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蒙古史、元史研究
王国维一生最后两年多的时间里，主要研究蒙古史、元史。这项研究刚取得了一批阶段性的成果，他就悄然离开了人世。其实，王国维这项研究不但已有的成果颇为重要；而且他的研究方法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应该更为人们所注意。
新材料的发现，常常能推动有关学科的新的突破。王国维据此研究了甲骨文、简牍、敦煌文献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广泛地、综合地利用已发现的历史材料，发挥多种学科协同研究的优势，比如宋元戏曲、西北地理、殷周史、民族交往史、音韵学、文字学等学科知识，去加深对蒙古史的研究，这是新的创造。王国维的时代，研究西北地理、文史的学者不少，沈曾植、柯劭忞就是元史专家，柯劭忞是《新元史》的作者。元代的统治者建立了横跨欧亚的大帝国，西方学者也十分注意研究。中国有史学的深厚的传统，但明代修的《元史》，比起各部断代史来说，比较不被人满意。修史者宋濂虽然是一位著名学者，但是，他撰写《元史》，是放在二十四史这个大的框架中加以论述的。对于一个明代学者来说，是要为元朝异族统治者立传，虽然要强调秉笔直书的史识，但要突破中国皇朝的正统观念，太困难了。况且汉族学者对元代统治者的风俗、语言、制度都不熟悉，元代的活动范围广，超越了历来汉族统治者的范围。
1915年3月的《鬼方昆夷狁考》利用地下出土的金文和古籍中的材料互相参证，考证先秦时代北方游牧民族活动的情况。王国维这篇文章抓住了这个游牧民族的特点。“时入侵暴中国，其俗尚武力而文化之度不及诸夏远甚，又本无文字或虽有而不与中国同，是以中国之称之也。随世异名，因地殊号，至于后世或且以丑名加之。”王国维得出的结论：周以前的鬼方即司马迁写《史记》时的匈奴。这个结论的得出，运用了音韵学的知识。
1915年8月写《胡服考》。据《史记》“赵武灵王十九年初胡服”，定“胡服之入中国始于赵武灵王”。外族服装进入中国，在互相交流中不断改进，王国维细考冠、带、履、丧服，并细分天子之戎服、武臣之朝服、天子田猎豫游之服、皇太子侍从田狩之服、上下公服、武官侍从之服、日常之服、寻常公事之服等等。王国维在手稿上还画了好几幅胡服的“上褶下袴”的图样。各民族间的文化都是互相交流的，胡服影响汉族就是一个例证。王国维得出结论说：“此服通行于中国者千有余年，而沈约乃谓袴褶之服，不详所起。沈括知其为胡服，而又以为始于北齐，后人亦无考其源流及制度者，故备著之。”
《胡服考》考服饰文化，四年以后作《西胡考》、《西胡续考》，则考匈奴的民族史。王国维认为，匈奴即西域胡人，属印欧语系的白种人，身体形态特征是高鼻、深目、多须。王国维认为，西胡是针对东胡、匈奴说的。在古代，丝绸之路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华人习惯上称为“西域”，实际有不同国家、民族。王国维指出：“西域诸国自六朝人言之，则梵亦为胡，自唐人言之，则除梵皆胡，断可识矣。”这个判断是正确的。王国维进一步指出胡人在形态上的特征：“其人皆深目多须髯”，“自唐以来皆呼多须或深目高鼻者为胡或胡子，此二语至今犹存。世人呼须及多须之人皆曰胡子，俗又制鬍字以代之”。西域本有不少民族，王国维据“杂胡”语，认为属于不同的胡；而古之匈奴即胡。这几篇论文近人有不同见解，指出匈奴属于阿尔泰语系的黄种人。王国维这几篇论文在史料的处理上能将地下材料与古籍互相参证，很有收获。但是，这是中国古代人记的别的民族的史料，其他民族的眼光，不确之处，实属难免。王国维有现代的自觉的学科意识，当他进入民族学的范围内进行研究时，实地的考察就显得不足了。运用他民族的书面材料，考定一个民族的民族史也难免有局限。尽管如此，他从民族史的角度去深入研究蒙古史，比只从中国正统史学的断代史的角度研究元史确有很大的进步了。
王国维从考订蒙古史、元史的著作着手，以第一手材料为据，进行新的考证。蒙古史料由于语言不同、文化迥异常有不精确处，王国维作出了精辟的考订，至今还有理论价值。1926年5月完成《蒙古史料校注四种》，内含《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圣武亲征录校注》、《蒙鞑备录笺证》、《黑鞑事略笺证》，于1926年8月作为“清华研究院丛书”第一种刊行。《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是李志常记长春真人邱处机从山东出发前往西域、又从西域返回燕京的历程。书中记述地理环境、生活习俗，皆为第一手材料。《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手稿上注：“乙丑四月十九日写起，凡十日而毕。观堂。”王国维从1925年春开始钻研这部著作，有体会就批在书上，特别对地理、人物有不少新的见解，经过一年努力，积累了不少材料，又花去一个月的精力整理而成。1926年夏写了《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序》。该书记蒙古人的生活习俗：“从此以西渐有山阜，人烟颇众，亦皆以黑车白帐为家，其俗牧且猎，衣以韦毳，食以肉酪。男子结发垂两耳。妇人冠以桦皮，高二尺许，往往以皂褐笼之。富者以红绡其末，如鹅鸭，名曰故故大，忌人触，出入庐帐须低徊。”
《圣武亲征录校注》一书，乾隆时修《四库全书》时以其译语互异，语言诲涩，仅存目。道光以后，治辽金元史及西北地理成为显学，这部书又重新为学界重视。1926年4月王国维完成了校注，并作了序。这本书是记载成吉思汗活动的重要史料。王国维用多种版本加以校定，参看了有关元史的大量史籍，使之成为一本可读可信的重要史料。
《蒙鞑备录笺证》、《黑鞑事略笺证》是研究早期蒙古族史的重要史料。《蒙鞑备录笺证》称：“鞑靼之人皆勇悍善战。近汉地者谓之熟鞑靼，能种秫穄，以平底瓦釜煮而食之；远者谓之生鞑靼，无器甲，矢用骨镞而已。所谓生鞑靼者，又有白黑之别。”其记述“粮食”云：“鞑人地饶水草，宜羊马。其为生涯，只是饮马乳以塞饥渴。凡一牝马之乳，可饱三人。出入只饮马乳或宰羊为粮。故彼国中有一马者，必有六七羊，谓如有百马者，必有六七百羊群也。如出征于中国，食羊尽，则射兔、鹿、野豕为食。故屯数十万之师，不举烟火。”农业社会中的汉族，有“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口头语。这与蒙族的习惯确实大相径庭。记其饮酒之风俗：“每饮酒，其俗邻坐互相尝换。若以一手执杯，是令我尝一口，彼方敢饮。若以两手执杯，乃彼与我换杯。我当尽饮彼酒，却酌酒以酬之，以此易醉。凡见外客，醉中喧闹失礼，或吐或卧，则大喜曰：客醉则与我一心无异也。”
《黑鞑事略笺证》，王国维于1926年初有跋语说：“蒙古开创时史料最少，此书所贡献当不在《秘史》、《亲征录》之下也。”王国维的笺注，材料丰富、精确，迄今为止仍然是该领域最好的注本。
王国维关于“乣”和“乣军”的考证，有重要的意义。清初邵远军《续弘简录》很早就谈到“乣军”问题，他指出：“乣音查，谓辽东军，统辖二十五部族。”王国维1927年2月写的《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研究了这个问题。那时，好几位日本学者提出辽金史中的“乣军”问题，正好藤田博士代表日本《史学杂志》约稿，王国维就将此文寄去。王国维经过周密考订后指出：“乣军”当合于下列三种条件：“一）是与契丹、女真鼎立之部族或军队；（二）金之边兵而曾与于宣德居庸间之战事者；（三）此部族或军队中兼有契丹人及塔塔儿人是也。”
王国维在《致藤田》第二封信中指出：“辽金元三史中之糺字绝非误字，其或作乣者，乃糺字之省。其音当读居黝反，其或与主、竹、敌、迪等字相通用者，乃其讹变之音。”这是王国维根据历史材料作的分析。这在当时，引起了相当的注意。“乣”乃“糺”之省略，现在已有证明。呼和浩特市万部华严塔中发现金代石碑上就有“乣”字。现代学者蔡美彪提出过令人重视的见解。他在《乣与乣军的演变》一文中主张，乣是契丹、女真和蒙古语中的一个专用词语，汉文献中的乣是它的译名，音札。基本意思是杂类。
《耶律文正公年谱》及余记，最终定稿为1925年7月。《年谱》手稿上有“乙丑六月草创”。谱主耶律楚材历来为汉族士大夫所赞颂。他是促进蒙古统治集团在汉族地区的政策发生积极变化的一位关键性人物。耶律楚材早年学儒家经典，以后又师从万松老人学禅学，修养颇深。元代统治者起初曾想将汉地都改为牧场，耶律楚材力谏，才使统治集团改换了政策。此外，在减少杀戮、减少税收、录用良才、使百姓休养生息诸方面，耶律楚材都起了积极的作用。比如，耶律楚材用课税法使百姓有收益的机会，得到成功。年谱说：“帝笑谓公曰：‘汝不去朕左右而能使国用充足，南国之臣复有如卿者乎？’对曰：‘在彼者皆贤于臣，臣不才故留燕为陛下用。’帝嘉其谦，赐之酒，即日拜中书令。”
《耶律文正公年谱余记》是据文献材料，特别是元遗山所提文献神道碑，对耶律楚材作总括性的论述。王国维对耶律楚材的思想作如下评述：“文正师事万松老人称嗣法弟子，从源其于禅学所得最深。然其所用以佐蒙古安天下者皆儒术也。公对儒者则唱以儒治国、以佛治心之说。而寄万松老人书则又自谓此语为行权。予谓致万松一书，亦未始非公之行权也。公虽洞达佛理，而其性格则与儒家近，其毅然以天下生民为己任，古之士大夫学佛者绝未见有此种气象。古所谓墨名而儒行者，公之谓欤。”王国维分析了耶律楚材深得太宗信任，领中书省十四年，“君臣无丝毫之隙”，其原因很多，其中得益于太宗的医生郑景贤的帮助。王国维从耶律楚材与郑景贤的七十五首唱和诗中就悟出其中信息。元军占领中原时，凡攻城一遭抗拒者，即屠城。由于耶律楚材力争才使汴京未遭屠城之祸。这些结果的取得，当是郑景贤“平日维特调护于君臣之间，使太宗任公而不领。公得行其志而无所屈者，亦由景贤之力，不幸而史失其名，然其安天下救生民之功，固不在公下。”这显然是传闻。耶律楚材能起一定作用，主要是十年从军的代价换来的。
王国维又在这篇文章中评论元遗山是值得注意的。元遗山是金遗民，“金元后，上耶律中书推荐士至数十人，昔人恒以为诟病”。然王国维却认为，当时在蒙古人统治下，这些人如衣食无着必冻馁而死。况且，耶律楚材也正是用人之际，这些人如得其发挥，有益于天下。所以，对元遗山不像伯夷、叔齐那样“不食周粟”而亡，王国维却是加以肯定的。其实元遗山本人并未出仕新朝。王国维指出：“遗山此书诚仁人之用心，是知论人者不可不论其世也。”这几句话，可以看出王国维在1926年时的心境。
1927年上半年，王国维加紧蒙古史的研究，许多重要论文，可以说是在这期间赶着写成、定稿的。举其大要：《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1927年2月5日）
《金界壕考》（1927年3月）
《萌古考》（1927年5月8日）系订正旧作《辽金时蒙古考》，《鞑靼考》（1927年5月14日）系增补改定稿，又补上序。
《黑车子室韦考》（1927年5月）写定。
从以上文章来看，可以说他进入了研究蒙古史、元史的丰收期。1926年秋间，王国维有“长子之丧，心绪恶劣”，然而，他在拼命工作。在学术上不断有新的发现。他在致神田喜一郎信中说：“蒙鞑备录》与《黑鞑事略》两笺，近来增补甚多，《辽金时蒙古考》亦须改作，亦深悔当时出版之早。然非有此蓝本，亦未必努力改定也。”《黑车子室韦考》、《鞑靼考》、《萌古考》手稿上有“丁卯四月写定”。这份稿子改了四次，最后抄清，文末署“丁卯四月八日重改正，清写。观翁”。
《鞑靼考》一文后面附有《鞑靼年表》，从唐咸通九年至宋嘉乐四年，将鞑靼活动情况一一排出，这样考鞑靼就是从历史发展中加以考察了。王国维从出土唐代碑文中见到“三十姓鞑靼”“九姓鞑靼”的说法，“正史中至《明史》始复有《鞑靼传》，而《明史》之《鞑靼传》实《蒙古传》也”。于是，他自己便问：辽、金时期的鞑靼到哪里去了？他自己回答说：“以余之所见，则唐宋间之鞑靼，在辽为阻卜，在金为阻镤，在蒙古之初为塔塔儿。其漠南之汪古部当时号为白达达者，亦其遗种也。”于是，他证之于史书，考之于地理，又从民族心理上加以论证：“蒙古人本非鞑靼，而汉人与南人辄以此名呼之，固为蒙古人所不喜。且元末修史之汉臣已不复知鞑靼与蒙古之别，而辽金史料中所记鞑靼事，非朝贡，即寇叛，彼盖误以蒙古之先朝贡于辽金也。虑其有损国体，故讳之尤深。”从历史记载上说，《汉书·西域记》“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可能是匈奴之自称；“匈奴”这两个汉字，可能是汉人称他们的名字，因为匈奴两音之急读合成胡。王国维所说的“西胡”，大多有固定住所，城郭俨然，显然与游牧民族不同；这里的含义，显然有他们在历史上与胡的势力有联系，在军事上臣服匈奴的意思。
《萌古考》是王国维刚开始研究蒙古史时，1925年12月写成的《辽金时蒙古考》改写定的。这是研究早期蒙古史的著作，即研究成吉思汗建帝国以前的蒙古史的著作。王国维说：“知元人讳言其祖与讳言鞑靼同，乃就书传所记蒙古上世事实汇而考之，署曰《萌古考》。一年以来，频有增益，既别成《南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又就前考稍有补正，因并写为此篇。”他考定蒙古族住地“在额尔古讷河、敖嫩河流域”。这为大多数史家所公认。王国维进一步论及汉语史籍中“蒙古”有不少不同译法，比如萌古子、蒙古斯、蒙兀、萌古、蒙古里等。由此看来，中国古籍中有大量蒙古史料，不断加以收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当然，王国维在蒙古史方面所作出的大量基础性的工作，显示出他有宏大的理论目标。他写出的专题性文章，有扎实的材料作基础，有很大的开拓性。但是，与他最后的理论目标相比较，这项研究正在开花结果期却夭折了。
§§第十二章 学术研究的方法
新材料的发现，常常能推动有关学科的新的突破。王国维据此研究了甲骨文、简牍、敦煌文献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广泛地、综合地利用已发现的历史材料，发挥多种学科协同研究的优势，比如宋元戏曲、西北地理、殷周史、民族交往史、音韵学、文字学等学科知识，去加深对蒙古史的研究，这是新的创造。王国维的时代，研究西北地理、文史的学者不少，沈曾植、柯劭忞就是元史专家，柯劭忞是《新元史》的作者。元代的统治者建立了横跨欧亚的大帝国，西方学者也十分注意研究。中国有史学的深厚的传统，但明代修的《元史》，比起各部断代史来说，比较不被人满意。修史者宋濂虽然是一位著名学者，但是，他撰写《元史》，是放在二十四史这个大的框架中加以论述的。对于一个明代学者来说，是要为元朝异族统治者立传，虽然要强调秉笔直书的史识，但要突破中国皇朝的正统观念，太困难了。况且汉族学者对元代统治者的风俗、语言、制度都不熟悉，元代的活动范围广，超越了历来汉族统治者的范围。
1915年3月的《鬼方昆夷狁考》利用地下出土的金文和古籍中的材料互相参证，考证先秦时代北方游牧民族活动的情况。王国维这篇文章抓住了这个游牧民族的特点。“时入侵暴中国，其俗尚武力而文化之度不及诸夏远甚，又本无文字或虽有而不与中国同，是以中国之称之也。随世异名，因地殊号，至于后世或且以丑名加之。”王国维得出的结论：周以前的鬼方即司马迁写《史记》时的匈奴。这个结论的得出，运用了音韵学的知识。
1915年8月写《胡服考》。据《史记》“赵武灵王十九年初胡服”，定“胡服之入中国始于赵武灵王”。外族服装进入中国，在互相交流中不断改进，王国维细考冠、带、履、丧服，并细分天子之戎服、武臣之朝服、天子田猎豫游之服、皇太子侍从田狩之服、上下公服、武官侍从之服、日常之服、寻常公事之服等等。王国维在手稿上还画了好几幅胡服的“上褶下袴”的图样。各民族间的文化都是互相交流的，胡服影响汉族就是一个例证。王国维得出结论说：“此服通行于中国者千有余年，而沈约乃谓袴褶之服，不详所起。沈括知其为胡服，而又以为始于北齐，后人亦无考其源流及制度者，故备著之。”
《胡服考》考服饰文化，四年以后作《西胡考》、《西胡续考》，则考匈奴的民族史。王国维认为，匈奴即西域胡人，属印欧语系的白种人，身体形态特征是高鼻、深目、多须。王国维认为，西胡是针对东胡、匈奴说的。在古代，丝绸之路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华人习惯上称为“西域”，实际有不同国家、民族。王国维指出：“西域诸国自六朝人言之，则梵亦为胡，自唐人言之，则除梵皆胡，断可识矣。”这个判断是正确的。王国维进一步指出胡人在形态上的特征：“其人皆深目多须髯”，“自唐以来皆呼多须或深目高鼻者为胡或胡子，此二语至今犹存。世人呼须及多须之人皆曰胡子，俗又制鬍字以代之”。西域本有不少民族，王国维据“杂胡”语，认为属于不同的胡；而古之匈奴即胡。这几篇论文近人有不同见解，指出匈奴属于阿尔泰语系的黄种人。王国维这几篇论文在史料的处理上能将地下材料与古籍互相参证，很有收获。但是，这是中国古代人记的别的民族的史料，其他民族的眼光，不确之处，实属难免。王国维有现代的自觉的学科意识，当他进入民族学的范围内进行研究时，实地的考察就显得不足了。运用他民族的书面材料，考定一个民族的民族史也难免有局限。尽管如此，他从民族史的角度去深入研究蒙古史，比只从中国正统史学的断代史的角度研究元史确有很大的进步了。
王国维从考订蒙古史、元史的著作着手，以第一手材料为据，进行新的考证。蒙古史料由于语言不同、文化迥异常有不精确处，王国维作出了精辟的考订，至今还有理论价值。1926年5月完成《蒙古史料校注四种》，内含《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圣武亲征录校注》、《蒙鞑备录笺证》、《黑鞑事略笺证》，于1926年8月作为“清华研究院丛书”第一种刊行。《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是李志常记长春真人邱处机从山东出发前往西域、又从西域返回燕京的历程。书中记述地理环境、生活习俗，皆为第一手材料。《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手稿上注：“乙丑四月十九日写起，凡十日而毕。观堂。”王国维从1925年春开始钻研这部著作，有体会就批在书上，特别对地理、人物有不少新的见解，经过一年努力，积累了不少材料，又花去一个月的精力整理而成。1926年夏写了《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序》。该书记蒙古人的生活习俗：“从此以西渐有山阜，人烟颇众，亦皆以黑车白帐为家，其俗牧且猎，衣以韦毳，食以肉酪。男子结发垂两耳。妇人冠以桦皮，高二尺许，往往以皂褐笼之。富者以红绡其末，如鹅鸭，名曰故故大，忌人触，出入庐帐须低徊。”
《圣武亲征录校注》一书，乾隆时修《四库全书》时以其译语互异，语言诲涩，仅存目。道光以后，治辽金元史及西北地理成为显学，这部书又重新为学界重视。1926年4月王国维完成了校注，并作了序。这本书是记载成吉思汗活动的重要史料。王国维用多种版本加以校定，参看了有关元史的大量史籍，使之成为一本可读可信的重要史料。
《蒙鞑备录笺证》、《黑鞑事略笺证》是研究早期蒙古族史的重要史料。《蒙鞑备录笺证》称：“鞑靼之人皆勇悍善战。近汉地者谓之熟鞑靼，能种秫穄，以平底瓦釜煮而食之；远者谓之生鞑靼，无器甲，矢用骨镞而已。所谓生鞑靼者，又有白黑之别。”其记述“粮食”云：“鞑人地饶水草，宜羊马。其为生涯，只是饮马乳以塞饥渴。凡一牝马之乳，可饱三人。出入只饮马乳或宰羊为粮。故彼国中有一马者，必有六七羊，谓如有百马者，必有六七百羊群也。如出征于中国，食羊尽，则射兔、鹿、野豕为食。故屯数十万之师，不举烟火。”农业社会中的汉族，有“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口头语。这与蒙族的习惯确实大相径庭。记其饮酒之风俗：“每饮酒，其俗邻坐互相尝换。若以一手执杯，是令我尝一口，彼方敢饮。若以两手执杯，乃彼与我换杯。我当尽饮彼酒，却酌酒以酬之，以此易醉。凡见外客，醉中喧闹失礼，或吐或卧，则大喜曰：客醉则与我一心无异也。”
《黑鞑事略笺证》，王国维于1926年初有跋语说：“蒙古开创时史料最少，此书所贡献当不在《秘史》、《亲征录》之下也。”王国维的笺注，材料丰富、精确，迄今为止仍然是该领域最好的注本。
王国维关于“乣”和“乣军”的考证，有重要的意义。清初邵远军《续弘简录》很早就谈到“乣军”问题，他指出：“乣音查，谓辽东军，统辖二十五部族。”王国维1927年2月写的《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研究了这个问题。那时，好几位日本学者提出辽金史中的“乣军”问题，正好藤田博士代表日本《史学杂志》约稿，王国维就将此文寄去。王国维经过周密考订后指出：“乣军”当合于下列三种条件：“一）是与契丹、女真鼎立之部族或军队；（二）金之边兵而曾与于宣德居庸间之战事者；（三）此部族或军队中兼有契丹人及塔塔儿人是也。”
王国维在《致藤田》第二封信中指出：“辽金元三史中之糺字绝非误字，其或作乣者，乃糺字之省。其音当读居黝反，其或与主、竹、敌、迪等字相通用者，乃其讹变之音。”这是王国维根据历史材料作的分析。这在当时，引起了相当的注意。“乣”乃“糺”之省略，现在已有证明。呼和浩特市万部华严塔中发现金代石碑上就有“乣”字。现代学者蔡美彪提出过令人重视的见解。他在《乣与乣军的演变》一文中主张，乣是契丹、女真和蒙古语中的一个专用词语，汉文献中的乣是它的译名，音札。基本意思是杂类。
《耶律文正公年谱》及余记，最终定稿为1925年7月。《年谱》手稿上有“乙丑六月草创”。谱主耶律楚材历来为汉族士大夫所赞颂。他是促进蒙古统治集团在汉族地区的政策发生积极变化的一位关键性人物。耶律楚材早年学儒家经典，以后又师从万松老人学禅学，修养颇深。元代统治者起初曾想将汉地都改为牧场，耶律楚材力谏，才使统治集团改换了政策。此外，在减少杀戮、减少税收、录用良才、使百姓休养生息诸方面，耶律楚材都起了积极的作用。比如，耶律楚材用课税法使百姓有收益的机会，得到成功。年谱说：“帝笑谓公曰：‘汝不去朕左右而能使国用充足，南国之臣复有如卿者乎？’对曰：‘在彼者皆贤于臣，臣不才故留燕为陛下用。’帝嘉其谦，赐之酒，即日拜中书令。”
《耶律文正公年谱余记》是据文献材料，特别是元遗山所提文献神道碑，对耶律楚材作总括性的论述。王国维对耶律楚材的思想作如下评述：“文正师事万松老人称嗣法弟子，从源其于禅学所得最深。然其所用以佐蒙古安天下者皆儒术也。公对儒者则唱以儒治国、以佛治心之说。而寄万松老人书则又自谓此语为行权。予谓致万松一书，亦未始非公之行权也。公虽洞达佛理，而其性格则与儒家近，其毅然以天下生民为己任，古之士大夫学佛者绝未见有此种气象。古所谓墨名而儒行者，公之谓欤。”王国维分析了耶律楚材深得太宗信任，领中书省十四年，“君臣无丝毫之隙”，其原因很多，其中得益于太宗的医生郑景贤的帮助。王国维从耶律楚材与郑景贤的七十五首唱和诗中就悟出其中信息。元军占领中原时，凡攻城一遭抗拒者，即屠城。由于耶律楚材力争才使汴京未遭屠城之祸。这些结果的取得，当是郑景贤“平日维特调护于君臣之间，使太宗任公而不领。公得行其志而无所屈者，亦由景贤之力，不幸而史失其名，然其安天下救生民之功，固不在公下。”这显然是传闻。耶律楚材能起一定作用，主要是十年从军的代价换来的。
王国维又在这篇文章中评论元遗山是值得注意的。元遗山是金遗民，“金元后，上耶律中书推荐士至数十人，昔人恒以为诟病”。然王国维却认为，当时在蒙古人统治下，这些人如衣食无着必冻馁而死。况且，耶律楚材也正是用人之际，这些人如得其发挥，有益于天下。所以，对元遗山不像伯夷、叔齐那样“不食周粟”而亡，王国维却是加以肯定的。其实元遗山本人并未出仕新朝。王国维指出：“遗山此书诚仁人之用心，是知论人者不可不论其世也。”这几句话，可以看出王国维在1926年时的心境。
1927年上半年，王国维加紧蒙古史的研究，许多重要论文，可以说是在这期间赶着写成、定稿的。举其大要：《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1927年2月5日）
《金界壕考》（1927年3月）
《萌古考》（1927年5月8日）系订正旧作《辽金时蒙古考》，《鞑靼考》（1927年5月14日）系增补改定稿，又补上序。
《黑车子室韦考》（1927年5月）写定。
从以上文章来看，可以说他进入了研究蒙古史、元史的丰收期。1926年秋间，王国维有“长子之丧，心绪恶劣”，然而，他在拼命工作。在学术上不断有新的发现。他在致神田喜一郎信中说：“蒙鞑备录》与《黑鞑事略》两笺，近来增补甚多，《辽金时蒙古考》亦须改作，亦深悔当时出版之早。然非有此蓝本，亦未必努力改定也。”《黑车子室韦考》、《鞑靼考》、《萌古考》手稿上有“丁卯四月写定”。这份稿子改了四次，最后抄清，文末署“丁卯四月八日重改正，清写。观翁”。
《鞑靼考》一文后面附有《鞑靼年表》，从唐咸通九年至宋嘉乐四年，将鞑靼活动情况一一排出，这样考鞑靼就是从历史发展中加以考察了。王国维从出土唐代碑文中见到“三十姓鞑靼”“九姓鞑靼”的说法，“正史中至《明史》始复有《鞑靼传》，而《明史》之《鞑靼传》实《蒙古传》也”。于是，他自己便问：辽、金时期的鞑靼到哪里去了？他自己回答说：“以余之所见，则唐宋间之鞑靼，在辽为阻卜，在金为阻镤，在蒙古之初为塔塔儿。其漠南之汪古部当时号为白达达者，亦其遗种也。”于是，他证之于史书，考之于地理，又从民族心理上加以论证：“蒙古人本非鞑靼，而汉人与南人辄以此名呼之，固为蒙古人所不喜。且元末修史之汉臣已不复知鞑靼与蒙古之别，而辽金史料中所记鞑靼事，非朝贡，即寇叛，彼盖误以蒙古之先朝贡于辽金也。虑其有损国体，故讳之尤深。”从历史记载上说，《汉书·西域记》“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可能是匈奴之自称；“匈奴”这两个汉字，可能是汉人称他们的名字，因为匈奴两音之急读合成胡。王国维所说的“西胡”，大多有固定住所，城郭俨然，显然与游牧民族不同；这里的含义，显然有他们在历史上与胡的势力有联系，在军事上臣服匈奴的意思。
《萌古考》是王国维刚开始研究蒙古史时，1925年12月写成的《辽金时蒙古考》改写定的。这是研究早期蒙古史的著作，即研究成吉思汗建帝国以前的蒙古史的著作。王国维说：“知元人讳言其祖与讳言鞑靼同，乃就书传所记蒙古上世事实汇而考之，署曰《萌古考》。一年以来，频有增益，既别成《南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又就前考稍有补正，因并写为此篇。”他考定蒙古族住地“在额尔古讷河、敖嫩河流域”。这为大多数史家所公认。王国维进一步论及汉语史籍中“蒙古”有不少不同译法，比如萌古子、蒙古斯、蒙兀、萌古、蒙古里等。由此看来，中国古籍中有大量蒙古史料，不断加以收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当然，王国维在蒙古史方面所作出的大量基础性的工作，显示出他有宏大的理论目标。他写出的专题性文章，有扎实的材料作基础，有很大的开拓性。但是，与他最后的理论目标相比较，这项研究正在开花结果期却夭折了。
§§第十二章 学术研究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