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教学风采
王国维在1925年4月到清华赴任，当时国学院正准备招生。因为王国维有崇高的学术声望，暑假中清华学校留校学生就邀请他作一次讲演。王国维作了《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的报告。这是王国维第一次在清华的讲坛上与广大同学见面。听讲的人虽然是普通的大学生，但他的报告却是宣传最近国内研究方面的新的成绩。这个报告提出了20世纪最初二三十年中国学研究的前沿的问题，或者说取得突出成绩的问题。他举出五项：一、殷墟甲骨文字；二、敦煌及西域之简牍；三、敦煌千佛洞的六朝、唐的文献；四、内阁大库书籍档案；五、中国境内之古代外族遗文。这些问题都是王国维全力研究的问题，讲起来特别亲切。在学生的研究兴趣方面，王国维主张从材料出发进行研究。“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故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现时代。”王国维在讲演中注意鼓励和引导学生。比如讲到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之后说：“然此学中所可研究发明之处尚多，不能不有待于后此之努力也。”讲演结束时又特别强调说：“然此等发现物，合世界学者之全力研究之其所阐发尚未及其半，况后此之发现亦正自无穷，此不能不有待少年之努力也。”
王国维向清华学生演讲，介绍的是国学研究。听讲的对象，虽然并不都学习国学，但是，在王国维看来，研究任何学科都首先需要有一种以学术为性命的科学精神。“夫今日欲求真悦学者，宁于旧学中求之，以研究新学者之真为学问欤？抑以学问为羔雁欤？吾人所不易知。不如深研见弃之旧学者，吾人能断其出于好学之真意故也。”以学术为性命的精神，是科学研究的动力，如果为了赚钱而研究，就不可能真正研究好。研究旧学，取得名利不易，这就在客观上，使得这个领域中有“好学之真意”。在王国维看来，学生应该有一种素质，即以学术为性命。这种素质教育搞好了，学生会努力地去求学，也能抵制社会上不良风气的侵袭。王国维心情沉重地说：“吾国下等社会之嗜好，集中于‘利’之一字。上、中社会之嗜好，亦集中于此，而以官为利之代表，故又集中于‘官’之一字。夫欲以一二人之力，拂社会全体之嗜好，以成一事，吾知其难也。”了解了这一思想，才能深刻理解王国维在参予起草的《章程》中称培养“以著述为毕生事业者”的涵义。
亲领王国维教学风采的，如今健在的只有一个人了。他就是《金文大字典》的主编，九十高龄的戴家祥。戴家祥于1926年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研究甲骨文、金文。他说：“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教学大纲是王国维先生起草的，采取了中国书院和英国牛津大学两者相结合的办法教学。教授有赵元任、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李济是青年讲师。他们教学也各有特点，和王国维在一起，他不讲，只听学生讲，讲到他满意的地方，他就点点头说‘还可以’；和梁启超在一起，只听他讲，不给学生讲话的机会：和陈寅恪在一起，他讲一半学生讲一半。有一次他把我叫去，要我讲南北朝史，这当然是考我了。”这段话真切地记述了不同性格的学者有不同的教学风采。王国维性格内向，锋芒内敛。他对学生是热情的，将学术发展的希望寄托在年轻人身上。
国学院的茶话会是师生恳谈的形式，议定每学期举行两次。一次老师作东，每位教授出五元，助教出一元；一次由学生出资，以示回敬。这种形式自由灵活，便于交流。会上梁启超讲话活跃，王国维每次都参加，谈话质直。比如1926年期中茶话会，适逢李济讲师从山西考古回校，带回四十九箱资料，震动清华。发掘地点在山西夏县，据传尧舜都城都在山西。会上，大家互相议论。王国维却冷静地说：“我主张找一个有历史根据的地方进行发掘，一层一层掘下去，看它的文化堆积好吗？”教授们都对此无异议，但也因为王国维谈话太简单，点到为止，并不曾形成讨论。过了一天，有钻研精神的学生特地去向王国维请教，问他发言的意思，山西夏县究竟是不是禹都？王国维才回答说：“那是搞错的。”“我国古帝都都在东方。太皞之虚在陈，大庭氏之库在鲁，黄帝邑于涿鹿之阿，少皞与颛顼之虚皆在鲁、卫，帝喾居亳……尧号陶唐氏而冢在定陶之阳，舜号有虞氏，而子孙封于梁国之虞县，孟子称舜生卒之地皆在东夷。”“禹之都邑虽无考，然自太康以后以迄于桀，其都邑及地名之见于经典者率在东土，与商人错处河、济益数百岁。”这里叙述的王国维的思想，是一贯的。在王国维看来，文物深埋于地下，千百年不会动，所以与地理有极大关系。地下的文物，与书上的资料互相参证，对研究历史特有裨益。
王国维上《尚书》课时，开场白是独特的。他颇为郑重地向学生宣布一个重要消息：“诸位！我对《尚书》只懂了一半。这是我对诸位应该说的第一句话。”这使同学感受到了他的老实，也知道了他的自信。无论上课，还是答疑，遇有同学问到的问题回答时没有把握的，就明确地说：“不甚清楚。”有时点起烟，显然在思考着，彼此不说话。待到他有想不起时，仍然告之“不甚清楚”。这就使人深感“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王国维对学生治学的主张，是希望首先要将书读好。“五四”以后，怎样用科学方法整理国学，各方面人物都有不同见解。胡适开过一个国学的必读书目，王国维却有不同看法。他说：“胡先生想把国学开出一账来，好像是索引，一索即得。但是细账开好后，大家便利了，也就不读书。”比如学生向他请教如何读《史记》，他答：“寻源工夫，必有所获。”这里所说的“寻源”，不止用古籍，也用地下所得的考古资料，互相参证。清华学生成立史学会，王国维也到场表示自己的意见，显然坚持自己的意见。“静安先生则谓宜多开读书会，先有根柢而后可言发展。席间议论高兴，最后乃折衷一致，先生微嫌薄之。既散，与寅恪先生同行，颇用怀疑，以为斯会别有用意，而不知其实欲有所贡献于史学也。”
王国维是有热烈的内心感情的人，但除非对很熟悉又谈得来的人，一般不轻易表露自己的感情。他的教学风格是平实的。徐中舒在《追忆王静安先生》一文中说：“余以研究考古学故，与先生接谈问难之时尤多。先生谈话雅尚质朴，毫无华饰。非有所问，不轻发言；有时或至默坐相对，卷烟以自遣，片刻可尽数支；有时或欲有所发挥，亦仅略举大意，数言而止；遇有疑难问题不能解决者，先生即称不知。故先生谈话，除与学术有关者外，可记者绝少也。”
王国维向清华学生演讲，介绍的是国学研究。听讲的对象，虽然并不都学习国学，但是，在王国维看来，研究任何学科都首先需要有一种以学术为性命的科学精神。“夫今日欲求真悦学者，宁于旧学中求之，以研究新学者之真为学问欤？抑以学问为羔雁欤？吾人所不易知。不如深研见弃之旧学者，吾人能断其出于好学之真意故也。”以学术为性命的精神，是科学研究的动力，如果为了赚钱而研究，就不可能真正研究好。研究旧学，取得名利不易，这就在客观上，使得这个领域中有“好学之真意”。在王国维看来，学生应该有一种素质，即以学术为性命。这种素质教育搞好了，学生会努力地去求学，也能抵制社会上不良风气的侵袭。王国维心情沉重地说：“吾国下等社会之嗜好，集中于‘利’之一字。上、中社会之嗜好，亦集中于此，而以官为利之代表，故又集中于‘官’之一字。夫欲以一二人之力，拂社会全体之嗜好，以成一事，吾知其难也。”了解了这一思想，才能深刻理解王国维在参予起草的《章程》中称培养“以著述为毕生事业者”的涵义。
亲领王国维教学风采的，如今健在的只有一个人了。他就是《金文大字典》的主编，九十高龄的戴家祥。戴家祥于1926年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研究甲骨文、金文。他说：“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教学大纲是王国维先生起草的，采取了中国书院和英国牛津大学两者相结合的办法教学。教授有赵元任、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李济是青年讲师。他们教学也各有特点，和王国维在一起，他不讲，只听学生讲，讲到他满意的地方，他就点点头说‘还可以’；和梁启超在一起，只听他讲，不给学生讲话的机会：和陈寅恪在一起，他讲一半学生讲一半。有一次他把我叫去，要我讲南北朝史，这当然是考我了。”这段话真切地记述了不同性格的学者有不同的教学风采。王国维性格内向，锋芒内敛。他对学生是热情的，将学术发展的希望寄托在年轻人身上。
国学院的茶话会是师生恳谈的形式，议定每学期举行两次。一次老师作东，每位教授出五元，助教出一元；一次由学生出资，以示回敬。这种形式自由灵活，便于交流。会上梁启超讲话活跃，王国维每次都参加，谈话质直。比如1926年期中茶话会，适逢李济讲师从山西考古回校，带回四十九箱资料，震动清华。发掘地点在山西夏县，据传尧舜都城都在山西。会上，大家互相议论。王国维却冷静地说：“我主张找一个有历史根据的地方进行发掘，一层一层掘下去，看它的文化堆积好吗？”教授们都对此无异议，但也因为王国维谈话太简单，点到为止，并不曾形成讨论。过了一天，有钻研精神的学生特地去向王国维请教，问他发言的意思，山西夏县究竟是不是禹都？王国维才回答说：“那是搞错的。”“我国古帝都都在东方。太皞之虚在陈，大庭氏之库在鲁，黄帝邑于涿鹿之阿，少皞与颛顼之虚皆在鲁、卫，帝喾居亳……尧号陶唐氏而冢在定陶之阳，舜号有虞氏，而子孙封于梁国之虞县，孟子称舜生卒之地皆在东夷。”“禹之都邑虽无考，然自太康以后以迄于桀，其都邑及地名之见于经典者率在东土，与商人错处河、济益数百岁。”这里叙述的王国维的思想，是一贯的。在王国维看来，文物深埋于地下，千百年不会动，所以与地理有极大关系。地下的文物，与书上的资料互相参证，对研究历史特有裨益。
王国维上《尚书》课时，开场白是独特的。他颇为郑重地向学生宣布一个重要消息：“诸位！我对《尚书》只懂了一半。这是我对诸位应该说的第一句话。”这使同学感受到了他的老实，也知道了他的自信。无论上课，还是答疑，遇有同学问到的问题回答时没有把握的，就明确地说：“不甚清楚。”有时点起烟，显然在思考着，彼此不说话。待到他有想不起时，仍然告之“不甚清楚”。这就使人深感“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王国维对学生治学的主张，是希望首先要将书读好。“五四”以后，怎样用科学方法整理国学，各方面人物都有不同见解。胡适开过一个国学的必读书目，王国维却有不同看法。他说：“胡先生想把国学开出一账来，好像是索引，一索即得。但是细账开好后，大家便利了，也就不读书。”比如学生向他请教如何读《史记》，他答：“寻源工夫，必有所获。”这里所说的“寻源”，不止用古籍，也用地下所得的考古资料，互相参证。清华学生成立史学会，王国维也到场表示自己的意见，显然坚持自己的意见。“静安先生则谓宜多开读书会，先有根柢而后可言发展。席间议论高兴，最后乃折衷一致，先生微嫌薄之。既散，与寅恪先生同行，颇用怀疑，以为斯会别有用意，而不知其实欲有所贡献于史学也。”
王国维是有热烈的内心感情的人，但除非对很熟悉又谈得来的人，一般不轻易表露自己的感情。他的教学风格是平实的。徐中舒在《追忆王静安先生》一文中说：“余以研究考古学故，与先生接谈问难之时尤多。先生谈话雅尚质朴，毫无华饰。非有所问，不轻发言；有时或至默坐相对，卷烟以自遣，片刻可尽数支；有时或欲有所发挥，亦仅略举大意，数言而止；遇有疑难问题不能解决者，先生即称不知。故先生谈话，除与学术有关者外，可记者绝少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