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节 与狩野直喜的交往
辛亥武昌起义之后，王国维随罗振玉东渡日本，住处在京都大学附近。开始，罗振玉的书暂存京都大学，所以，他们与京都大学汉学家的交往颇多。王国维写的《定居京都奉答铃木豹轩枉赠之作并柬君山湖南君撝诸君子》一诗中：豹轩，铃木虎雄的字；君山，狩野直喜的字；湖南，内藤虎次郎的号；君撝，富冈深藏的字。这几位学者是建议和帮助罗、王到日本，并亲到神户迎接的。
王国维到日本不满一年，狩野直喜准备去欧洲进行学术访问。王国维按那里的习惯赋诗相送。《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欧洲》就是这时候写的。这首诗首句颇有气势：“君山博士今儒宗，亭亭崛起东海东。”诗中叙述狩野博士的学术追求，“自言读书知求是，但有心印无雷同”。虽然相处不到一年，王国维已感到难分难舍了，“商量旧学加邃密，倾到新知无穷已”。他们之间对时局的兴衰，亦有共同语言：对中国辛亥革命是持批判态度，对日本的君主立宪制却加以歌颂。“谈深相与话兴衰，回首神州剧可哀。汉土由来贵忠节，至今文谢安在哉？履霜坚冰所由渐，麋鹿早上姑苏台。……此邦曈曈如晓日，国体宇内称第一。”狩野博士去欧洲考察巴黎和伦敦两地博物馆、图书馆所藏的敦煌遗物，王国维在《观堂集林》中多次引用了狩野博士所写的材料。这对王国维以后的学术研究有非常深刻的影响。
王国维1916年1月5日离日返国。他的日记中记载，临行前，“狩野博士直喜来送行，立谈即去”。1916年秋，狩野直喜致函王国维说：“静安先生有道：客岁奉别后，未能修书问候，抱歉何似。敬审遵履安泰为慰为颂。爰接华翰并荷惠赠大著三种谢甚，谢甚！直喜尤短于史学，安足评先生之书，但觉辨晰疑似，补正脱漏，考据之密，远出洪李诸人上矣！莫任佩服！已将别册转致湖南矣。桑原刻下养病于大学医院，拟待其少闲，传达雅意。彼病与湖南前年所患同，但较轻，医言内科已足，不必施手术，愿勿劳尊怀耳。兹敬表谢忱。”
1924年11月，溥仪被逼出宫。狩野直喜知道消息后给王国维写信说：“兹接手教，敬审贵国皇帝出宫至潜邸，旋移入敝国公使馆，由芳泽公使多方防卫，得以无事，莫任庆贺！此次奇变实非意料所及。……谨悉贵历十月十九日，执事忠义，愤发忧劳。先生与雪堂诸公务持大局之状，殊深感佩。”狩野很尊重溥仪皇帝，认为对皇帝竟采取如此不尊之行动者，可称“大逆之徒”，“大逆之徒”竟然得不到制止，“人心风俗之变可发浩叹！”
狩野直喜来中国参加学术会议，就去访老朋友。他说：“此次文化会议议论纷纷，果弟所料，不甚高兴。但至津见雪翁，至京见先生，所足以自偿耳。”王国维也高兴地告诉日本友人：“狩野先生来此，获畅谈半日，现想已返京都矣。”
王国维与狩野直喜之间，互通学术信息，互赠学术著作。狩野直喜也使用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但他的研究有自己的体系。他著有《中国哲学史》《魏晋学术考》等著作。王国维给他提供了资料。狩野直喜在信中说：“敬领汉魏石经拓本，谢谢。闻洛阳新出汉石经数片，未知真否，即并奉教。”狩野直喜也告诉王国维日本学者的学术研究情况：“湖南教授于月之初六发往欧美诸国，想明年春间回来，行箧中多英法图书馆所藏中国旧钞照片矣。”王国维《观堂集林》出版，请蒋汝藻寄赠日本学者两部，其中之一就是寄给狩野直喜的。狩野直喜在回信中说：“久失问候，殊违素怀。春间荷赠大著《观堂集林》一部莫名感佩！原拟奉书伸谢意，迟迟至今，负罪多矣。讵再接云笺，感甚，愧甚！敬颂近来遵履康和为慰为颂。”显然王国维与狩野直喜之间存在着互相敬重的学者之间的友谊。
王国维突然去世的消息传到日本，狩野直喜博士沉痛哀悼，并参与组织悼念活动。
王国维到日本不满一年，狩野直喜准备去欧洲进行学术访问。王国维按那里的习惯赋诗相送。《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欧洲》就是这时候写的。这首诗首句颇有气势：“君山博士今儒宗，亭亭崛起东海东。”诗中叙述狩野博士的学术追求，“自言读书知求是，但有心印无雷同”。虽然相处不到一年，王国维已感到难分难舍了，“商量旧学加邃密，倾到新知无穷已”。他们之间对时局的兴衰，亦有共同语言：对中国辛亥革命是持批判态度，对日本的君主立宪制却加以歌颂。“谈深相与话兴衰，回首神州剧可哀。汉土由来贵忠节，至今文谢安在哉？履霜坚冰所由渐，麋鹿早上姑苏台。……此邦曈曈如晓日，国体宇内称第一。”狩野博士去欧洲考察巴黎和伦敦两地博物馆、图书馆所藏的敦煌遗物，王国维在《观堂集林》中多次引用了狩野博士所写的材料。这对王国维以后的学术研究有非常深刻的影响。
王国维1916年1月5日离日返国。他的日记中记载，临行前，“狩野博士直喜来送行，立谈即去”。1916年秋，狩野直喜致函王国维说：“静安先生有道：客岁奉别后，未能修书问候，抱歉何似。敬审遵履安泰为慰为颂。爰接华翰并荷惠赠大著三种谢甚，谢甚！直喜尤短于史学，安足评先生之书，但觉辨晰疑似，补正脱漏，考据之密，远出洪李诸人上矣！莫任佩服！已将别册转致湖南矣。桑原刻下养病于大学医院，拟待其少闲，传达雅意。彼病与湖南前年所患同，但较轻，医言内科已足，不必施手术，愿勿劳尊怀耳。兹敬表谢忱。”
1924年11月，溥仪被逼出宫。狩野直喜知道消息后给王国维写信说：“兹接手教，敬审贵国皇帝出宫至潜邸，旋移入敝国公使馆，由芳泽公使多方防卫，得以无事，莫任庆贺！此次奇变实非意料所及。……谨悉贵历十月十九日，执事忠义，愤发忧劳。先生与雪堂诸公务持大局之状，殊深感佩。”狩野很尊重溥仪皇帝，认为对皇帝竟采取如此不尊之行动者，可称“大逆之徒”，“大逆之徒”竟然得不到制止，“人心风俗之变可发浩叹！”
狩野直喜来中国参加学术会议，就去访老朋友。他说：“此次文化会议议论纷纷，果弟所料，不甚高兴。但至津见雪翁，至京见先生，所足以自偿耳。”王国维也高兴地告诉日本友人：“狩野先生来此，获畅谈半日，现想已返京都矣。”
王国维与狩野直喜之间，互通学术信息，互赠学术著作。狩野直喜也使用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但他的研究有自己的体系。他著有《中国哲学史》《魏晋学术考》等著作。王国维给他提供了资料。狩野直喜在信中说：“敬领汉魏石经拓本，谢谢。闻洛阳新出汉石经数片，未知真否，即并奉教。”狩野直喜也告诉王国维日本学者的学术研究情况：“湖南教授于月之初六发往欧美诸国，想明年春间回来，行箧中多英法图书馆所藏中国旧钞照片矣。”王国维《观堂集林》出版，请蒋汝藻寄赠日本学者两部，其中之一就是寄给狩野直喜的。狩野直喜在回信中说：“久失问候，殊违素怀。春间荷赠大著《观堂集林》一部莫名感佩！原拟奉书伸谢意，迟迟至今，负罪多矣。讵再接云笺，感甚，愧甚！敬颂近来遵履康和为慰为颂。”显然王国维与狩野直喜之间存在着互相敬重的学者之间的友谊。
王国维突然去世的消息传到日本，狩野直喜博士沉痛哀悼，并参与组织悼念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