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以学术为性命
王国维治学有的方法是具体的，按说别的学者也可以学，况且，他在文章、通信中，在讲堂上也都讲得清楚明白，但他人却并不容易学。其间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即对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和学术研究在自己生活中的地位要有一个根本性的认识，按王国维的说法：“以学术为性命。”
当王国维学习西方哲学的时候，也向西方学习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他认为：“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对当时提倡的“小说界革命”，王国维也评之为“观近数年之文学，亦不重文学自己之价值，而唯视为政治教育之手段”。他在《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一文说，综观中国哲学史，哲学家希变为政治家，诗人也常想“致君尧舜上”，这导致我国无“纯粹之哲学”。王国维希望闭门著书，不求政治、实业上的眼前之利益，而着眼于学术上的长远的利益。这是他关于学术的价值观。从这点引发开去，就要求学者悦学，即全身心沉醉于学术之中。王国维自己正是这样做的。但是，他环顾周围的学者，感到颇为不满。他说：“然吾人亦非谓今之学者，绝不悦学也。即有悦之者，亦无坚忍之志，永久之注意。若是者，其为口耳之学则可矣。若夫绵密之科学、深邃之哲学、伟大之文学，则固非此等学者所能有事也。”王国维这样竭力追求的“以学术为性命”的境界，他有时又称之为“书痴”。
以学术本身作为自己生活的目的，即并不以学术当作获利的手段。这样，学者就有一种对学术的专注精神。当他进到研究的领域，会感到得其所哉，感到不受外面的花花世界的干扰。所以，王国维认为，“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他在从日本回上海的海轮上，忍受海上颠簸，仍在考订甲骨文；在清华期间，他在研究室中孜孜以求，当时生活安定一些了，桌上、床上、椅子上都摆满了书，他仿佛生活在书的海洋之中，洋洋自得。这种专注精神是一个学者取得科学成果的重要条件。
学者“以学术为性命”，才能以科学为准绳，这要有学者个人的条件。王国维重视人格的自由，“东方之学者曰‘匹夫不可夺志’，西方之学者曰‘意志自由’”。人能完全排除外界干扰吗？其实历史事实说明是不可能的。只是一个学者抗干扰的能力有高有低，这种能力来自于学者自身的独立性格的养成。这种人格上的独立性与对学术生命的执着追求互相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王国维自身的强大动力。正是这样的动力，激发了他对学术的热情、专注和独创精神。在王国维看来，这正是时代的要求。“今日之时代，已进入研究自由之时代，而非教权专制之时代。苟儒家之说而有价值也，则因研究诸子之学而益明其无价值也，虽罢斥百家，适足滋世人之疑惑耳。”学术研究为了明是非，学者没有独立的人格，就只会对经书作偶像崇拜，这就谈不上研究了。所以他指出：“自科学上观之，则事物必尽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凡吾智不能通而吾心之所不能安者，虽圣贤言之有所不信焉。虽圣贤行之有所不慊焉。何则？圣贤所以别真伪也，真伪非由圣贤出也；所以明是非也，是非非由圣贤立也。”这几句话，是王国维自以为“藻周虑密”的话，这是中国学术摆脱宗经的束缚，崇尚科学，走向自由创造的时代的宣言书。
王国维早年信奉作家创作要有天才思想。天才创造的艺术价值是久远的。有了天才，才能从超然物外的角度看清楚世界上的万物，而不会被物质的引诱所迷惑。他希望天才的人格力量焕发出巨大的献身精神，投身于艺术创造。这样，艺术才会真正地得到发展。他接受了这些思想，并且将它们贯穿到后期的学术研究中去。这就增添了王国维在学术创造过程中的人格的光彩。正如梁启超所称赞他的：“每治一业，恒以极忠实、极敬慎之态度行之。有丝毫不自信，则不以著诸竹帛。有一语为前人所尝道者，辄弃去，惧蹈剿说之嫌以自点污。盖其治学之所根本所蕴蓄者如此，故以之治任何专门之业，无施不可，而每有所致力，未尝不深造而致其极也。”
若是仅从表面看来，王国维只是一位书斋学者，书斋外风云变幻的世界，他似乎以超然的态度处之。其实，他的内心，承受着巨大的文化的负担。他特别看重这副沉重的担子，以为它是维系着国家、民族的命脉。他说：“国家与学术为存亡。天而未厌中国也，必不亡其学术；天不欲亡中国之学术，则于学术所寄之人，必因而笃之。世变愈亟，则所以笃之者愈至。”王国维在这里郑重指出了学术为国家的命脉，他本人又是以学术为性命。对于王国维来说，这是十分庄严、崇高的追求。
§§第十三章 以身殉学术
当王国维学习西方哲学的时候，也向西方学习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他认为：“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对当时提倡的“小说界革命”，王国维也评之为“观近数年之文学，亦不重文学自己之价值，而唯视为政治教育之手段”。他在《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一文说，综观中国哲学史，哲学家希变为政治家，诗人也常想“致君尧舜上”，这导致我国无“纯粹之哲学”。王国维希望闭门著书，不求政治、实业上的眼前之利益，而着眼于学术上的长远的利益。这是他关于学术的价值观。从这点引发开去，就要求学者悦学，即全身心沉醉于学术之中。王国维自己正是这样做的。但是，他环顾周围的学者，感到颇为不满。他说：“然吾人亦非谓今之学者，绝不悦学也。即有悦之者，亦无坚忍之志，永久之注意。若是者，其为口耳之学则可矣。若夫绵密之科学、深邃之哲学、伟大之文学，则固非此等学者所能有事也。”王国维这样竭力追求的“以学术为性命”的境界，他有时又称之为“书痴”。
以学术本身作为自己生活的目的，即并不以学术当作获利的手段。这样，学者就有一种对学术的专注精神。当他进到研究的领域，会感到得其所哉，感到不受外面的花花世界的干扰。所以，王国维认为，“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他在从日本回上海的海轮上，忍受海上颠簸，仍在考订甲骨文；在清华期间，他在研究室中孜孜以求，当时生活安定一些了，桌上、床上、椅子上都摆满了书，他仿佛生活在书的海洋之中，洋洋自得。这种专注精神是一个学者取得科学成果的重要条件。
学者“以学术为性命”，才能以科学为准绳，这要有学者个人的条件。王国维重视人格的自由，“东方之学者曰‘匹夫不可夺志’，西方之学者曰‘意志自由’”。人能完全排除外界干扰吗？其实历史事实说明是不可能的。只是一个学者抗干扰的能力有高有低，这种能力来自于学者自身的独立性格的养成。这种人格上的独立性与对学术生命的执着追求互相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王国维自身的强大动力。正是这样的动力，激发了他对学术的热情、专注和独创精神。在王国维看来，这正是时代的要求。“今日之时代，已进入研究自由之时代，而非教权专制之时代。苟儒家之说而有价值也，则因研究诸子之学而益明其无价值也，虽罢斥百家，适足滋世人之疑惑耳。”学术研究为了明是非，学者没有独立的人格，就只会对经书作偶像崇拜，这就谈不上研究了。所以他指出：“自科学上观之，则事物必尽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凡吾智不能通而吾心之所不能安者，虽圣贤言之有所不信焉。虽圣贤行之有所不慊焉。何则？圣贤所以别真伪也，真伪非由圣贤出也；所以明是非也，是非非由圣贤立也。”这几句话，是王国维自以为“藻周虑密”的话，这是中国学术摆脱宗经的束缚，崇尚科学，走向自由创造的时代的宣言书。
王国维早年信奉作家创作要有天才思想。天才创造的艺术价值是久远的。有了天才，才能从超然物外的角度看清楚世界上的万物，而不会被物质的引诱所迷惑。他希望天才的人格力量焕发出巨大的献身精神，投身于艺术创造。这样，艺术才会真正地得到发展。他接受了这些思想，并且将它们贯穿到后期的学术研究中去。这就增添了王国维在学术创造过程中的人格的光彩。正如梁启超所称赞他的：“每治一业，恒以极忠实、极敬慎之态度行之。有丝毫不自信，则不以著诸竹帛。有一语为前人所尝道者，辄弃去，惧蹈剿说之嫌以自点污。盖其治学之所根本所蕴蓄者如此，故以之治任何专门之业，无施不可，而每有所致力，未尝不深造而致其极也。”
若是仅从表面看来，王国维只是一位书斋学者，书斋外风云变幻的世界，他似乎以超然的态度处之。其实，他的内心，承受着巨大的文化的负担。他特别看重这副沉重的担子，以为它是维系着国家、民族的命脉。他说：“国家与学术为存亡。天而未厌中国也，必不亡其学术；天不欲亡中国之学术，则于学术所寄之人，必因而笃之。世变愈亟，则所以笃之者愈至。”王国维在这里郑重指出了学术为国家的命脉，他本人又是以学术为性命。对于王国维来说，这是十分庄严、崇高的追求。
§§第十三章 以身殉学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