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陈寅恪、吴宓受托处理后事
王国维遗书中委托陈寅恪、吴宓处理后事，显然意味着王国维认为他们能了解他，能帮助他，这是生死相托。陈寅恪留下了痛切的诗篇，吴宓详细记述了当时的具体情况。
吴宓日记记下了王、陈、吴三人交往密切的情景。1926年12月3日（旧历十月二十九日）为王国维50寿辰。“晨8-9偕寅恪赴西院祝王国维先生五十寿。……夕，六时，再赴王宅寿筵。九时散归。”1927年3月28日记：“晚，王静安先生招宴于宅。”当时北京时局紧张，正如1927年4月3日记：“近顷人心颇皇皇，宓决拟于政局改变、党军得京师、清华解散之后，宓不再为教员，亦不从事他业。而但隐居京城，以作文售稿为活，中英文并行。”1927年4月6日记：“是日为清明节，校中放假。上午，以不用之西书，装成四箱，偕陈寅恪，以人力车运载入城，至按院胡同寓宅存放。盖恐清华为党人解散之时，匆促忙乱，检取不及故也。”1927年4月30日记：“陈寅恪于晚间来访，谈中国人之残酷。感于李大钊等之绞死也。”当时值“四一二”政变后，南方相继发生大屠杀，奉系军阀在北京亦大肆捕杀。1927年5月2日记：“夕，王静安先生来谈。”5月12日：“晚，寝后复起，王静安先生偕陈寅恪来。”5月19日：“陈寅恪日夕常来谈。”5月23日：“夕访陈寅恪，谈至晚十一时始归。”5月26日：“上午访寅恪晤王静安先生。”5月31日：“晚陈寅恪邀，在其宅中晚饭，又来此谈。”这段时间内，王、陈、吴三位来往密切。在时局动荡中，内心忧郁愤慨，极度不安。
王国维自沉之后，吴宓在日记中也有记录。1927年6月6日，清华已宣布放假。“四时，罗振玉先生（叔韫）来，在西院王静安先生宅中，邀宓及陈寅恪往见。即同往。先由其义子顾君陪侍，次罗先生出见。须发俱白，似极精明而长于办事者。谈王先生身后事，约半时许，即归。寅恪邀至其宅中晚饭。罗振玉先生坐马车来回拜，略谈即去。晚梅贻琦及陈寅恪来谈。”
6月8日晚：“以王静安夫人招，乃同陈寅恪至西院18号王宅。盖王夫人以静安先生身后各事多未举办，甚为焦急。故邀宓与寅恪商议。当即宽慰之而出。”
6月9日记：“晨容庚来，谈静安先生身后事。下午2-4时开王静安先生身后事务委员会。宓辞去主席之职，而推举梅教务长任之。议决。请校中聘用王贞明为书记。”
6月14日记：“晨，吴其昌来，议以《学衡》专期为王静安记念。”“寅恪谓凡一国文化衰亡之时，高明之士，自视为此文化之寄托者，辄痛苦非常，每先以此身殉文化，如王静安先生，是其显著之例。而宓则谓寅恪与宓皆不能逃此范围，唯有大小轻重之别耳。”
6月26日日记中记拟把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诗》编入《学衡》杂志第六十期。陈寅恪为这首诗中“越甲未应公独耻”自注云：“甲子岁冯兵逼宫，柯罗王约同死而不果。戊辰冯部将韩复榘兵至燕郊，故先生遗书谓‘义无再辱’，意即指此。遂践旧约自沉于昆明湖，而柯罗则未死。余诗‘越甲未应公独耻’者盖指此言。王维老将行‘耻令越甲鸣吾君’，此句所本。”
6月17日记：王静安先生身后恤金，“因校长主持不力，竟遭外交部批驳，仅准两月，即八百元”。
8月14日记：“是日，王静安先生安葬。十一时，偕梅贻琦及赵元任夫人，各乘人力车，至刚果寺，随同出殡。时雨不止。宓等乘人力车行，至校东七间房茔地安葬。坟以水泥土造成，上覆石条。柩入土，雨益剧。”时值暑假，陈寅恪南行度假。墓地位于清华园东二里。送葬者自校长以下数十人。院中同学因放假，有何士骥、姜寅清、王力、毕相辉相送。墓碑由杨留垞撰文。1958年扩建校园，迁坟至福田公墓，原墓碑则不复存焉！1988年秋，北京市文物局重立墓碑于福田公墓，上书：“海宁王国维先生之墓。”
1927年10月3日傍晚，陈寅恪“以所作《吊王静安先生》七古一篇见示，宓并召浦江清来命为钞写之”。这首诗后改题为《王观堂先生挽词》，歌咏王国维的一生，作者显然联想起他写的《颐和园词》，所以结尾为“他年清史求忠迹，一吊前朝万寿山”。陈寅恪的这首诗有新的思想，吴宓在《空轩诗话》中写道：“王静安先生自沉后，哀挽之作，应以义宁陈寅恪君之《王观堂先生挽词》为第一。此篇即效王先生《颐和园词》之体，原有序。发明中国文化中之纲纪仁道，皆抽象理想之通性，如柏拉图所谓Eidos（观念）者，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予平日所言殉道殉情，亦即此义）陈义甚精。”这篇作品以对王国维自沉有新的理解而著称，可以说是一篇与王国维心心相印的作品。吴宓的称赞真是一语中的。因为，当时的舆论，认为王国维的“殉清”、“尸谏”是流行的看法，一般人都相信是王国维自己写的“遗折”。从外表看，王国维的确留着辫子；从时间上看，确是面临北伐军的北上；从实际运作看，自“皇帝”到“大臣”都在堂而皇之地忙碌着祭奠、封号、赏银。一般人不可能看到这份“遗折”，怎么能想到它是罗振玉伪造的呢？陈寅恪经过几个月的思索，敏锐地在序中提出了问题：“或问观堂先生所以死之故。应之曰：近人有东西文化之说，其区域分划之当否，固不必论，即所谓异同优劣，亦姑不具言；然而可得一假定之义焉。其义曰：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度愈宏，则其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重要者。故所依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吾国古来亦尝有悖三纲违六纪无父无君之说，如释迦牟尼外来之教者矣。然佛教流传播衍盛昌于中土，而中土历世遗留纲纪之说，曾不因之以动摇者，其说所依托之社会经济制度未尝根本变迁，故犹能藉之以为寄命之地也。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消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至于流俗恩怨荣辱委琐龌龊之说，皆不足置辨，故亦不之及云。”陈寅恪写的诗，值得深思。虽然诗中不希望王国维有这种极端的行为，总的还延用王国维《颐和园词》的诗意。这篇序文却更有一层新意，一开头直接提出“或问观堂先生所以死之故”的问题。结尾说：“至于流俗恩怨荣辱委琐龌龊之说，皆不足置辨，故亦不之及云。”这段文字提出的论点，显然是针对当时“殉清”、“尸谏”、“恩宠”这样的“委琐龌龊之说”的。陈寅恪面对社会上盛行的对王国维的有意之诬蔑或无意之曲解，作出辩白。叶嘉莹指出：“我对高阳先生对《挽词》之诠释，虽不完全同意，但是高阳先生能看出陈寅恪《挽词》与《序文》互相映衬中的讽喻之暗示，则是极有见地的。而且证之于余英时先生最近所发表的《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所提出的陈氏于诗文中好用深讽之笔的分析来看，则陈氏在其《挽词》及《序文》中之暗寓讽刺罗振玉之意，实在是极有可能的。”
陈寅恪关于王国维身殉文化的说法，引起了很多关心中国文化命运的有识之士深切的思考。
王国维遗孀潘氏抚养五男二女。当时高明执事于上海邮务局，贞明执事于清华研究院办公室，纪明就读崇德中学，慈明、登明就读于成志小学，女东明、松明就读于成志小学。
吴宓日记记下了王、陈、吴三人交往密切的情景。1926年12月3日（旧历十月二十九日）为王国维50寿辰。“晨8-9偕寅恪赴西院祝王国维先生五十寿。……夕，六时，再赴王宅寿筵。九时散归。”1927年3月28日记：“晚，王静安先生招宴于宅。”当时北京时局紧张，正如1927年4月3日记：“近顷人心颇皇皇，宓决拟于政局改变、党军得京师、清华解散之后，宓不再为教员，亦不从事他业。而但隐居京城，以作文售稿为活，中英文并行。”1927年4月6日记：“是日为清明节，校中放假。上午，以不用之西书，装成四箱，偕陈寅恪，以人力车运载入城，至按院胡同寓宅存放。盖恐清华为党人解散之时，匆促忙乱，检取不及故也。”1927年4月30日记：“陈寅恪于晚间来访，谈中国人之残酷。感于李大钊等之绞死也。”当时值“四一二”政变后，南方相继发生大屠杀，奉系军阀在北京亦大肆捕杀。1927年5月2日记：“夕，王静安先生来谈。”5月12日：“晚，寝后复起，王静安先生偕陈寅恪来。”5月19日：“陈寅恪日夕常来谈。”5月23日：“夕访陈寅恪，谈至晚十一时始归。”5月26日：“上午访寅恪晤王静安先生。”5月31日：“晚陈寅恪邀，在其宅中晚饭，又来此谈。”这段时间内，王、陈、吴三位来往密切。在时局动荡中，内心忧郁愤慨，极度不安。
王国维自沉之后，吴宓在日记中也有记录。1927年6月6日，清华已宣布放假。“四时，罗振玉先生（叔韫）来，在西院王静安先生宅中，邀宓及陈寅恪往见。即同往。先由其义子顾君陪侍，次罗先生出见。须发俱白，似极精明而长于办事者。谈王先生身后事，约半时许，即归。寅恪邀至其宅中晚饭。罗振玉先生坐马车来回拜，略谈即去。晚梅贻琦及陈寅恪来谈。”
6月8日晚：“以王静安夫人招，乃同陈寅恪至西院18号王宅。盖王夫人以静安先生身后各事多未举办，甚为焦急。故邀宓与寅恪商议。当即宽慰之而出。”
6月9日记：“晨容庚来，谈静安先生身后事。下午2-4时开王静安先生身后事务委员会。宓辞去主席之职，而推举梅教务长任之。议决。请校中聘用王贞明为书记。”
6月14日记：“晨，吴其昌来，议以《学衡》专期为王静安记念。”“寅恪谓凡一国文化衰亡之时，高明之士，自视为此文化之寄托者，辄痛苦非常，每先以此身殉文化，如王静安先生，是其显著之例。而宓则谓寅恪与宓皆不能逃此范围，唯有大小轻重之别耳。”
6月26日日记中记拟把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诗》编入《学衡》杂志第六十期。陈寅恪为这首诗中“越甲未应公独耻”自注云：“甲子岁冯兵逼宫，柯罗王约同死而不果。戊辰冯部将韩复榘兵至燕郊，故先生遗书谓‘义无再辱’，意即指此。遂践旧约自沉于昆明湖，而柯罗则未死。余诗‘越甲未应公独耻’者盖指此言。王维老将行‘耻令越甲鸣吾君’，此句所本。”
6月17日记：王静安先生身后恤金，“因校长主持不力，竟遭外交部批驳，仅准两月，即八百元”。
8月14日记：“是日，王静安先生安葬。十一时，偕梅贻琦及赵元任夫人，各乘人力车，至刚果寺，随同出殡。时雨不止。宓等乘人力车行，至校东七间房茔地安葬。坟以水泥土造成，上覆石条。柩入土，雨益剧。”时值暑假，陈寅恪南行度假。墓地位于清华园东二里。送葬者自校长以下数十人。院中同学因放假，有何士骥、姜寅清、王力、毕相辉相送。墓碑由杨留垞撰文。1958年扩建校园，迁坟至福田公墓，原墓碑则不复存焉！1988年秋，北京市文物局重立墓碑于福田公墓，上书：“海宁王国维先生之墓。”
1927年10月3日傍晚，陈寅恪“以所作《吊王静安先生》七古一篇见示，宓并召浦江清来命为钞写之”。这首诗后改题为《王观堂先生挽词》，歌咏王国维的一生，作者显然联想起他写的《颐和园词》，所以结尾为“他年清史求忠迹，一吊前朝万寿山”。陈寅恪的这首诗有新的思想，吴宓在《空轩诗话》中写道：“王静安先生自沉后，哀挽之作，应以义宁陈寅恪君之《王观堂先生挽词》为第一。此篇即效王先生《颐和园词》之体，原有序。发明中国文化中之纲纪仁道，皆抽象理想之通性，如柏拉图所谓Eidos（观念）者，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予平日所言殉道殉情，亦即此义）陈义甚精。”这篇作品以对王国维自沉有新的理解而著称，可以说是一篇与王国维心心相印的作品。吴宓的称赞真是一语中的。因为，当时的舆论，认为王国维的“殉清”、“尸谏”是流行的看法，一般人都相信是王国维自己写的“遗折”。从外表看，王国维的确留着辫子；从时间上看，确是面临北伐军的北上；从实际运作看，自“皇帝”到“大臣”都在堂而皇之地忙碌着祭奠、封号、赏银。一般人不可能看到这份“遗折”，怎么能想到它是罗振玉伪造的呢？陈寅恪经过几个月的思索，敏锐地在序中提出了问题：“或问观堂先生所以死之故。应之曰：近人有东西文化之说，其区域分划之当否，固不必论，即所谓异同优劣，亦姑不具言；然而可得一假定之义焉。其义曰：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度愈宏，则其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重要者。故所依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吾国古来亦尝有悖三纲违六纪无父无君之说，如释迦牟尼外来之教者矣。然佛教流传播衍盛昌于中土，而中土历世遗留纲纪之说，曾不因之以动摇者，其说所依托之社会经济制度未尝根本变迁，故犹能藉之以为寄命之地也。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消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至于流俗恩怨荣辱委琐龌龊之说，皆不足置辨，故亦不之及云。”陈寅恪写的诗，值得深思。虽然诗中不希望王国维有这种极端的行为，总的还延用王国维《颐和园词》的诗意。这篇序文却更有一层新意，一开头直接提出“或问观堂先生所以死之故”的问题。结尾说：“至于流俗恩怨荣辱委琐龌龊之说，皆不足置辨，故亦不之及云。”这段文字提出的论点，显然是针对当时“殉清”、“尸谏”、“恩宠”这样的“委琐龌龊之说”的。陈寅恪面对社会上盛行的对王国维的有意之诬蔑或无意之曲解，作出辩白。叶嘉莹指出：“我对高阳先生对《挽词》之诠释，虽不完全同意，但是高阳先生能看出陈寅恪《挽词》与《序文》互相映衬中的讽喻之暗示，则是极有见地的。而且证之于余英时先生最近所发表的《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所提出的陈氏于诗文中好用深讽之笔的分析来看，则陈氏在其《挽词》及《序文》中之暗寓讽刺罗振玉之意，实在是极有可能的。”
陈寅恪关于王国维身殉文化的说法，引起了很多关心中国文化命运的有识之士深切的思考。
王国维遗孀潘氏抚养五男二女。当时高明执事于上海邮务局，贞明执事于清华研究院办公室，纪明就读崇德中学，慈明、登明就读于成志小学，女东明、松明就读于成志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