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学术上的微观研究与整体视野
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王国维是具有开创性的学术大师。他开拓了众多的学科，并在这些学科中都站到了理论的前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他的开创性，特别表现在他能自觉地探索新的科学的研究方法。关于王国维的学术内容及研究方法，陈寅恪指出：“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凡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夷狁考》等是也。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凡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等是也。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等是也。”陈寅恪的这个意见，是将王国维的研究内容与方法结合起来加以考查的，重点在于说明他的研究方法与别人的不同处。正因为有了这种研究方法上的特点，才带来王国维研究上的成功。
在清华研究院的导师中，王国维与梁启超都以史学见长。梁启超的著作以建立一个体系而见长。大家都认为王国维的学问大，但是，他的《观堂集林》并不以建成某一方面的体系为目的。论者常以两个人的性格作比较，梁启超性格外向，每逢集会，讲话也多。王国维性格内向，似不重于构建理论体系。这也许是一个有益的见解。然而，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都是有系统的。王国维早年就指出：“凡学问之事，具可称科学以上者，必不可无系统。系统者何？立一系以分类是已。分类之法以系统而异”。
王国维的微观研究，往往将注意力集中于考察个别的历史人物、个别的古代器物、几条独立的历史材料。他分析具体材料精细入微，包融了自身深切的体验。应该说，文化史的研究，在一个大变动时期，需要从微观研究入手，开始积累具体的材料。王国维本人的学术个性倾向于从具体的角度去观察、研究局部的细节，考察得细致、准确、富于才气。这类研究的意义，正如他自己指出的：“夫天下之事物，非由全不足以知曲，非致曲不足以知全，虽一物之解释，一事之决断，非深知宇宙、人生之真相者，不能为也。而欲知宇宙、人生者，虽宇宙中之一现象，历史上之一事实，亦未始无所贡献。故深湛幽渺之思，学者有所不避焉；迂远繁琐之讥，学者有所不辞焉。事物无大小，无远近，苟思之得其真，纪之得其实，极其会归，皆有裨于人类之生存福祉。己不竟其绪，他人当能竟之；今不获其用，后世当能用之。此非苟且玩愒之徒所与知也！”这里，王国维肯定了微观研究的作用。读王国维的文章，常常折服于他的新的发现、新的材料，决无空疏浮泛之病，这得益于微观研究的成功。王国维这样治学，诚然是受乾嘉学派的启发，更是他对治学的切身体验：如果要建设新的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应该从清理历史材料做起，应该从发现新的材料做起，应该从积累材料做起。在学术上，他决不去提一个口号，搞一个运动，做取得“轰动效应”之类的事。
王国维长于考据，然而他与清代考据学者陷于“一字之微”是根本不同的。他研究学问并不陷于孤证，因为他的历史观念是新的、发展的观念。他在《译本〈琵琶记〉序》中指出：“欲知古人，必先论其世；欲知后代，必先求诸古；欲知一国之文学，非知其国古今之情状、学术不可也。”日本学者译中国戏曲，他写序指出这个道理，当时很有针对性的。因为，欧洲人已有多位汉学家译中国古代戏剧作品。有的译元剧只译出“科白而已”，他们甚至认为，“元剧之曲，但以声为主，而不以义为重”。这样的做法，王国维评之曰：“夫以元剧之精髓，全在曲辞；以科白取元剧，其智去买椟还珠者有几？”这样的情形不是归罪于个别译者，而是说明文化传播中的一个道理，要在历史发展中考察事物，在事物的具体环境中去理解事物。
王国维治元史，就十分注意蒙古人特殊的风俗习惯。比如，王国维研究汉族边防原先用过“界壕”，“界壕者掘地为沟堑，以限戎马之足”。可是北方风沙甚大，界壕很容易被填平；况且，用人力填壕，也比较容易。相比之下，筑城可以据以防守。所以，因收效不大，界壕没有能推行。他的研究成果，由于有微观研究作基础，文字扎实，有自己的发现，读起来使人有厚积薄发之感。
王国维的微观研究又善于与整体的学术背景相联系。比如他研究一段历史，总是注意重点解剖几个人物。对具体人物的研究与整个历史过程相比较，是对具体问题的剖析。但是，就重点人物研究来说，他却注意到研究的整体性，他好作年谱，比如《太史公年谱》、《耶律文正公年谱》、《清真先生遗事》等，注意人物与周围世界的联系，知人论世。他自己说：“其于诗也，有谱有笺。谱也者，所以论古人之世也；笺也者，所以逆古人之志也。”
要是没有一个整体视野，微观研究的成果就容易显得散漫，犹如断了线的一串珍珠。读王国维的《观堂集林》，确有一种整体感，文章之间有内在的脉络相联系。
在清华研究院的导师中，王国维与梁启超都以史学见长。梁启超的著作以建立一个体系而见长。大家都认为王国维的学问大，但是，他的《观堂集林》并不以建成某一方面的体系为目的。论者常以两个人的性格作比较，梁启超性格外向，每逢集会，讲话也多。王国维性格内向，似不重于构建理论体系。这也许是一个有益的见解。然而，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都是有系统的。王国维早年就指出：“凡学问之事，具可称科学以上者，必不可无系统。系统者何？立一系以分类是已。分类之法以系统而异”。
王国维的微观研究，往往将注意力集中于考察个别的历史人物、个别的古代器物、几条独立的历史材料。他分析具体材料精细入微，包融了自身深切的体验。应该说，文化史的研究，在一个大变动时期，需要从微观研究入手，开始积累具体的材料。王国维本人的学术个性倾向于从具体的角度去观察、研究局部的细节，考察得细致、准确、富于才气。这类研究的意义，正如他自己指出的：“夫天下之事物，非由全不足以知曲，非致曲不足以知全，虽一物之解释，一事之决断，非深知宇宙、人生之真相者，不能为也。而欲知宇宙、人生者，虽宇宙中之一现象，历史上之一事实，亦未始无所贡献。故深湛幽渺之思，学者有所不避焉；迂远繁琐之讥，学者有所不辞焉。事物无大小，无远近，苟思之得其真，纪之得其实，极其会归，皆有裨于人类之生存福祉。己不竟其绪，他人当能竟之；今不获其用，后世当能用之。此非苟且玩愒之徒所与知也！”这里，王国维肯定了微观研究的作用。读王国维的文章，常常折服于他的新的发现、新的材料，决无空疏浮泛之病，这得益于微观研究的成功。王国维这样治学，诚然是受乾嘉学派的启发，更是他对治学的切身体验：如果要建设新的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应该从清理历史材料做起，应该从发现新的材料做起，应该从积累材料做起。在学术上，他决不去提一个口号，搞一个运动，做取得“轰动效应”之类的事。
王国维长于考据，然而他与清代考据学者陷于“一字之微”是根本不同的。他研究学问并不陷于孤证，因为他的历史观念是新的、发展的观念。他在《译本〈琵琶记〉序》中指出：“欲知古人，必先论其世；欲知后代，必先求诸古；欲知一国之文学，非知其国古今之情状、学术不可也。”日本学者译中国戏曲，他写序指出这个道理，当时很有针对性的。因为，欧洲人已有多位汉学家译中国古代戏剧作品。有的译元剧只译出“科白而已”，他们甚至认为，“元剧之曲，但以声为主，而不以义为重”。这样的做法，王国维评之曰：“夫以元剧之精髓，全在曲辞；以科白取元剧，其智去买椟还珠者有几？”这样的情形不是归罪于个别译者，而是说明文化传播中的一个道理，要在历史发展中考察事物，在事物的具体环境中去理解事物。
王国维治元史，就十分注意蒙古人特殊的风俗习惯。比如，王国维研究汉族边防原先用过“界壕”，“界壕者掘地为沟堑，以限戎马之足”。可是北方风沙甚大，界壕很容易被填平；况且，用人力填壕，也比较容易。相比之下，筑城可以据以防守。所以，因收效不大，界壕没有能推行。他的研究成果，由于有微观研究作基础，文字扎实，有自己的发现，读起来使人有厚积薄发之感。
王国维的微观研究又善于与整体的学术背景相联系。比如他研究一段历史，总是注意重点解剖几个人物。对具体人物的研究与整个历史过程相比较，是对具体问题的剖析。但是，就重点人物研究来说，他却注意到研究的整体性，他好作年谱，比如《太史公年谱》、《耶律文正公年谱》、《清真先生遗事》等，注意人物与周围世界的联系，知人论世。他自己说：“其于诗也，有谱有笺。谱也者，所以论古人之世也；笺也者，所以逆古人之志也。”
要是没有一个整体视野，微观研究的成果就容易显得散漫，犹如断了线的一串珍珠。读王国维的《观堂集林》，确有一种整体感，文章之间有内在的脉络相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