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一文中,盛赞他生活的时代是新发现时代。他在列举了五项重要发现之后,又着重指出:“此外,近三十年中,中国古金石、器物之发现殆无岁无之,其于学术上之关系亦未必让于上五项,然以零星分散,故不能一一缕举。”中国金石学,产生于北宋,具有相当系统的成就。王国维这个时代的“古金石器物”的考订,不久就成为建立科学的中国考古学的先导。
王国维对金石学的学科特点作过系统研究。金石学,是研究金石的学问。金是铜器,石为刻石,从材料方面看石多于金。王国维认为金石学是宋人所创造的一门学问。在蒐集方面,由皇室大量收藏,又有民间的收藏。著录方面,欧阳修《集古录》一千卷,赵明诚《金石录》多达二千卷。加以传拓甚广,“其流传之功,千载不可没者也”。关于金石器的考订及应用,王国维指出,各省文庙陈列古礼器以规范当世之物。“考订”属于研究方面。首先是文字,两宋及金文字之学,成绩斐然。其次论及对金石形制之研究,王国维认为这是宋学之长处。“至形制之学,实为宋人所擅长。凡传世古礼器之名,皆宋人之所定也。曰钟,曰鼎,曰鬲,曰甗,曰敦,曰簠,曰簋,曰壶,曰尊,曰盉,曰盦,曰盘,曰匜,皆占器自载其名,而宋人因以名之者也。曰卣,曰罍,曰爵,曰觚,曰觯,曰角,曰翚,于古器铭词中均无明文,宋人但以大小之差定之,然在今日仍无以易其说。”“宋人于古器物形制之学,实远胜于近世,亦如其图谱之学,为近世所不及也。”至于研究方面更深一层的文化史上的意义,王国维指出,宋代有代表性的学者“既据史传以考遗刻,复以遗刻还正史传,其成绩实不容蔑视也”。这里的议论,实与“两重证据法”互为呼应。
王国维从金石学的成立、发展方面理清了线索。他在理论上的长处,还在于深刻论述了宋代金石学发展的文化背景:“缘宋自仁宗以后,海内无事,士大夫政事之暇,得以肆力学问。其时哲学、科学、史学、美术各有相当之进步。士大夫亦各有相当之素养,赏鉴之趣味与研究之趣味,思古之情与求新之念互相错综。此种精神于当时之代表人物苏轼、沈括、黄庭坚、黄伯思诸人著作中在在可以遇之。其对古金石之兴味,亦如其对书画之兴味,一面赏鉴的,一面研究的也。汉、唐、元、明时人之于古器物,绝不能有宋人之兴味。故宋人于金石书画之学,乃陵跨百代。”这篇演讲发表于1926年11月末。王国维回上海为儿子办丧事,10月17日回北京后,心中的隐痛一直不能平伏。但是,这次演讲的风格是理智的、平静的。相比之下,上次在清华发表的演讲更富于热情。
王国维在金石方面的研究成绩,除上文已涉及的金文之外,他对古器物的考释也作出了贡献,著有《说翚》、《说觥》、《说盉》、《说彝》、《说俎》等文,均有新识。王国维对古器物的研究涉及的面甚广,除上述金石以外,还考订兵符、货币、玺印、服装、陶器、兵器、宗教、简牍等。这里着重介绍他对古代尺度的研究。
《记现存历代尺度》载1926年9月出版的《学衡》第5至7期。这是王国维据1926年7月26日在燕京华文学校的讲演稿整理而成的。王国维利用了当时的古尺实物16种,为汉、唐、宋、明古尺实物。他新见到的日本奈良的6种尺,影印于《东瀛珠光》第1册。新发现的材料为蒋汝藻处新收集到的唐尺和袁珏生的嘉靖尺。他以清代工部长度与这些古尺加以对比,又将这些实物与古书的材料互相参照。他尤其看重程易畴《通艺录》和吴大澂《权衡度量实验考》。这项研究,又是重视目验的例子。
王国维考定的中国历代尺度得出如下结论:新莽尺合23.07公分,东汉尺合23.6公分,三国尺合24.13公分,东晋尺合24.75公分,南朝尺分别合24.5公分和24.765公分,后魏的前、中、后,分别合27.728、27.94、29.56公分。东魏、北齐合74.6公分,唐官尺前期合28.575公分,后期合30.267公分。从这个记录可以看出,中国的尺度是渐渐变长的趋势。王国维指出:“据前比较之结果,则尺度之制,由短而长殆成定例。然其增率之速,莫剧于东晋、后魏之间三百年间,几增十分之三。……而自唐迄今,则所增甚微,宋后尤微。求其原因,实由魏晋以降,以绢布为调……官吏惧其短耗,又欲多取于民,故尺度代有增益,北朝尤甚。自金元以后,不课绢布,故八百年来,尺度犹仍唐、宋之旧。”这就是他给马衡信中说的“东魏尺度特长,盖因调绢之故”。王国维发表演讲的对象以外国人为多,但文章在刊物上发表之后,成为尺度研究中的重要文献。以后马衡的研究,也相似于王国维的结论。但是,尺度研究是不断发展的。“目前据我们所收集的唐尺,尺度均在29-30.5厘米之间,从38支唐尺求得每尺的平均值为30.2厘米。”尺的出土实物究竟使用于何地,产于何地,这有待于不断研究。由于材料多了,有些研究就更深入。比如王国维说的宋人承用唐制,莫如说宋尺承五代尺更近于事实,因为五代时尺度有变化。还有王国维认定的淮尺,却出土于北方巨鹿。淮尺是地方尺,看来与其他的地方尺差别较大。这些情况需待出土实物更多时才能最后作出结论。
王国维关于服饰史的考订别具特色。先是1913年作《释币》2卷,原题为《布帛通考》,考古代布帛之制及衣裳之样式。《胡服考》作于1915年8月,初刊于《国学丛刊》,原题为《袴褶服考》,后选入《观堂集林》。这是我国服饰发展史上的重要著作,论述了汉族和西北少数民族之间互相交流的情况。文章中心是“胡服之入中国始于赵武灵王”。原来汉族服装循宽衣博带的风格;胡服则是北方游牧民族的服装,为了适合于骑猎生活,采用短衣、长裤、革靴、紧身衣的样式。王国维研究过的“袴褶服”就是上身穿褶、下身穿袴的一种服式。南北朝时期盛行于民间,是当时的时装,隋代宫廷中也流行了。
王国维此考用了地下出土的新材料,《流沙坠简补遗》:“著布袴褶履”,又有“著布袴褶口”。他解释道:“案此二简出和阗东尼雅城北,乃魏晋间物,纪是时往来西域商胡之年名物色者也。”他又重视古书上的材料:沈约乃谓“袴褶之服,不详所起。沈括知其为胡服,而又以为始于北齐,后人亦无考其源流及制度者,故备著之”。全文以此服通行中国千余年的线索,考释各种不同阶层的人所穿胡服。胡服与汉人宽衣博带的风格所以不同,是由于胡人的生活“驰草棘中”,又要适合于骑马,于是形成了不同于汉族的服饰风格。胡服显然便于征战、生活,于是又在汉族中流行了。王国维对这篇考据十分自信,曾自以为可以与程易畴的考订相类比。
王国维的古器物研究,还可以述及井渠的情况。他翻译伯希和就职演说《近日东方古言语学及史学上之发明与其结论》一文,发现:“伯希和君演说中亦有小误,不关宏旨,如谓吐鲁番之地下水道其法与波斯同。实则我国古代井渠之法始汉武帝用以引洛水,后又用之敦煌塞外,其发明在通西域之前,后车师等处用之,遂传之波斯。今日北京大街之大阴沟,亦此遗制耳。”他有了写《西域井渠考》的想法之后,不到一个月,1919年9月10日又写信给罗振玉说:“又作《井渠考》一篇,盖为伯希和君之书而作……下一篇则驳正之者也。”他当时“心绪甚劣”,自叙考西北事消暑,可见是盛暑之作也。他征之于文献,引《史记·河渠书》为证。原文为:“凿井,深者四十余丈。往往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颓以绝商颜,东至山岭十余里间。井渠之生自此始。”实际是汉武帝征调一万多人开渠引洛水灌溉陕西平原,中遇四十余丈的商颜山阻挡。于是,改用开凿一系列竖井之法,使水流过去。这时候,中国与西域尚未通行,可见,竖井之法是中国先有的。公元前103年,《史记·大宛列传》记李广利率三万汉军攻打大宛,“宛王城中无井,皆汲城外流水,于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终得议和。此后,汉军屯兵西域,井渠之法也传过去了。这篇文章不长,但考据有力。
伯希和在《评王国维遗书》一文中指出:“王氏以为此乃中国旧法传至西方者。纪元前二世纪末西安府一带所穿筑者固是此类井渠……《汉书》卷96下《乌孙传》所识在敦煌穿筑者,必亦属此类井渠无疑。惟王氏引有新文,即《史记》卷123《大宛列传》言‘宛城新得秦人知穿井’一条是也。但谓为纯粹汉人发明,似乎言之太早,先应研寻此类井渠发现年代也。”看起来,伯希和在西域井渠法是由中国传去的这一点上,同意了王国维的观点。但是,他又提出了新的问题,即汉人发明井渠法是不是世界上最早的问题。因为西方亦有希腊人将竖井技术东传至印度的记录。在人类文明史上,同一项技术成就在不同地区被创造出来,也是可能的。但这是科技史上的另一个问题了。
王国维的考订古物,融铸着对古老的中华文明的热爱,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