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与藤田丰八的交往
藤田丰八于1897年应上海农学社之聘来华任教。他是日本文学士，学哲学，以后是历史学家和汉学家。藤田丰八和田冈佐代治都是后来东文学社的教师。王国维了解西方学术，是从学德国哲学开始的。王国维学习德国哲学的指导者，是藤田。所以，王国维在《自序》中说：“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而此时为余读书之指导者，亦即藤田君也。”王国维又向他学习日文，但因为是业余学习，进展甚缓，藤田屡次向主持者争取，说明事务太多，“于学问非所宜，嘱以旬报或日报译东报事畀弟，庶得一意学习”。《时务报》的主持者亦颇同情，愿意接受，但未全实行，只是略减杂务。1898年夏，《时务报》负责人汪康年决定接受藤田的建议：“为国维成就学问计，格外垂爱，令国维为日报馆译东文，甫有成言。”后因王国维患脚气病返乡休养，秋凉回上海，报社已停刊了。这时，罗振玉留王国维在东文学社主持庶务。王国维本人十分重视藤田的好意，决心不使所学的日文半途而废。
1899年春，藤田酒后失态，引起冲突，致使汪康年致书藤田，以示批评。藤田即以严辞回驳。据王国维称：“顷见藤师复公书，语甚辩而间隙可抵之处甚多。公能不复置辩，则所全者大矣。”王国维当时被任为学监。他一方面对汪康年的致藤田书，表示：“窃叹公之持正，而恨平日之知公有未尽也。既又读复藤师书，持论平实，毅然有不可屈之色，益服公之志。”另一方面又希望息事宁人，他说：“藤师学术湛深，其孜孜诲人不倦之风尤不易及。开岁以后未交一文之脩，而每日上讲堂至五点钟，（彼中学堂教习至多不过三点钟）其为中国、不为一己之心，固学生所共知，而亦公之所谅也。其酒后沈湎，固不无小过。前日之事，生徒中之稍有识者无不窃愤，公前后二书，亦足以伸中国士大夫之气而慑外人矣。”其实，藤田给汪康年的复信欠缺自责之意。王国维批评藤田“量褊”。
王国维对藤田的态度，在《致汪康年》信中指出：“彼得书后不引咎而责公……公宜引过自责，无再辩难，以安其身，而彼亦不致再蹈前辙。以上所说，公岂有不知，所以不肯逊词者，欲使外人知吾国士气不可屈耳。”王国维对这件事抱息事宁人的宽厚的态度。他的理由是：“顾事有重轻焉，吾国现在人才未成，一切庶务皆须借才而理。藤师卒业大学，其所交游固皆彼中极有才学之士，若一旦不合，翩然竟去，讼言吾国士大夫之不可共事于天下，则彼中材智皆裹足不为中国用，此事关系尤非小也。”这样的退让的策略，并没有完全被汪康年所接受，但是，以后藤田并没有“翩然竟去”。王国维学监的职位，却因与大多数同学关系不融洽而失去。此后，藤田应江苏巡抚端方之聘，创立苏州师范学堂，是为中国师范学校之嚆矢。王国维曾在那里任教。
王国维于1912年到日本后，与藤田又有联系。藤田的研究工作需要《诸番志》，请上海缪荃孙觅书。藤田的著作《慧超传笺释》，托王国维送寄上海的沈曾植、缪荃孙。当时藤田并不住在京都，王国维与他有书信来往。到了1914年6月缪荃孙将自己的一部《诸番志》让与藤田，王国维马上写信给缪荃孙，希望知道价钱如何，并代表藤田表示谢意。
王国维从日本回到上海，家庭开支繁重，为了准备孩子开学，总得写几篇文章才能应付。这时藤田与樊炳清在广州办《岭南新报》，拟于1918年12月出刊，向王国维、罗振玉约稿。罗振玉曾写信给王国维，提醒他注意“剑公言彼政府此报以中日实际亲善为目的，其实不过为彼机关报”。而当时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不利于中国。王国维写信回复罗振玉说：“剑公之报虽有彼政府补助，仍是个人营业，其助费合以中币月不及千元，开办必感困难。现在南北诸报大都只有短评，别无论说。剑公多阅中报，将来开办恐必取此种办法，此则非远道所能为也。……剑公报经费既如彼，而抗父与永于此事又如此，且俟其至沪观情形再说可也。”后来，报刊出版后，估计藤田照应到王国维、罗振玉的爱好，提议写论文。王国维只拟写考据方面的文章。樊炳清1919年3月到上海，告报纸情况，王国维转告罗振玉说：“抗父昨到，言剑公办事无能力，而所用日人于英文、日文皆不高明，译电均须自改。”藤田还亲下印刷厂工作，看来有实干精神，但组织工作的能力较差。
1919年2月，藤田寄到王国维处汇票一百二十元。当时，王国维将汇票放在衣箱中。不料取衣服时带出落地，家人又不识，小孩当作花纸剪碎又烧掉了。好在银行中不可能取走，藤田又重新汇出。王国维问罗振玉家是否急需用钱，看来，王国维和罗振玉都为《岭南新报》写过稿，才寄来稿费。
值得记述的，是王国维与藤田的友情，保持甚久。藤田偶有肠胃病，有时数月才复信。现存三封信的手稿，颇为珍贵。1924年，藤田告诉他：“时于早稻田大学讲外域史，而草率塞责耳。”他的研究项目是“大月氏考”。以后，王国维将自己的著作寄给他，得到的鼓励是，“窃欣精进不已，东方学界亦不忧无人也”，藤田还约他为东京帝国大学文科所发行的《史学杂志》写稿。1927年，王国维作《元朝秘史之主因种考》一文，“因《秘史》所记主因种，其事实全与金末之乣军相合，故疑主因即乣军之对音。考中但提出二者相合之事实，而对乣之音义之鄙见，则别见致藤田博士书中。因博士曾代《史学杂志》索拙文，因书此考寄之”。原来，两个月左右以前，王国维因丧子之痛，未能给藤田博士回信，曾托神田喜一郎代为致歉。现在，还未发现王国维在藤田博士信中的见解。但是，1926年9月他在致神田信中说过：“乣军之乣，亦或作糺。此糺字本是纠之别体，见于《集韵》，则乣或又糺之省欤。”此说可作参考。王国维的说明是对神田信畅9月2日书信的回复。神田说：“黑鞑事略》，尤为难读，敝邦有箭内博士尤用力于劫特掌故，亦有《黑鞑事略校注》之作，去岁博士归山，其书未至刊行，为可憾矣。大作屡言及乣军，敝邦史家近日研究此事者有数人，于乣字原义尤致众说纷纭，未见解决。不知高见如何？乣字古籍无所见，至辽史始有之，其音为何？其义为何？”
王国维不幸逝世的消息传到日本，藤田十分悲痛。两年后，61岁的藤田逝世。他写过五十多种著述，对中国晚清时期新学的发展，作过切实的贡献。
1899年春，藤田酒后失态，引起冲突，致使汪康年致书藤田，以示批评。藤田即以严辞回驳。据王国维称：“顷见藤师复公书，语甚辩而间隙可抵之处甚多。公能不复置辩，则所全者大矣。”王国维当时被任为学监。他一方面对汪康年的致藤田书，表示：“窃叹公之持正，而恨平日之知公有未尽也。既又读复藤师书，持论平实，毅然有不可屈之色，益服公之志。”另一方面又希望息事宁人，他说：“藤师学术湛深，其孜孜诲人不倦之风尤不易及。开岁以后未交一文之脩，而每日上讲堂至五点钟，（彼中学堂教习至多不过三点钟）其为中国、不为一己之心，固学生所共知，而亦公之所谅也。其酒后沈湎，固不无小过。前日之事，生徒中之稍有识者无不窃愤，公前后二书，亦足以伸中国士大夫之气而慑外人矣。”其实，藤田给汪康年的复信欠缺自责之意。王国维批评藤田“量褊”。
王国维对藤田的态度，在《致汪康年》信中指出：“彼得书后不引咎而责公……公宜引过自责，无再辩难，以安其身，而彼亦不致再蹈前辙。以上所说，公岂有不知，所以不肯逊词者，欲使外人知吾国士气不可屈耳。”王国维对这件事抱息事宁人的宽厚的态度。他的理由是：“顾事有重轻焉，吾国现在人才未成，一切庶务皆须借才而理。藤师卒业大学，其所交游固皆彼中极有才学之士，若一旦不合，翩然竟去，讼言吾国士大夫之不可共事于天下，则彼中材智皆裹足不为中国用，此事关系尤非小也。”这样的退让的策略，并没有完全被汪康年所接受，但是，以后藤田并没有“翩然竟去”。王国维学监的职位，却因与大多数同学关系不融洽而失去。此后，藤田应江苏巡抚端方之聘，创立苏州师范学堂，是为中国师范学校之嚆矢。王国维曾在那里任教。
王国维于1912年到日本后，与藤田又有联系。藤田的研究工作需要《诸番志》，请上海缪荃孙觅书。藤田的著作《慧超传笺释》，托王国维送寄上海的沈曾植、缪荃孙。当时藤田并不住在京都，王国维与他有书信来往。到了1914年6月缪荃孙将自己的一部《诸番志》让与藤田，王国维马上写信给缪荃孙，希望知道价钱如何，并代表藤田表示谢意。
王国维从日本回到上海，家庭开支繁重，为了准备孩子开学，总得写几篇文章才能应付。这时藤田与樊炳清在广州办《岭南新报》，拟于1918年12月出刊，向王国维、罗振玉约稿。罗振玉曾写信给王国维，提醒他注意“剑公言彼政府此报以中日实际亲善为目的，其实不过为彼机关报”。而当时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不利于中国。王国维写信回复罗振玉说：“剑公之报虽有彼政府补助，仍是个人营业，其助费合以中币月不及千元，开办必感困难。现在南北诸报大都只有短评，别无论说。剑公多阅中报，将来开办恐必取此种办法，此则非远道所能为也。……剑公报经费既如彼，而抗父与永于此事又如此，且俟其至沪观情形再说可也。”后来，报刊出版后，估计藤田照应到王国维、罗振玉的爱好，提议写论文。王国维只拟写考据方面的文章。樊炳清1919年3月到上海，告报纸情况，王国维转告罗振玉说：“抗父昨到，言剑公办事无能力，而所用日人于英文、日文皆不高明，译电均须自改。”藤田还亲下印刷厂工作，看来有实干精神，但组织工作的能力较差。
1919年2月，藤田寄到王国维处汇票一百二十元。当时，王国维将汇票放在衣箱中。不料取衣服时带出落地，家人又不识，小孩当作花纸剪碎又烧掉了。好在银行中不可能取走，藤田又重新汇出。王国维问罗振玉家是否急需用钱，看来，王国维和罗振玉都为《岭南新报》写过稿，才寄来稿费。
值得记述的，是王国维与藤田的友情，保持甚久。藤田偶有肠胃病，有时数月才复信。现存三封信的手稿，颇为珍贵。1924年，藤田告诉他：“时于早稻田大学讲外域史，而草率塞责耳。”他的研究项目是“大月氏考”。以后，王国维将自己的著作寄给他，得到的鼓励是，“窃欣精进不已，东方学界亦不忧无人也”，藤田还约他为东京帝国大学文科所发行的《史学杂志》写稿。1927年，王国维作《元朝秘史之主因种考》一文，“因《秘史》所记主因种，其事实全与金末之乣军相合，故疑主因即乣军之对音。考中但提出二者相合之事实，而对乣之音义之鄙见，则别见致藤田博士书中。因博士曾代《史学杂志》索拙文，因书此考寄之”。原来，两个月左右以前，王国维因丧子之痛，未能给藤田博士回信，曾托神田喜一郎代为致歉。现在，还未发现王国维在藤田博士信中的见解。但是，1926年9月他在致神田信中说过：“乣军之乣，亦或作糺。此糺字本是纠之别体，见于《集韵》，则乣或又糺之省欤。”此说可作参考。王国维的说明是对神田信畅9月2日书信的回复。神田说：“黑鞑事略》，尤为难读，敝邦有箭内博士尤用力于劫特掌故，亦有《黑鞑事略校注》之作，去岁博士归山，其书未至刊行，为可憾矣。大作屡言及乣军，敝邦史家近日研究此事者有数人，于乣字原义尤致众说纷纭，未见解决。不知高见如何？乣字古籍无所见，至辽史始有之，其音为何？其义为何？”
王国维不幸逝世的消息传到日本，藤田十分悲痛。两年后，61岁的藤田逝世。他写过五十多种著述，对中国晚清时期新学的发展，作过切实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