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流沙坠简》
1914年《流沙坠简》在日本出版，是王国维国学研究获得第一次大的收获，这是罗振玉与王国维合作的成果。王国维旅居日本，1912年冬完成了《宋元戏曲史》，旋即转入国学研究。他首先从甲骨文、金文、简牍着手。古代在发明纸以前，主要的书写工具是竹片和木片，能刻在甲骨上、铜器上的机会总是比较少的。晋杜预《春秋左氏传序》指出：“诸侯亦各有国史，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策，即册，是将竹片或木片连缀而成的。简，竹片。牍，木片。这些书写之物留传下来，就是极宝贵的文献。诚然，竹片、木片比起甲骨钟鼎来，易于损坏；但是，中国历史上，这些简牍在文化传播上却起过重要作用。西汉时因修孔子旧宅，从墙壁中发现书写在简牍上的经书，就是有名的壁中书。
王国维的研究项目，常常是交叉着进行的。1912年春，在日本发表了《简牍检署考》，标志着王国维进入传统的国学研究的领域，同时，这又是国际汉学所关心的热点问题。这一年，他的主要精力在完成《宋元戏曲史》，这部著作本来就是属于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后由铃木虎雄译为日文，载于日本《艺文》杂志三卷四、五、六期。《简牍检署考》完整地说明中国在纸发明前的文字书写方式。王国维在这篇文章中首先指出：“书契之用，自刻画始：金石也，甲骨也，竹木也。三者不知孰为后先，而以竹木之用为最广。竹木之用亦未识始于何时，以见于载籍者言之，则用竹者曰册。”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文化现象呢？“制策之始，所以告鬼神，命诸侯，经所谓册祝策命是也。”他在考证完了古代竹简之长短多寡之后指出：“至汉虽有纸笔，仍有书刀。案汉之书刀，殆用以削牍而非用以刻字，故恒以刀笔并言。虽殷周之书，亦非尽用刀刻。《大戴礼·践阼篇》：‘师尚父谓黄帝、颛顼之道在丹书。’”按常识，作为书写的工具，简牍当然早于甲骨、钟鼎。但是，王国维以事实决事实，论述总是留有余地的。他说：“简策版牍之制度，略具于右。至简牍之用始于何时，讫于何代，则无界限可言。殷人龟卜文字及金文中已见册字，则简策之制古矣。”此外，帛书也在此时流行。检与署是两件事。古之文牍为了重信誉，须“施检，亦施于囊外之证也。……用木谓之检，用帛谓之帖”。其间有木片绑上，上书收简人姓名，称施检。总之，“汉时书牍，其于牍上施检者，则牍检如一，所谓检押是也。然大抵以囊盛书而后施检。”但是，也可以用绳缄之法，即用绳将简绑起来，在绳子结扣处用泥封上，再加印，这是缄牍之法。“古牍封处多在中央，汉旧仪所谓中署是也。”所谓题署者，总是在检上或封泥上“题所予之人与所予之物足矣”。这篇文章说明了中国古代简册制度。以后寄给法国汉学家沙畹。沙畹在前曾写过《纸未发明前之中国书》。
这里必须叙述一下王国维研究简牍的背景。英国考古学家、东方学家斯坦因进行过四次中亚考察，活动范围包括新疆、甘肃、克什米尔、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等地。他的探险性的考察，发现了沉睡于沙漠中一千多年的鄯善王国遗址，并且指出了中国本土西部和它的西邻地区虽是荒漠，但在历史上起过极重要的作用，那里曾为印度、中国及希腊化的西亚三方文化交汇之所。在这个重要的历史舞台上，远东文化、印度文化以及西洋文化交织其间达千年之久。他在敦煌北的汉代长城遗址中发现了汉简七百多枚，这就是著名的“敦煌汉简”，也就是震惊中外学术界的“流沙坠简”。斯坦因是有历史性贡献的汉学家，但是，他将中国大量文物掠夺而去，又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他将汉简拿走以后，请沙畹考释，1913年考释981枚。沙畹（1865-1918年）曾以法国公使的随员身份在华。他在1895-1905年间译《史记》，发表了47卷，占全书三分之一。这位著名的汉学家和他的弟子伯希和写过一系列关于中国考古和西域历史、地理的文章。王国维叙述其过程如下：“汉人木简，宋徽宗时已于陕右发现之。靖康之祸，为金人索之而去。当光绪中叶，英印度政府所派遣之匈牙利人斯坦因博士访古于我和阗，于尼雅河下流废址得魏晋间人所书木简数十枚。嗣于光绪季年，先后于罗布淖尔东北故城得晋初人书木简百余枚，于敦煌汉长城故址得两汉人所书木简数百枚，皆经法人沙畹教授考释。……癸丑冬日，沙畹教授寄其校订未印成之本于罗叔言参事，罗氏与余重加考订，并斯氏在和阗所得者景印行世，所谓《流沙坠简》是也。”
《流沙坠简》于1914年在日本京都出版。全书按简牍的内容之不同，分为三大类：第一大类是小学、术数、方技书；第二大类为屯戍丛残，为主要部分，下分簿书、烽燧、戍役、廪给、器物、杂事等项；第三大类是对出土简牍中文字不清、残折厉害的简牍进行考释。第一、三类为罗振玉考释。此外，王国维还作《补遗》，考斯坦因于尼雅河下游获晋初人书；又补《附录》，考日本大谷探险队于前凉西域所获得的材料。罗、王这次考释，并未见到实物，困难是很多的。但是，他们凭借中国文化的高度修养，理解了简牍的历史意义，取得了震惊中外学术界的成就。王国维《致缪荃孙》说：“岁首与蕴公同考释《流沙坠简》，并自行写定，殆尽三四月之力为之。此事关系汉代史事极大，并现存之汉碑数十通亦不足以比之。东人不知，乃惜其中少古书，岂知纪史籍所不记之事，更比古书为可贵乎。考释虽草草具稿，自谓于地理上裨益最多，其余关乎制度名物者亦颇有创获”。因为这批文字，好多是西域屯戍士卒的簿籍，汉代西域的军事组织、屯戍情况、史书记载甚略，或许因为军事要保密的原因，有的根本没有记载。所以这批第一手资料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流沙坠简》可用之考定汉玉门关的位置。本来，汉代玉门关的位置有多种说法。有的认为玉门关在敦煌以东，有的却认为在敦煌以西。王国维认为，玉门关在今敦煌县西北70公里的小方盘城（东经93°54′，北纬40°22′）。因为1906年在小方盘城出土汉简上书“玉门都尉”。据此可判定这里是汉玉门关址。历史上，有时说玉门关在敦煌之西，有时说在其东边，其原因是玉门关在敦煌以西，玉门县却在敦煌以东。了解了这个方位就不会给人自相矛盾的感觉了。历来认为经玉门关可分出南北二道。王国维考定此传闻有误，因为“楼兰以东实未分南北二道也”。“汉时南北二道之分歧不在玉门、阳关，而当自故楼兰故城始。”“自此以南，则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北则车师前王庭，或西趣都护治所，皆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故二道皆出玉门。若阳关道路只止于婼羌，往鄯善者绝不取此。故《西域传》云，婼羌僻在东南，不当孔道。《汉书》记北道自车师前王庭始，记南道自鄯善始，当得其实。然则楼兰以东实未分南北二道也。”这是历史地理学研究上的一个大问题。
西汉时与匈奴对立，所以边塞烽燧，大都为了防匈奴。《汉书·赵充国传》：“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燧，有吏率数千人。”长城是古代边疆之屏障。敦煌是当时西北的重要枢纽。烽燧如何施放烟火有一定的制度。“皆以烽之多少示敌之远近者也。唐兵部烽式则云寇贼不满五百放燧一炬，得蕃界事宜，知欲南入放二炬，蕃贼五百骑以上放三炬，千人放四炬。”这样的记录，在古籍上甚多，总之，以烟火报敌人之多寡。此外，也有一种报平安的烟火。当时，发现有一简释文云：“六日丁巳丁亥第二百一十苣火一通，从东方来。”王国维解释说：“所谓丁亥第二百一十者，盖谓自丁亥岁首至六月丁巳所见之烽数一百七八十日间，而烽火之数至二百一十，恐汉时每夜亦有报平安之烽。……此简出玉门大煎都候官所治凌胡燧。苣火一通从东方来则来自玉门方面也。”王国维指出汉代烽火的类别有烽、表、烟、苣、积薪五种。苣火是燃火把，用芦苇绑成的。
木简中所记还有大量汉代职官制度的资料，过去边境的官制，留下的历史资料甚少。王国维利用木简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汉官仪》记：“边郡置都尉、千人、司马、候。”木简中有具体记述。边塞的最高官位是都尉。都尉以下有候官属，具体主管塞上兵事。王国维在考释中说：“候官则有候、有候丞，其下又有造史。”王国维考出“千人，主兵之官”。候官，就是最下层的军官了。《流沙坠简》记：候史“积四月奉钱二千四百”，则月薪只有六百钱。这些史料都是第一手材料，王国维率先利用它们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史，取得了巨大成绩。其方法是利用新发现的材料与中国已有的古籍上的材料，互相对照，排比论证。这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流沙坠简》是中国简牍史上的第一个学术高峰。
鲁迅在1922年就给予王国维极高的评价，他说：“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鲁迅对当时挂着国学家招牌的无聊文人作了尖锐的讽刺，从而将王国维当作当时中国国学研究的代表人物。他说：“当假的国学家正打牌喝酒，真的国学家正在稳坐高斋读古书的时候，莎士比亚的同乡斯坦因博士却已经在甘肃新疆这些地方的沙碛里，将汉晋简牍掘去了；不但掘去，而且做出书来了。所以真要研究国学，便不能不翻回来；因为真要研究。”
王国维的研究项目，常常是交叉着进行的。1912年春，在日本发表了《简牍检署考》，标志着王国维进入传统的国学研究的领域，同时，这又是国际汉学所关心的热点问题。这一年，他的主要精力在完成《宋元戏曲史》，这部著作本来就是属于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后由铃木虎雄译为日文，载于日本《艺文》杂志三卷四、五、六期。《简牍检署考》完整地说明中国在纸发明前的文字书写方式。王国维在这篇文章中首先指出：“书契之用，自刻画始：金石也，甲骨也，竹木也。三者不知孰为后先，而以竹木之用为最广。竹木之用亦未识始于何时，以见于载籍者言之，则用竹者曰册。”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文化现象呢？“制策之始，所以告鬼神，命诸侯，经所谓册祝策命是也。”他在考证完了古代竹简之长短多寡之后指出：“至汉虽有纸笔，仍有书刀。案汉之书刀，殆用以削牍而非用以刻字，故恒以刀笔并言。虽殷周之书，亦非尽用刀刻。《大戴礼·践阼篇》：‘师尚父谓黄帝、颛顼之道在丹书。’”按常识，作为书写的工具，简牍当然早于甲骨、钟鼎。但是，王国维以事实决事实，论述总是留有余地的。他说：“简策版牍之制度，略具于右。至简牍之用始于何时，讫于何代，则无界限可言。殷人龟卜文字及金文中已见册字，则简策之制古矣。”此外，帛书也在此时流行。检与署是两件事。古之文牍为了重信誉，须“施检，亦施于囊外之证也。……用木谓之检，用帛谓之帖”。其间有木片绑上，上书收简人姓名，称施检。总之，“汉时书牍，其于牍上施检者，则牍检如一，所谓检押是也。然大抵以囊盛书而后施检。”但是，也可以用绳缄之法，即用绳将简绑起来，在绳子结扣处用泥封上，再加印，这是缄牍之法。“古牍封处多在中央，汉旧仪所谓中署是也。”所谓题署者，总是在检上或封泥上“题所予之人与所予之物足矣”。这篇文章说明了中国古代简册制度。以后寄给法国汉学家沙畹。沙畹在前曾写过《纸未发明前之中国书》。
这里必须叙述一下王国维研究简牍的背景。英国考古学家、东方学家斯坦因进行过四次中亚考察，活动范围包括新疆、甘肃、克什米尔、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等地。他的探险性的考察，发现了沉睡于沙漠中一千多年的鄯善王国遗址，并且指出了中国本土西部和它的西邻地区虽是荒漠，但在历史上起过极重要的作用，那里曾为印度、中国及希腊化的西亚三方文化交汇之所。在这个重要的历史舞台上，远东文化、印度文化以及西洋文化交织其间达千年之久。他在敦煌北的汉代长城遗址中发现了汉简七百多枚，这就是著名的“敦煌汉简”，也就是震惊中外学术界的“流沙坠简”。斯坦因是有历史性贡献的汉学家，但是，他将中国大量文物掠夺而去，又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他将汉简拿走以后，请沙畹考释，1913年考释981枚。沙畹（1865-1918年）曾以法国公使的随员身份在华。他在1895-1905年间译《史记》，发表了47卷，占全书三分之一。这位著名的汉学家和他的弟子伯希和写过一系列关于中国考古和西域历史、地理的文章。王国维叙述其过程如下：“汉人木简，宋徽宗时已于陕右发现之。靖康之祸，为金人索之而去。当光绪中叶，英印度政府所派遣之匈牙利人斯坦因博士访古于我和阗，于尼雅河下流废址得魏晋间人所书木简数十枚。嗣于光绪季年，先后于罗布淖尔东北故城得晋初人书木简百余枚，于敦煌汉长城故址得两汉人所书木简数百枚，皆经法人沙畹教授考释。……癸丑冬日，沙畹教授寄其校订未印成之本于罗叔言参事，罗氏与余重加考订，并斯氏在和阗所得者景印行世，所谓《流沙坠简》是也。”
《流沙坠简》于1914年在日本京都出版。全书按简牍的内容之不同，分为三大类：第一大类是小学、术数、方技书；第二大类为屯戍丛残，为主要部分，下分簿书、烽燧、戍役、廪给、器物、杂事等项；第三大类是对出土简牍中文字不清、残折厉害的简牍进行考释。第一、三类为罗振玉考释。此外，王国维还作《补遗》，考斯坦因于尼雅河下游获晋初人书；又补《附录》，考日本大谷探险队于前凉西域所获得的材料。罗、王这次考释，并未见到实物，困难是很多的。但是，他们凭借中国文化的高度修养，理解了简牍的历史意义，取得了震惊中外学术界的成就。王国维《致缪荃孙》说：“岁首与蕴公同考释《流沙坠简》，并自行写定，殆尽三四月之力为之。此事关系汉代史事极大，并现存之汉碑数十通亦不足以比之。东人不知，乃惜其中少古书，岂知纪史籍所不记之事，更比古书为可贵乎。考释虽草草具稿，自谓于地理上裨益最多，其余关乎制度名物者亦颇有创获”。因为这批文字，好多是西域屯戍士卒的簿籍，汉代西域的军事组织、屯戍情况、史书记载甚略，或许因为军事要保密的原因，有的根本没有记载。所以这批第一手资料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流沙坠简》可用之考定汉玉门关的位置。本来，汉代玉门关的位置有多种说法。有的认为玉门关在敦煌以东，有的却认为在敦煌以西。王国维认为，玉门关在今敦煌县西北70公里的小方盘城（东经93°54′，北纬40°22′）。因为1906年在小方盘城出土汉简上书“玉门都尉”。据此可判定这里是汉玉门关址。历史上，有时说玉门关在敦煌之西，有时说在其东边，其原因是玉门关在敦煌以西，玉门县却在敦煌以东。了解了这个方位就不会给人自相矛盾的感觉了。历来认为经玉门关可分出南北二道。王国维考定此传闻有误，因为“楼兰以东实未分南北二道也”。“汉时南北二道之分歧不在玉门、阳关，而当自故楼兰故城始。”“自此以南，则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北则车师前王庭，或西趣都护治所，皆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故二道皆出玉门。若阳关道路只止于婼羌，往鄯善者绝不取此。故《西域传》云，婼羌僻在东南，不当孔道。《汉书》记北道自车师前王庭始，记南道自鄯善始，当得其实。然则楼兰以东实未分南北二道也。”这是历史地理学研究上的一个大问题。
西汉时与匈奴对立，所以边塞烽燧，大都为了防匈奴。《汉书·赵充国传》：“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燧，有吏率数千人。”长城是古代边疆之屏障。敦煌是当时西北的重要枢纽。烽燧如何施放烟火有一定的制度。“皆以烽之多少示敌之远近者也。唐兵部烽式则云寇贼不满五百放燧一炬，得蕃界事宜，知欲南入放二炬，蕃贼五百骑以上放三炬，千人放四炬。”这样的记录，在古籍上甚多，总之，以烟火报敌人之多寡。此外，也有一种报平安的烟火。当时，发现有一简释文云：“六日丁巳丁亥第二百一十苣火一通，从东方来。”王国维解释说：“所谓丁亥第二百一十者，盖谓自丁亥岁首至六月丁巳所见之烽数一百七八十日间，而烽火之数至二百一十，恐汉时每夜亦有报平安之烽。……此简出玉门大煎都候官所治凌胡燧。苣火一通从东方来则来自玉门方面也。”王国维指出汉代烽火的类别有烽、表、烟、苣、积薪五种。苣火是燃火把，用芦苇绑成的。
木简中所记还有大量汉代职官制度的资料，过去边境的官制，留下的历史资料甚少。王国维利用木简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汉官仪》记：“边郡置都尉、千人、司马、候。”木简中有具体记述。边塞的最高官位是都尉。都尉以下有候官属，具体主管塞上兵事。王国维在考释中说：“候官则有候、有候丞，其下又有造史。”王国维考出“千人，主兵之官”。候官，就是最下层的军官了。《流沙坠简》记：候史“积四月奉钱二千四百”，则月薪只有六百钱。这些史料都是第一手材料，王国维率先利用它们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史，取得了巨大成绩。其方法是利用新发现的材料与中国已有的古籍上的材料，互相对照，排比论证。这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流沙坠简》是中国简牍史上的第一个学术高峰。
鲁迅在1922年就给予王国维极高的评价，他说：“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鲁迅对当时挂着国学家招牌的无聊文人作了尖锐的讽刺，从而将王国维当作当时中国国学研究的代表人物。他说：“当假的国学家正打牌喝酒，真的国学家正在稳坐高斋读古书的时候，莎士比亚的同乡斯坦因博士却已经在甘肃新疆这些地方的沙碛里，将汉晋简牍掘去了；不但掘去，而且做出书来了。所以真要研究国学，便不能不翻回来；因为真要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