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迁入清华园
清华园内的清华学校，原为一所留美预备学校。招收小学毕业生，在校学习八年，赴美插班上大学。1924年秋成立大学部，同时着手筹备成立研究院。清华园环境清幽，林木花草纷呈，园内有小溪环绕，湖泊串连成片，西门外面对着圆明园废墟。这里是王国维的智慧、学问得到最后发挥的地方，也可以说，他生命的最后高潮是在清华园中度过的。
1925年4月17日，王国维移居清华园。他从1923年夏天开始住城里后门内织染局十号，其屋二十间，上房及厢房均甚宽敞，宜于消夏。搬到清华园西院时，那里环境好，但房屋并不宽敞。据王东明回忆：“清华西院宿舍，每栋只有正房三间，右手边有下房一间，内一小间，通正房可作卧室或储藏室。”“我们向校方租房时，原为十七号及十八号两栋，以为连号必然毗连，等到搬家时才发现十八号在最西面，十七号在最东面，两宅相距一二百尺，在这种情况下，也只有先住下再说。”但是，不久就将房换成十六号及十八号了。王国维这次搬家的心情，“离此人海，计亦良得”，这八个字是值得注意的。
王国维在就职清华大学前夕，正值《观堂集林》出版，赞美声从四面八方传来，真是蜚声海内外，王国维本人也为此而得到安慰。正当他在国学研究上要大展鸿图时，他却无法静心研究了。他在1925年1月21日致蒋汝藻信中说：“弟此数月来，日在忧患中，亦毫无所见。”其实，早在1924年6月6日致罗振玉信中，王国维已提出“欲请假”。“请假”就是离开“小朝廷”了。“请假”的原因就是对小朝廷内部的倾轧厌烦、反感了。“请假”后的出路，“闭门授徒以自给，亦不应学校之请，则心安理得矣”。其勾心斗角的焦点，显然涉及小朝廷的权力之争。按王国维直接告诉罗振玉的说法：疑公（指罗振玉——引者）欲尽去新旧人，而拥素老（指升允——引者）出。“罗振玉欲拥戴升允之事，从现存资料看，确有此事。以后，王国维曾上奏折，建议开辟故宫为皇家博物院，以稳固对故宫的拥有权。这不但未被接受，反而遭人议论王国维是”为公（指罗振玉——引者）之设计“于是王国维想脱身而去了。过了五个月之后，11月5日，北京有向”小朝廷“宣布”清室优待条件“之事。第一条：大清宣统帝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一切之权利”第二条：自本条件修正后，民国政府每年补助清室家用五十万元，并特支出二百万元开办北京贫民工厂，尽先收容旗籍贫民“第三条：即日移出宫禁”因为，大炮已架在景山上，又有部队守门，溥仪只得称：既已如此，只得允许。“于是皇舆出宫。这时候，本来早想跳出这个是非之地的王国维，却随侍左右，不离半步。这里表现出王国维的性格上的特点。他当然知道，军队有枪有炮，一介书生，随侍又有多大作用呢？这无非表示书生之志不可辱，宁折不弯的气概。因为，当”南书房行走“是”皇命“这是自己已接受的，应予坚持到底。他内心中本来想跳出小朝廷纷争，况且早就提出保住故宫的策略，虽已被否决。可是，一旦发生了皇帝离开故宫之变，遗老们纷纷来信，有的对王国维在”皇帝“离宫时不离左右表示颂扬，有的在口头上甚至表示要尽节云云，王国维本想离开这个是非之地的心就软下来了。在王国维的心目中，对知遇之恩，十分重视，似乎有永远还不清的债。这种矛盾心情表现在他1922年冬发表给北京大学考古学会的抗议《宣言书》，以”身体孱弱，又心绪甚为恶劣“为由，暂时停止了在北京大学的工作。至此，因”皇帝“本人已承认了是”中华民国国民“而且不久转住天津。王国维的”南书房行走“因故宫中的”书房“不复存在，已有名无实了。北京大学中的职务又自己暂停了，虽然用尽苦心，在字面上尚留有余地，也有难言之隐。这时候的王国维实际上是失业了。他背着很重的家庭负担，又不知未来会怎么样，正是在这样的困境中接受了清华的聘任。1925年3月25日他告诉蒋汝藻自己已接受清华聘任时说：数月以来，忧惶忙迫，殆无可语。直至上月，始得休息。现主人在津，进退绰绰，所不足者钱耳。然困穷至此，而中间派别意见排挤倾轧，乃与承平时无异。故弟于上月中已决就清华学校之聘，全家亦拟迁往清华园，离此人海，计亦良得。数月不亲书卷，直觉心思散漫，会须收召魂魄，重理旧业耳。”这里的思想脉络讲得很清楚，这是因为蒋汝藻并非遗老，商讨这个问题有不少共同语言。蒋汝藻收到上述通报后，立即回信明确说：去清华园就职南北均不能优于此矣久欲驰书劝驾斩断种种葛藤，勿再留恋。顷知已毅然决定，为之额手不置。从此脱离鬼蜮，垂入清平，为天地间多留数篇有用文字，即为吾人应尽之义务。至于挽回气数，固非人力所能强为。劫运初开，不至陆沉不已，来日大难，明眼人皆能见到。生死有命，听之可也。王国维的老朋友中相劝者不少，以这段话讲得最为坦率了。友情的支持，对王国维作出艰难的选择无疑有很大的安慰。
王国维为了“离此人海”，也就是蒋汝藻所说的“脱离鬼蜮”，搬迁到清华园，入了新境界。从清华学校说，为了聘任王国维，做了大量工作，因为，新办研究院，需聘请学术上有造诣的名教授。清华学校于1924年秋决定筹备设立研究院以后，清华校长征询胡适意见。胡适表示：“非第一等学者，不配作研究院的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王国维进入清华，胡适的介绍起了大的作用。顾颉刚在《古史辨》中也回忆说，他在1924年冬写信给胡适，请胡适向清华大学校长建议，聘王国维到清华国学院任教。胡适与王国维曾经有多次书信来往，其中向王国维请教词史、戏剧史的书信不少。当时孙中山先生秘书处想知道溥仪周围人的字，也是由胡适于1925年1月5日向王国维了解的。胡适于1925年1月中旬写信给王国维，附去清华研究院聘约。王国维并未回绝，只说需“一星期考虑”。胡适觉得很有希望，接着又写信说：“手示敬悉。顷已打电话曹君，转达尊意了。‘一星期考虑’的话，自当遵先生之命。但曹君说，先生到校后，一切行动均极自由。先生所虑（据吴雨僧说）不能时常往来清室一层，殊为过虑。鄙意亦以先生宜为学术计，不宜拘泥小节。甚盼先生早日决定，以慰一班学子的期望。”信末说明，日内稍忙，不久再专来奉访。后来，溥仪知道这消息后表示了支持，1925年2月，“先生被召至日使馆，面奉谕旨命就清华研究院之聘”。
1925年2月中旬，吴宓去王国维家送曹云祥校长的聘书。吴宓走进王国维在地安门内织染局10号住宅的客厅，先恭恭敬敬地行三鞠躬礼。他在《日记》中写道：“宓持清华曹云祥校长聘书恭谒王国维（静安）先生，在厅堂上行三鞠躬礼。王先生事后语人，彼以为来者必系西服革履、握手对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决就聘。”王国维到职后，对吴宓说：“我本不愿意到清华任教，但见你执礼甚恭，大受感动，所以才受聘。”本来，清华学校想聘王国维任院长，主持一切。但是，王国维坚辞不就，于是清华学校改聘吴宓任其事，吴宓只接受研究院“主任”的名义。
王国维于1925年4月17日到校就任。他开始住在清华园中古月堂，不久又迁往照澜院13号。估计是他原订的住房西院十七号、十八号实际并不连在一起，到了秋天学校才调整为十六号和十八号。家眷于4月18日开始迁入清华园。
1925年4月17日，王国维移居清华园。他从1923年夏天开始住城里后门内织染局十号，其屋二十间，上房及厢房均甚宽敞，宜于消夏。搬到清华园西院时，那里环境好，但房屋并不宽敞。据王东明回忆：“清华西院宿舍，每栋只有正房三间，右手边有下房一间，内一小间，通正房可作卧室或储藏室。”“我们向校方租房时，原为十七号及十八号两栋，以为连号必然毗连，等到搬家时才发现十八号在最西面，十七号在最东面，两宅相距一二百尺，在这种情况下，也只有先住下再说。”但是，不久就将房换成十六号及十八号了。王国维这次搬家的心情，“离此人海，计亦良得”，这八个字是值得注意的。
王国维在就职清华大学前夕，正值《观堂集林》出版，赞美声从四面八方传来，真是蜚声海内外，王国维本人也为此而得到安慰。正当他在国学研究上要大展鸿图时，他却无法静心研究了。他在1925年1月21日致蒋汝藻信中说：“弟此数月来，日在忧患中，亦毫无所见。”其实，早在1924年6月6日致罗振玉信中，王国维已提出“欲请假”。“请假”就是离开“小朝廷”了。“请假”的原因就是对小朝廷内部的倾轧厌烦、反感了。“请假”后的出路，“闭门授徒以自给，亦不应学校之请，则心安理得矣”。其勾心斗角的焦点，显然涉及小朝廷的权力之争。按王国维直接告诉罗振玉的说法：疑公（指罗振玉——引者）欲尽去新旧人，而拥素老（指升允——引者）出。“罗振玉欲拥戴升允之事，从现存资料看，确有此事。以后，王国维曾上奏折，建议开辟故宫为皇家博物院，以稳固对故宫的拥有权。这不但未被接受，反而遭人议论王国维是”为公（指罗振玉——引者）之设计“于是王国维想脱身而去了。过了五个月之后，11月5日，北京有向”小朝廷“宣布”清室优待条件“之事。第一条：大清宣统帝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一切之权利”第二条：自本条件修正后，民国政府每年补助清室家用五十万元，并特支出二百万元开办北京贫民工厂，尽先收容旗籍贫民“第三条：即日移出宫禁”因为，大炮已架在景山上，又有部队守门，溥仪只得称：既已如此，只得允许。“于是皇舆出宫。这时候，本来早想跳出这个是非之地的王国维，却随侍左右，不离半步。这里表现出王国维的性格上的特点。他当然知道，军队有枪有炮，一介书生，随侍又有多大作用呢？这无非表示书生之志不可辱，宁折不弯的气概。因为，当”南书房行走“是”皇命“这是自己已接受的，应予坚持到底。他内心中本来想跳出小朝廷纷争，况且早就提出保住故宫的策略，虽已被否决。可是，一旦发生了皇帝离开故宫之变，遗老们纷纷来信，有的对王国维在”皇帝“离宫时不离左右表示颂扬，有的在口头上甚至表示要尽节云云，王国维本想离开这个是非之地的心就软下来了。在王国维的心目中，对知遇之恩，十分重视，似乎有永远还不清的债。这种矛盾心情表现在他1922年冬发表给北京大学考古学会的抗议《宣言书》，以”身体孱弱，又心绪甚为恶劣“为由，暂时停止了在北京大学的工作。至此，因”皇帝“本人已承认了是”中华民国国民“而且不久转住天津。王国维的”南书房行走“因故宫中的”书房“不复存在，已有名无实了。北京大学中的职务又自己暂停了，虽然用尽苦心，在字面上尚留有余地，也有难言之隐。这时候的王国维实际上是失业了。他背着很重的家庭负担，又不知未来会怎么样，正是在这样的困境中接受了清华的聘任。1925年3月25日他告诉蒋汝藻自己已接受清华聘任时说：数月以来，忧惶忙迫，殆无可语。直至上月，始得休息。现主人在津，进退绰绰，所不足者钱耳。然困穷至此，而中间派别意见排挤倾轧，乃与承平时无异。故弟于上月中已决就清华学校之聘，全家亦拟迁往清华园，离此人海，计亦良得。数月不亲书卷，直觉心思散漫，会须收召魂魄，重理旧业耳。”这里的思想脉络讲得很清楚，这是因为蒋汝藻并非遗老，商讨这个问题有不少共同语言。蒋汝藻收到上述通报后，立即回信明确说：去清华园就职南北均不能优于此矣久欲驰书劝驾斩断种种葛藤，勿再留恋。顷知已毅然决定，为之额手不置。从此脱离鬼蜮，垂入清平，为天地间多留数篇有用文字，即为吾人应尽之义务。至于挽回气数，固非人力所能强为。劫运初开，不至陆沉不已，来日大难，明眼人皆能见到。生死有命，听之可也。王国维的老朋友中相劝者不少，以这段话讲得最为坦率了。友情的支持，对王国维作出艰难的选择无疑有很大的安慰。
王国维为了“离此人海”，也就是蒋汝藻所说的“脱离鬼蜮”，搬迁到清华园，入了新境界。从清华学校说，为了聘任王国维，做了大量工作，因为，新办研究院，需聘请学术上有造诣的名教授。清华学校于1924年秋决定筹备设立研究院以后，清华校长征询胡适意见。胡适表示：“非第一等学者，不配作研究院的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王国维进入清华，胡适的介绍起了大的作用。顾颉刚在《古史辨》中也回忆说，他在1924年冬写信给胡适，请胡适向清华大学校长建议，聘王国维到清华国学院任教。胡适与王国维曾经有多次书信来往，其中向王国维请教词史、戏剧史的书信不少。当时孙中山先生秘书处想知道溥仪周围人的字，也是由胡适于1925年1月5日向王国维了解的。胡适于1925年1月中旬写信给王国维，附去清华研究院聘约。王国维并未回绝，只说需“一星期考虑”。胡适觉得很有希望，接着又写信说：“手示敬悉。顷已打电话曹君，转达尊意了。‘一星期考虑’的话，自当遵先生之命。但曹君说，先生到校后，一切行动均极自由。先生所虑（据吴雨僧说）不能时常往来清室一层，殊为过虑。鄙意亦以先生宜为学术计，不宜拘泥小节。甚盼先生早日决定，以慰一班学子的期望。”信末说明，日内稍忙，不久再专来奉访。后来，溥仪知道这消息后表示了支持，1925年2月，“先生被召至日使馆，面奉谕旨命就清华研究院之聘”。
1925年2月中旬，吴宓去王国维家送曹云祥校长的聘书。吴宓走进王国维在地安门内织染局10号住宅的客厅，先恭恭敬敬地行三鞠躬礼。他在《日记》中写道：“宓持清华曹云祥校长聘书恭谒王国维（静安）先生，在厅堂上行三鞠躬礼。王先生事后语人，彼以为来者必系西服革履、握手对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决就聘。”王国维到职后，对吴宓说：“我本不愿意到清华任教，但见你执礼甚恭，大受感动，所以才受聘。”本来，清华学校想聘王国维任院长，主持一切。但是，王国维坚辞不就，于是清华学校改聘吴宓任其事，吴宓只接受研究院“主任”的名义。
王国维于1925年4月17日到校就任。他开始住在清华园中古月堂，不久又迁往照澜院13号。估计是他原订的住房西院十七号、十八号实际并不连在一起，到了秋天学校才调整为十六号和十八号。家眷于4月18日开始迁入清华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