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所谓“殉清”的闹剧
一位老实的学者，活着的时候，一不谨慎，就会被人利用，确乎可惜；其实，如若不明不白地死掉，死了之后还被人利用，就不但可惜，而更为可悲了。
住在天津的罗振玉，本来已经断绝了与王国维的交往，听到王国维的死讯之后，却又异乎寻常地活跃起来了。6月4日，他派儿子来京吊丧，并传话说，罗本拟亲来，因家人“恐彼来此有所感或有他变，故不肯放他来京”（《王贞明给兄长高明的信》）。6月5日，罗振玉向溥仪皇帝递呈王国维的《遗折》：“臣王国维跪奏，为报国有心，回天无力，敬陈将死之言仰祈圣鉴事：窃臣猥以凡庸，过蒙圣恩，经甲子奇变，不能建一谋，画一策，以纾皇上之忧色，虚生至今，可耻可丑。迩者赤化将成，神州荒翳。当苍生倒悬之日，正拨乱反正之机。而臣自揣才力庸愚，断不能有所匡佐；而二十年来士气消沉，历更事变，竟无一死节之人，臣所深痛，一洒此耻，此则臣之所能。谨于本日自湛清池。伏愿我皇上日思辛亥、丁巳、甲子之耻，潜心圣学，力戒宴安……并愿行在诸臣，以宋明南渡为殷鉴，破彼此之见，弃小嫌而尊大义，一德同心，以拱宸极，则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迫切上陈，伏乞圣鉴，谨奏。宣统十九年五月初三日。”
这是密封的遗折，由罗振玉送到张园溥仪“皇帝”手里。溥仪自己说：“我看了这篇充满了孤臣孽子情调的临终忠谏文字，大受感动，和师傅们商议了一下，发了一道‘上谕’。”“诏书”中说：“谕南书房行走，五品衔王国维：学问博通，躬行廉谨，由诸生经朕特加拔擢，供职南斋……遽览遗章，竟自沉渊，孤忠耿耿，深恻朕怀。著加恩谥予‘忠悫’，派贝子溥伒即日前往奠醊，赏给陀罗经被，并赏银贰千圆治丧，由留京办事处发给。”这样，王国维自沉是为了“殉清”、“尸谏”的调子，就借用“金口”定下来了。这对“皇帝”和遗老们是一种心理上的满足。据溥仪回忆：“罗振玉于是一面广邀中国名流、学者，在日租界日本花园里为‘忠悫公’设灵公祭，宣传王国维的‘完节’和‘恩遇之隆，为振古所未有’……罗振玉给王国维写的祭文，很能迷惑人，至少是迷惑了我。他在祭文里先表白了自己没有看到王国维的‘封奏’内容，之后，以臆测其心事的手法渲染了自己的忠贞，说他自甲子以来曾三次‘犯死而未死’。在我出宫和进日本使馆的时候，他都想自杀过，第三次是最近，他本想清理完未了之事就死的，不料‘公竟先我而死矣，公死，恩遇之隆，为振古所未有，予若继公而死，悠悠之口或且谓予希冀恩泽’，所以他就不便去死了，好在‘医者谓右肺大衰，知九泉相见，谅亦匪遥’。这篇祭文的另一内容要点，是说他当初如何发现和培养了那个穷书记，这个当时‘暗然无力于世’的青年如何在他的资助指点之下，终于‘得肆力于学，蔚然成硕儒’。”
当然，这场闹剧，溥仪本人自己承认也是“合作者”。因为，所谓王国维的“遗折”本来是假的，由罗振玉伪造的。溥仪后来才发现“不是王国维的手笔”，并且听到周围人有揭发，不过“皇命”已下，就听之任之了。其实，这个遗折上署的时间，正是王国维自沉的日子。那天，从早晨开始，一直到去颐和园，王国维的时间已排满了，哪有时间写那份“遗折”呢！今见王贞明1972年撰文说：“原来这‘遗折’是罗先生命他的第四个儿子仿父亲的字迹写成的。罗振玉先生为什么这样做？想是要利用父亲‘忠于清室’来标榜自己。”看来，这个已退位的皇帝与他的“大臣”们在心理上，因为王国维的死得到了安慰。罗振玉如果是真的遵从君臣之礼，他是犯了欺君之罪的。当然，他心里也明白，他面对的是下了台的“皇帝”。王国维生前被人利用，自己结束了生命，仍然要被人利用，实在太可悲了！鲁迅的眼光犀利。透过复杂的现实生活的种种伪装的蜘蛛网，他尖锐地指出：“独有王国维已经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是老实人；但他的感喟，却往往和罗振玉一鼻孔出气，虽然所出的气，有真有假之分。所以他被弄成夹广告的Sandwich（夹肉面包，音译三明治），是常有的事，因为他老实到像火腿一般。”他既指出了王国维的可悲，也表达了对这种命运的同情。罗振玉机心太重，也引起了社会上许多人的质疑。一个人在如此关键时刻都在撒谎，那么，他在其他事情上还有没有撒谎呢？这个问号会久远地留在人们的心里。鲁迅说得好：“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衒，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
住在天津的罗振玉，本来已经断绝了与王国维的交往，听到王国维的死讯之后，却又异乎寻常地活跃起来了。6月4日，他派儿子来京吊丧，并传话说，罗本拟亲来，因家人“恐彼来此有所感或有他变，故不肯放他来京”（《王贞明给兄长高明的信》）。6月5日，罗振玉向溥仪皇帝递呈王国维的《遗折》：“臣王国维跪奏，为报国有心，回天无力，敬陈将死之言仰祈圣鉴事：窃臣猥以凡庸，过蒙圣恩，经甲子奇变，不能建一谋，画一策，以纾皇上之忧色，虚生至今，可耻可丑。迩者赤化将成，神州荒翳。当苍生倒悬之日，正拨乱反正之机。而臣自揣才力庸愚，断不能有所匡佐；而二十年来士气消沉，历更事变，竟无一死节之人，臣所深痛，一洒此耻，此则臣之所能。谨于本日自湛清池。伏愿我皇上日思辛亥、丁巳、甲子之耻，潜心圣学，力戒宴安……并愿行在诸臣，以宋明南渡为殷鉴，破彼此之见，弃小嫌而尊大义，一德同心，以拱宸极，则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迫切上陈，伏乞圣鉴，谨奏。宣统十九年五月初三日。”
这是密封的遗折，由罗振玉送到张园溥仪“皇帝”手里。溥仪自己说：“我看了这篇充满了孤臣孽子情调的临终忠谏文字，大受感动，和师傅们商议了一下，发了一道‘上谕’。”“诏书”中说：“谕南书房行走，五品衔王国维：学问博通，躬行廉谨，由诸生经朕特加拔擢，供职南斋……遽览遗章，竟自沉渊，孤忠耿耿，深恻朕怀。著加恩谥予‘忠悫’，派贝子溥伒即日前往奠醊，赏给陀罗经被，并赏银贰千圆治丧，由留京办事处发给。”这样，王国维自沉是为了“殉清”、“尸谏”的调子，就借用“金口”定下来了。这对“皇帝”和遗老们是一种心理上的满足。据溥仪回忆：“罗振玉于是一面广邀中国名流、学者，在日租界日本花园里为‘忠悫公’设灵公祭，宣传王国维的‘完节’和‘恩遇之隆，为振古所未有’……罗振玉给王国维写的祭文，很能迷惑人，至少是迷惑了我。他在祭文里先表白了自己没有看到王国维的‘封奏’内容，之后，以臆测其心事的手法渲染了自己的忠贞，说他自甲子以来曾三次‘犯死而未死’。在我出宫和进日本使馆的时候，他都想自杀过，第三次是最近，他本想清理完未了之事就死的，不料‘公竟先我而死矣，公死，恩遇之隆，为振古所未有，予若继公而死，悠悠之口或且谓予希冀恩泽’，所以他就不便去死了，好在‘医者谓右肺大衰，知九泉相见，谅亦匪遥’。这篇祭文的另一内容要点，是说他当初如何发现和培养了那个穷书记，这个当时‘暗然无力于世’的青年如何在他的资助指点之下，终于‘得肆力于学，蔚然成硕儒’。”
当然，这场闹剧，溥仪本人自己承认也是“合作者”。因为，所谓王国维的“遗折”本来是假的，由罗振玉伪造的。溥仪后来才发现“不是王国维的手笔”，并且听到周围人有揭发，不过“皇命”已下，就听之任之了。其实，这个遗折上署的时间，正是王国维自沉的日子。那天，从早晨开始，一直到去颐和园，王国维的时间已排满了，哪有时间写那份“遗折”呢！今见王贞明1972年撰文说：“原来这‘遗折’是罗先生命他的第四个儿子仿父亲的字迹写成的。罗振玉先生为什么这样做？想是要利用父亲‘忠于清室’来标榜自己。”看来，这个已退位的皇帝与他的“大臣”们在心理上，因为王国维的死得到了安慰。罗振玉如果是真的遵从君臣之礼，他是犯了欺君之罪的。当然，他心里也明白，他面对的是下了台的“皇帝”。王国维生前被人利用，自己结束了生命，仍然要被人利用，实在太可悲了！鲁迅的眼光犀利。透过复杂的现实生活的种种伪装的蜘蛛网，他尖锐地指出：“独有王国维已经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是老实人；但他的感喟，却往往和罗振玉一鼻孔出气，虽然所出的气，有真有假之分。所以他被弄成夹广告的Sandwich（夹肉面包，音译三明治），是常有的事，因为他老实到像火腿一般。”他既指出了王国维的可悲，也表达了对这种命运的同情。罗振玉机心太重，也引起了社会上许多人的质疑。一个人在如此关键时刻都在撒谎，那么，他在其他事情上还有没有撒谎呢？这个问号会久远地留在人们的心里。鲁迅说得好：“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衒，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