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敦煌学研究
1900年5月，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打开了。洞内的四五万件六朝、隋、唐写的卷子和少量木刻书回到人间，使中华古老的民族文化汇入世界文化的潮流，这是世界文化史上的重要发现。藏经洞中藏的佛教经典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其他还有儒家经典、历史、民族关系、语言、文学、艺术、药学、科技、社会等领域的文物。这批文献是前人有意保存下来的，一经发现，就轰动了世界学术界。遗憾的是，发现的文物先后被国外的考古家劫走，其中以斯坦因、伯希和劫走的最多。敦煌地区的石窟佛教艺术和敦煌文献被全世界不同学科的学者研究，史称“敦煌学”。王国维认为，这些发现是汉代以来中国学问上的三大发现之一。1909年中秋，伯希和携敦煌卷子经北京，罗振玉、王国维和一些中国学者都去看了目录和他身边携带的敦煌文献。以后，根据他提供的材料，罗振玉编印《敦煌石室遗书》、《鸣沙石室遗书》、《莫高窟石室秘录》等多种资料。
王国维是我国第一批研究敦煌文献的学者。他获得的成就，推进了敦煌学的建设和学术水准的提高，可以列于世界敦煌学著作之林。如果说甲骨学影响我国上古史的研究，那么敦煌学极大地影响了我国中古史的研究。
王国维发现了敦煌遗书中有韦庄的《秦妇吟》，这是日本学者狩野直喜1912年去欧洲阅敦煌材料时带回来的。王国维写的《唐写本韦庄〈秦妇吟〉跋》说：“此诗前后残阙，无篇题及撰人姓名，亦英伦博物馆所藏。狩野博士所录。”王国维按《北梦琐言》记韦庄《秦妇吟》有“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句，而这个写本恰恰有这两句，所以就断为韦庄的《秦妇吟》。《秦妇吟》在当时颇为流传，所以韦庄外号为“秦妇吟》秀才”。以后，韦庄显贵后，讳言此诗，因此他弟弟编《浣花集》时未将此诗编入。王国维发现了这首诗当然很高兴，他于1920年，将其《敦煌发现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发表于《东方杂志》第十七卷第八期，这个不全的《秦妇吟》就发表在这篇文章中。这时，王国维看到巴黎国家图书馆敦煌书目有《秦妇吟》的目录，便写信给伯希和希望能得到完全的本子。伯希和于1924年初“手录巴黎所藏天复五年张龟写本，以至复以伦敦别藏梁贞明五年安友盛写本校之。二本并首尾完具，凡千三百八十六字。其首云中和癸卯春三月，则此诗乃中和三年所作”。
敦煌遗书中的《秦妇吟》写卷留存下来的有九个，这说明此诗在当时颇为流行。王国维于1924年将见到的《秦妇吟》三个本子加以校勘，整理成《韦庄的秦妇吟》，发表于《北大国学季刊》第一卷第四号，这是《秦妇吟》正式的校勘本。王国维发表的第二篇跋文，作于1924年春，说明韦庄在洛阳时，遇黄巢起义而去江、浙、赣等省，所谓“万里有家留百越，十年无路到三秦者也”。这首名诗未得流行，陈寅恪指出，秦妇遭遇之描写触涉蜀主王建宫闱中事。以后，俞平伯1981年发表《读陈寅恪〈秦妇吟〉校笺》认为：该诗对官军屠杀生民之类的描写，使当日躬其事者如王建之流不能不汗颜，而韦庄晚年恰好又身事王建。这都是不同意《北梦琐言》的说法，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六载：“蜀相韦庄应举时，遇黄巢犯阕，著《秦妇吟》一篇，内一联云：‘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尔后公卿亦多垂讶，庄乃讳之。他日撰家戒，内不许垂《秦妇吟》幛子，以此止谤，亦无及也。”现在经校勘的《秦妇吟》有一千六百六十字。《秦妇吟》有白居易讽喻诗的特色，表现了黄巢与官军的争斗，表现了人民在战争中的苦难。韦庄对农民起义显然是不同情的。这一点，从历史上看，并不会成为他不谈这首诗的原因。王国维论过韦庄的词，对在敦煌文献中发现的《秦妇吟》，倾注了很大的热情。
王国维研究过戏曲史，注意通俗文学。他从日本学者狩野处看到了敦煌文献，撰写了《敦煌发现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刊于《东方杂志》第十七卷第八号上，他见到的《云谣集》也在那里首次公布。王国维在跋语中说明“此卷首题云谣集杂曲子共三十首”，王国维使用的名称，现今大体上称“敦煌曲子词”或“敦煌歌词”。因为这些作品的调名“均见崔令钦《教坊记》所载曲名”，所以大体上属于民间词，词律甚宽。
在众多的敦煌卷子中，选择一批写出跋语，显示了王国维的治学趣向。1909年伯希和告诉他敦煌古籍中有《太公家教》一卷，但已寄往巴黎。王国维很想看到。1910年伯希和寄来一批古籍，但没有这本。不久，王国维恰巧从罗振玉处见到了这一卷书。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敦煌石室中书未被伯希和捆绑而去，又未入京师图书馆，结果流入民间，又为罗振玉购入。此卷书有了这段经历，很值得记载了。这里的“太公”，不是渭水边钓鱼的姜太公，这是地位低下的乡村老塾师的口气，历来书本中说到《太公家教》，总当作“辞章不能工者”的例子。王国维看后也认为“此书至宋元间尚存，特以浅陋鄙俚，故馆阁与私家均为著录。今观其书多作四字韵语，语多鄙俗，且失伦次，与上诸书所言，一一符合，且今日俗谚，犹多见其中。设非见唐人写本，必疑为后世假托矣”。他估计是中唐以后的书。《太公家教》斯坦因劫去的文献中有十二种写本，伯希和带走的有二十二种写本。一个藏经洞中有这么多不同写本，反映出这本书是当时流传很广的童蒙读本。
《唐写本老子化胡经残卷跋》记巴黎国民图书馆与英伦博物馆所藏两种残卷的情况。这本书叙述佛教被老子所同化的故事。故事当然是虚构的，却反映了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国原有的道教思想交融的情况。对此，近期有不少学者从中西文化关系的角度，予以深入探讨。
《唐写本敦煌户籍跋》记狩野博士从英伦博物馆所藏唐大历四年沙州敦煌县户籍。王国维重视户籍，因为它“与授田之事相关故也”。唐代对不同官衔和不同体质、年龄的老百姓有不同的授田数，均记载明确，“三年一造”。他还写了《宋初写本敦煌县户籍跋》记雍熙二年至道元年户籍残卷。此外，王国维的《唐写本食疗本草残卷跋》记载了敦煌医学文献的情况，这是我国古代留传下来的一笔十分丰厚的历史遗产，现已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
《摩尼教流行中国考》由《敦煌摩尼教经残卷》引发写成。此卷存北京图书馆和巴黎国家图书馆。蒋伯斧、罗振玉先后有考略、题跋发表。伯希和、沙畹合著《摩尼教流行中国考》。王国维在这些学者努力的基础上又作了新的努力。王国维说：“蒋伯斧郎中跋巴黎所藏摩尼教残经卷附考摩尼教入中国源流，仅及唐会昌而止，后罗叔言印行京师图书馆所藏摩尼教经一卷，伯希和教授释之，后附考，并增宋世摩尼教事实，较蒋君所考为赅博。余数年以来，流览所及，颇有增益。”王国维花了大量时间搜集了古集中的摩尼教的材料。摩尼教是摩尼为创始人、三世纪在古波斯兴起的宗教。其教义受过佛教和基督教影响，大约六至七世纪传入中国。统治者常称为“吃菜事魔”，民间则因它提倡一日一食、节俭而通财互助，于是流行。唐五代后又与不少农民起义有联系，屡遭明令禁止。王国维搜集的材料都是古籍中对摩尼教活动的记载。
在王国维的时代，对敦煌文献进行整体的综合研究，显然不具备条件。中国学者看着国宝被捆绑而去，虽有扼腕之痛，亦无可奈何，只能在可能的范围内加以研究，总起来说，处于搜集材料阶段。敦煌文献浩如烟海，如想取得成绩，只有在学者自身已有的知识范围内加以努力了。从开始写考释、序跋到利用敦煌史料进行多学科的研究，其间要有新的努力，王国维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在音韵学研究方面作出了贡献。
王国维回上海不久就开始研究音韵学，写了《声韵考》，后见到了敦煌材料，将文章删去一小半。他在《致马衡》信中说：“敦煌出唐写本《切韵》，巴黎所藏、伯希和教授所寄者计三种：一存上声‘海’至‘铣’，似陆法言原本；一存平声‘东’至‘鱼’，前有陆法言及长孙讷言二序，并平声上分目，有长孙增字及增注，乃长孙讷言笺注本；一存一、二、四、五共四卷，卷一首与卷五尾又有阙，有长孙所增字及类似长孙之注，疑是长孙注节本，此种最完且多。原影印本一时未能印行，弟故竭二十日之力照其行款写一副本，颇拟将此副本付书坊先以行世，而字太小且率，恐不易明了，故尚与书坊交涉。”
王国维引述的敦煌材料，是《切韵》残卷。一编号为82683，基本上可以肯定是陆法言的原著。残卷一共有45行，内容是上声海韵和铣韵。
王国维引述的陆法言、长孙讷言序本，即S2055，敦煌残卷，为唐高宗仪凤二年长孙讷言给《切韵》作的笺注。从序文中可知：“1.笺注本加了600字，用补缺遗；2.陆书在七十多年的流传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错别字，讷言为之纠谬；3.增加释义。”
王国维引述的第三种卷子，藏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编号P2011，也是敦煌残卷。
孙愐曾将原本《切韵》改编为《唐韵》，约在唐天宝年间，现在也只存一些残卷和孙愐的序言。残卷为蒋伯斧发现。由于《切韵》在中国音韵学史上地位突出，原书已佚，这样，其他的韵书的地位就十分重要了。其实，这些书都是《切韵》这个系统的。孙愐的书有两种版本，这是后来王国维在蒋汝藻处看到的。他说：“蒋氏所藏《唐韵》自系孙愐书，然却是天宝十载重定之本，非开元廿年初纂之本。……惟孙愐初纂之本当时未见，故不知孙书有二本，去年读卞氏《书画汇考》始知之耳。”王国维的解释，因传钞者往往有异，所以留传下来也各异，致使敦煌韵书就有不同的本子。“唐人韵书，以部次观之可分为二系，陆法言《切韵》、孙愐《唐韵》及小徐《说文解字篆韵谱》，夏英公《古文四声韵》所据韵书为一系，大徐改定《篆韵谱》与《广韵》所据为一系。……韵书自隋至于有唐中叶因未有条理秩然之部次如今所见之《声韵》者也，惟大徐改定《说文解字篆韵谱》，除增三宣一部外，其诸部次弟与广韵全同。”王国维在分析历史材料基础上，定古韵为22部。他曾自信地说：“然古音廿二部之目，遂令后世无可增损。”这比段玉裁定的17部有发展，以后王力又主张古韵分为30部。这些问题，目前尚在讨论。但是，王国维的理论，是能给人以启发的。王国维这些成绩，表明他运用敦煌文献进行研究工作，是有理论上的深度，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王国维的音韵学研究涉及到上古音韵学、中古音韵学和清代音韵学，对于韵类、字母的分类都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他利用敦煌材料，不只是音韵学著作，对其他敦煌文献的考释，也长于运用音韵学的知识。他在北京大学、清华的教学工作中，音韵学也是他教学的一个重要内容。
王国维是我国第一批研究敦煌文献的学者。他获得的成就，推进了敦煌学的建设和学术水准的提高，可以列于世界敦煌学著作之林。如果说甲骨学影响我国上古史的研究，那么敦煌学极大地影响了我国中古史的研究。
王国维发现了敦煌遗书中有韦庄的《秦妇吟》，这是日本学者狩野直喜1912年去欧洲阅敦煌材料时带回来的。王国维写的《唐写本韦庄〈秦妇吟〉跋》说：“此诗前后残阙，无篇题及撰人姓名，亦英伦博物馆所藏。狩野博士所录。”王国维按《北梦琐言》记韦庄《秦妇吟》有“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句，而这个写本恰恰有这两句，所以就断为韦庄的《秦妇吟》。《秦妇吟》在当时颇为流传，所以韦庄外号为“秦妇吟》秀才”。以后，韦庄显贵后，讳言此诗，因此他弟弟编《浣花集》时未将此诗编入。王国维发现了这首诗当然很高兴，他于1920年，将其《敦煌发现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发表于《东方杂志》第十七卷第八期，这个不全的《秦妇吟》就发表在这篇文章中。这时，王国维看到巴黎国家图书馆敦煌书目有《秦妇吟》的目录，便写信给伯希和希望能得到完全的本子。伯希和于1924年初“手录巴黎所藏天复五年张龟写本，以至复以伦敦别藏梁贞明五年安友盛写本校之。二本并首尾完具，凡千三百八十六字。其首云中和癸卯春三月，则此诗乃中和三年所作”。
敦煌遗书中的《秦妇吟》写卷留存下来的有九个，这说明此诗在当时颇为流行。王国维于1924年将见到的《秦妇吟》三个本子加以校勘，整理成《韦庄的秦妇吟》，发表于《北大国学季刊》第一卷第四号，这是《秦妇吟》正式的校勘本。王国维发表的第二篇跋文，作于1924年春，说明韦庄在洛阳时，遇黄巢起义而去江、浙、赣等省，所谓“万里有家留百越，十年无路到三秦者也”。这首名诗未得流行，陈寅恪指出，秦妇遭遇之描写触涉蜀主王建宫闱中事。以后，俞平伯1981年发表《读陈寅恪〈秦妇吟〉校笺》认为：该诗对官军屠杀生民之类的描写，使当日躬其事者如王建之流不能不汗颜，而韦庄晚年恰好又身事王建。这都是不同意《北梦琐言》的说法，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六载：“蜀相韦庄应举时，遇黄巢犯阕，著《秦妇吟》一篇，内一联云：‘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尔后公卿亦多垂讶，庄乃讳之。他日撰家戒，内不许垂《秦妇吟》幛子，以此止谤，亦无及也。”现在经校勘的《秦妇吟》有一千六百六十字。《秦妇吟》有白居易讽喻诗的特色，表现了黄巢与官军的争斗，表现了人民在战争中的苦难。韦庄对农民起义显然是不同情的。这一点，从历史上看，并不会成为他不谈这首诗的原因。王国维论过韦庄的词，对在敦煌文献中发现的《秦妇吟》，倾注了很大的热情。
王国维研究过戏曲史，注意通俗文学。他从日本学者狩野处看到了敦煌文献，撰写了《敦煌发现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刊于《东方杂志》第十七卷第八号上，他见到的《云谣集》也在那里首次公布。王国维在跋语中说明“此卷首题云谣集杂曲子共三十首”，王国维使用的名称，现今大体上称“敦煌曲子词”或“敦煌歌词”。因为这些作品的调名“均见崔令钦《教坊记》所载曲名”，所以大体上属于民间词，词律甚宽。
在众多的敦煌卷子中，选择一批写出跋语，显示了王国维的治学趣向。1909年伯希和告诉他敦煌古籍中有《太公家教》一卷，但已寄往巴黎。王国维很想看到。1910年伯希和寄来一批古籍，但没有这本。不久，王国维恰巧从罗振玉处见到了这一卷书。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敦煌石室中书未被伯希和捆绑而去，又未入京师图书馆，结果流入民间，又为罗振玉购入。此卷书有了这段经历，很值得记载了。这里的“太公”，不是渭水边钓鱼的姜太公，这是地位低下的乡村老塾师的口气，历来书本中说到《太公家教》，总当作“辞章不能工者”的例子。王国维看后也认为“此书至宋元间尚存，特以浅陋鄙俚，故馆阁与私家均为著录。今观其书多作四字韵语，语多鄙俗，且失伦次，与上诸书所言，一一符合，且今日俗谚，犹多见其中。设非见唐人写本，必疑为后世假托矣”。他估计是中唐以后的书。《太公家教》斯坦因劫去的文献中有十二种写本，伯希和带走的有二十二种写本。一个藏经洞中有这么多不同写本，反映出这本书是当时流传很广的童蒙读本。
《唐写本老子化胡经残卷跋》记巴黎国民图书馆与英伦博物馆所藏两种残卷的情况。这本书叙述佛教被老子所同化的故事。故事当然是虚构的，却反映了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国原有的道教思想交融的情况。对此，近期有不少学者从中西文化关系的角度，予以深入探讨。
《唐写本敦煌户籍跋》记狩野博士从英伦博物馆所藏唐大历四年沙州敦煌县户籍。王国维重视户籍，因为它“与授田之事相关故也”。唐代对不同官衔和不同体质、年龄的老百姓有不同的授田数，均记载明确，“三年一造”。他还写了《宋初写本敦煌县户籍跋》记雍熙二年至道元年户籍残卷。此外，王国维的《唐写本食疗本草残卷跋》记载了敦煌医学文献的情况，这是我国古代留传下来的一笔十分丰厚的历史遗产，现已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
《摩尼教流行中国考》由《敦煌摩尼教经残卷》引发写成。此卷存北京图书馆和巴黎国家图书馆。蒋伯斧、罗振玉先后有考略、题跋发表。伯希和、沙畹合著《摩尼教流行中国考》。王国维在这些学者努力的基础上又作了新的努力。王国维说：“蒋伯斧郎中跋巴黎所藏摩尼教残经卷附考摩尼教入中国源流，仅及唐会昌而止，后罗叔言印行京师图书馆所藏摩尼教经一卷，伯希和教授释之，后附考，并增宋世摩尼教事实，较蒋君所考为赅博。余数年以来，流览所及，颇有增益。”王国维花了大量时间搜集了古集中的摩尼教的材料。摩尼教是摩尼为创始人、三世纪在古波斯兴起的宗教。其教义受过佛教和基督教影响，大约六至七世纪传入中国。统治者常称为“吃菜事魔”，民间则因它提倡一日一食、节俭而通财互助，于是流行。唐五代后又与不少农民起义有联系，屡遭明令禁止。王国维搜集的材料都是古籍中对摩尼教活动的记载。
在王国维的时代，对敦煌文献进行整体的综合研究，显然不具备条件。中国学者看着国宝被捆绑而去，虽有扼腕之痛，亦无可奈何，只能在可能的范围内加以研究，总起来说，处于搜集材料阶段。敦煌文献浩如烟海，如想取得成绩，只有在学者自身已有的知识范围内加以努力了。从开始写考释、序跋到利用敦煌史料进行多学科的研究，其间要有新的努力，王国维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在音韵学研究方面作出了贡献。
王国维回上海不久就开始研究音韵学，写了《声韵考》，后见到了敦煌材料，将文章删去一小半。他在《致马衡》信中说：“敦煌出唐写本《切韵》，巴黎所藏、伯希和教授所寄者计三种：一存上声‘海’至‘铣’，似陆法言原本；一存平声‘东’至‘鱼’，前有陆法言及长孙讷言二序，并平声上分目，有长孙增字及增注，乃长孙讷言笺注本；一存一、二、四、五共四卷，卷一首与卷五尾又有阙，有长孙所增字及类似长孙之注，疑是长孙注节本，此种最完且多。原影印本一时未能印行，弟故竭二十日之力照其行款写一副本，颇拟将此副本付书坊先以行世，而字太小且率，恐不易明了，故尚与书坊交涉。”
王国维引述的敦煌材料，是《切韵》残卷。一编号为82683，基本上可以肯定是陆法言的原著。残卷一共有45行，内容是上声海韵和铣韵。
王国维引述的陆法言、长孙讷言序本，即S2055，敦煌残卷，为唐高宗仪凤二年长孙讷言给《切韵》作的笺注。从序文中可知：“1.笺注本加了600字，用补缺遗；2.陆书在七十多年的流传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错别字，讷言为之纠谬；3.增加释义。”
王国维引述的第三种卷子，藏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编号P2011，也是敦煌残卷。
孙愐曾将原本《切韵》改编为《唐韵》，约在唐天宝年间，现在也只存一些残卷和孙愐的序言。残卷为蒋伯斧发现。由于《切韵》在中国音韵学史上地位突出，原书已佚，这样，其他的韵书的地位就十分重要了。其实，这些书都是《切韵》这个系统的。孙愐的书有两种版本，这是后来王国维在蒋汝藻处看到的。他说：“蒋氏所藏《唐韵》自系孙愐书，然却是天宝十载重定之本，非开元廿年初纂之本。……惟孙愐初纂之本当时未见，故不知孙书有二本，去年读卞氏《书画汇考》始知之耳。”王国维的解释，因传钞者往往有异，所以留传下来也各异，致使敦煌韵书就有不同的本子。“唐人韵书，以部次观之可分为二系，陆法言《切韵》、孙愐《唐韵》及小徐《说文解字篆韵谱》，夏英公《古文四声韵》所据韵书为一系，大徐改定《篆韵谱》与《广韵》所据为一系。……韵书自隋至于有唐中叶因未有条理秩然之部次如今所见之《声韵》者也，惟大徐改定《说文解字篆韵谱》，除增三宣一部外，其诸部次弟与广韵全同。”王国维在分析历史材料基础上，定古韵为22部。他曾自信地说：“然古音廿二部之目，遂令后世无可增损。”这比段玉裁定的17部有发展，以后王力又主张古韵分为30部。这些问题，目前尚在讨论。但是，王国维的理论，是能给人以启发的。王国维这些成绩，表明他运用敦煌文献进行研究工作，是有理论上的深度，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王国维的音韵学研究涉及到上古音韵学、中古音韵学和清代音韵学，对于韵类、字母的分类都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他利用敦煌材料，不只是音韵学著作，对其他敦煌文献的考释，也长于运用音韵学的知识。他在北京大学、清华的教学工作中，音韵学也是他教学的一个重要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