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评传

第二节 重视发现新材料，由此研究新学问

　　20世纪初，学者常常尽力介绍西方学说，并以此为新学问。王国维却认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这是历史已经证明的事。重视新的材料，本来是当时新派学者首先关心的事。王国维大胆地判定：“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见时代”，这是有远见卓识的结论。发现的材料，或者说有理论意义的新材料，可以形成新学问的，王国维举出：（1）殷墟甲骨文字，（2）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3）敦煌遗书，（4）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5）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此外，中国古金石、古器物、书籍的发现，其理论上的意义决不低于上述各项，只是比较零星。这些材料发现之后，王国维曾经全力投入了独立的研究，以后发展为举世瞩目的甲骨学、敦煌学、简牍学。王国维在这些领域的研究，开拓并建设了有关的学科领域，取得了学术上的领先地位。他提出的中国境内古今民族关系史的研究，是他最后全力进行的研究领域。他对金石学、版本学的研究也取得了开创性的成绩，有自己独立的研究方法。一个学者要把握好学术发展的趋向，认清自己时代学术发展的途径。王国维认为“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现时代”，并预见学术史学科的发展常得益于新材料的发现；这个预见，使他对自己的学术研究方向有英明的选择，成为他取得成就的重要因缘。王国维是一介穷书生，他本人并不拥有这些稀世珍宝；但是，他努力去掌握这些材料，他与罗振玉合作之重要原因就是看到一些第一手材料，他又利用日本学者赴欧洲考察的机会，看到了一些敦煌文献的照片，他直接与伯希和联系，取得一些在巴黎、伦敦收藏的材料。一般认为，这些原来的材料拥有者当然比王国维具有研究方面的优势，何况，他们都是著名学者，都是这个领域的著名专家才去主动搜集的。实际上，如果论编辑出版这些历史资料，王国维确实不具备优势，显然，他既不拥有第一手资料，又无出版书籍的财力。然而，他用自己研究上的努力，发挥了自己的优势。他用对中国文化史的整体把握来处理这些材料，创立新的学科。

　　王国维尤其主张青年学生去研究这些新发现的学问。他到清华学校任职后第一次发表群众性的演讲就是《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演讲结束时号召说：“此等发现物，合世界学者之全力研究之，其所阐发尚未及其半，况后此之发现亦正自无穷，此不能不有待少年之努力也。”

　　从实际材料出发，以事实作基础提升出理论，这是王国维自觉遵循的方法。他在与一位日本年轻学者讨论时指出：“吾侪前后所论亦多涉理论，此事惟当以事实决之。《诗》、《书》、《周礼》三经与《左传》、《国语》有裸字无灌字，事实也；裸，《周礼》故书作果，事实也；裸从果声与灌从雚声，部类不同，事实也；《周礼》诸书，裸字兼用于神人，事实也；大宗伯以肆献祼为序，与司尊彝之先祼尊，而后朝献、再献之尊，亦皆事实而互相异者也。吾侪当以事实决事实，而不当以后世之理论决事实，此又今日为学者之所当然也。”

　　重视新材料之发现，意味着要不断推进学术的进步。历史遗留下来的材料不可都去“怀疑”，也不可“全信”，要用新发现的材料去对比参照。对新发现的材料，比如甲骨文、汉简，如果不用已有的文献帮助去理解它，也会有不少缺陷。他提出“二重证据法”，关键之点是重实际材料，既重视已有的文献，又重视新发现的材料。孤立的材料，常常只是孤证，很难立即发挥出效益，互相联系起来才能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在当时，重视新出土的材料的，常常被认为是新派学者，新派学者必然又怀疑旧的文献。而当时不少传统的学者，不承认新出土的材料，只泥于古代经典。王国维不论对古代的材料，还是对新出土的材料，都抱着研究的态度。他在《殷墟文字类编序》中指出：“不屈旧以就新，亦不绌新以从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