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阙疑”即“存疑”。孔子说过:“多闻阙疑。”即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王国维力行的“阙疑”的精神,主要在考据中表现突出。王国维提出:“余案阙疑之说,出于孔子,盖为一切学问言。独于小学则许叔重一用之,荀勖辈再用之,杨南仲三用之,近时吴中丞又用之,今日小学家如罗叔言参事考甲骨文字,别撰《殷墟文字待问编》一卷,亦用此法……至于他学无在而不可用此法。古经中若《易》,若《书》,其难解盖不下于古文字……余尝欲撰《尚书注》,尽阙其不可解者,而但取其可解者著之,以自附于孔氏‘阙疑’之义。”他在毛公鼎铭考释过程中,自认为有新的方法,亦即纸上的材料与出土的新材料互相参证,也提到存疑的精神:“由此而之彼,即甲以推乙,则于字之不可释,义之不可通者,必间有获焉。然后阙其不可知者,以俟后之君子,则庶乎其近之矣。”这里所说的“阙其不可知者,以俟后之君子”,是在古文字研究和古器物考订中,都应该具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阙疑”的精神是与“穿凿附会”相对立的。因为,甲骨文或其他古代文字有时不可能全认识,需要从各个方面着手去考定。王国维考定的甲骨文在数量上并不算多,但质量高。考一个字,有一个字的收获。要是不敢下结论,研究工作就很难进展;可是如果不实事求是,即使宣布考定了什么字,不久定会翻案。在当时甲骨文等古代文字刚开始研究的情况下,有的学者甚至还不承认甲骨文是一种文字,慎重从事符合当时学术发展的需要,也显然符合王国维本人的研究个性。他说:“古器文字有不可尽识者,势也。古代文字假借至多,自周至汉,音亦屡变,假借之字,不能一一求其本字。故古器文义有不可强通者,亦势也。自来释古器者,欲求无一字之不识,无一义之不通,而穿凿附会之说以生。”王国维本人,不论是写文章还是在课堂上讲课,都遵守这一原则。知道了读不通的地方,才能想办法求解,这才是学者的态度。这就是他在《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一文的开头强调的原则:“诗》、《书》为人人诵习之书,然于‘六艺’中最难读。以弟之愚,于《书》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于《诗》亦十之一二。此非独弟所不能解也,汉魏以来诸大师未尝不强为之说,然其说终不可通。以是知先儒亦不能解也。其难解之故有三:阙,一也;古语与今语不同,二也;古人颇用成语,其成语之意义与其中单语分别之意义又不同,三也。”这是根据他给北京大学学生发的研究题目写的说明,足见王国维对这个问题十分重视。
王国维与学者论学常讲阙疑的精神。他对容庚说:“如无他证,殆阙之可耳。”对马衡说:“姑从阙疑可耳。”对罗振玉说:“而以阙疑为进步第一关键。”由此可见一斑。王国维主张编甲骨文的《待问编》就是阙疑精神的体现。在科学研究中,确立疑在何处,研究如何能突破,明确了解决问题的主攻方向,十分有益。
科学研究中,有时疑难问题一时解决不了,要是老放不下,一味钻牛角尖,也收不到好的效果。所以,王国维又主张:“研究一样东西,等到感觉沉闷的时候,就应该暂时搁开,作别样的工作,等到过一些时,再拿起来去作,那时就可以得到一种新见解,新发明。否则单调的往一条路上走去,就会钻牛角尖里去,永远钻不出来的。”这样阙疑的精神,能使研究者明确目标,调动自己潜意识中的潜在能力,一旦在新材料或新方法启发下,就会有豁然开朗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