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开创新史学
咏史与治史
王国维的学术生涯，以史为重心。在他考科举之时，经学与史学，首先得通经备考。以后，科举不顺利，他在杭州置了一部“前四史”。他少年时就喜读《史记》、《汉书》，兴趣偏向史学。在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社会的价值取向日夜浮沉，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更变幻不定，面向史学是一种思索，是思想深沉的知识分子往往具有的以古鉴今的心理。王国维后来到上海学西学，在知识结构上，是有了中国历史传统的知识分子去寻求新的思想。他对当时认为最先进的西方哲学的认识是“可爱而不可信”，这是一种选择，是带着自己的历史传统和知识结构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选择方式。对于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比起前一代人来，经学的崇高在他们心目中，已经动摇了；但是，中国史学却进一步引起他们更浓厚的寻求的兴趣。在那里，能引起他们在民族文化上的认同感，似乎有民族自信心的精神支柱。
咏史，对写诗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抒发自己的理想和抱负的一种艺术形式。王国维1913年出版的《壬癸集》中有《咏史》，对汉、唐、元代的强盛有向往之情。咏史自然以不发议论为上，王国维发表的议论与诗情却是和谐的：“先王号圣贤，后王称英雄。英雄与圣贤，心异术则同。非仁民弗亲，非义士莫从。”这可以说是王国维的史识。
表达少年时代王国维的兴趣、志向的是《读史二十首》，分咏中国全史，估计作于1898年2月以前。这是王国维的集外佚诗。1928年11月出刊的《学衡》发表了王国维的《读史二十首》，编者按语如下：“右诗二十首，分咏中国全史，议论新奇而正大，为王静安先生壮岁所作，集中失收，且从未刊布。本刊辗转得之罗叔言先生（振玉）许，亟录之以示世人。”该刊主编吴宓，为王国维遗书中委托处置后事的二人之一。吴宓为人友善热情发表了多种王国维的著作，反映出与王国维的私谊甚深。这二十首诗，歌咏远古到秦者七首，歌咏汉唐盛世者十首，宋元明只各有一首，反映了青年王国维心目中对中国历史的认识。过去的知识分子，歌颂汉唐盛世，是与清代国势衰落相对比，也是一种心理上的寄托。重视远古的历史，是对民族历史的溯本求源的思索。王国维对汉代通西域、国势强盛，作了歌颂：“西域纵横尽百城，张陈远略逊甘英。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另一方面，他对历史上被武力驱赶的苗族又十分同情：“澶漫江淮万里春，九黎才格又苗民。即今魋髻穷山里，此是江南旧主人。”少年王国维对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十分崇拜，与接受西方文化以后重视思想家的历史作用迥然不同。
王国维最先接触的中国文化是经学，不久兴趣转向史学；他接触西方文化最初是哲学，不久转向美学。他自己的创作，开始想当哲学家或美学家，不久就因创作人间词的成功而想当文学家。到了他求职于北京学部写《宋元戏曲考》，实际上又从文学转向史学，特别是戏曲史料的研究。原有的知识结构的作用和对文学的探求，使王国维有兴趣于历史。他在日本京都写的《译本〈琵琶记〉序》中说：“欲知古人，必先论其世；欲知后代，必先求诸古；欲知一国之文学，非知其国古今之情状学术不可也。”这是说对一部文学作品的接受需要历史知识，《国学丛刊序》更进一步从理论上阐明历史的重要。他认为，世界上的学问可分三类：科学、史学、文学。史学的特点和学科位置是怎么样的呢？王国维进一步指出：“凡事物必尽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此科学之所有事也；而欲求知识之真与道理之是者，不可不知事物道理之所以存在之由，与其变迁之故，此史学之所有事也。”科学上讲是非，史学的特点在于求因革之由。他说：“自史学上观之，则不独事理之真与是者，足资研究而已，即今日所视为不真之学说，不是之制度风俗，必有所以成立之由，与其所以适于一时之故。其因存于邃古，而其果及于方来，故材料之足资参考者，虽至纤悉，不敢弃焉。”王国维思想的深刻处，在于看到中西二学，有互相联系。各个学科之间，必须从互相联系的角度去看，才能求得真理。“治《毛诗》、《尔雅》者，不能不通天文博物诸学，而治博物学者，苟质以《诗》、《骚》草木之名状而不知焉，则于此学固未为善。”当然，他也看到一个国家的学者长于哪一方面，与他的素质、文化传统有关。中国有史学的传统，王国维显然十分看重这个传统。
王国维要找“所以存在之由，与其变迁之故”，这是他治史的要求。他的《殷周制度论》，本来是从文化上立论的，后改为“制度”，主要指官制，或政治制度。确立“立嫡以长不以贤”，这样，社会的次序已定，就会“求定而息争也”。换句话说，符合理性的安排了。他认为，周制“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这样说来，新确立的周代封建制度，又是将它道德化、理想化了。
王国维治史，以具体历史材料为基础，特别重视新发现的史料。他进入历史研究领域，开始就重视两汉史事。他曾将研究的途径告诉缪荃孙说：“近为韫公编《封泥集存》，因考两汉地理，始知《汉志》之疏，成《秦郡考》、《汉郡考》二文，自谓自裴骃以后至国朝全、钱、姚诸家之争讼，至是一决。而班孟坚所云高帝置之二十六郡国，其三分之二乃置于景帝时，自来地理学未有见及此者，殊可怪也。因此发兴拟作《两汉六朝乡亭考》，而头绪既繁，体例亦难遽定。”王国维研究秦汉史时着重找出有关制度。他认为史书记儒家之学在于六艺。但是，他又进一步看到儒墨都学《书》、《诗》。这样，所谓儒家，只专学《易》、《春秋》、《礼》、《乐》。王国维特别指出：“讲求礼制尤为儒家所独。其书存者亦最多，如大小《戴记》大半作于先秦之世，凡郑《礼记目录》中所云，于《别录》属制度吉事丧服祭礼诸篇，尤非汉以后礼家所能作也。”王国维除了对纸上的材料、出土的材料均重视以外，还注意研究礼家先师生活状态如何。研究先秦儒学范围很广，他又从中选定《汉魏博士考》，成两卷书，考定汉时乡里塾师讲授的科目以及如何设博士。
王国维重视研究《史记》、《汉书》等古文献。他从新的角度研究了《史记》，因为这部重要文献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必要知识准备，又是可以与新的地下材料进行比较的尺度。他的《史记》研究从作司马迁的年谱开始。《太史公行年考》作于1917年春。“史公年谱》昨已写定，得二十三页，其中颇有发明。”编入《观堂集林》时改题为《太史公行年考》，最初发表时为《太史公系年考略》。这是第一部司马迁的年谱。王国维断定司马迁生于孝景中五年（前一四五年），卒年“视为与武帝相终始，当无大误，《报任安书》作于太始四年（前九三年）”。这一点被许多学者所接受。王国维将司马迁的生平、交游与其著作的产生、史料之来源交互引证，加深了人们对《史记》之认识。关于《史记》研究中的乐趣，王国维说：“太史公年谱》已得大略，明日当著手写定，约可得廿纸。其足异者，《史记》之名起于三国，两汉皆称《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而史记则为古史之名，至《魏志·王肃传》始有《史记》之目，而葛洪《抱朴子》尚称《太史公记》，知《史记》二字乃《太史公记》之略也。”
《古史新证》的出版
《古史新证》是王国维研究商史的系统著作，原是在清华研究院开设“古史新证”一课的讲义。据唐兰1934年冬写的序言介绍说：“古史新证》者海宁王观堂先生教于清华大学研究院所辑讲义也。时先生为院中导师，余友赵君斐云为其助教。先生每发一稿，斐云为录副界抄胥，使誊写印行，而藏弃其手迹。逮先生既自沉于昆明湖中，罗振玉氏为刊其生平著述，为《王忠悫公遗书》而独缺此编。故世人罕得知焉。其弟子藏有讲义者，间转载于杂志中，而传播不广，已罕睹于今时。斐云重惜之，出所藏先生手迹付景印使得广传于世。以余与王先生有一日之雅，责其为序。”这里讲了王国维《古史新证》稿件的来源，一是据王国维手稿排印的，这是1935年北京来薰阁旧书店曾影印出版《古史新证》；二是据王国维讲义整理的，分别刊于1927年10月《国学月刊》二卷8、9、10号合刊《王静安先生专号》和《燕大月刊》7卷1、2期合刊上（1930年2月）。1994年12月，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是将王国维在清华的讲稿影印出版。
关于出版新版书的缘起和经过，季镇淮在该书跋文指出：“这册讲义，前几年是我在书柜中翻书偶然发现的，完全记不清楚它是怎样得来的。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后，我从清华西院移居北大中关园。一日，许维遹骏斋先生（已于解放后逝世）夫人带信让我到她家去选取所需要的书，并说要处理许先生的遗书。我选取共五部书，其中大概就有这册讲义。书自许家拿回后，只《日知录》《容斋随笔》二书常查看，其他书俱很少用，这册讲义一次也没用过。近年发现后，告知清华校史室孙敦恒先生，时孙先生正编著《王国维年谱新编》，研究王国维在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教学研究甚详，对此讲义很感兴趣，即持去城内出版社请专家鉴定，专家认为可以出版，但出版社无钱。后清华中文系徐葆耕先生得知此事，即决定出版此讲义，并请专家裘锡圭先生加以整理后影印出版。”
《古史新证》共五章，是用“新证”的新方法研究商史的著作。《古史新证》中的具体材料，是从过去的论文中选取的，但是按照新的观点加以统率而成为一种有系统的完整的著作。第一章“总纲”，提出历史研究的新方法：二重证据法。第二章举禹作例，说明“二重证据法”的作用。这二章都是针对史学界已有的古史讨论提出来的。第三、四章“殷之先公先王”根据《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改写而成。这两章是王国维在史学研究上的突出贡献，他认为可以作治史的范例指导学生。他的治史，当然指“二重证据法”。这里一重是地下的甲骨文等，即“地下之新材料”，另一重是“纸上之材料”，即“古籍”上的记载。王国维在第四章末尾作了如下的总结：“右商之先公先王及先正见于卜辞者大率如此，而名字之不见于古书者不与焉。由此观之，则《史记》所述商一代世系，以卜辞证之，虽不免小有舛驳，而大致不误，可知《史记》所据之《世本》全是实录。而由殷商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又虽谬悠缘饰之书如《山海经》、《楚辞·天问》，成于后世之书如《晏子春秋》、《墨子》、《吕氏春秋》，晚出之书如《竹书纪年》，其所言古事亦有一部分之确实性。然则经典所记上古之事，今日虽有未得二重证明者，固未可以完全抹杀也。”这是王国维以自己的治史实绩来说自己的理论。同时认为治史的根本方法，不在于“疑古”而要“证古”。王国维的《古史新证》得到当时学术界的一致好评。唐兰说：“夫考据之学，必虚己以待证，搜集材料而不徒骋辞说，新证既出，材料既富，不须穿凿新奇而自有创获，则王先生《古史新证》其选也。”
“二重证据法”的提出
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是对自己的历史研究的经验总结。王国维不是先提出一个方法，再去研究。他是从自己的实践经验和已经取得的成绩中总结出来的。所以，他并不是提一种假设，或虚拟一种理论体系。特别是与当时的年轻史学家比较，这是非常优越的学术条件。
王国维提出一种方法，特别是在清华学校时提出这种方法当然有其现实的针对性。中国传统的史学，有一个不能变的前提：宗经。历来儒家的经典是不能怀疑的。学者们在“述而不作”的传统影响下，其历史研究只是为了阐明经典上已有的论述。不过，这种传统，事实上，清代不少著名的史学家已有突破了。王国维的视点，是将中国已有的古书视为“纸上之材料”，他列出了十类纸上的材料，即《尚书》、《诗经》、《易经》、《五帝德》及《帝系姓》、《春秋》、《左氏传》及《国语》、《世本》、《竹书纪年》、《战国策》及周秦诸子的著作、《史记》等。在王国维看来，这些并不都是史书，但有史料价值。这些书本身也不可能完全真实，何况在流传过程中，还可能有人作伪呢！
历史研究中所以提出不同方法，产生纠纷，其源在于“上古之事，传统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此世界各国之所同也”。况且文献流传下来，好事之徒作伪总是难免。不分青红皂白地“信古”，是王国维所反对的。但是，王国维也不同意以“疑古”为前提：“而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当时提出“疑古”的代表人物是顾颉刚。王国维对他们的评价是指出其积极的一面为“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指出他们的不足之处为“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因为他们不利用材料就怀疑，这种方法上的根本弱点就暴露出来了。
王国维关于史学的方法，以上所论属于破。下面再正式提出他的主张：他认为新材料的发现，常是推动科学前进的一个契机，因而，治史者必须重视这个时代发现了什么新材料。王国维认为，他的时代是一个发现的时代。发现这么多新材料不去利用，不去研究，片面“怀疑”，十分可惜。因此，他提出：“吾辈生于今日，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因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王国维上述意见的最后一句话的意思，是主张“以事实决事实”，不是以某种主张、口号来决定历史。因为，既然能为地下材料所证明的，当然是可信的。如还不能为新材料证明的，则也有可能新材料尚未发现，不必过早作出没有根据的判断。总之，研究史学的学者首先应该着眼于发现新材料和对已发现的新材料的研究和整理。从材料出发，特别是从新发现的材料出发，这就为历史研究开拓了广阔的前景。
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是一种新的考证方法。这种实证的方法与清代的考据学又有不同。因为，清代考据学的着眼点是对古代文献的考订，特别是文字训诂方面的研究。王国维的学科视野广阔。他研究的是文字、社会制度、史前文物。他利用甲骨文、金文等新材料去对照研究，新材料是亲眼见到的事实，与书上记载的东西互相参照，就易于增加客观性。
当然，任何方法都有其适用的范围。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适用于历史学的微观研究。微观的研究其实不能与宏观研究对立起来，或并立起来。在历史研究中，微观研究是基础。而微观研究中历史事实更是治史的基础。因为，微观研究，是长于对历史上的个别事件和人物的分析、论证。从这个角度切入，着眼点小，结论却周全、准确、有血有肉。但是，在总结历史规律方面显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唐兰在《〈古史新证〉序》中指出：“迄于近世竞尚疑古，非无由也。然古史之有可疑传说之多虚妄，而须摧陷廓清，此固已为不争之事实，此为疑占者绝大之贡献。顾何以知其为信为疑、为实为虚、为真为妄，此非仅怀疑所能决者。……考据之学，当尚实证也。夫处今日而考古史，必深谙古代文字与古文法且兼通考古学、古器物学、古器物铭学等科，非是不足以整理地下新发现之材料，而资为实证。然已发现之有限，而古史之范围至广，学者或取地下材料所未见，遽疑为伪，此亦非也。夫地下材料，本不足以包括历史文化之全部，且其既发现而遗佚与埋藏地下、尚未发现者，讵可胜计……疑古之说方盛，学者羞道虞夏，先生独举甲骨所载殷之先世与夏同时，且金文盛道禹迹，与《诗》符合，可知两周学人，咸信有禹，不仅儒墨也。此其证据明确而不轻下断语，后学之楷模也。”
信古、疑古与证古
理解“二重证据法”的意义，要将它放在具体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王国维的《古史新证》最早发表于1926年出版的《古史辨》第一册。顾颉刚编的《古史辨》是反映他的学术主张的主要文献的汇编。先后出版了七集，重要考辨论文350篇，共325万字。在史学界，将这批学者称为疑古派或古史辨派。值得注意的是，其中选了王国维的《古史新证》第一、二章，并有顾颉刚的“附跋”：“颉刚案，谨此，知道春秋时，秦齐二国的器铭中都说到禹，而所说的正与宋鲁二国的颂诗中所举的词意相同。他们都看禹为最古的人，都看自己所在的地方是禹的地方，都看古代的名人（成汤与后稷）是承接着禹的。他们都不言尧舜，仿佛不知道有尧舜似的。可见春秋时人对禹的观念，对于古史的观念，东自齐，西至秦，中经鲁、宋，大部分很是一致。我前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说：‘那时（春秋）并没有黄帝、尧、舜，那时最古的人王只有禹。’我很快乐，我这个假设又从王静安先生的著作里得到了两个有力的证据！”在当时的古史讨论中，顾颉刚对王国维一直很崇敬。在王国维看来，禹在古书上有记载，不能轻易否定。在顾颉刚看来，上古不同时期对禹的记载不同，这说明有传说的成分。顾颉刚1922年指出：“我就建立了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他认为，时代愈后，传说中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越放越大。他举禹为例：在西周人的心目中最古的人只有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譬如积薪，后来居上”。他认为：“禹是上帝派下的神，而不是人。”只是在传说中，禹逐渐由神变为人王。这样的情况，使历史与神话交杂在一起了。他的这些意见，当时颇为轰动。当“疑古”成为一个学派的标志之后，胡适甚至在致顾颉刚的信中提出“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的口号，显然背离了从史料出发的科学精神，失之偏颇了。
应该客观地指出：在反对旧史学盲目信古的学风时，疑古与证古有一致的地方，因为，它们在本质上都属于一种新的史学。顾颉刚1980年写的《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一文，论及当时古史研究中可分为信古、疑古、释古三派时说：“我的意思，疑古并不能自成一派，因为他们所以有疑，为的是有信；不先有所信，建立了信的标准，凡是不合于这标准的则疑之。信古派信的是伪古，释古派信的是真古，各有各的标准。释古派所信的真古是从何而来的呢？这只是得之于疑古者的整理抉发。例如现在很多同志的文章都说到神农、黄帝是神话人物，《诗经》《楚辞》是民间文艺，这种问题即是我们以前所讨论的。”实际上，疑古派所以敢疑，就是因为他们当时得到一些社会学和考古学的知识，知道社会是发展的，知道过去讲的中国上古史面目不清，所以才敢疑。因此，这与王国维提出的用新材料证史有互相启发之处。
正因为这样，顾颉刚认识到王国维的贡献：“使我的眼界从此又开阔了许多，知道要建设真实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才是一条大路。我们从事的研究仅在破坏伪古史系统方面用力罢了。”顾颉刚对王国维确实深怀敬仰之情。他在1923年3月6日和1924年3月31日的日记上两次记下梦见王国维，一次为“携手而行”，一次为“同座吃饭”。他在王国维逝世后撰文说明对王国维“恋慕之情十年来如一日。”三年前，曾给他一信，大意是说：颉刚现在困于人事，未得专心向学；待将来事务较简学业稍进，便当追随杖履，为始终受学之一人。顾颉刚的追忆是准确的。今见王国维遗物中存有顾颉刚的书信，1922年三月二十八日（可能是阴历）的信中说：“服膺十载，前日得承教言，快慰无限。唯以拙于言辞，不能自达其爱慕之情。私衷拳拳，欲有所闻业，如蒙不弃，许附于弟子之列，刚之幸也。”当时顾颉刚在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所任助教。该所沈兼士教授曾有印丛书计划，顾颉刚即向王国维建议：“先生所著专以新法驭古学，凡所论断，悉为创获。如得汇刊一集俾研究国故者有所遵循，实为盛业。因嘱刚趋前接洽，可否由先生编定目录，付校中刊印。”王国维当即回信说已编成《观堂集林》廿卷，并托顾转告“沈君”；对顾颉刚的谦恭，回应说：“顷辱手翰，猥荷奖饰。丽泽讲习，正朋友之事，何谦乃尔耶！”一直到1927年3月，顾颉刚在厦门大学时，仍写信给王国维问候，报告个人的艰难处境，回顾1926年夏天到清华拜访王国维的情况。可见，顾颉刚与王国维私谊一直甚好。值得注意的是，顾颉刚一直坚持“在当代的学者中，我最敬佩的是王国维先生”。而在一般人看来，顾颉刚的“古史辨”与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联系更多一些。其实，就与旧史学相比较而言，胡适的实用主义，顾颉刚的“古史辨”，王国维的“古史新证”都属于新派史学，就学科的意义上说，都有实证的倾向。在具体的史学范围内，就研究方法而言，由于王国维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实绩，学术上声望很高，对顾颉刚的吸引力相当大。顾颉刚重视考古学、社会学对史学的作用，更直接受王国维的启发；但是，王国维并不完全认同顾颉刚，尽管两人私谊甚好。
王国维对“古史辨”派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是不赞成的。早在1911年《国学丛刊序》中就指出：“今之君子，非一切蔑古，即一切尚古。蔑古者出于科学上之见地而不知有史学；尚古者，出于史学上之见地而不知有科学；即为调停之说者，亦未能知取舍之所以然。”从这段引文看，王国维论古今着重于学术的角度。待疑古风气盛行起来时，王国维的古史研究已取得了大的成绩。他们存疑的正是王国维已经取得证明的学问。所以，王国维曾想作文以正之。1926年7月20日他在《致罗福颐》信中说：“近有人作一种议论，谓许多古文为汉人伪造，更进而断孔壁书为伪造。容希白亦宗此说。拟为一文以正之。”并请罗福颐提供材料。这篇文章究竟是什么，并未找到专文。但是《古史新证》应该说完成了这个理论任务。《古史新证》是从总的方法论角度论述的，并未一一叙及具体古史的事实。王国维在致容庚信中作了明确说明：“许书古文出壁中书，乃六国末文字，自不能与殷周古文合，其误谬无理，亦如后世隶楷，乃自然演变之结果。而正误与真伪，自系两事。如《二十四史》，其牴牾误谬何处无之，然除《史记》一部分外，虽钱君与兄决不谓《二十四史》××所伪作也。因许书古文之误谬或与殷周古文不合，而谓为伪字，与因《二十四史》之误谬牴牾或与近世之碑志不合，而谓之伪史何异。今人勇于疑古，与昔人之勇于信古，其不合论理正复相同，此弟所不敢赞同者也。”
王国维判定事物，总是以科学的还是不科学的论之，或准确的还是不准确的论之。他并不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去分新史学还是旧史学。所以，“勇于疑古”与“勇于信古”，他认为都是不科学的。王国维自己的研究首重实际材料，他抓住新发现的重要材料，希望利用它们，作出新的贡献。他讲“以事实决事实”，就是坚决从实际材料出发的。在王国维看来，先去“大胆的假设”是不能做的事。就研究的眼界说，“古史辨”的范围太局限于古史源头的辨正，王国维的历史眼光更广阔一些。他利用材料，希望推进具体历史研究的前进，因而利用广泛的文字学、考古学、音韵学等众多学科的学术成果的配合去研究历史。用时下的语言，就是运用跨学科的方法研究历史，比顾颉刚做得更好一些。应该先看材料，不能先以“疑古”作为前提。这些，是王国维的史识。在当时的新派学者中，王国维的史识更为成熟；他取得大量具体研究成果，也得到更多的认同。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王国维史学研究的学术地位高于同时代的学者。
王国维的学术生涯，以史为重心。在他考科举之时，经学与史学，首先得通经备考。以后，科举不顺利，他在杭州置了一部“前四史”。他少年时就喜读《史记》、《汉书》，兴趣偏向史学。在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社会的价值取向日夜浮沉，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更变幻不定，面向史学是一种思索，是思想深沉的知识分子往往具有的以古鉴今的心理。王国维后来到上海学西学，在知识结构上，是有了中国历史传统的知识分子去寻求新的思想。他对当时认为最先进的西方哲学的认识是“可爱而不可信”，这是一种选择，是带着自己的历史传统和知识结构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选择方式。对于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比起前一代人来，经学的崇高在他们心目中，已经动摇了；但是，中国史学却进一步引起他们更浓厚的寻求的兴趣。在那里，能引起他们在民族文化上的认同感，似乎有民族自信心的精神支柱。
咏史，对写诗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抒发自己的理想和抱负的一种艺术形式。王国维1913年出版的《壬癸集》中有《咏史》，对汉、唐、元代的强盛有向往之情。咏史自然以不发议论为上，王国维发表的议论与诗情却是和谐的：“先王号圣贤，后王称英雄。英雄与圣贤，心异术则同。非仁民弗亲，非义士莫从。”这可以说是王国维的史识。
表达少年时代王国维的兴趣、志向的是《读史二十首》，分咏中国全史，估计作于1898年2月以前。这是王国维的集外佚诗。1928年11月出刊的《学衡》发表了王国维的《读史二十首》，编者按语如下：“右诗二十首，分咏中国全史，议论新奇而正大，为王静安先生壮岁所作，集中失收，且从未刊布。本刊辗转得之罗叔言先生（振玉）许，亟录之以示世人。”该刊主编吴宓，为王国维遗书中委托处置后事的二人之一。吴宓为人友善热情发表了多种王国维的著作，反映出与王国维的私谊甚深。这二十首诗，歌咏远古到秦者七首，歌咏汉唐盛世者十首，宋元明只各有一首，反映了青年王国维心目中对中国历史的认识。过去的知识分子，歌颂汉唐盛世，是与清代国势衰落相对比，也是一种心理上的寄托。重视远古的历史，是对民族历史的溯本求源的思索。王国维对汉代通西域、国势强盛，作了歌颂：“西域纵横尽百城，张陈远略逊甘英。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另一方面，他对历史上被武力驱赶的苗族又十分同情：“澶漫江淮万里春，九黎才格又苗民。即今魋髻穷山里，此是江南旧主人。”少年王国维对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十分崇拜，与接受西方文化以后重视思想家的历史作用迥然不同。
王国维最先接触的中国文化是经学，不久兴趣转向史学；他接触西方文化最初是哲学，不久转向美学。他自己的创作，开始想当哲学家或美学家，不久就因创作人间词的成功而想当文学家。到了他求职于北京学部写《宋元戏曲考》，实际上又从文学转向史学，特别是戏曲史料的研究。原有的知识结构的作用和对文学的探求，使王国维有兴趣于历史。他在日本京都写的《译本〈琵琶记〉序》中说：“欲知古人，必先论其世；欲知后代，必先求诸古；欲知一国之文学，非知其国古今之情状学术不可也。”这是说对一部文学作品的接受需要历史知识，《国学丛刊序》更进一步从理论上阐明历史的重要。他认为，世界上的学问可分三类：科学、史学、文学。史学的特点和学科位置是怎么样的呢？王国维进一步指出：“凡事物必尽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此科学之所有事也；而欲求知识之真与道理之是者，不可不知事物道理之所以存在之由，与其变迁之故，此史学之所有事也。”科学上讲是非，史学的特点在于求因革之由。他说：“自史学上观之，则不独事理之真与是者，足资研究而已，即今日所视为不真之学说，不是之制度风俗，必有所以成立之由，与其所以适于一时之故。其因存于邃古，而其果及于方来，故材料之足资参考者，虽至纤悉，不敢弃焉。”王国维思想的深刻处，在于看到中西二学，有互相联系。各个学科之间，必须从互相联系的角度去看，才能求得真理。“治《毛诗》、《尔雅》者，不能不通天文博物诸学，而治博物学者，苟质以《诗》、《骚》草木之名状而不知焉，则于此学固未为善。”当然，他也看到一个国家的学者长于哪一方面，与他的素质、文化传统有关。中国有史学的传统，王国维显然十分看重这个传统。
王国维要找“所以存在之由，与其变迁之故”，这是他治史的要求。他的《殷周制度论》，本来是从文化上立论的，后改为“制度”，主要指官制，或政治制度。确立“立嫡以长不以贤”，这样，社会的次序已定，就会“求定而息争也”。换句话说，符合理性的安排了。他认为，周制“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这样说来，新确立的周代封建制度，又是将它道德化、理想化了。
王国维治史，以具体历史材料为基础，特别重视新发现的史料。他进入历史研究领域，开始就重视两汉史事。他曾将研究的途径告诉缪荃孙说：“近为韫公编《封泥集存》，因考两汉地理，始知《汉志》之疏，成《秦郡考》、《汉郡考》二文，自谓自裴骃以后至国朝全、钱、姚诸家之争讼，至是一决。而班孟坚所云高帝置之二十六郡国，其三分之二乃置于景帝时，自来地理学未有见及此者，殊可怪也。因此发兴拟作《两汉六朝乡亭考》，而头绪既繁，体例亦难遽定。”王国维研究秦汉史时着重找出有关制度。他认为史书记儒家之学在于六艺。但是，他又进一步看到儒墨都学《书》、《诗》。这样，所谓儒家，只专学《易》、《春秋》、《礼》、《乐》。王国维特别指出：“讲求礼制尤为儒家所独。其书存者亦最多，如大小《戴记》大半作于先秦之世，凡郑《礼记目录》中所云，于《别录》属制度吉事丧服祭礼诸篇，尤非汉以后礼家所能作也。”王国维除了对纸上的材料、出土的材料均重视以外，还注意研究礼家先师生活状态如何。研究先秦儒学范围很广，他又从中选定《汉魏博士考》，成两卷书，考定汉时乡里塾师讲授的科目以及如何设博士。
王国维重视研究《史记》、《汉书》等古文献。他从新的角度研究了《史记》，因为这部重要文献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必要知识准备，又是可以与新的地下材料进行比较的尺度。他的《史记》研究从作司马迁的年谱开始。《太史公行年考》作于1917年春。“史公年谱》昨已写定，得二十三页，其中颇有发明。”编入《观堂集林》时改题为《太史公行年考》，最初发表时为《太史公系年考略》。这是第一部司马迁的年谱。王国维断定司马迁生于孝景中五年（前一四五年），卒年“视为与武帝相终始，当无大误，《报任安书》作于太始四年（前九三年）”。这一点被许多学者所接受。王国维将司马迁的生平、交游与其著作的产生、史料之来源交互引证，加深了人们对《史记》之认识。关于《史记》研究中的乐趣，王国维说：“太史公年谱》已得大略，明日当著手写定，约可得廿纸。其足异者，《史记》之名起于三国，两汉皆称《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而史记则为古史之名，至《魏志·王肃传》始有《史记》之目，而葛洪《抱朴子》尚称《太史公记》，知《史记》二字乃《太史公记》之略也。”
《古史新证》的出版
《古史新证》是王国维研究商史的系统著作，原是在清华研究院开设“古史新证”一课的讲义。据唐兰1934年冬写的序言介绍说：“古史新证》者海宁王观堂先生教于清华大学研究院所辑讲义也。时先生为院中导师，余友赵君斐云为其助教。先生每发一稿，斐云为录副界抄胥，使誊写印行，而藏弃其手迹。逮先生既自沉于昆明湖中，罗振玉氏为刊其生平著述，为《王忠悫公遗书》而独缺此编。故世人罕得知焉。其弟子藏有讲义者，间转载于杂志中，而传播不广，已罕睹于今时。斐云重惜之，出所藏先生手迹付景印使得广传于世。以余与王先生有一日之雅，责其为序。”这里讲了王国维《古史新证》稿件的来源，一是据王国维手稿排印的，这是1935年北京来薰阁旧书店曾影印出版《古史新证》；二是据王国维讲义整理的，分别刊于1927年10月《国学月刊》二卷8、9、10号合刊《王静安先生专号》和《燕大月刊》7卷1、2期合刊上（1930年2月）。1994年12月，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是将王国维在清华的讲稿影印出版。
关于出版新版书的缘起和经过，季镇淮在该书跋文指出：“这册讲义，前几年是我在书柜中翻书偶然发现的，完全记不清楚它是怎样得来的。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后，我从清华西院移居北大中关园。一日，许维遹骏斋先生（已于解放后逝世）夫人带信让我到她家去选取所需要的书，并说要处理许先生的遗书。我选取共五部书，其中大概就有这册讲义。书自许家拿回后，只《日知录》《容斋随笔》二书常查看，其他书俱很少用，这册讲义一次也没用过。近年发现后，告知清华校史室孙敦恒先生，时孙先生正编著《王国维年谱新编》，研究王国维在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教学研究甚详，对此讲义很感兴趣，即持去城内出版社请专家鉴定，专家认为可以出版，但出版社无钱。后清华中文系徐葆耕先生得知此事，即决定出版此讲义，并请专家裘锡圭先生加以整理后影印出版。”
《古史新证》共五章，是用“新证”的新方法研究商史的著作。《古史新证》中的具体材料，是从过去的论文中选取的，但是按照新的观点加以统率而成为一种有系统的完整的著作。第一章“总纲”，提出历史研究的新方法：二重证据法。第二章举禹作例，说明“二重证据法”的作用。这二章都是针对史学界已有的古史讨论提出来的。第三、四章“殷之先公先王”根据《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改写而成。这两章是王国维在史学研究上的突出贡献，他认为可以作治史的范例指导学生。他的治史，当然指“二重证据法”。这里一重是地下的甲骨文等，即“地下之新材料”，另一重是“纸上之材料”，即“古籍”上的记载。王国维在第四章末尾作了如下的总结：“右商之先公先王及先正见于卜辞者大率如此，而名字之不见于古书者不与焉。由此观之，则《史记》所述商一代世系，以卜辞证之，虽不免小有舛驳，而大致不误，可知《史记》所据之《世本》全是实录。而由殷商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又虽谬悠缘饰之书如《山海经》、《楚辞·天问》，成于后世之书如《晏子春秋》、《墨子》、《吕氏春秋》，晚出之书如《竹书纪年》，其所言古事亦有一部分之确实性。然则经典所记上古之事，今日虽有未得二重证明者，固未可以完全抹杀也。”这是王国维以自己的治史实绩来说自己的理论。同时认为治史的根本方法，不在于“疑古”而要“证古”。王国维的《古史新证》得到当时学术界的一致好评。唐兰说：“夫考据之学，必虚己以待证，搜集材料而不徒骋辞说，新证既出，材料既富，不须穿凿新奇而自有创获，则王先生《古史新证》其选也。”
“二重证据法”的提出
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是对自己的历史研究的经验总结。王国维不是先提出一个方法，再去研究。他是从自己的实践经验和已经取得的成绩中总结出来的。所以，他并不是提一种假设，或虚拟一种理论体系。特别是与当时的年轻史学家比较，这是非常优越的学术条件。
王国维提出一种方法，特别是在清华学校时提出这种方法当然有其现实的针对性。中国传统的史学，有一个不能变的前提：宗经。历来儒家的经典是不能怀疑的。学者们在“述而不作”的传统影响下，其历史研究只是为了阐明经典上已有的论述。不过，这种传统，事实上，清代不少著名的史学家已有突破了。王国维的视点，是将中国已有的古书视为“纸上之材料”，他列出了十类纸上的材料，即《尚书》、《诗经》、《易经》、《五帝德》及《帝系姓》、《春秋》、《左氏传》及《国语》、《世本》、《竹书纪年》、《战国策》及周秦诸子的著作、《史记》等。在王国维看来，这些并不都是史书，但有史料价值。这些书本身也不可能完全真实，何况在流传过程中，还可能有人作伪呢！
历史研究中所以提出不同方法，产生纠纷，其源在于“上古之事，传统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此世界各国之所同也”。况且文献流传下来，好事之徒作伪总是难免。不分青红皂白地“信古”，是王国维所反对的。但是，王国维也不同意以“疑古”为前提：“而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当时提出“疑古”的代表人物是顾颉刚。王国维对他们的评价是指出其积极的一面为“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指出他们的不足之处为“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因为他们不利用材料就怀疑，这种方法上的根本弱点就暴露出来了。
王国维关于史学的方法，以上所论属于破。下面再正式提出他的主张：他认为新材料的发现，常是推动科学前进的一个契机，因而，治史者必须重视这个时代发现了什么新材料。王国维认为，他的时代是一个发现的时代。发现这么多新材料不去利用，不去研究，片面“怀疑”，十分可惜。因此，他提出：“吾辈生于今日，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因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王国维上述意见的最后一句话的意思，是主张“以事实决事实”，不是以某种主张、口号来决定历史。因为，既然能为地下材料所证明的，当然是可信的。如还不能为新材料证明的，则也有可能新材料尚未发现，不必过早作出没有根据的判断。总之，研究史学的学者首先应该着眼于发现新材料和对已发现的新材料的研究和整理。从材料出发，特别是从新发现的材料出发，这就为历史研究开拓了广阔的前景。
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是一种新的考证方法。这种实证的方法与清代的考据学又有不同。因为，清代考据学的着眼点是对古代文献的考订，特别是文字训诂方面的研究。王国维的学科视野广阔。他研究的是文字、社会制度、史前文物。他利用甲骨文、金文等新材料去对照研究，新材料是亲眼见到的事实，与书上记载的东西互相参照，就易于增加客观性。
当然，任何方法都有其适用的范围。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适用于历史学的微观研究。微观的研究其实不能与宏观研究对立起来，或并立起来。在历史研究中，微观研究是基础。而微观研究中历史事实更是治史的基础。因为，微观研究，是长于对历史上的个别事件和人物的分析、论证。从这个角度切入，着眼点小，结论却周全、准确、有血有肉。但是，在总结历史规律方面显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唐兰在《〈古史新证〉序》中指出：“迄于近世竞尚疑古，非无由也。然古史之有可疑传说之多虚妄，而须摧陷廓清，此固已为不争之事实，此为疑占者绝大之贡献。顾何以知其为信为疑、为实为虚、为真为妄，此非仅怀疑所能决者。……考据之学，当尚实证也。夫处今日而考古史，必深谙古代文字与古文法且兼通考古学、古器物学、古器物铭学等科，非是不足以整理地下新发现之材料，而资为实证。然已发现之有限，而古史之范围至广，学者或取地下材料所未见，遽疑为伪，此亦非也。夫地下材料，本不足以包括历史文化之全部，且其既发现而遗佚与埋藏地下、尚未发现者，讵可胜计……疑古之说方盛，学者羞道虞夏，先生独举甲骨所载殷之先世与夏同时，且金文盛道禹迹，与《诗》符合，可知两周学人，咸信有禹，不仅儒墨也。此其证据明确而不轻下断语，后学之楷模也。”
信古、疑古与证古
理解“二重证据法”的意义，要将它放在具体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王国维的《古史新证》最早发表于1926年出版的《古史辨》第一册。顾颉刚编的《古史辨》是反映他的学术主张的主要文献的汇编。先后出版了七集，重要考辨论文350篇，共325万字。在史学界，将这批学者称为疑古派或古史辨派。值得注意的是，其中选了王国维的《古史新证》第一、二章，并有顾颉刚的“附跋”：“颉刚案，谨此，知道春秋时，秦齐二国的器铭中都说到禹，而所说的正与宋鲁二国的颂诗中所举的词意相同。他们都看禹为最古的人，都看自己所在的地方是禹的地方，都看古代的名人（成汤与后稷）是承接着禹的。他们都不言尧舜，仿佛不知道有尧舜似的。可见春秋时人对禹的观念，对于古史的观念，东自齐，西至秦，中经鲁、宋，大部分很是一致。我前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说：‘那时（春秋）并没有黄帝、尧、舜，那时最古的人王只有禹。’我很快乐，我这个假设又从王静安先生的著作里得到了两个有力的证据！”在当时的古史讨论中，顾颉刚对王国维一直很崇敬。在王国维看来，禹在古书上有记载，不能轻易否定。在顾颉刚看来，上古不同时期对禹的记载不同，这说明有传说的成分。顾颉刚1922年指出：“我就建立了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他认为，时代愈后，传说中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越放越大。他举禹为例：在西周人的心目中最古的人只有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譬如积薪，后来居上”。他认为：“禹是上帝派下的神，而不是人。”只是在传说中，禹逐渐由神变为人王。这样的情况，使历史与神话交杂在一起了。他的这些意见，当时颇为轰动。当“疑古”成为一个学派的标志之后，胡适甚至在致顾颉刚的信中提出“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的口号，显然背离了从史料出发的科学精神，失之偏颇了。
应该客观地指出：在反对旧史学盲目信古的学风时，疑古与证古有一致的地方，因为，它们在本质上都属于一种新的史学。顾颉刚1980年写的《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一文，论及当时古史研究中可分为信古、疑古、释古三派时说：“我的意思，疑古并不能自成一派，因为他们所以有疑，为的是有信；不先有所信，建立了信的标准，凡是不合于这标准的则疑之。信古派信的是伪古，释古派信的是真古，各有各的标准。释古派所信的真古是从何而来的呢？这只是得之于疑古者的整理抉发。例如现在很多同志的文章都说到神农、黄帝是神话人物，《诗经》《楚辞》是民间文艺，这种问题即是我们以前所讨论的。”实际上，疑古派所以敢疑，就是因为他们当时得到一些社会学和考古学的知识，知道社会是发展的，知道过去讲的中国上古史面目不清，所以才敢疑。因此，这与王国维提出的用新材料证史有互相启发之处。
正因为这样，顾颉刚认识到王国维的贡献：“使我的眼界从此又开阔了许多，知道要建设真实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才是一条大路。我们从事的研究仅在破坏伪古史系统方面用力罢了。”顾颉刚对王国维确实深怀敬仰之情。他在1923年3月6日和1924年3月31日的日记上两次记下梦见王国维，一次为“携手而行”，一次为“同座吃饭”。他在王国维逝世后撰文说明对王国维“恋慕之情十年来如一日。”三年前，曾给他一信，大意是说：颉刚现在困于人事，未得专心向学；待将来事务较简学业稍进，便当追随杖履，为始终受学之一人。顾颉刚的追忆是准确的。今见王国维遗物中存有顾颉刚的书信，1922年三月二十八日（可能是阴历）的信中说：“服膺十载，前日得承教言，快慰无限。唯以拙于言辞，不能自达其爱慕之情。私衷拳拳，欲有所闻业，如蒙不弃，许附于弟子之列，刚之幸也。”当时顾颉刚在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所任助教。该所沈兼士教授曾有印丛书计划，顾颉刚即向王国维建议：“先生所著专以新法驭古学，凡所论断，悉为创获。如得汇刊一集俾研究国故者有所遵循，实为盛业。因嘱刚趋前接洽，可否由先生编定目录，付校中刊印。”王国维当即回信说已编成《观堂集林》廿卷，并托顾转告“沈君”；对顾颉刚的谦恭，回应说：“顷辱手翰，猥荷奖饰。丽泽讲习，正朋友之事，何谦乃尔耶！”一直到1927年3月，顾颉刚在厦门大学时，仍写信给王国维问候，报告个人的艰难处境，回顾1926年夏天到清华拜访王国维的情况。可见，顾颉刚与王国维私谊一直甚好。值得注意的是，顾颉刚一直坚持“在当代的学者中，我最敬佩的是王国维先生”。而在一般人看来，顾颉刚的“古史辨”与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联系更多一些。其实，就与旧史学相比较而言，胡适的实用主义，顾颉刚的“古史辨”，王国维的“古史新证”都属于新派史学，就学科的意义上说，都有实证的倾向。在具体的史学范围内，就研究方法而言，由于王国维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实绩，学术上声望很高，对顾颉刚的吸引力相当大。顾颉刚重视考古学、社会学对史学的作用，更直接受王国维的启发；但是，王国维并不完全认同顾颉刚，尽管两人私谊甚好。
王国维对“古史辨”派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是不赞成的。早在1911年《国学丛刊序》中就指出：“今之君子，非一切蔑古，即一切尚古。蔑古者出于科学上之见地而不知有史学；尚古者，出于史学上之见地而不知有科学；即为调停之说者，亦未能知取舍之所以然。”从这段引文看，王国维论古今着重于学术的角度。待疑古风气盛行起来时，王国维的古史研究已取得了大的成绩。他们存疑的正是王国维已经取得证明的学问。所以，王国维曾想作文以正之。1926年7月20日他在《致罗福颐》信中说：“近有人作一种议论，谓许多古文为汉人伪造，更进而断孔壁书为伪造。容希白亦宗此说。拟为一文以正之。”并请罗福颐提供材料。这篇文章究竟是什么，并未找到专文。但是《古史新证》应该说完成了这个理论任务。《古史新证》是从总的方法论角度论述的，并未一一叙及具体古史的事实。王国维在致容庚信中作了明确说明：“许书古文出壁中书，乃六国末文字，自不能与殷周古文合，其误谬无理，亦如后世隶楷，乃自然演变之结果。而正误与真伪，自系两事。如《二十四史》，其牴牾误谬何处无之，然除《史记》一部分外，虽钱君与兄决不谓《二十四史》××所伪作也。因许书古文之误谬或与殷周古文不合，而谓为伪字，与因《二十四史》之误谬牴牾或与近世之碑志不合，而谓之伪史何异。今人勇于疑古，与昔人之勇于信古，其不合论理正复相同，此弟所不敢赞同者也。”
王国维判定事物，总是以科学的还是不科学的论之，或准确的还是不准确的论之。他并不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去分新史学还是旧史学。所以，“勇于疑古”与“勇于信古”，他认为都是不科学的。王国维自己的研究首重实际材料，他抓住新发现的重要材料，希望利用它们，作出新的贡献。他讲“以事实决事实”，就是坚决从实际材料出发的。在王国维看来，先去“大胆的假设”是不能做的事。就研究的眼界说，“古史辨”的范围太局限于古史源头的辨正，王国维的历史眼光更广阔一些。他利用材料，希望推进具体历史研究的前进，因而利用广泛的文字学、考古学、音韵学等众多学科的学术成果的配合去研究历史。用时下的语言，就是运用跨学科的方法研究历史，比顾颉刚做得更好一些。应该先看材料，不能先以“疑古”作为前提。这些，是王国维的史识。在当时的新派学者中，王国维的史识更为成熟；他取得大量具体研究成果，也得到更多的认同。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王国维史学研究的学术地位高于同时代的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