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节 与神田喜一郎的交往
《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存王国维致神田喜一郎函11封，原件为他本人所藏。近发现神田喜一郎致王国维的书信手稿10封，从中可以见出两人的交往。神田喜一郎，字信畅，是内藤虎次郎博士的学生，家住京都。神田信畅任东京秘阁典校官、京都国立博物馆馆长。熟悉中国古代文化典籍，是一位著名汉学家。神田自书通讯处：“东京市宫内省图书寮。”属于文化方面的官员。神田写信尊称王国维“静庵先生”，王国维复信称神田“鬯菴仁兄先生”。
内藤虎次郎将游欧洲，日本汉学家设宴送行。席上纷纷赋诗，神田将他写的六首诗也寄给王国维。神田对内藤西游充满希望“将期四库重编日，千万奇书载得还”。同时，也抒发了依依惜别之情：“观风采乐向天涯，嗟我此行难得随。洒洒离亭残雨暮，临风还唱柳枝词。”可见神田的汉诗很有功力，毛笔字写得圆润潇洒。1927年1月15日，王国维致书神田说：“弟秋间有长子之丧，心绪恶劣。藤田博士有书至今未答，深以为歉，如晤时祈为致意。”于此可见，王国维与神田来往信件比较多。信畅收到信后，立即回信，首先表示：“令郎君之讣，哀痛曷已。”
神田1915年春，在日本初识王国维，当时还是一个高中学生。他为祖父所托找汉学大师办事，王国维亲切地与他交谈，还托他将《壬癸集》转达他祖父。神田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神田的老师内藤虎次郎1926年（丙寅）花甲。神田代表“内藤博士华甲纪念会”同仁于1925年7月16日致函王国维称：“恳愿博士知交数十人，各将其近作学术研究论文一篇”，汇集以作纪念。“论文以研究学术为可，寿诗寿序之类，则不欢迎。”王国维当时刚移居清华园西院，即回函说：“内藤博士华甲之寿，凡在知好，同深祝贺。兹寄上近作《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考》一篇，敬以奉献博士，祈察收转致为荷。”神田于10月17日复函称：“信畅日前所恳湖南博士华甲祝贺纪念论文，幸见惠大作《虎思斡耳朵考》，感荷之忱，莫可言宣，拟明年2月印之，以呈湖南先生。”1927年2月4日，松浦嘉三郎也致函王国维称：为了集资“作纪念论文出版之用”，“阁下与敝业师有相识之雅，倘荷赞同，曷胜荣幸，敬希付款，当为转达厚意也”。关于为京都大学教授内藤博士寿庆论文事，留下了这些宝贵的史料。
王国维到清华大学以后，对元史的兴趣很浓。王国维要查找日语文献资料，就请神田喜一郎帮助。比如，王国维想找《成吉思汗实录》一书，神田在1926年4月2日函告：“蒙下问那珂博士《成吉思汗实录》贰拾年前之出版，现时版既毁，是以颇为罕觏，敝地书林无见一本，则鄙人既托人搜集东京书坊，想近日必将一本邮致座右可期也。”到了6月20日又函告：“所承下问那珂博士《成吉思汗实录》自移居东京，百方搜索，遂获一本，则别函送上，伏祈台收为荷。”同年7月21日，神田喜一郎又致函说：“成吉思汗实录》日前奉寄想既蒙台收了。”又告之一个新的发现：“弟近日在秘阁发现旧钞耶律文正《西游录》一册，其文与庶斋老学丛谈所载者大异，盖为文正原本矣。卷末有‘燕京中书侍郎宅刊行’一行，因知其为自宋本誊写者，弟将排印公世，印出之日，当敬呈一本座右也。”王国维于7月28日马上回信说：“顷接手书，忻慰无量。《成吉思汗实录》亦早于半月前递到矣，敬谢敬谢。耶律文正《西游录》竟发现足本，真所谓惊人秘籍，闻之喜跃三百。……排印本不知何时可成？甚以先睹为快。然非兄入秘阁，何由发现此秘籍乎！”神田要找明太祖《大诰》，王国维也请人从内阁大库书中代为抄录。神田看中国古籍有疑难处，都请教王国维，得到答复之后，称颂“先生宽厚之度，不任感激之至，临风仰企，葵心念切”。王国维将自己的著作相赠，亦得到热情的肯定。“大作《蒙古史料校注》四种，考据精确，创获叠见，洵为不朽之盛事。此书并蒙惠赠，感荷之忱，莫可言宣。”
现在印行的《王国维全集》，最后一封署日期的信，是1927年3月10日写给神田喜一郎的。信中文字质朴平实，谈的全是学术问题。王国维在信中说：“西游录》想不日可成，翘企无似，印成后乞赐二三册为叩。”神田很快给王国维寄书后，一直等回信，不料报上传来凶讯，神田深情地回忆说：“我感到十分怅惘，若知道先生匆匆离世，我无论如何也应将这本《西游录》早日付梓！我满怀着对先生的愧疚之意，惟恐先生临终那刻也未能看到我寄给他的这本书。一想到先生焦急地翘首期待却最终没能看到此书的失望情形，我便内疚不已，这无论如何都是我的罪过！我每天这样自责，久久不能释怀。后来《王忠慤公遗书》出版。我仔细阅读后，发现先生显然引用了我送的《西游录》。之后，根据整理先生遗书的赵万里君所说，我才知道先生在我送的书中添注了很多新的内容，连文字的误植也订正了。此时我真是怀着双重的感动：一是我送的书最终幸为先生所阅；二是先生几乎到生命终结的那一天，还在从容地专心学问。我想无论如何先生是一个伟人。”
新版《王国维全集》收录了王国维为自己手抄本《西游录》写的跋：“足本《西游录》，日本宫内省图书寮藏旧钞本，丁卯春日，神田鬯庵学士录以见示，因手钞此本。观翁。”
§§第十章 清华园的教授生活
内藤虎次郎将游欧洲，日本汉学家设宴送行。席上纷纷赋诗，神田将他写的六首诗也寄给王国维。神田对内藤西游充满希望“将期四库重编日，千万奇书载得还”。同时，也抒发了依依惜别之情：“观风采乐向天涯，嗟我此行难得随。洒洒离亭残雨暮，临风还唱柳枝词。”可见神田的汉诗很有功力，毛笔字写得圆润潇洒。1927年1月15日，王国维致书神田说：“弟秋间有长子之丧，心绪恶劣。藤田博士有书至今未答，深以为歉，如晤时祈为致意。”于此可见，王国维与神田来往信件比较多。信畅收到信后，立即回信，首先表示：“令郎君之讣，哀痛曷已。”
神田1915年春，在日本初识王国维，当时还是一个高中学生。他为祖父所托找汉学大师办事，王国维亲切地与他交谈，还托他将《壬癸集》转达他祖父。神田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神田的老师内藤虎次郎1926年（丙寅）花甲。神田代表“内藤博士华甲纪念会”同仁于1925年7月16日致函王国维称：“恳愿博士知交数十人，各将其近作学术研究论文一篇”，汇集以作纪念。“论文以研究学术为可，寿诗寿序之类，则不欢迎。”王国维当时刚移居清华园西院，即回函说：“内藤博士华甲之寿，凡在知好，同深祝贺。兹寄上近作《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考》一篇，敬以奉献博士，祈察收转致为荷。”神田于10月17日复函称：“信畅日前所恳湖南博士华甲祝贺纪念论文，幸见惠大作《虎思斡耳朵考》，感荷之忱，莫可言宣，拟明年2月印之，以呈湖南先生。”1927年2月4日，松浦嘉三郎也致函王国维称：为了集资“作纪念论文出版之用”，“阁下与敝业师有相识之雅，倘荷赞同，曷胜荣幸，敬希付款，当为转达厚意也”。关于为京都大学教授内藤博士寿庆论文事，留下了这些宝贵的史料。
王国维到清华大学以后，对元史的兴趣很浓。王国维要查找日语文献资料，就请神田喜一郎帮助。比如，王国维想找《成吉思汗实录》一书，神田在1926年4月2日函告：“蒙下问那珂博士《成吉思汗实录》贰拾年前之出版，现时版既毁，是以颇为罕觏，敝地书林无见一本，则鄙人既托人搜集东京书坊，想近日必将一本邮致座右可期也。”到了6月20日又函告：“所承下问那珂博士《成吉思汗实录》自移居东京，百方搜索，遂获一本，则别函送上，伏祈台收为荷。”同年7月21日，神田喜一郎又致函说：“成吉思汗实录》日前奉寄想既蒙台收了。”又告之一个新的发现：“弟近日在秘阁发现旧钞耶律文正《西游录》一册，其文与庶斋老学丛谈所载者大异，盖为文正原本矣。卷末有‘燕京中书侍郎宅刊行’一行，因知其为自宋本誊写者，弟将排印公世，印出之日，当敬呈一本座右也。”王国维于7月28日马上回信说：“顷接手书，忻慰无量。《成吉思汗实录》亦早于半月前递到矣，敬谢敬谢。耶律文正《西游录》竟发现足本，真所谓惊人秘籍，闻之喜跃三百。……排印本不知何时可成？甚以先睹为快。然非兄入秘阁，何由发现此秘籍乎！”神田要找明太祖《大诰》，王国维也请人从内阁大库书中代为抄录。神田看中国古籍有疑难处，都请教王国维，得到答复之后，称颂“先生宽厚之度，不任感激之至，临风仰企，葵心念切”。王国维将自己的著作相赠，亦得到热情的肯定。“大作《蒙古史料校注》四种，考据精确，创获叠见，洵为不朽之盛事。此书并蒙惠赠，感荷之忱，莫可言宣。”
现在印行的《王国维全集》，最后一封署日期的信，是1927年3月10日写给神田喜一郎的。信中文字质朴平实，谈的全是学术问题。王国维在信中说：“西游录》想不日可成，翘企无似，印成后乞赐二三册为叩。”神田很快给王国维寄书后，一直等回信，不料报上传来凶讯，神田深情地回忆说：“我感到十分怅惘，若知道先生匆匆离世，我无论如何也应将这本《西游录》早日付梓！我满怀着对先生的愧疚之意，惟恐先生临终那刻也未能看到我寄给他的这本书。一想到先生焦急地翘首期待却最终没能看到此书的失望情形，我便内疚不已，这无论如何都是我的罪过！我每天这样自责，久久不能释怀。后来《王忠慤公遗书》出版。我仔细阅读后，发现先生显然引用了我送的《西游录》。之后，根据整理先生遗书的赵万里君所说，我才知道先生在我送的书中添注了很多新的内容，连文字的误植也订正了。此时我真是怀着双重的感动：一是我送的书最终幸为先生所阅；二是先生几乎到生命终结的那一天，还在从容地专心学问。我想无论如何先生是一个伟人。”
新版《王国维全集》收录了王国维为自己手抄本《西游录》写的跋：“足本《西游录》，日本宫内省图书寮藏旧钞本，丁卯春日，神田鬯庵学士录以见示，因手钞此本。观翁。”
§§第十章 清华园的教授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