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甲骨文、金文研究
1899年，开始认识到甲骨上刻的是古文字。这是本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发现。王国维称之为“殷墟甲骨文字”。现在通称的“甲骨文”，早期也称“龟甲文”“契文”、“贞卜文”、“殷墟卜辞”、“殷墟书契”等。这些文字刻在龟甲上、牛骨上，也有刻在人的头盖骨上。大部分用刀刻的，似可以称之为“契文”，但也有用毛笔写的。殷人迷信，凡事要用占卜请神决定行止。所以，“大自祭祀、征伐，次则行幸、畋渔，下至牢鬯之数、风雨之占，莫不轸于鬼神，比其书命”。认出这是甲骨文的年代，王国维认为“光绪戊戌己亥间”，即1898-1899年。
第一位判定刻于甲骨上的印痕是古文字的人是王懿荣。他是金石学家，当时的国子监祭酒（相当于最高学府负责人）。王国维记述：“初出土后，潍县估人得其数片，以售之福山王文敏（懿荣）。文敏命秘其事，一时所出先后皆归之。”传说1898年秋，王懿荣因病去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达仁堂购药，药中有一味“龙骨”。王从龙骨上看出有古文字，于是从药店买回所有的龙骨。这传闻经人调查并无根据，大约原因为王国维说的“文敏命秘其事”。当然，那里的农民早就见过这类甲骨。但是，知道这是古文字的，首推王懿荣，他在1899年大批收购甲骨。次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王自杀身亡。此后，王氏家道中落，不久，千余片甲骨都被刘鹗购入。刘鹗又悉心收购，得五千余片。罗振玉当时是刘鹗家的家庭教师，教刘鹗第四子刘大绅读书，此后又将长女嫁给刘大绅，与刘鹗成了亲家。罗振玉1902年见到这些宝物，就劝刘鹗选印出版。1903年《铁云藏龟》乃第一部著录甲骨文的专著，选拓1058片。不久，刘鹗充军新疆，死于异地，致使他搜集了材料却不可能予以研究。
罗振玉、王国维是使甲骨文成为一种新的学问的奠基人，史称“罗王之学”。1906年3月罗振玉、王国维一起辞去江苏师范学堂教职，暮春北上，供职学部。罗振玉到京之后，“令估人大蒐之”，1906年至1911年得甲骨二三万片，其余出土者尚有近万片，以后携去日本。罗振玉有著作如下：《殷墟书契前编》1913年，《殷墟书契菁华》1914年，《铁云藏龟之余》1915年，《殷墟书契后编》1916年。1927年2月，罗振玉又将《殷墟书契考释》作了增订。这是他在甲骨文研究方面的主要著作。
据现在统计，甲骨文中的单字有四千多。开始时认识一些字比较容易，过了一段时间，容易认识的字都认识完了，余下的就越来越难认了。罗振玉1915年《殷墟书契考释》考出485字，待问编收1003字。当时，认识甲骨文字数，“自以罗氏为第一。其考定小屯之为故殷墟及审释殷帝王名号，皆由罗氏发之”。1927年罗振玉考定之字由485字增加到571字。
关于王国维对甲骨文研究的贡献，先看他的自述。他在1917年末致柯劭忞信中说：“辛壬之交初抵日本，与叔言参事整理其所藏书籍，殆近一年，此时无书可读，故得诗二三十首。嗣是以后始得重理旧业，数年零星纂述共得四十余卷，皆系小品，且涉各方面，无足以就正宏达者。唯有一二事堪以奉告者，叔言前撰《殷墟书契考释》，于殷先王之名已十得八九，前年维复于甲骨中考得王亥一人（即《史记·殷本纪》之振、《世本·帝系篇》之核、《作篇》之赅。）乃与《大荒经》称正同。今年复考上甲微以后六世，系统与《世本》略殊。（以上甲、报乙、报丙、报丁、主壬、主癸为次。）后复见一骨折为二者，合之，乃证明此事。”这是他写给刚认识的年老学者的信。他在清华大学公开演讲时，介绍自己的成果，关于甲骨文资料的整理，他有《哈同氏之戬寿堂所藏殷墟文字》，其中“余亦有考释”。“余复据此种材料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以证《世本》《史记》之为实录。作《殷周制度论》以比较二代之文化。”这是王国维自述在考释文字和研究方面的工作。
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于1913年春定稿。1913年5月就告诉缪荃孙：“顷多阅金文，悟古代宫室之制，现草《明堂庙寝通考》一书，拟分三卷：己说为第一卷，（已成）次驳古人说一卷，次图一卷。此书全根据金文、龟卜文，而以经证之无乎不合。”明堂作为一种建筑，十分重要，正如王国维指出：“明堂之制既为古宫室之通制，故宗庙同之。”这一年冬天，他又说：“夏间作《明堂庙寝通考》二卷，秋间作《释币》二卷。”王国维的研究已显示出他的方法上的趋势：以金文、甲骨文等新出土的文字与古籍相对照加以研究。他在写作《明堂寝庙通考》前后，圈阅《礼记》。他想专治三代之学，所以集中精力先治古文字。
王国维的甲骨文研究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并没有见到直接正面的论述。《明堂庙寝通考》从“殷商卜文”中两次见“太室”，“明堂之制既为古代宫室之通制，故宗庙之宫室亦如之，古宗庙之有太室，即足证其制与明堂无异”。这篇文章考的是古代礼制，但已经用甲骨文的知识，显然已了解了甲骨文的重大价值。
1915年罗振玉《殷墟书契考释》出版，这是王国维手书的石印本。
王国维写了《殷墟书契考释序》，充分估价发现甲骨文的意义。他认为，研究古文字有三个历史性的事件：壁中书出现，简牍考释和发现甲骨文。王国维对甲骨文的意义，着重于说明甲骨文是殷王室命人作的占卜，因为殷人迷信鬼神，需要以占卜决定行止。“大自祭祀、征伐，次则行幸、畋渔，下至牢鬯之数、风雨之占，莫不畛于鬼神”。《殷墟书契考释后序》进一步指出：这部著作“此三百年来小学之一结束也。夫先生之于书契文字，其蒐集流通之功，盖不在考释下……”“物既需人，人亦需物。书契之出，适当先生之世，天其欲昌我朝古文之学，使与诂训、说文、古韵匹，柳又可知也。……窃谓我朝三百年之小学，开之者顾先生，而成之者先生也。”罗振玉收藏有甲骨达三万片左右，还有与人交换的拓片，当时是无人可比。这就是王国维称赞的“蒐集流通之功”。《后序》着重从学科定位和发展的角度论述，王国维认为清代学术超越于前代者，是小学。而这部著作已是清代小学成就的高峰了。
《殷墟书契考释》在甲骨学史上有重大意义。但是，这部著作的作者却引起过争议。在这个问题上最近发表意见的文章是张舜徽的《王国维与罗振玉在学术研究上的关系》，刊载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第一辑）。这本很有影响的文集是1983年出版的。张舜徽指出了两个例子。一是周传儒所著《甲骨文字与殷商制度》第五章说：“殷墟书契考释》，则王氏所手书也。题名虽为罗氏撰，实则王氏亦与有力焉。王氏跋语有谓：‘比草此书，又承写官之乏，颇得窥知大体，扬榷细目。’弦外之音，盖可知矣。”二是何士骥在1941年发表《近四十年来国人治学之新途径》：“甲骨搜藏之富，与各种古史材料著录传播之广，当以罗叔言氏为第一。罗氏之甲骨之学，著有重要之书十数种，又与王静安先生著《殷墟书契考释》，最称巨作。”这两位意见，认为《殷墟书契考释》是罗、王同作。张舜徽指出：“周、何两人，都是清华研究院的学生，曾亲自受业于王国维之门，对于老师的学问，极端敬仰；又看到《殷墟书契考释》一书的重大价值，对于近世学术，实有启辟途径、创立条例的不朽功绩，不愿罗氏独擅其名，便不顾事实地臆断这部书的写成他的老师也出了大力。这种阿其所好的盲目推崇，连他教师本人恐怕也是不愿意接受的。”这里的论证是用分析别人的动机来判定的。至于周、何两位的动机是否如此，他人的分析是有待于证明的。细读上面两位的言论，对罗氏的贡献，都作了说明，哪里有“将王国维捧到九天之上，将罗振玉压入九地之下”呢？后来，倾向更为明显的是，郭沫若在《历史人物》中指出：“王对于罗，似乎始终是感恩怀德的。他为了要报答他，竟不惜把自己的精心研究都奉献了给罗，而后罗坐享虚名。例如《殷墟书契考释》一书，实际是王的著作，而署的却是罗振玉的名字，这本是学界周知的秘密。单只这一事，也足证罗之卑劣无耻，而王是怎样的克己无私，报人以德的了。”这是郭沫若个人的见解。他已不属于“王门子弟”了。在甲骨学史上，甲骨学一度称为“四堂”之学。正如唐兰说：“卜学研究，自雪堂（罗振玉）导夫先路，观堂（王国维）继以考史，彦堂（董作宾）区其时代，鼎堂（郭沫若）发其辞例，固已极一时之盛。”郭沫若在日本研究甲骨文时，对罗、王的努力有身历其境的体验，对罗、王之间关系也有过思考，加上他又是在甲骨学研究中后来居上的学者，所以，他的意见有相当的影响。其实，郭沫若对罗振玉在研究甲骨文方面的功绩是肯定的。他在1954年版的一部著作中指出：“甲骨自出土后，其搜集、保存、传播之功，罗氏当居第一，而考释之功也深赖罗氏。”他对《殷墟书契考释》更十分推崇。但是，郭沫若对这部著作的作者下的结论并不周全。
《殷墟书契考释》作者署罗振玉，而且有两篇王国维的序文，这表示王国维在当时承认了罗振玉是该书的作者。王国维手抄全稿，据罗继祖《永丰乡人行年录》记，“乡人酬以五百金”。1923年冬，王国维的《观堂集林》出版时，罗振玉为之作序。这篇署名罗振玉的序文中说：“余考殷墟文字，亦颇采君说。”这一句是王国维自己作《殷墟书契考释》序时从未说过的话，在《观堂集林》中明明白白地指出来了。值得注意的是，这篇署名罗振玉的序文恰恰是王国维本人起草，由罗振玉亲自改定。王国维《致蒋汝藻》（1923年6月10日）信中说：“敝集雪堂一序已代撰就，后由其改定数语。”这就是说，王国维代罗振玉拟稿，以罗振玉自己的口吻第一次宣布《殷墟书契考释》“亦颇采君说”。此文经罗振玉改定，也可以说他承认了这个事实。《观堂集林》是王国维代表作之总汇。王国维运用这样的方式表达了他曾经对《殷墟书契考释》有过贡献，这是可信的，很有分寸。一个知识分子重视自己的理论成果，十分自然。但是，王国维为《殷墟书契考释》写过两篇序文为何不加以说明呢？笔者认为这是由这两位学者的性格和当时的关系决定的。罗振玉是考古学者，他拥有两三万件甲骨和很多拓片，这是研究的基础。正如王国维在序文中深切体会到的“物既需人，人亦需物”。罗振玉的“物”也提供给王国维研究；有了这样学术上的历史性的重大发现吸引着王国维投身去研究，罗振玉开始时给予了帮助和指导；况且当时王国维生活上也受到罗振玉的接济。就王国维说，他的思想很难超越“知遇之恩”的范围；无论在评价上说他是“迂”，还是说他是“老实”。这两篇序文写得比较虚，但对罗振玉是作了很高评价的。总之，《殷墟书契考释》作者署罗振玉之名，是为王国维所接受过的；以后王国维又申说过，其中包含着他的贡献。
这个问题直到现代仍为人所关注，仍然存在着不同意见。比如上海华东师范大学1983年出版的《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中载吴文祺《王国维学术思想评价》仍称“王国维代罗振玉所著的《殷墟书契考释》”。今见不属于“王门子弟”的清华大学孙敦恒教授，曾长期主持该校校史研究工作，1991年，他所著《王国维年谱新编》说：“殷墟书契考释》一书，署名罗振玉撰，但书中采用王国维之说颇多，书成又由王国维为之校写，并为二序，故而言此书系罗、王二人协力合作并无不妥。”历史上的问题，需要从各个角度予以考察，这里宜借用王国维的话“以事实决事实”。
王国维对甲骨学的独创性贡献，在于利用甲骨文探讨商周历史和典章制度。其中主要文章有《殷墟卜辞所见地名考》（1915年）、《三代地理小说》（1915年）、《鬼方昆夷狁考》（1915年），《殷礼征文》（1916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1917年）、《殷周制度论》（1917年）、《古史新证》（1925年）。从这些成果发表的年代考察，甲骨文的研究是贯穿着王国维后期的整个研究过程的。
1915年，王国维在日本，当时正为罗振玉手抄《殷墟书契考释》，《殷墟卜辞所见地名考》、《三代地理小说》、《鬼方昆夷狁考》是运用古文字的材料考定古史、古地理的开端。《鬼方昆夷狁考》对鬼方族加以考证：“我国古时有一强梁之外族，其族西自汧、陇环中国，而北东及太行、常山间，中间或分或合，时入侵暴中国。其俗尚武力，而文化之度不及诸夏远甚，又本无文字，或虽有而不与中国同。是以中国之称之也，随世异名，因地殊号。”“其见于商、周间者，曰鬼方、曰昆夷、曰獯鬻；其在宗周之季，则曰狁；入春秋后，则始谓之戎，继号曰狄；战国以降，又称之曰胡，曰匈奴。”这些名称，其实为一；但从名称上看大多有歧视意味。王国维所用的方法，“今由古器物与古文字之助，始得言其崖略。倘亦史学家之所乐闻欤？”
1916年春，王国维从日本回上海。阴历二月底先写《殷礼小记》，前后忙了一个月，刊入《学术丛论》时改题《殷礼征文》。他告诉罗振玉说：“皆祭礼事，补公考释所未备者。思以次及他事，然全文恐不过廿页也。”本文考殷人的名号与祭祀的关系，王国维认为属于用甲骨文的材料研究礼学的范围。王国维指出：“以乙曰生者，祭以乙日，因号之曰报乙、曰大乙、曰且乙、曰小乙、曰武乙、曰帝乙，盖出子孙所称，而非父母所命矣。”这样的研究方法，在当时是别开生面的。
1917年，是王国维甲骨文研究的丰收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和《殷周制度论》是我国甲骨学发展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的标志，也为王国维本人奠定了在这个学科中的领先地位。王国维的研究取得突破性贡献，是从研究王亥之名始。原来罗振玉在日本考释时已发现王亥之名了。后来，王国维读《山海经》、《竹书纪年》知王亥为殷之先公，并与《世本》中之“胲”，《帝系篇》中“核”，《楚辞·天问》中之“该”，《吕氏春秋》之“王冰”，《史记·殷本纪》中之“振”，《汉书》中之“垓”，实为一人。“王”字在早期甲骨文中为“孙诒让释作”立“罗振玉有时认为”立“有时认为”王“王国维则判定为早期”王“字。王国维又将”王亥“二字定为人名，这个人名为不少古书所传写，且有不同写法，发现了甲骨文早已有的写法，就可以用之校定古书了。再深入一步，王国维又考定《史记》中关于殷商世系的记载，可以用甲骨文加以证实。这样，过去有的人认为《史记》关于殷商世系的文字，不过是”传闻“或”假想“这次却得到了证明。这不但说明了甲骨文的发现”使世人知殷墟遗物之有裨于经史二学者有如斯也反过来又证明了《史记》关于这问题记载的科学性。王国维将地下出土的实物与古籍上的记载互相参照，扩大了人们对古代社会认识的视野，学术上得到了大的收获，在研究方法上也显示了成熟的特色。甲骨学专家吴浩坤、潘悠近期指出：把王亥二字定为人名，从而把古书的讹误，一一清理出来，尤属难能可贵。迄今为止，用殷墟卜辞增订殷商世系的学者不乏其人，然而除了羊甲作羌甲（即沃甲）、后祖乙应作小乙之外，王氏的考证，可以说精确无误。
《殷周制度论》是继甲骨文发现了殷商世系之后，进一步对商周社会制度的研究。在王国维的手稿上，开始这篇文章起名为《殷周论》，又在旁写上《殷周文化论》，以后，又想拟题为《殷周制度异同论》，最后才决定用现在的题目。王国维在1917年9月8日《致罗振玉》信中说：“殷周制度论》至今日脱稿，约得二十纸。此文根据《尚书》、《礼经》与卜辞立说。惟近久不为名理之文，故尚嫌未能畅发，且存此以待后日修补耳。”王国维的这个愿望，以后在写作《古史新证》时得到了实现。这篇《殷周制度论》的大旨是论周代制度与殷商制度的区别。这种区别标示着这是中国历史发展上一个十分关键的时期。《殷周制度论》开门见山就指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而“夏殷间政治与文物之变革，不似殷周间之剧烈矣”。王国维所以重视研究不同朝代制度文物与立制之本意即希望找到万世治安之大计。这种大变动中大计之制定，当然也要依靠社会条件的成熟。周代社会制度的特点，王国维在这篇文章中指出：“欲观周之所以定天下，必自其制度始矣。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周公制作之本意，实在于此。此非穿凿附会之言也。兹篇所论，皆有事实为之根据。”这使甲骨文研究不再局限于古文字学的范围，进入了历史上文化制度的研究。王国维也颇得意地说：“此文于考据之中寓经世之意，可几亭林先生。”这篇文章从历史发展的观点考察殷周社会，思想先进，在以后历史分期讨论、中国奴隶社会讨论中发挥了大的作用。
王国维代罗振玉拟的《观堂集林序一》指出：“丁巳，君撰《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殷周制度论》，义据精深，方法缜密，极考证家之能事。而于周代立制之源及成王、周公所以治天下之意，言之尤为真切。自来说诸经大义，未有如此之贯串者。盖君之学，实由文字、声韵以考古代之制度文物，并其立制之所以然。其术皆由博以反约，由疑而得信，务在不悖不惑，当于理而止，其于古人之学说亦然。君尝谓今之学者于古人之制度、文物、学说无不疑，独不肯自疑其立说之根据。呜呼！味君此言，可以知君二十年中学问变化之故矣。”这段话，将上述几篇文章当作王国维甲骨文研究的代表作，并由此总结出王国维研究方法上的特点。
1917年，王国维为上海仓圣明智大学姬佛陀（即姬觉弥）编《戬寿堂所藏殷墟文字考释》，见到哈同氏的甲骨拓本凡八百纸。该书署“姬佛陀类次王国维考释”，这批甲骨材料大都系刘鹗后人散出，为姬佛陀所收购的。这次代人编集新考出的字不多。王国维在书信中对人说：“戬寿堂殷墟文字考释》将来想有单本出售，但此书无甚心得，除说物字外，大抵皆弟旧说也。”在编辑这本书的过程中，有一件意外的收获，即王国维发现了其中一片甲骨可以和罗振玉《殷墟书契后编》中的一片有关系，乃“一片折而为二”，于是王国维将这两片连缀起来，开创了治甲骨学中据断痕相接的先例。王国维称之为“补缀”。这使人不能不佩服王国维的机敏和记忆能力的高超。因为埋在地下的铜器、铁器不易破碎，即使是瓷器，也有相当的硬度。甲骨却极易破碎，且易遭到人为的破坏。“比如农民盲目挖掘时的破损，商人把同一片甲骨又分割售与不同的买主，都会增加了解甲骨的困难。殷墟十五次发掘的三万多片甲骨不幸因抗战而由安阳搬至昆明，国内战争再由昆明移至台湾。到了台湾岛，复由中部扬梅转运至北部南港。到了南港，又遭水灾浩劫。许多甲骨片就在漫长的搬运过程中断裂，甚至变成粉碎，再也无法复完。”鉴于甲骨易碎的特点，王国维的“补缀”法，很有实践上的价值。
王国维并无经济力量搜藏甲骨，但是，他看到了大量的甲骨文拓片。可以说，在他的时代，他还是看到这方面材料最多的一位学者。除了刘鹗、罗振玉所印的资料外，他还看到哈同藏的资料，看到了“鄞县马君叔平赠余以京师大学及其所藏甲骨拓本千余片”，看到了徐乃昌所藏甲骨拓本，作《随庵所藏甲骨文字序》。这样，他的眼界更开阔了。1923年收入《观堂集林》第六卷的《释史》、《释由》、《释辪》、《释天》、《释昱》、《释西》、《释礼》等篇，是王国维考释甲骨文的代表作。他用的办法是会通甲骨文的材料，根据文字、音韵、训诂之学，综合地运用有关知识，从多方面加以考定。这时候，易认的文字，均先认出。1919年10月，王国维已发出了“殷墟文字人力殆已罄尽，以后只可于无意中拾得数字”的浩叹了。不过，王国维考定的这几个字，皆发人之未发，显示了他在这方面取得的新成绩。
王国维在甲骨学史上的地位，郭沫若曾经指出：“我们要说殷墟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那是丝毫也不过分的。”
商周甲骨文与金文并存。金文绝大多数是铸器时就铸上去的，近代学者亦称之为“钟鼎文字”，保存下来的材料甚为可靠。商周金铜器早就被发现，但形成一个学科，则成熟于宋代。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说：“宋人于金石书函之学，乃陵跨百代。近世金石文学复兴，然于著录考订，皆本宋人成法，而于宋人多方面之兴味，反有所不逮，故虽谓金石之学，为有宋一代之学无不可也。”王国维在1914年7月17日致缪荃孙信中说：“近二二月内作《金文著录表》，宋代一卷已成。国朝四卷正在具草。……此次所作表，谓之金文之全目录，亦略近之。比年以来拟专治三代之学，因先治古文字，遂览宋人及国朝诸家之说。此事自宋讫近数十年无甚进步”。王国维收入上述著录表中643器，按类登录：凡钟44器，铎1器，鼎137器，鬲28器，甗17器，敦58器，簠8器，盦1器，豆3器，盉9器，尊壶罍41器，彝44器，舟1器，卤55器，爵60器，觚20器，觯12器，角2器，斝4器，卮1器，不知器名者6器，盘盂洗21器，匜20器，镫锭烛盘重15器，度量权律管15器，兵器6器，杂器6器。《国朝金文著录表》登记时内容分器名、著录者、字数、杂记四栏。著录“凡三代器三千四百七十有一，列国先秦器九十有八，汉器六百十有六，三国至宋金器百有十，共计四千二百九十有五。除宋拓及疑伪器外得三千九百八十有三器”。这两项著作是一种准备材料的基础工作。王国维成书之后作序叙其经过：“国维东渡后，时从参事问古文字之学，因得尽阅所藏拓本。参事属分别其已著录者与未著录者将以次编类印行，又属通诸家之书，列为一表。自甲寅孟夏，讫于仲秋，经涉五月，乃始毕事，书成都六卷。长夏酷暑，墨本堆案，或一器而数名，或一文而数器，其间比勘一器，往往检书至十余种，阅拓本至若干册，穷日之力，不过尽数十器而已！既具稿，复质之参事，略加检定。然著录之器，既以千计，拓本之数亦复准之，文字同异，不过毫厘之间，摹拓先后，又有工拙之别。
虽再三复勘，期于无误，然复重遗漏，固自不免。庶竺古君子董而教之。”叙述这项工作的过程，也可以看出王国维的研究工作总是以实际材料为基础的。镂刻在礼器上的铭文，其内容涉及祭典、训诰、征伐、赏赐、约誓等重要内容，是极为重要的史料。王国维在著录的基础上，写了大量的序跋，加以考释。如《毛公鼎考释序》、《毛公鼎跋》、《商三句兵跋》、《散氏盘跋》等，收入《观堂古今文考释》流传于世。如果说“著录表”可以看出王国维对金古文检校范围之广，那么，具体考释文章就可以看到他抓住典型古器物后审读之精了。毛公鼎铭文记叙了周宣王诰诫和褒赏其臣下的事。古器物上的文字以此鼎为最多。古器物上的字时有不能认识者，王国维在《毛公鼎考释序》一文中说明原因：“古代文字假借至多，自周至汉，音亦屡变。假借之字，不能一一求其本字，故古器文义有不可强通者，亦势也。自来释古器者，欲求无一字之不识，无一义之不通，而穿凿附会之说以生。穿凿附会者，非也。谓其字之不可识，义之不可通，而遂置之者，亦非也。文无古今，未有不文从字顺者。今日通行文字，人人能读之，能解之。诗书彝器亦古之通行文字，今日所以难读者，由今人之知古代不如知现代之深故也。苟考之史事与制度、文物，以知其时代之情状；本之诗、书以求文之义例，考之古音，以通其义之假借；参之彝器以验其文字之变化：由此而之彼，即甲以推乙，则于字之不可释、义之不可通者，必间有获焉。然后阙其不可知者，以俟后之君子，则庶乎其近之矣。”王国维正是按这样的方法，将诸家所未确之字考之。1916年8月27日，他在致罗振玉信中说：“今日自写《毛公鼎考释》毕，共一十五张，虽新识之字无多，而研究方法则颇开一生面，尚不失为一小种著述也。”这里提到的“自写”，因为写官所写，直不能用。《金文大字典》主编戴家祥谈到王国维认识金文、甲骨学的特点时指出：“孙氏（指孙诒让——引者）、罗氏、静安先生虽然都具备了这三方面（指形、声、义——引者）的渊博知识，但各有自己不同的侧重点，孙氏的侧重点，比较多的从先秦语法辞例和典章制度中取得成绩，罗氏的侧重点，比较多的从字形的演变中取得成绩，静安先生虽然贯彻到各个方面，但是丰硕的果实，还是‘同声通假’。”王国维的《两周金石文韵读》就是利用清代韵学的知识以释金文，在王国维看来，清代的音韵学足可“凌驾前代”。
王国维的金文研究，也是从文字学的研究上升到历史研究。他在1915年写的《鬼方昆夷狁考》，就是对北方的匈奴族进行了研究，根据《大盂鼎》《小盂鼎》《虢季子白盘》等青铜器铭文的材料，考定了匈奴族在古代汉族文献中有不同的名称。用地下出土的实物和古代典籍上记录互相参证的方法，在这里也发挥了作用。
第一位判定刻于甲骨上的印痕是古文字的人是王懿荣。他是金石学家，当时的国子监祭酒（相当于最高学府负责人）。王国维记述：“初出土后，潍县估人得其数片，以售之福山王文敏（懿荣）。文敏命秘其事，一时所出先后皆归之。”传说1898年秋，王懿荣因病去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达仁堂购药，药中有一味“龙骨”。王从龙骨上看出有古文字，于是从药店买回所有的龙骨。这传闻经人调查并无根据，大约原因为王国维说的“文敏命秘其事”。当然，那里的农民早就见过这类甲骨。但是，知道这是古文字的，首推王懿荣，他在1899年大批收购甲骨。次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王自杀身亡。此后，王氏家道中落，不久，千余片甲骨都被刘鹗购入。刘鹗又悉心收购，得五千余片。罗振玉当时是刘鹗家的家庭教师，教刘鹗第四子刘大绅读书，此后又将长女嫁给刘大绅，与刘鹗成了亲家。罗振玉1902年见到这些宝物，就劝刘鹗选印出版。1903年《铁云藏龟》乃第一部著录甲骨文的专著，选拓1058片。不久，刘鹗充军新疆，死于异地，致使他搜集了材料却不可能予以研究。
罗振玉、王国维是使甲骨文成为一种新的学问的奠基人，史称“罗王之学”。1906年3月罗振玉、王国维一起辞去江苏师范学堂教职，暮春北上，供职学部。罗振玉到京之后，“令估人大蒐之”，1906年至1911年得甲骨二三万片，其余出土者尚有近万片，以后携去日本。罗振玉有著作如下：《殷墟书契前编》1913年，《殷墟书契菁华》1914年，《铁云藏龟之余》1915年，《殷墟书契后编》1916年。1927年2月，罗振玉又将《殷墟书契考释》作了增订。这是他在甲骨文研究方面的主要著作。
据现在统计，甲骨文中的单字有四千多。开始时认识一些字比较容易，过了一段时间，容易认识的字都认识完了，余下的就越来越难认了。罗振玉1915年《殷墟书契考释》考出485字，待问编收1003字。当时，认识甲骨文字数，“自以罗氏为第一。其考定小屯之为故殷墟及审释殷帝王名号，皆由罗氏发之”。1927年罗振玉考定之字由485字增加到571字。
关于王国维对甲骨文研究的贡献，先看他的自述。他在1917年末致柯劭忞信中说：“辛壬之交初抵日本，与叔言参事整理其所藏书籍，殆近一年，此时无书可读，故得诗二三十首。嗣是以后始得重理旧业，数年零星纂述共得四十余卷，皆系小品，且涉各方面，无足以就正宏达者。唯有一二事堪以奉告者，叔言前撰《殷墟书契考释》，于殷先王之名已十得八九，前年维复于甲骨中考得王亥一人（即《史记·殷本纪》之振、《世本·帝系篇》之核、《作篇》之赅。）乃与《大荒经》称正同。今年复考上甲微以后六世，系统与《世本》略殊。（以上甲、报乙、报丙、报丁、主壬、主癸为次。）后复见一骨折为二者，合之，乃证明此事。”这是他写给刚认识的年老学者的信。他在清华大学公开演讲时，介绍自己的成果，关于甲骨文资料的整理，他有《哈同氏之戬寿堂所藏殷墟文字》，其中“余亦有考释”。“余复据此种材料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以证《世本》《史记》之为实录。作《殷周制度论》以比较二代之文化。”这是王国维自述在考释文字和研究方面的工作。
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于1913年春定稿。1913年5月就告诉缪荃孙：“顷多阅金文，悟古代宫室之制，现草《明堂庙寝通考》一书，拟分三卷：己说为第一卷，（已成）次驳古人说一卷，次图一卷。此书全根据金文、龟卜文，而以经证之无乎不合。”明堂作为一种建筑，十分重要，正如王国维指出：“明堂之制既为古宫室之通制，故宗庙同之。”这一年冬天，他又说：“夏间作《明堂庙寝通考》二卷，秋间作《释币》二卷。”王国维的研究已显示出他的方法上的趋势：以金文、甲骨文等新出土的文字与古籍相对照加以研究。他在写作《明堂寝庙通考》前后，圈阅《礼记》。他想专治三代之学，所以集中精力先治古文字。
王国维的甲骨文研究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并没有见到直接正面的论述。《明堂庙寝通考》从“殷商卜文”中两次见“太室”，“明堂之制既为古代宫室之通制，故宗庙之宫室亦如之，古宗庙之有太室，即足证其制与明堂无异”。这篇文章考的是古代礼制，但已经用甲骨文的知识，显然已了解了甲骨文的重大价值。
1915年罗振玉《殷墟书契考释》出版，这是王国维手书的石印本。
王国维写了《殷墟书契考释序》，充分估价发现甲骨文的意义。他认为，研究古文字有三个历史性的事件：壁中书出现，简牍考释和发现甲骨文。王国维对甲骨文的意义，着重于说明甲骨文是殷王室命人作的占卜，因为殷人迷信鬼神，需要以占卜决定行止。“大自祭祀、征伐，次则行幸、畋渔，下至牢鬯之数、风雨之占，莫不畛于鬼神”。《殷墟书契考释后序》进一步指出：这部著作“此三百年来小学之一结束也。夫先生之于书契文字，其蒐集流通之功，盖不在考释下……”“物既需人，人亦需物。书契之出，适当先生之世，天其欲昌我朝古文之学，使与诂训、说文、古韵匹，柳又可知也。……窃谓我朝三百年之小学，开之者顾先生，而成之者先生也。”罗振玉收藏有甲骨达三万片左右，还有与人交换的拓片，当时是无人可比。这就是王国维称赞的“蒐集流通之功”。《后序》着重从学科定位和发展的角度论述，王国维认为清代学术超越于前代者，是小学。而这部著作已是清代小学成就的高峰了。
《殷墟书契考释》在甲骨学史上有重大意义。但是，这部著作的作者却引起过争议。在这个问题上最近发表意见的文章是张舜徽的《王国维与罗振玉在学术研究上的关系》，刊载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第一辑）。这本很有影响的文集是1983年出版的。张舜徽指出了两个例子。一是周传儒所著《甲骨文字与殷商制度》第五章说：“殷墟书契考释》，则王氏所手书也。题名虽为罗氏撰，实则王氏亦与有力焉。王氏跋语有谓：‘比草此书，又承写官之乏，颇得窥知大体，扬榷细目。’弦外之音，盖可知矣。”二是何士骥在1941年发表《近四十年来国人治学之新途径》：“甲骨搜藏之富，与各种古史材料著录传播之广，当以罗叔言氏为第一。罗氏之甲骨之学，著有重要之书十数种，又与王静安先生著《殷墟书契考释》，最称巨作。”这两位意见，认为《殷墟书契考释》是罗、王同作。张舜徽指出：“周、何两人，都是清华研究院的学生，曾亲自受业于王国维之门，对于老师的学问，极端敬仰；又看到《殷墟书契考释》一书的重大价值，对于近世学术，实有启辟途径、创立条例的不朽功绩，不愿罗氏独擅其名，便不顾事实地臆断这部书的写成他的老师也出了大力。这种阿其所好的盲目推崇，连他教师本人恐怕也是不愿意接受的。”这里的论证是用分析别人的动机来判定的。至于周、何两位的动机是否如此，他人的分析是有待于证明的。细读上面两位的言论，对罗氏的贡献，都作了说明，哪里有“将王国维捧到九天之上，将罗振玉压入九地之下”呢？后来，倾向更为明显的是，郭沫若在《历史人物》中指出：“王对于罗，似乎始终是感恩怀德的。他为了要报答他，竟不惜把自己的精心研究都奉献了给罗，而后罗坐享虚名。例如《殷墟书契考释》一书，实际是王的著作，而署的却是罗振玉的名字，这本是学界周知的秘密。单只这一事，也足证罗之卑劣无耻，而王是怎样的克己无私，报人以德的了。”这是郭沫若个人的见解。他已不属于“王门子弟”了。在甲骨学史上，甲骨学一度称为“四堂”之学。正如唐兰说：“卜学研究，自雪堂（罗振玉）导夫先路，观堂（王国维）继以考史，彦堂（董作宾）区其时代，鼎堂（郭沫若）发其辞例，固已极一时之盛。”郭沫若在日本研究甲骨文时，对罗、王的努力有身历其境的体验，对罗、王之间关系也有过思考，加上他又是在甲骨学研究中后来居上的学者，所以，他的意见有相当的影响。其实，郭沫若对罗振玉在研究甲骨文方面的功绩是肯定的。他在1954年版的一部著作中指出：“甲骨自出土后，其搜集、保存、传播之功，罗氏当居第一，而考释之功也深赖罗氏。”他对《殷墟书契考释》更十分推崇。但是，郭沫若对这部著作的作者下的结论并不周全。
《殷墟书契考释》作者署罗振玉，而且有两篇王国维的序文，这表示王国维在当时承认了罗振玉是该书的作者。王国维手抄全稿，据罗继祖《永丰乡人行年录》记，“乡人酬以五百金”。1923年冬，王国维的《观堂集林》出版时，罗振玉为之作序。这篇署名罗振玉的序文中说：“余考殷墟文字，亦颇采君说。”这一句是王国维自己作《殷墟书契考释》序时从未说过的话，在《观堂集林》中明明白白地指出来了。值得注意的是，这篇署名罗振玉的序文恰恰是王国维本人起草，由罗振玉亲自改定。王国维《致蒋汝藻》（1923年6月10日）信中说：“敝集雪堂一序已代撰就，后由其改定数语。”这就是说，王国维代罗振玉拟稿，以罗振玉自己的口吻第一次宣布《殷墟书契考释》“亦颇采君说”。此文经罗振玉改定，也可以说他承认了这个事实。《观堂集林》是王国维代表作之总汇。王国维运用这样的方式表达了他曾经对《殷墟书契考释》有过贡献，这是可信的，很有分寸。一个知识分子重视自己的理论成果，十分自然。但是，王国维为《殷墟书契考释》写过两篇序文为何不加以说明呢？笔者认为这是由这两位学者的性格和当时的关系决定的。罗振玉是考古学者，他拥有两三万件甲骨和很多拓片，这是研究的基础。正如王国维在序文中深切体会到的“物既需人，人亦需物”。罗振玉的“物”也提供给王国维研究；有了这样学术上的历史性的重大发现吸引着王国维投身去研究，罗振玉开始时给予了帮助和指导；况且当时王国维生活上也受到罗振玉的接济。就王国维说，他的思想很难超越“知遇之恩”的范围；无论在评价上说他是“迂”，还是说他是“老实”。这两篇序文写得比较虚，但对罗振玉是作了很高评价的。总之，《殷墟书契考释》作者署罗振玉之名，是为王国维所接受过的；以后王国维又申说过，其中包含着他的贡献。
这个问题直到现代仍为人所关注，仍然存在着不同意见。比如上海华东师范大学1983年出版的《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中载吴文祺《王国维学术思想评价》仍称“王国维代罗振玉所著的《殷墟书契考释》”。今见不属于“王门子弟”的清华大学孙敦恒教授，曾长期主持该校校史研究工作，1991年，他所著《王国维年谱新编》说：“殷墟书契考释》一书，署名罗振玉撰，但书中采用王国维之说颇多，书成又由王国维为之校写，并为二序，故而言此书系罗、王二人协力合作并无不妥。”历史上的问题，需要从各个角度予以考察，这里宜借用王国维的话“以事实决事实”。
王国维对甲骨学的独创性贡献，在于利用甲骨文探讨商周历史和典章制度。其中主要文章有《殷墟卜辞所见地名考》（1915年）、《三代地理小说》（1915年）、《鬼方昆夷狁考》（1915年），《殷礼征文》（1916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1917年）、《殷周制度论》（1917年）、《古史新证》（1925年）。从这些成果发表的年代考察，甲骨文的研究是贯穿着王国维后期的整个研究过程的。
1915年，王国维在日本，当时正为罗振玉手抄《殷墟书契考释》，《殷墟卜辞所见地名考》、《三代地理小说》、《鬼方昆夷狁考》是运用古文字的材料考定古史、古地理的开端。《鬼方昆夷狁考》对鬼方族加以考证：“我国古时有一强梁之外族，其族西自汧、陇环中国，而北东及太行、常山间，中间或分或合，时入侵暴中国。其俗尚武力，而文化之度不及诸夏远甚，又本无文字，或虽有而不与中国同。是以中国之称之也，随世异名，因地殊号。”“其见于商、周间者，曰鬼方、曰昆夷、曰獯鬻；其在宗周之季，则曰狁；入春秋后，则始谓之戎，继号曰狄；战国以降，又称之曰胡，曰匈奴。”这些名称，其实为一；但从名称上看大多有歧视意味。王国维所用的方法，“今由古器物与古文字之助，始得言其崖略。倘亦史学家之所乐闻欤？”
1916年春，王国维从日本回上海。阴历二月底先写《殷礼小记》，前后忙了一个月，刊入《学术丛论》时改题《殷礼征文》。他告诉罗振玉说：“皆祭礼事，补公考释所未备者。思以次及他事，然全文恐不过廿页也。”本文考殷人的名号与祭祀的关系，王国维认为属于用甲骨文的材料研究礼学的范围。王国维指出：“以乙曰生者，祭以乙日，因号之曰报乙、曰大乙、曰且乙、曰小乙、曰武乙、曰帝乙，盖出子孙所称，而非父母所命矣。”这样的研究方法，在当时是别开生面的。
1917年，是王国维甲骨文研究的丰收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和《殷周制度论》是我国甲骨学发展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的标志，也为王国维本人奠定了在这个学科中的领先地位。王国维的研究取得突破性贡献，是从研究王亥之名始。原来罗振玉在日本考释时已发现王亥之名了。后来，王国维读《山海经》、《竹书纪年》知王亥为殷之先公，并与《世本》中之“胲”，《帝系篇》中“核”，《楚辞·天问》中之“该”，《吕氏春秋》之“王冰”，《史记·殷本纪》中之“振”，《汉书》中之“垓”，实为一人。“王”字在早期甲骨文中为“孙诒让释作”立“罗振玉有时认为”立“有时认为”王“王国维则判定为早期”王“字。王国维又将”王亥“二字定为人名，这个人名为不少古书所传写，且有不同写法，发现了甲骨文早已有的写法，就可以用之校定古书了。再深入一步，王国维又考定《史记》中关于殷商世系的记载，可以用甲骨文加以证实。这样，过去有的人认为《史记》关于殷商世系的文字，不过是”传闻“或”假想“这次却得到了证明。这不但说明了甲骨文的发现”使世人知殷墟遗物之有裨于经史二学者有如斯也反过来又证明了《史记》关于这问题记载的科学性。王国维将地下出土的实物与古籍上的记载互相参照，扩大了人们对古代社会认识的视野，学术上得到了大的收获，在研究方法上也显示了成熟的特色。甲骨学专家吴浩坤、潘悠近期指出：把王亥二字定为人名，从而把古书的讹误，一一清理出来，尤属难能可贵。迄今为止，用殷墟卜辞增订殷商世系的学者不乏其人，然而除了羊甲作羌甲（即沃甲）、后祖乙应作小乙之外，王氏的考证，可以说精确无误。
《殷周制度论》是继甲骨文发现了殷商世系之后，进一步对商周社会制度的研究。在王国维的手稿上，开始这篇文章起名为《殷周论》，又在旁写上《殷周文化论》，以后，又想拟题为《殷周制度异同论》，最后才决定用现在的题目。王国维在1917年9月8日《致罗振玉》信中说：“殷周制度论》至今日脱稿，约得二十纸。此文根据《尚书》、《礼经》与卜辞立说。惟近久不为名理之文，故尚嫌未能畅发，且存此以待后日修补耳。”王国维的这个愿望，以后在写作《古史新证》时得到了实现。这篇《殷周制度论》的大旨是论周代制度与殷商制度的区别。这种区别标示着这是中国历史发展上一个十分关键的时期。《殷周制度论》开门见山就指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而“夏殷间政治与文物之变革，不似殷周间之剧烈矣”。王国维所以重视研究不同朝代制度文物与立制之本意即希望找到万世治安之大计。这种大变动中大计之制定，当然也要依靠社会条件的成熟。周代社会制度的特点，王国维在这篇文章中指出：“欲观周之所以定天下，必自其制度始矣。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周公制作之本意，实在于此。此非穿凿附会之言也。兹篇所论，皆有事实为之根据。”这使甲骨文研究不再局限于古文字学的范围，进入了历史上文化制度的研究。王国维也颇得意地说：“此文于考据之中寓经世之意，可几亭林先生。”这篇文章从历史发展的观点考察殷周社会，思想先进，在以后历史分期讨论、中国奴隶社会讨论中发挥了大的作用。
王国维代罗振玉拟的《观堂集林序一》指出：“丁巳，君撰《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殷周制度论》，义据精深，方法缜密，极考证家之能事。而于周代立制之源及成王、周公所以治天下之意，言之尤为真切。自来说诸经大义，未有如此之贯串者。盖君之学，实由文字、声韵以考古代之制度文物，并其立制之所以然。其术皆由博以反约，由疑而得信，务在不悖不惑，当于理而止，其于古人之学说亦然。君尝谓今之学者于古人之制度、文物、学说无不疑，独不肯自疑其立说之根据。呜呼！味君此言，可以知君二十年中学问变化之故矣。”这段话，将上述几篇文章当作王国维甲骨文研究的代表作，并由此总结出王国维研究方法上的特点。
1917年，王国维为上海仓圣明智大学姬佛陀（即姬觉弥）编《戬寿堂所藏殷墟文字考释》，见到哈同氏的甲骨拓本凡八百纸。该书署“姬佛陀类次王国维考释”，这批甲骨材料大都系刘鹗后人散出，为姬佛陀所收购的。这次代人编集新考出的字不多。王国维在书信中对人说：“戬寿堂殷墟文字考释》将来想有单本出售，但此书无甚心得，除说物字外，大抵皆弟旧说也。”在编辑这本书的过程中，有一件意外的收获，即王国维发现了其中一片甲骨可以和罗振玉《殷墟书契后编》中的一片有关系，乃“一片折而为二”，于是王国维将这两片连缀起来，开创了治甲骨学中据断痕相接的先例。王国维称之为“补缀”。这使人不能不佩服王国维的机敏和记忆能力的高超。因为埋在地下的铜器、铁器不易破碎，即使是瓷器，也有相当的硬度。甲骨却极易破碎，且易遭到人为的破坏。“比如农民盲目挖掘时的破损，商人把同一片甲骨又分割售与不同的买主，都会增加了解甲骨的困难。殷墟十五次发掘的三万多片甲骨不幸因抗战而由安阳搬至昆明，国内战争再由昆明移至台湾。到了台湾岛，复由中部扬梅转运至北部南港。到了南港，又遭水灾浩劫。许多甲骨片就在漫长的搬运过程中断裂，甚至变成粉碎，再也无法复完。”鉴于甲骨易碎的特点，王国维的“补缀”法，很有实践上的价值。
王国维并无经济力量搜藏甲骨，但是，他看到了大量的甲骨文拓片。可以说，在他的时代，他还是看到这方面材料最多的一位学者。除了刘鹗、罗振玉所印的资料外，他还看到哈同藏的资料，看到了“鄞县马君叔平赠余以京师大学及其所藏甲骨拓本千余片”，看到了徐乃昌所藏甲骨拓本，作《随庵所藏甲骨文字序》。这样，他的眼界更开阔了。1923年收入《观堂集林》第六卷的《释史》、《释由》、《释辪》、《释天》、《释昱》、《释西》、《释礼》等篇，是王国维考释甲骨文的代表作。他用的办法是会通甲骨文的材料，根据文字、音韵、训诂之学，综合地运用有关知识，从多方面加以考定。这时候，易认的文字，均先认出。1919年10月，王国维已发出了“殷墟文字人力殆已罄尽，以后只可于无意中拾得数字”的浩叹了。不过，王国维考定的这几个字，皆发人之未发，显示了他在这方面取得的新成绩。
王国维在甲骨学史上的地位，郭沫若曾经指出：“我们要说殷墟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那是丝毫也不过分的。”
商周甲骨文与金文并存。金文绝大多数是铸器时就铸上去的，近代学者亦称之为“钟鼎文字”，保存下来的材料甚为可靠。商周金铜器早就被发现，但形成一个学科，则成熟于宋代。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说：“宋人于金石书函之学，乃陵跨百代。近世金石文学复兴，然于著录考订，皆本宋人成法，而于宋人多方面之兴味，反有所不逮，故虽谓金石之学，为有宋一代之学无不可也。”王国维在1914年7月17日致缪荃孙信中说：“近二二月内作《金文著录表》，宋代一卷已成。国朝四卷正在具草。……此次所作表，谓之金文之全目录，亦略近之。比年以来拟专治三代之学，因先治古文字，遂览宋人及国朝诸家之说。此事自宋讫近数十年无甚进步”。王国维收入上述著录表中643器，按类登录：凡钟44器，铎1器，鼎137器，鬲28器，甗17器，敦58器，簠8器，盦1器，豆3器，盉9器，尊壶罍41器，彝44器，舟1器，卤55器，爵60器，觚20器，觯12器，角2器，斝4器，卮1器，不知器名者6器，盘盂洗21器，匜20器，镫锭烛盘重15器，度量权律管15器，兵器6器，杂器6器。《国朝金文著录表》登记时内容分器名、著录者、字数、杂记四栏。著录“凡三代器三千四百七十有一，列国先秦器九十有八，汉器六百十有六，三国至宋金器百有十，共计四千二百九十有五。除宋拓及疑伪器外得三千九百八十有三器”。这两项著作是一种准备材料的基础工作。王国维成书之后作序叙其经过：“国维东渡后，时从参事问古文字之学，因得尽阅所藏拓本。参事属分别其已著录者与未著录者将以次编类印行，又属通诸家之书，列为一表。自甲寅孟夏，讫于仲秋，经涉五月，乃始毕事，书成都六卷。长夏酷暑，墨本堆案，或一器而数名，或一文而数器，其间比勘一器，往往检书至十余种，阅拓本至若干册，穷日之力，不过尽数十器而已！既具稿，复质之参事，略加检定。然著录之器，既以千计，拓本之数亦复准之，文字同异，不过毫厘之间，摹拓先后，又有工拙之别。
虽再三复勘，期于无误，然复重遗漏，固自不免。庶竺古君子董而教之。”叙述这项工作的过程，也可以看出王国维的研究工作总是以实际材料为基础的。镂刻在礼器上的铭文，其内容涉及祭典、训诰、征伐、赏赐、约誓等重要内容，是极为重要的史料。王国维在著录的基础上，写了大量的序跋，加以考释。如《毛公鼎考释序》、《毛公鼎跋》、《商三句兵跋》、《散氏盘跋》等，收入《观堂古今文考释》流传于世。如果说“著录表”可以看出王国维对金古文检校范围之广，那么，具体考释文章就可以看到他抓住典型古器物后审读之精了。毛公鼎铭文记叙了周宣王诰诫和褒赏其臣下的事。古器物上的文字以此鼎为最多。古器物上的字时有不能认识者，王国维在《毛公鼎考释序》一文中说明原因：“古代文字假借至多，自周至汉，音亦屡变。假借之字，不能一一求其本字，故古器文义有不可强通者，亦势也。自来释古器者，欲求无一字之不识，无一义之不通，而穿凿附会之说以生。穿凿附会者，非也。谓其字之不可识，义之不可通，而遂置之者，亦非也。文无古今，未有不文从字顺者。今日通行文字，人人能读之，能解之。诗书彝器亦古之通行文字，今日所以难读者，由今人之知古代不如知现代之深故也。苟考之史事与制度、文物，以知其时代之情状；本之诗、书以求文之义例，考之古音，以通其义之假借；参之彝器以验其文字之变化：由此而之彼，即甲以推乙，则于字之不可释、义之不可通者，必间有获焉。然后阙其不可知者，以俟后之君子，则庶乎其近之矣。”王国维正是按这样的方法，将诸家所未确之字考之。1916年8月27日，他在致罗振玉信中说：“今日自写《毛公鼎考释》毕，共一十五张，虽新识之字无多，而研究方法则颇开一生面，尚不失为一小种著述也。”这里提到的“自写”，因为写官所写，直不能用。《金文大字典》主编戴家祥谈到王国维认识金文、甲骨学的特点时指出：“孙氏（指孙诒让——引者）、罗氏、静安先生虽然都具备了这三方面（指形、声、义——引者）的渊博知识，但各有自己不同的侧重点，孙氏的侧重点，比较多的从先秦语法辞例和典章制度中取得成绩，罗氏的侧重点，比较多的从字形的演变中取得成绩，静安先生虽然贯彻到各个方面，但是丰硕的果实，还是‘同声通假’。”王国维的《两周金石文韵读》就是利用清代韵学的知识以释金文，在王国维看来，清代的音韵学足可“凌驾前代”。
王国维的金文研究，也是从文字学的研究上升到历史研究。他在1915年写的《鬼方昆夷狁考》，就是对北方的匈奴族进行了研究，根据《大盂鼎》《小盂鼎》《虢季子白盘》等青铜器铭文的材料，考定了匈奴族在古代汉族文献中有不同的名称。用地下出土的实物和古代典籍上记录互相参证的方法，在这里也发挥了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