，再殉不迟。“皇上”活着，臣下先殉，谁去侍候“皇上”呢！辛亥时未殉，搬出故宫时未殉，偏偏在“皇上”并未受到直接威胁的此时，倒“殉”起来了。这说得通吗？对于一个历史学家来说，熟悉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也知道法国大革命，皇位的更替，大约是常见的事。至于“悲观哀时”，也是事实。但这是一种心态，离自杀的距离尚远。王国维死亡的原因，还有一种说法：“一死报知己”。这是罗振玉提出来的。其中的“知己”，指罗振玉自己。刘蕙孙（刘大绅之子，罗振玉亲戚）以龙峨精灵的笔名发表《观堂别传》，载《人间世》杂志第39期（1939.11.5）爆料罗振玉对王国维死因的新看法：“静安以一死报知己，我负静安，静安不负我。”时间为1930年夏，在旅顺“鲁诗堂”（罗书斋名）。1990年，刘蕙孙又发表《我所了解的王静安先生》，申明上次“据罗雪堂先生口述发表的文章，只是因尚有一些顾虑，有些事没有写”，这次重申罗振玉的话：“他最后觉得对我不起，欲以一死报知己。我也觉得那件事不免粗暴，对他不起。”这里指出导致王国维自杀的“那件事”，可能是当时人称之为“挚友之绝”的事了。“粗暴”在什么地方？罗氏并没有说。好在有王国维保留下来的罗振玉写的声色俱厉的信，可能是“粗暴”之一吧，可供后世评论。刘蕙孙这篇回忆录有惊人之举，他声明并不认同罗振玉的见解，他认为：（王国维接受）“雪堂先生指出的道路是现实的。这才下了决心，埋葬自己的理想，走雪堂道路，从此一直到进入清华国学研究院之日止，就是沿着雪堂路线，成为朴学的超人。但是埋葬的理想并未澌灭，在一定的气候与条件之下，仍会复燃，折磨着人。我以为这和自己家庭理智与感情矛盾的苦闷，是静安先生终于走上自沉道路主因。”这里所说的“主因”，其实有两个。一是进入清华后有离开“雪堂道路”“雪堂路线”的矛盾；二是对家里夫人不满的苦闷。王国维与潘夫人结婚20年，育有三男二女，潘夫人又抚育莫夫人所遗三个儿子，照料王国维的生活起居，过着穷书生的生活，直到最后，尚有少量债务。重要的是王家一直自尊处世，既不骗财，也不敲诈。细读王氏家书，知他对儿子在罗家用餐，再三嘱咐付伙食费。平时人情来往，礼单亲自写明。至于王国维口袋里没有带钱，据笔者调查当时的教授生活，“男主外，女主内”，属于习惯。
我们可以设身处地地想一下，王国维如若每天处理家务，怎么能专心治学呢？所幸王国维女儿王东明活到101岁，仍能介绍当时的具体情境，可供参考。刘蕙孙传达罗振玉深知王国维想要娶李清照那样的夫人，当然浪漫，但反过来思考，李清照能照管这样一个大家庭吗？她愿意吗？男人娶不到李清照那样的夫人，20年后再自杀，实属过分。考查王国维自沉前，家庭生活十分平静。不幸的那天早晨，夫人如常给他梳辫子。不久前全家一起上西山游玩，王国维骑驴前往，游兴甚浓。他在日本时写过“西山朝暮见，五载未一攀”。这次终于上了西山，还向日本朋友介绍过。最坚实的材料，王国维遗书充满对家庭的眷恋和责任感，并没有一字一句涉及雪堂路线和雪堂道路。王氏入清华后，仍坚持原有的学术方向和学术兴趣。《观堂集林》出版后，又想编《观堂集林》补编。他的讲义《古史新证》汇聚众多已有成果。他进入新的领域元史研究，出版了最初的专著。他研究《水经注》兴趣正浓。在学术研究领域，确实没有发现什么尖锐的内心冲突。至于说“雪堂路线”、“雪堂道路”，在学术界从未流行过；王国维也从未承认过有这种“道路”或“路线”，那么，王国维产生背离这种“路线”的内心矛盾，又成为自杀之主因，似乎是海外奇谈。文人的自我标榜，并不少见，读者自可辨析，但如若贬低别人，抬高自己，就成了损人利己，一旦被揭穿，反倒会损及自身。这里需要指出，这篇文章多处不符合事实。比如，着重写王国维剪辫子：“作了南书房行走后，一次来到天津，静安先生辫子没有了罗家人窃窃私议，后来才知道是奉旨剪掉的。其实后来雪堂先生入南书房，溥仪也劝他剪辫。罗未奉旨，溥仪也未再问。”又比如龙峨精灵说，王国维返国前夕“行时苦于无书，雪堂先生将大云书库所藏副本三万余卷全数割赠”。此事王国维在日记中有记载：“此次临行购得《太平御览》《戴氏遗书》残本，复从韫公（罗振玉）乞得复本书若干部，而以词曲书赠韫公。盖近日不为此学已数年矣。这部日记是与罗振玉相约日后相互传看的。我相信王国维的记述实在，因为王回国时只有10箱书，装不下三万余卷的。1990年刘蕙孙发表文章改口说：记得雪堂先生说，有二百余部。”罗在《海宁王忠慤公传》中说：予割藏书十之一赠之。罗王关系，值得研究，应该以事实为基础，应该直面他们的学术著作。
陈寅恪认为王国维的自沉，出自“文化冲突”，真是王国维的知己。他排除了对不少“个人恩怨”的猜测，涵盖了其他的许多因素，最重要的是将人们探讨问题的注意力引向文化的范围。王国维逝世之后，陈寅恪作为受托处理后事的朋友，在悲痛中多次写下了悼念诗文。他思考着王国维的命运，随着社会上种种议论的产生，他也思考着那时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思考着中国知识分子命运所系的中国学术的命运。他的思考逐步深入。陈寅恪对王国维命运的理解、同情与共鸣，在当时的学者中可以说是最深切的。1929年夏天，陈寅恪在“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中鲜明地提出“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这是从个人的生存的角度说的。一般地说，自杀出于绝望。王国维自杀前太镇静了，镇静得似乎没有人感到他会做出这样的事。其实他自沉前夕，时局动荡，他经常与陈寅恪、吴宓商议时局，这是一种没有安全感的反应。但到王国维自沉前一天，据吴宓日记中记，曾建议他去日本暂避，他却说：“我不能走。”学生们也建议他到外省暂避，王国维也表示这样的意思。他已觉得无处躲避了，所以也不想躲避了。其实，即使一个人遇到危难，最多一死；如果死都不怕，危难尚未到来，为什么要自己去结束自己的生命呢？这当然涉及王国维对时局的估计，他看到了北伐军总归会来的，“小朝廷”根本不可能保护他了。更为重要的一点，王国维想最后实现自己“以学术为性命”的理想。在王国维看来，一个人的名声不好，学术的成绩就都说不上了。一个人能保持自己的名节，如同屈原一样，文章还是能与日月同辉的。他的镇静，令人不寒而栗，也令人肃然起敬。他在自沉前夕，从容地将有关蒙古史的著作定稿，从容地重编了《观堂集林》补编目录。在自沉前十天，王国维将《观堂集林》的补编目录交给赵万里，并嘱咐说：“此近年来精心结撰之作，今日幸得写定。他日刊补编时，均宜依次编入。尔有暇日，当为我次弟副录。”在王国维最后赴颐和园前，还将学生作业批改好，送到办公室，表现了他对学术的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的作风。所以吴宓在他日记中说：“其昨日就义，至为从容。故家人友朋，事前毫无疑虑。”王国维在这人生的最后关头，能做到“至为从容”，是和他心中另有寄托有关：他期望他的学术生命得到永存。诚然，王国维的决策是错误的，他实际上使中国学术遭受了重大损失，他一生准备的学术大厦并未最后完成。
尽管以上的见解，互相牴牾，然而有一种表面上似乎一致的见解：王国维早年接受叔本华的悲观思想，则是他自杀的思想上的一个原因。研究王国维的自沉，首先要对此作一些分析。诚然，主张生活的本质是痛苦，并不能救助人的自杀；然而当王国维接受叔本华学说时，他是明确地反对自杀的。王国维在早年就看到，要成就伟大的学术，必须有坚忍之意志，永久之注意。他批判当时废学的不良风气，反对“运动狂”、“嗜欲狂”、“自杀狂”。既然自杀是意志薄弱之结果，是消极行为，那么，如若美化自杀，岂非应科以杀人之罪！王国维这样的看法，是十分彻底的。他接着说：“前二者之为意志薄弱之结果，人皆知之。至自杀之事，吾人姑不论其善恶如何，但自心理学上观之，则非力不足以副其志，而入于绝望之域，必其意志之力不能制其一时之感情，而后出此也。而意志薄弱之社会，反以美名加之，吾人虽不欲科以杀人之罪，其可得乎。”由此可见，王国维早年对自杀是十分明确地反对的。王国维在运用叔本华学说评论《红楼梦》时，也明确地指出，如若黛玉死后，宝玉自杀，“则虽谓此书一无价值可也”。这里应该特别指出，叔本华之哲学是反对自杀的。叔本华提出，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自杀显然是人的意志作出的决定，并没有放弃意志而得到解脱。所以叔本华说：“自杀，亦即一个个别现象的自甘毁灭，也就是一个完全徒劳的、愚蠢的行为。”叔本华的上述言论，是从根本的哲学意义上说的，王国维也是这样理解的。所以，他对《红楼梦》中的自杀行为，也从来就不认为是真正的解脱。至于说，王国维既接受了悲观哲学，就可能由悲观走向自杀，这显然是一种习惯上的引申，并非是对从哲学体系上叔本华学说的把握。
一个人作出重大的决策，总是与他的整个处境相联系的。王国维的清华时期，是他一生发挥得最好的时期。他进入清华时就明确说过是为了脱离“小朝廷”的勾心斗角的困境。以前他在北京大学当通讯导师时，遇到大学与“皇室”有矛盾时，他是站在一位超然学者的立场上，支持“皇室”的。但是，他要求北大师生以对待别国的君主的礼仪对待溥仪。这里讲的是礼仪，并不是想复辟，也并不是想在“小朝廷”的政治斗争中去捞取个人的职位或利益。王国维很难摆脱这种两难境地，所以一度想过专去教书，不就学校职务，以达到“心安理得”。“心安理得”，对得起自己曾经作出过的选择；也对得起朋友，主要是遗老圈中的朋友；对得起“皇上”的恩宠。受旧文化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即使有“士可杀而不可辱”的勇气，但知遇之恩的蜘蛛网却很难突破。特别是王国维，重自己的名誉，深怕别人议论，以为见利忘义，有违初衷了。王国维在北大师生与“皇室”有矛盾时，公开发表言论维护“皇室”，但他与北京大学并没有决裂，还留有余地，与北大学者的交往，仍同过去一样的密切。后来，他进入清华大学，就与学术环境进一步接近了，与“小朝廷”也就比过去疏远了。此时的王国维，在一个新的群体，即学者的群体中生活，受到尊重，在学术上发挥了主导的作用，这是他自己明确意识到的，当然有满足之感。饱经世态炎凉的王国维，深切感受到作为《观堂集林》的作者，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尊敬，这是他的荣誉，也是他进一步开拓新的学术领域的精神动力。他这时经济收入优厚，生活稳定；四处奔波的生活总算了结了，有了一份难得的家庭团聚的祥和的生活。在进入清华之前，王国维在学术上有一段时期因社会政治波动而受影响，这时又能全力沉浸到学术领域中，恣意翱翔了。他在学术上的发展正值盛期。王国维此时对清华学堂研究院和自己的期望值都很高。
在上面列举的一些关于王国维的自杀原因中，罗振玉“逼债”说，因有他们的通讯为证，可以排除。“殉清”，据说王国维曾与罗振玉、柯劭忞相约投水殉清，未果。于是，就有人认为这次自沉是为避免“再辱”而“殉清”。但是，自杀而与人相约，大约是口头上的。这样的大事，既然相约，又不实行，不过说说而已；况且，并没有见到王国维本人张扬此事。所以，是否有此相约之事，也就死无对证了。至于“君辱臣死”之义，因为溥仪是下了台的“皇帝”，从皇帝威严的角度说，每天都在受辱。然而，如果承认了他逊位的事实，那么还是活得挺风光的，眼下的生存并未受到威胁。臣子们要做的是去护卫，等到“皇上”有个三长两短，再殉不迟。“皇上”活着，臣下先殉，谁去侍候“皇上”呢！辛亥时未殉，搬出故宫时未殉，偏偏在“皇上”并未受到直接威胁的此时，倒“殉”起来了。这说得通吗？对于一个历史学家来说，熟悉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也知道法国大革命，皇位的更替，大约是常见的事。至于“悲观哀时”，也是事实。但这是一种心态，离自杀的距离尚远。王国维死亡的原因，还有一种说法：“一死报知己”。这是罗振玉提出来的。其中的“知己”，指罗振玉自己。刘蕙孙（刘大绅之子，罗振玉亲戚）以龙峨精灵的笔名发表《观堂别传》，载《人间世》杂志第39期（1939.11.5）爆料罗振玉对王国维死因的新看法：“静安以一死报知己，我负静安，静安不负我。”时间为1930年夏，在旅顺“鲁诗堂”（罗书斋名）。1990年，刘蕙孙又发表《我所了解的王静安先生》，申明上次“据罗雪堂先生口述发表的文章，只是因尚有一些顾虑，有些事没有写”，这次重申罗振玉的话：“他最后觉得对我不起，欲以一死报知己。我也觉得那件事不免粗暴，对他不起。”这里指出导致王国维自杀的“那件事”，可能是当时人称之为“挚友之绝”的事了。“粗暴”在什么地方？罗氏并没有说。好在有王国维保留下来的罗振玉写的声色俱厉的信，可能是“粗暴”之一吧，可供后世评论。刘蕙孙这篇回忆录有惊人之举，他声明并不认同罗振玉的见解，他认为：（王国维接受）“雪堂先生指出的道路是现实的。这才下了决心，埋葬自己的理想，走雪堂道路，从此一直到进入清华国学研究院之日止，就是沿着雪堂路线，成为朴学的超人。但是埋葬的理想并未澌灭，在一定的气候与条件之下，仍会复燃，折磨着人。我以为这和自己家庭理智与感情矛盾的苦闷，是静安先生终于走上自沉道路主因。”这里所说的“主因”，其实有两个。一是进入清华后有离开“雪堂道路”“雪堂路线”的矛盾；二是对家里夫人不满的苦闷。王国维与潘夫人结婚20年，育有三男二女，潘夫人又抚育莫夫人所遗三个儿子，照料王国维的生活起居，过着穷书生的生活，直到最后，尚有少量债务。重要的是王家一直自尊处世，既不骗财，也不敲诈。细读王氏家书，知他对儿子在罗家用餐，再三嘱咐付伙食费。平时人情来往，礼单亲自写明。至于王国维口袋里没有带钱，据笔者调查当时的教授生活，“男主外，女主内”，属于习惯。
我们可以设身处地地想一下，王国维如若每天处理家务，怎么能专心治学呢？所幸王国维女儿王东明活到101岁，仍能介绍当时的具体情境，可供参考。刘蕙孙传达罗振玉深知王国维想要娶李清照那样的夫人，当然浪漫，但反过来思考，李清照能照管这样一个大家庭吗？她愿意吗？男人娶不到李清照那样的夫人，20年后再自杀，实属过分。考查王国维自沉前，家庭生活十分平静。不幸的那天早晨，夫人如常给他梳辫子。不久前全家一起上西山游玩，王国维骑驴前往，游兴甚浓。他在日本时写过“西山朝暮见，五载未一攀”。这次终于上了西山，还向日本朋友介绍过。最坚实的材料，王国维遗书充满对家庭的眷恋和责任感，并没有一字一句涉及雪堂路线和雪堂道路。王氏入清华后，仍坚持原有的学术方向和学术兴趣。《观堂集林》出版后，又想编《观堂集林》补编。他的讲义《古史新证》汇聚众多已有成果。他进入新的领域元史研究，出版了最初的专著。他研究《水经注》兴趣正浓。在学术研究领域，确实没有发现什么尖锐的内心冲突。至于说“雪堂路线”、“雪堂道路”，在学术界从未流行过；王国维也从未承认过有这种“道路”或“路线”，那么，王国维产生背离这种“路线”的内心矛盾，又成为自杀之主因，似乎是海外奇谈。文人的自我标榜，并不少见，读者自可辨析，但如若贬低别人，抬高自己，就成了损人利己，一旦被揭穿，反倒会损及自身。这里需要指出，这篇文章多处不符合事实。比如，着重写王国维剪辫子：“作了南书房行走后，一次来到天津，静安先生辫子没有了罗家人窃窃私议，后来才知道是奉旨剪掉的。其实后来雪堂先生入南书房，溥仪也劝他剪辫。罗未奉旨，溥仪也未再问。”又比如龙峨精灵说，王国维返国前夕“行时苦于无书，雪堂先生将大云书库所藏副本三万余卷全数割赠”。此事王国维在日记中有记载：“此次临行购得《太平御览》《戴氏遗书》残本，复从韫公（罗振玉）乞得复本书若干部，而以词曲书赠韫公。盖近日不为此学已数年矣。这部日记是与罗振玉相约日后相互传看的。我相信王国维的记述实在，因为王回国时只有10箱书，装不下三万余卷的。1990年刘蕙孙发表文章改口说：记得雪堂先生说，有二百余部。”罗在《海宁王忠慤公传》中说：予割藏书十之一赠之。罗王关系，值得研究，应该以事实为基础，应该直面他们的学术著作。
陈寅恪认为王国维的自沉，出自“文化冲突”，真是王国维的知己。他排除了对不少“个人恩怨”的猜测，涵盖了其他的许多因素，最重要的是将人们探讨问题的注意力引向文化的范围。王国维逝世之后，陈寅恪作为受托处理后事的朋友，在悲痛中多次写下了悼念诗文。他思考着王国维的命运，随着社会上种种议论的产生，他也思考着那时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思考着中国知识分子命运所系的中国学术的命运。他的思考逐步深入。陈寅恪对王国维命运的理解、同情与共鸣，在当时的学者中可以说是最深切的。1929年夏天，陈寅恪在“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中鲜明地提出“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这是从个人的生存的角度说的。一般地说，自杀出于绝望。王国维自杀前太镇静了，镇静得似乎没有人感到他会做出这样的事。其实他自沉前夕，时局动荡，他经常与陈寅恪、吴宓商议时局，这是一种没有安全感的反应。但到王国维自沉前一天，据吴宓日记中记，曾建议他去日本暂避，他却说：“我不能走。”学生们也建议他到外省暂避，王国维也表示这样的意思。他已觉得无处躲避了，所以也不想躲避了。其实，即使一个人遇到危难，最多一死；如果死都不怕，危难尚未到来，为什么要自己去结束自己的生命呢？这当然涉及王国维对时局的估计，他看到了北伐军总归会来的，“小朝廷”根本不可能保护他了。更为重要的一点，王国维想最后实现自己“以学术为性命”的理想。在王国维看来，一个人的名声不好，学术的成绩就都说不上了。一个人能保持自己的名节，如同屈原一样，文章还是能与日月同辉的。他的镇静，令人不寒而栗，也令人肃然起敬。他在自沉前夕，从容地将有关蒙古史的著作定稿，从容地重编了《观堂集林》补编目录。在自沉前十天，王国维将《观堂集林》的补编目录交给赵万里，并嘱咐说：“此近年来精心结撰之作，今日幸得写定。他日刊补编时，均宜依次编入。尔有暇日，当为我次弟副录。”在王国维最后赴颐和园前，还将学生作业批改好，送到办公室，表现了他对学术的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的作风。所以吴宓在他日记中说：“其昨日就义，至为从容。故家人友朋，事前毫无疑虑。”王国维在这人生的最后关头，能做到“至为从容”，是和他心中另有寄托有关：他期望他的学术生命得到永存。诚然，王国维的决策是错误的，他实际上使中国学术遭受了重大损失，他一生准备的学术大厦并未最后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