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丧子之痛与挚友之绝
1926年8月，王国维之长子王潜明在上海不幸病逝。王国维在他病危期间到了上海，这时又为他主持丧事。罗振玉也到上海慰问，并安慰自己的女儿罗曼华（字孝纯）。丧事办完，罗振玉就带着女儿回到天津罗家去了，当时称之为“大归”。近期发现有四封罗振玉致王国维的信，叙述了当时的情况。这四封信的开头是“静公惠鉴”，不像以前那样称“静公亲家有道”了。“丧子之痛”、“挚友之绝”是讨论王、罗关系经常提到的事，应该根据各方面发现的新材料，加以实事求是的分析。
事情的表露似乎是王国维将王潜明的抚恤金寄给罗孝纯而被拒收，当然，这意味着与王家脱离关系的意思。王国维处理完长子丧事回京后，1926年10月24日给罗振玉写了一封很认真的信。关于潜明的不幸，他说：“维以不德，天降鞠凶，遂有上月之变。”关于双方的矛盾，王国维指出：“于维为冢子，于公为爱婿，哀死宁生，父母之心彼此所同。不图中间乃生误会，然此误会久之自释，故维初十日晚过津，亦遂不复相诣，留为异日相见之地，言之惘惘。”这封信的中心是处理“亡儿遗款”的事：“初八日在沪，曾托颂清兄以亡儿遗款汇公处，求公代为令媛经理。今得其来函，已将银数改作洋银二千四百二十三元汇津，目下当可收到。而令媛前交来收用之款共五百七十六元，（镯兑款二百零六元五角，海关款二百二十六元五角，又薪水一个月一百四十三。）今由京大陆银行汇上，此款五百七十七元与前沪款共得洋三千元正，请公为之全权处置。”此外，王国维还说明：“此次北上旅费，数月后再当奉还。令媛零用，亦请暂垫。维负债无几，今年与明春夏间当可全楚也。”承认要付罗孝纯零用钱，表示希望继续联系。过了一个星期之后，王国维又写了一封回信，重申此款应给罗孝纯，王国维以罕见的生气说：“此款在道理、法律，当然是令媛之物，不容有他种议论。亡儿与令媛结婚已逾八年，其间恩义未尝不笃，即令不满于舅姑，当无不满于其所天之理，何以于其遗款如此之拒绝。若云退让，则正让所不当让。以当受者而不受，又何以处不当受者？是蔑视他人人格也。蔑视他人人格，于自己人格亦复有损。总之，此事于情理皆说不去，求公再以大义谕之。”这封“专此奉恳”的信，是现存的王国维致罗振玉的最后一封信了。罗振玉在回信中厉声训斥道：“书中所言有钝根所不能解者，公言之愈明，弟之不解益甚。谨就下走所见为公陈言。来书谓小女拒绝伯深遗款为让所不当让。以当受者而不受，又何以处不当受者？是蔑视他人人格也。蔑视他人人格，于自己人格亦复有损。”在王国维看来，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罗孝纯“不满于舅姑”，当是一种委婉的说法。今见甘孺辑述《永丰乡人行年录》作过解释和发挥：孝纯“与继姑有讳言，仆媪复从中构之。静安虽家督而平日家政皆潘（王氏继室）主之，己不过问，与乡人事无巨细皆过问不同。至是伯深卒，静安夫妇莅沪主丧，潘处善后或失当，孝纯诉诸乡人，乡人迁怒静安听妇言，而静安又隐忍不自剖白，乡人遽携孝纯大归……伯深服务海关，卒后恤金，乡人且不令孝纯收受。”其实，罗振玉本人对王国维所说的“不满于舅姑”，根本不以为然，故称之为：“公斩钉截铁如老吏断狱，以为言之至明矣，而即弟之至不能解。”
“至谓不满于舅姑一节更为公缕缕言之。小女自归尊府近十年，依弟之日多而侍舅姑之日少。即伯深亦依弟之日多，而侍公之日少。……因伯深海关一席在津，弟亦住津，伯深所入不足另立门户。弟宅幸宽故主弟家，饮食一切自应由弟任之。嗣伯深不安而移居，弟亦不强者，伯深益唯恐累弟故也。及移居而女病，所入不足，仍由弟助之。”“又值移沪，乃一人到沪，留眷在弟家，欲稍有积蓄为接眷之费。而小女因连丧两女，因而致疾，所费不少，致伯深仍无所蓄。乃由弟备资送女至沪，为之赁屋，为之置器，合计每年所费亦非甚少。……至弟此次到沪，小女言老宅没钱，此次川资所费已不少，卒遭大难，女固异常伤心，即老宅亦财力不及，便以奁中金器变价，以充丧用，以减堂上担负。（于此可见其能体亲心，何有其不满舅姑）弟颇嘉为知礼，至海关恤款，迟早皆可取出，而公急于领款。小女亦遂仰体尊意，脱丧服而至海关，而复申明绝不用此钱，其存心亦未为不当。（此亦足见仰体亲心，何得谓之不满）。惟弟则觉死者尸骨未寒，此款迟早均可往取，何必亟亟？轻礼重财，是诚有之。此事乃弟与公绝对所见不合处，与小女无与也。前公书来以示小女，小女矢守前语，不敢失信，故仍申前旨，信而可失，岂得为人。然公即以此加之罪矣。”这里明明白白地说明，领取抚恤金问题，引起了罗、王的争执。罗振玉已明言，错误不在女儿，而在王国维。这样的争执，其实早在上海治丧期间就发生了。
按说，罗王两家联姻，还算门当户对。当两家刚结亲时，罗振玉也确有得体的表示。他给王国维写信说：“小女闻身体渐佳，不知能尽妇道否？祈时时教导，勿染时习，则幸矣。弟夙爱此女，然亦未尝以爱而恣之，总须笃守妇职，以礼自持，乃有以对公也。”
关于罗振玉、王国维后来断交的原因，陈鸿祥《王国维年谱》提供了不少回忆材料，有益于大家思考。“王氏丙辰（1916年）自日本归来，在沪赁居那自认为‘房价低廉’、‘屋亦宽敞’的‘闸库门’三楼底楼寓所，实在不是什么‘尚明轩’，而是闹市中的辟地，荒寂阴森，连‘木工’一类苦力，尚且搬进‘一日即迁走’。仲安老人所谓‘或有所见’者，盖旧时所称‘见鬼’，或‘鬼神作祟’耳。……所以，对于王氏北上以后，犹让潜明居于原处，并与其爱女在此等类似《聊斋》所写狐鬼为祟的‘鬼地方’结婚成家，显然不满。不久，潜明果然病亡。罗氏焉能不‘迁怒’亲家夫妇，全然不为长儿、长媳命运着想？此层‘细故’，即当事者罗氏本人，自亦难出口，故只能携女‘大归’，以泄其胸中所蓄‘怒意’。”上面引文中提到的“仲安老人”，系罗振玉次女。她的追忆确有当时之传闻为依据。罗振玉那时给王国维的信中说：“公寓有鬼，信否？若然，是宜移居。”罗振玉说明：“弟平日不信鬼，然近来有人亲见过，至是乃不得不信矣。”但是，这里所说的“公寓”，指王国维住处，时间在1916年，地点是“爱文义路大通路吴兴里三百九十二号”。王潜明与罗孝纯在天津结的婚，怎么可能在这个“鬼地方结婚成家”？以后王潜明、罗孝纯迁沪之后，住在江阴路。从以上所引的书信中，罗振玉明明写道“乃由弟备资送女至沪，为之赁屋，为之置器”云云，显然没有住到大通路的“原处”去。即使江阴路住宅中也见鬼，既是罗振玉自己“为之赁屋”，很难想象罗振玉会“只能携女‘大归’以泄其胸中所蓄‘怒意’”。
王潜明患伤寒病，本来表面已经好转，但实际并未恢复。这类病在恢复期本来忌吃生硬之物。王潜明喜欢吃硬饭，后来又发作了，随即遇到不幸，潘夫人对孝纯有责怪，由此产生“婆媳龃龉”的事也会有。但是，冷静思考这的确很难怪人的。王国维在致罗振玉信中一开头就说：“维以不德，天降鞠凶，遂有上月之变。”可见，王国维表明并无责怪他人之意。不久，马衡也得了伤寒，王国维马上写信给他：“此次还京尚未复原。此病之后，调理甚为重要，仍请节劳为荷。亡儿之病，中西二医并有贻误，亦不能专咎西医，即病者自身亦枪法错乱。总之，运数如此，无可说也。”这里又强调了调理的重要。但是，潜明之丧，对王、罗两家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说“婆媳龃龉”会导致王国维与罗振玉两人之间几十年友谊的中止，似乎并不能令人信服。
王国维对导致这个局面的解释是，“不图中间乃生误会，然此误会久之自释”。罗振玉并不接受这个说法，他气很盛，他断然说明与王国维争执的根源是更为深远的：“弟与公交垂三十年，方公在沪上混豫章于凡材之中，弟独重公才秀，亦曾有一日披荆去棘之劳。此卅年中大半所至必偕，论学无间，而根本实有不同之点。圣人之道，贵乎中庸，然在圣人已叹为不可能，故非偏于彼，而偏于此。弟为人偏于博爱近墨，公偏于自爱近杨，此不能讳者也。至小女则完全立于无过之地，不仅无过，弟尚嘉其知义守信，合圣人所谓夫妇所能。”这样的论辩，显然不是误会，也不会是一时气愤，而是涉及两个人的生活态度根本不一样了。罗振玉的这种看法，当然不可能是一时之见，但是到这时候忽然爆发，除了家事以外，应该说与当时激烈的政治纷争中两个人态度上的分野不无关系。
抚恤金最后是怎样处理的呢？据罗振玉书信说：“由沪送来小女家具照单”与“汇来伯深恤金等二千四百卅二元”均收到。另一封信称“合前款共得三千元”。这就是说，除抚恤金外，其他的账目也已结算清楚。但是，他又说：“小女屡次声明不用一钱，义不可更强之。”“小女信誓不受，未可再强之，此所谓匹夫匹妇之愚，圣人已所许也。”以后，从罗振玉的信中看出，王国维又去过信，说过“旧谊为重”的话。罗振玉说，来信“拳拳以旧谊为重，甚善，甚善。弟平日作书不逾百字，赋性简拙，以不欲与人争是非，刻在今日尚有是非可言耶”？罗振玉告王国维：“拟以二千元贮蓄为嗣子来日长大婚、学费，余千元别有处置之法，以心安理得为归，不负公所托也。”这封信的日期，署“初七下午”，这是1926年11月20日。现存的罗振玉给王国维的最后的一封信，写于1926年11月26日。王国维还细致地保存了汇款人的信件，内容如下：“今日即托中国实业银行将现银合成洋元汇至天津交雪老手收矣。计合洋贰千四百廿三元。此款本拟将银汇津，因现银与洋元不同，每千两须汇水陆拾两，太不合算；刻下合洋元汇津，每千元只汇费六元。兹将揭单寄上，请公存。”时间为阴历“九月十四日”。
“丧子之痛”、“挚友之绝”这两件事，对于王国维精神上的打击是深重的。到1927年，他给日本友人神田喜一郎写信，还提及“弟秋间长子之丧，心绪恶劣”。他见人就要诉说自己的不幸，更可怕的是经常一个人发呆。少年丧母，中年丧妻，晚年丧子，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够可怕的。
王国维于1926年冬寄给际彪一信，并五十元汇款。后王国维又收到际彪信，还称谢王国维秋天寄到的二百元赠款。王国维复信说：“去岁弟因长儿之变，于外稍有欠项。其十月二百元之款，弟实无此事，想叔蕴先生（以己款）假弟之名以济尊处急用者。此事诚不宜揭破，然亦不敢掠美，谨以实闻。”王国维怎么想到有这样的事呢？何以突出罗振玉“以己款”而又强调“不宜揭破”呢？看来王国维可能想起罗振玉给他的信中说：“至此款承公始终见委，弟即转存入银行而熟筹所以处之之策，但弟偏于博爱或不免不得尊恉耳。”其实，王国维虽然尚欠别人的钱，又心绪恶劣，但他认为该支援处，不论钱数多少，也算尽了心意了。当时，际彪住天津，王国维于1927年2月12日赴天津时，本想于2月14日“趋谒师座，因在客寓稍感寒疼，是以即行回京”。由此看来，王国维到天津，也没有会见罗振玉，当时双方亦无书信往来。这就算罗、王关系的余波了。
这里必须说明，以后的王、罗两家后代，在艰难岁月中，有互相支援的美事，王氏六子王登明教授和夫人梅美珍在1949年以后，直至文化大革命领工资后定期给大嫂寄钱，十分不易，让人感到人情的温暖。
§§第十一章 国学研究的历史性贡献
事情的表露似乎是王国维将王潜明的抚恤金寄给罗孝纯而被拒收，当然，这意味着与王家脱离关系的意思。王国维处理完长子丧事回京后，1926年10月24日给罗振玉写了一封很认真的信。关于潜明的不幸，他说：“维以不德，天降鞠凶，遂有上月之变。”关于双方的矛盾，王国维指出：“于维为冢子，于公为爱婿，哀死宁生，父母之心彼此所同。不图中间乃生误会，然此误会久之自释，故维初十日晚过津，亦遂不复相诣，留为异日相见之地，言之惘惘。”这封信的中心是处理“亡儿遗款”的事：“初八日在沪，曾托颂清兄以亡儿遗款汇公处，求公代为令媛经理。今得其来函，已将银数改作洋银二千四百二十三元汇津，目下当可收到。而令媛前交来收用之款共五百七十六元，（镯兑款二百零六元五角，海关款二百二十六元五角，又薪水一个月一百四十三。）今由京大陆银行汇上，此款五百七十七元与前沪款共得洋三千元正，请公为之全权处置。”此外，王国维还说明：“此次北上旅费，数月后再当奉还。令媛零用，亦请暂垫。维负债无几，今年与明春夏间当可全楚也。”承认要付罗孝纯零用钱，表示希望继续联系。过了一个星期之后，王国维又写了一封回信，重申此款应给罗孝纯，王国维以罕见的生气说：“此款在道理、法律，当然是令媛之物，不容有他种议论。亡儿与令媛结婚已逾八年，其间恩义未尝不笃，即令不满于舅姑，当无不满于其所天之理，何以于其遗款如此之拒绝。若云退让，则正让所不当让。以当受者而不受，又何以处不当受者？是蔑视他人人格也。蔑视他人人格，于自己人格亦复有损。总之，此事于情理皆说不去，求公再以大义谕之。”这封“专此奉恳”的信，是现存的王国维致罗振玉的最后一封信了。罗振玉在回信中厉声训斥道：“书中所言有钝根所不能解者，公言之愈明，弟之不解益甚。谨就下走所见为公陈言。来书谓小女拒绝伯深遗款为让所不当让。以当受者而不受，又何以处不当受者？是蔑视他人人格也。蔑视他人人格，于自己人格亦复有损。”在王国维看来，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罗孝纯“不满于舅姑”，当是一种委婉的说法。今见甘孺辑述《永丰乡人行年录》作过解释和发挥：孝纯“与继姑有讳言，仆媪复从中构之。静安虽家督而平日家政皆潘（王氏继室）主之，己不过问，与乡人事无巨细皆过问不同。至是伯深卒，静安夫妇莅沪主丧，潘处善后或失当，孝纯诉诸乡人，乡人迁怒静安听妇言，而静安又隐忍不自剖白，乡人遽携孝纯大归……伯深服务海关，卒后恤金，乡人且不令孝纯收受。”其实，罗振玉本人对王国维所说的“不满于舅姑”，根本不以为然，故称之为：“公斩钉截铁如老吏断狱，以为言之至明矣，而即弟之至不能解。”
“至谓不满于舅姑一节更为公缕缕言之。小女自归尊府近十年，依弟之日多而侍舅姑之日少。即伯深亦依弟之日多，而侍公之日少。……因伯深海关一席在津，弟亦住津，伯深所入不足另立门户。弟宅幸宽故主弟家，饮食一切自应由弟任之。嗣伯深不安而移居，弟亦不强者，伯深益唯恐累弟故也。及移居而女病，所入不足，仍由弟助之。”“又值移沪，乃一人到沪，留眷在弟家，欲稍有积蓄为接眷之费。而小女因连丧两女，因而致疾，所费不少，致伯深仍无所蓄。乃由弟备资送女至沪，为之赁屋，为之置器，合计每年所费亦非甚少。……至弟此次到沪，小女言老宅没钱，此次川资所费已不少，卒遭大难，女固异常伤心，即老宅亦财力不及，便以奁中金器变价，以充丧用，以减堂上担负。（于此可见其能体亲心，何有其不满舅姑）弟颇嘉为知礼，至海关恤款，迟早皆可取出，而公急于领款。小女亦遂仰体尊意，脱丧服而至海关，而复申明绝不用此钱，其存心亦未为不当。（此亦足见仰体亲心，何得谓之不满）。惟弟则觉死者尸骨未寒，此款迟早均可往取，何必亟亟？轻礼重财，是诚有之。此事乃弟与公绝对所见不合处，与小女无与也。前公书来以示小女，小女矢守前语，不敢失信，故仍申前旨，信而可失，岂得为人。然公即以此加之罪矣。”这里明明白白地说明，领取抚恤金问题，引起了罗、王的争执。罗振玉已明言，错误不在女儿，而在王国维。这样的争执，其实早在上海治丧期间就发生了。
按说，罗王两家联姻，还算门当户对。当两家刚结亲时，罗振玉也确有得体的表示。他给王国维写信说：“小女闻身体渐佳，不知能尽妇道否？祈时时教导，勿染时习，则幸矣。弟夙爱此女，然亦未尝以爱而恣之，总须笃守妇职，以礼自持，乃有以对公也。”
关于罗振玉、王国维后来断交的原因，陈鸿祥《王国维年谱》提供了不少回忆材料，有益于大家思考。“王氏丙辰（1916年）自日本归来，在沪赁居那自认为‘房价低廉’、‘屋亦宽敞’的‘闸库门’三楼底楼寓所，实在不是什么‘尚明轩’，而是闹市中的辟地，荒寂阴森，连‘木工’一类苦力，尚且搬进‘一日即迁走’。仲安老人所谓‘或有所见’者，盖旧时所称‘见鬼’，或‘鬼神作祟’耳。……所以，对于王氏北上以后，犹让潜明居于原处，并与其爱女在此等类似《聊斋》所写狐鬼为祟的‘鬼地方’结婚成家，显然不满。不久，潜明果然病亡。罗氏焉能不‘迁怒’亲家夫妇，全然不为长儿、长媳命运着想？此层‘细故’，即当事者罗氏本人，自亦难出口，故只能携女‘大归’，以泄其胸中所蓄‘怒意’。”上面引文中提到的“仲安老人”，系罗振玉次女。她的追忆确有当时之传闻为依据。罗振玉那时给王国维的信中说：“公寓有鬼，信否？若然，是宜移居。”罗振玉说明：“弟平日不信鬼，然近来有人亲见过，至是乃不得不信矣。”但是，这里所说的“公寓”，指王国维住处，时间在1916年，地点是“爱文义路大通路吴兴里三百九十二号”。王潜明与罗孝纯在天津结的婚，怎么可能在这个“鬼地方结婚成家”？以后王潜明、罗孝纯迁沪之后，住在江阴路。从以上所引的书信中，罗振玉明明写道“乃由弟备资送女至沪，为之赁屋，为之置器”云云，显然没有住到大通路的“原处”去。即使江阴路住宅中也见鬼，既是罗振玉自己“为之赁屋”，很难想象罗振玉会“只能携女‘大归’以泄其胸中所蓄‘怒意’”。
王潜明患伤寒病，本来表面已经好转，但实际并未恢复。这类病在恢复期本来忌吃生硬之物。王潜明喜欢吃硬饭，后来又发作了，随即遇到不幸，潘夫人对孝纯有责怪，由此产生“婆媳龃龉”的事也会有。但是，冷静思考这的确很难怪人的。王国维在致罗振玉信中一开头就说：“维以不德，天降鞠凶，遂有上月之变。”可见，王国维表明并无责怪他人之意。不久，马衡也得了伤寒，王国维马上写信给他：“此次还京尚未复原。此病之后，调理甚为重要，仍请节劳为荷。亡儿之病，中西二医并有贻误，亦不能专咎西医，即病者自身亦枪法错乱。总之，运数如此，无可说也。”这里又强调了调理的重要。但是，潜明之丧，对王、罗两家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说“婆媳龃龉”会导致王国维与罗振玉两人之间几十年友谊的中止，似乎并不能令人信服。
王国维对导致这个局面的解释是，“不图中间乃生误会，然此误会久之自释”。罗振玉并不接受这个说法，他气很盛，他断然说明与王国维争执的根源是更为深远的：“弟与公交垂三十年，方公在沪上混豫章于凡材之中，弟独重公才秀，亦曾有一日披荆去棘之劳。此卅年中大半所至必偕，论学无间，而根本实有不同之点。圣人之道，贵乎中庸，然在圣人已叹为不可能，故非偏于彼，而偏于此。弟为人偏于博爱近墨，公偏于自爱近杨，此不能讳者也。至小女则完全立于无过之地，不仅无过，弟尚嘉其知义守信，合圣人所谓夫妇所能。”这样的论辩，显然不是误会，也不会是一时气愤，而是涉及两个人的生活态度根本不一样了。罗振玉的这种看法，当然不可能是一时之见，但是到这时候忽然爆发，除了家事以外，应该说与当时激烈的政治纷争中两个人态度上的分野不无关系。
抚恤金最后是怎样处理的呢？据罗振玉书信说：“由沪送来小女家具照单”与“汇来伯深恤金等二千四百卅二元”均收到。另一封信称“合前款共得三千元”。这就是说，除抚恤金外，其他的账目也已结算清楚。但是，他又说：“小女屡次声明不用一钱，义不可更强之。”“小女信誓不受，未可再强之，此所谓匹夫匹妇之愚，圣人已所许也。”以后，从罗振玉的信中看出，王国维又去过信，说过“旧谊为重”的话。罗振玉说，来信“拳拳以旧谊为重，甚善，甚善。弟平日作书不逾百字，赋性简拙，以不欲与人争是非，刻在今日尚有是非可言耶”？罗振玉告王国维：“拟以二千元贮蓄为嗣子来日长大婚、学费，余千元别有处置之法，以心安理得为归，不负公所托也。”这封信的日期，署“初七下午”，这是1926年11月20日。现存的罗振玉给王国维的最后的一封信，写于1926年11月26日。王国维还细致地保存了汇款人的信件，内容如下：“今日即托中国实业银行将现银合成洋元汇至天津交雪老手收矣。计合洋贰千四百廿三元。此款本拟将银汇津，因现银与洋元不同，每千两须汇水陆拾两，太不合算；刻下合洋元汇津，每千元只汇费六元。兹将揭单寄上，请公存。”时间为阴历“九月十四日”。
“丧子之痛”、“挚友之绝”这两件事，对于王国维精神上的打击是深重的。到1927年，他给日本友人神田喜一郎写信，还提及“弟秋间长子之丧，心绪恶劣”。他见人就要诉说自己的不幸，更可怕的是经常一个人发呆。少年丧母，中年丧妻，晚年丧子，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够可怕的。
王国维于1926年冬寄给际彪一信，并五十元汇款。后王国维又收到际彪信，还称谢王国维秋天寄到的二百元赠款。王国维复信说：“去岁弟因长儿之变，于外稍有欠项。其十月二百元之款，弟实无此事，想叔蕴先生（以己款）假弟之名以济尊处急用者。此事诚不宜揭破，然亦不敢掠美，谨以实闻。”王国维怎么想到有这样的事呢？何以突出罗振玉“以己款”而又强调“不宜揭破”呢？看来王国维可能想起罗振玉给他的信中说：“至此款承公始终见委，弟即转存入银行而熟筹所以处之之策，但弟偏于博爱或不免不得尊恉耳。”其实，王国维虽然尚欠别人的钱，又心绪恶劣，但他认为该支援处，不论钱数多少，也算尽了心意了。当时，际彪住天津，王国维于1927年2月12日赴天津时，本想于2月14日“趋谒师座，因在客寓稍感寒疼，是以即行回京”。由此看来，王国维到天津，也没有会见罗振玉，当时双方亦无书信往来。这就算罗、王关系的余波了。
这里必须说明，以后的王、罗两家后代，在艰难岁月中，有互相支援的美事，王氏六子王登明教授和夫人梅美珍在1949年以后，直至文化大革命领工资后定期给大嫂寄钱，十分不易，让人感到人情的温暖。
§§第十一章 国学研究的历史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