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藤虎次郎,号湖南,京都大学教授,曾任《朝日新闻》主笔,著名汉学家。他与王国维的学术交往,深入到共同研究甲骨文的领域。辛亥革命以后,内藤力劝罗振玉、王国维东走日本。他本人早就曾来华访问过刘鹗,是日本学者中最早对甲骨文有研究的学者之一。后来,王国维考定王亥为殷之先公,内藤虎次郎亦写过《王亥》一文。王国维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文中指出:“博士亦采余说,旁加考证,作《王亥》一篇,载诸《艺文杂志》,并谓:‘自契以降诸先公之名,苟后此尚得于卜辞中发现之,则有裨于古史学者当尤巨。’余感博士言,乃复就卜辞有所攻究,复于王亥之外,得王恒一人。”这样的相互切磋的学术友谊,实属难得。据郭沫若《卜辞近纂》记述,他见到京都大学考古学研究室藏甲骨四五十片,内藤湖南博士二十余片,故富冈谦藏氏七八百片。内藤虎次郎生于丙寅年,比王国维年长十岁。在研究甲骨文的学者中间,他可算是日本老一辈的汉学家。
王国维定居京都之后,与内藤虎次郎等一批学者相处,有诗云:“闾里尚存唐旧俗,桥门仍习汉遗经。故人不乏朝衡在,四海相看竟弟兄。”
1917年内藤虎次郎与富冈谦藏同来参观甲骨文的出土地。王国维很重视内藤来华的事。1917年10月,他告诉罗振玉:“湖南博士行程,先鲁次湘,然后入燕,则似尚须有所观察乃定宗旨也。”过了一个星期,王国维又告:“湖南明后殆可抵沪。”不久,预料未果,王国维又写信说:“湖南尚未来,岂在齐鲁又有勾留耶?”期待殷殷,跃然纸上。内藤虎次郎去上海,是由水路从青岛直抵上海的。他到了上海又拜访王国维,所以,王国维说:“飙轮直抵黄歇浦,回车陋巷叩蓬户。”王国维写了《海上送日本内藤博士》一诗记盛:“西来长揖八神主。翩然游戏始齐鲁,陟登泰山睨梁父。摩挲泰碑溯三五……送君西行极汉浒,游目洞庭见娥女。北辕易水修且阻,困民之国因殷土。”可见,内藤虎次郎到了上海后拟再西行去河南看殷墟。在上海期间,王国维还介绍内藤虎次郎会见沈曾植等人,并作翻译。其详细的日程如下:“渠等自青岛行登泰山,谒孔林,济南、金陵又复小住,故至今日始行。……今日同往访逊老,但谈学问,不及他事。明日往刘翰怡观书,后日逊,约晚餐,当可畅谈。”内藤虎次郎与富冈谦藏回国不久,富冈谦藏英年早逝,王国维甚为悲痛,赋诗《哭富冈君》:“亲知聚散成流水,文献凋残到异方。豪气未应浇酒去,奇书须遣凿楹藏。”
内藤虎次郎与王国维在学术上相知甚深,颇有共鸣。1918年9月,王国维告诉罗振玉:“内藤博士有欲延维至大学之意,盖出于相慕之真意。渠于近数年,维所作之书无不读者,且时用维说,但虽有此意,亦未必能通过耳。”这件事最后没有获得成功。
内藤虎次郎有一次赴欧进行学术访问的机会,特致函说:“静安先生:大雅不相闻久矣。春间所赐大作一再捧读,多闻所未闻,获益实大。弟游欧之役,顷方成装,以七月六日上舟矣。临发,豹轩博士有见送七律二首,君山、雨山诸友皆有和章。弟亦漫成二律,今谨呈览。不知吾兄亦可赐和否?但弟不愿吾兄拘于豹公原韵,只能为弟作五七言长古一篇,以壮行色,至祷至祷。糎印一篇附上,亦系倚装率作,幸删正之,从此数月,云涛万里,通问惟艰。耑希为道保重。弟虎顿首。”内藤还在信后说明:“弟本年内在英法两都,若能赐函,请寄伦敦日本大使馆转交弟可也。”
1924年7月20日,京都学者送内藤虎次郎时,铃木虎雄赠七律。之后,内藤虎次郎的学生神田信畅即席吟七律六首,作为送行。这六首诗,神田也抄寄给王国维,希望有所指正。末章是“观风采乐向天涯,嗟我此行难得随。洒酒离亭残雨暮,临风还唱柳枝词”。这就是记述日本学者在鸭涯旗亭送行之盛情的。
内藤虎次郎赋诗三首留别诸友。他将这三首都寄给王国维,希望王也能赋诗一首,以便结集出版。内藤的诗可举一首为代表,《将赴欧洲留别诸友用豹轩博士见送诗韵》:“不愿神仙卧白云,平生朴学愧方闻。争传盐泽墟中牍,快睹沙州石室文。三保星木通贡利,八观轮迹慨瓜分。归来四库重编日,欲把黄金铸叔君。”
内藤虎次郎专心学习,平时写信不多。王国维称他“性疏懒甚,永不肯作书”。1925年内藤虎次郎花甲之寿,王国维于1925年9月寄《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考》一篇,加入祝寿论集。王国维《观堂集林》出版以后,首先想到的是送给内藤虎次郎。
王国维突然去世的消息传到日本,内藤虎次郎十分悲痛,成为日本学者悼念王国维的组织者。内藤虎次郎是与王国维友情最深的日本学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