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与蒋汝藻的交往
蒋汝藻，字元彩，号孟苹，又号乐庵，浙江乌程人，清末举人。王国维称他为同岁，同籍浙西，同官学部。王国维1916年回上海后，听说他在哈尔滨收买珠宝，以十万赢二十万。之后，他因为编藏书目才来往密切。王国维称蒋汝藻“居士元彩有肝胆，重友朋，其嗜书盖天性也。余有意乎其为人，遂为定交。居士获一善本，未尝不以示余，苟有疑难，未尝不与余相商也。”王国维与蒋汝藻的交往，完成了两件十分重要的事：一是王国维完成《传书堂藏善本书志》，二是蒋汝藻为王国维校刻《观堂集林》。
王国维交游范围超出遗老之外，对他的事业影响颇大的当数蒋汝藻。蒋汝藻是藏书家、商人。他的书库称“密韵楼”，或沿用他先辈取的堂名，曰“传书堂”，所以，《传书堂藏善本书志》又称《密韵楼藏书志》或《传书堂藏书志》。收入全集，编为两卷，共1442页之多。王国维于1922年夏作《传书堂记》，记述蒋汝藻“幼传家学，能别古书真伪。自官京师，客海上，其足迹率在南北大都会。其声气好乐又足以奔走天下，故南北故家若四明范氏、钱塘汪氏、泰州刘氏、泾县洪氏、贵阳陈氏之藏，流出者多归之。……顾取先人旧额，以传书名其堂。余谓为子孙者如孟苹，始可谓之能传书矣”。1919年闰七月，观赏蒋汝藻所藏敦煌所出画二幅，作《曹夫人绘观音菩萨像跋》《于阗公主供养地藏王菩萨画像跋》，又作《乐庵写书图序》，均收入《观堂集林》。《传书堂藏善本书志》是为蒋家私藏书籍编纂作志。王国维编志于1919年秋接手，于1923年11月基本定稿，前后四年多的时间。蒋汝藻每月致薪五十元。王国维当时家庭开支颇大，特别是要应付孩子的教育费用，这项工作是实际需要。同时，登录善本又作志，能接触很多有价值的古籍，实为王国维喜欢的事情。
1923年王国维接到赴北京任“南书房行走”的“上谕”时，《密韵楼藏书志》经、史、子部分草稿已具，集部正编至元末。临行，王国维特地致函告蒋家，这部手稿自己带走，拟到北京后再重加订正。这期间，蒋汝藻对买书、印书，兴趣十分浓厚。1923年蒋汝藻在致王国维的信中称：“敝藏书目决计截止，先行付刻，乞从容整理之。三五年后如成绩可观，当不难再编续录。尊意以为何如？”（六月二十三日，阴历）过了一个月，蒋汝藻听说别处有人可能出售藏书，马上派人去联系。他计划这批书名定后，再买千种书，并编成续录。已有的藏书，全目都在王国维处，所以蒋汝藻提出：“乞核计若干种、若干卷，并乞大序一篇，为弟作一跋尾，略道二十年来苦心孤诣。人家藏书有钱便可办到，弟则深好笃嗜全以节缩衣食而来，故成绩不如人，而艰难则甚于人百倍。……得椽笔发挥之，当更怵目动心也，拜托，拜托。”（七月初九日，阴历）他为了搜集古籍，还请王国维打听北京是否有好书可买，听到传言皇宫中有孤本流出，亦特别提出，请王国维代为关心。王国维在该年阴历七月十六日致蒋汝藻信中提到这件事：“兄之聚书经历，望暇时记出，不妨琐碎，以为作跋材料，如是庶几能亲切有味。”从这段文字看，王国维已答应为他代写跋了。现存的王国维《传书堂记》估计就作于这期间。
密韵楼藏书，不久散失，大部分归商务印书馆。王国维很同情蒋氏的不幸。他在致日本友人的信中，也将此作为文化上的一件要事告之：“蒋氏密韵楼之书，因商业失败，现归商务印书馆。弟与蒋君多年旧交，亦代为惋惜也。并以附闻。”蒋汝藻失书事，1924年阴历二月二十五日曾向王国维作详细报告：“弟半年以来，所历都非人境，不知曾造何孽致有此酷报。藏书之去售于欺骗，更为弟一生不能忍受之痛史。”“弟与吾兄相处数年，情同手足，行为尝为兄所深悉。自问甘心吃亏，未尝妄取。”“卅年心血付诸流水已可痛哭，况将祖父所遗及百千费尽心力陆续收回者亦复一并攘夺，此而可忍孰不可忍？言念及此，心痛欲狂。……自书出我门，足迹未尝一至藏书之室，其心之痛苦，可想可见矣。”密韵楼藏书散失，日本学者也十分惋惜。神田喜一郎致王国维的信中说：“蒋氏密韵楼之书，闻近日归商务印书馆。前年信畅在沪之时屡由先生到其家，万卷琳琅，犹仿佛于耳目之间。而今归他家，闻之凄然，感慨不已耳！”
蒋汝藻为人热情，喜与文人交往。每逢新书发行、鉴别书画、送行洗尘、友朋相聚，王国维在上海期间总是被邀的主要客人。王国维离沪之后，蒋汝藻关心人甚细心。王国维托在上海买衣服，蒋汝藻办完之后，还仔细地嘱咐说：“尊需纱花衣今日已付邮，必有折叠痕，可就近觅缝工熨平之。以邮包有一定尺寸，不能过大也。”王国维离沪时，仓圣明智大学的薪金尚未领取，想托蒋汝藻设法代索取。蒋汝藻回信说：“园中交情本不足恃，尊寓经常之费，何可骤减，又未便往索。弟已嘱敝账房先送百番接济，如尚不敷，当陆续由弟处交付。弟虽拮据，区区之数，尚无大损。吾兄不必客气。如有急需时，尽不妨派人通知一声，弟必代为安排妥贴。闻兄又不能按时领俸，此虽得之传闻，然亦意中事也。”蒋汝藻听说北方局势不太平静，特别提醒他，“移眷之说宜缓为是”，因为“政局变化愈不可测”。后来，王国维还是将全家迁往北京了。
王国维《观堂集林》于1921年编成，1923年印成。蒋汝藻任校勘之役。1923年6月10日，王国维在《观堂集林》付印前夕致信蒋汝藻说：“敝集雪堂一序已代撰就，后由其改定数语。大序屡拟增改讫无善，恐即此已妥，再加反为蛇足，未识公意如何？”据此，现存的《观堂集林》蒋序，也是王国维代笔写的。这篇序文中叙述了蒋氏刊刻的辛苦：“辄夜分始得休，休则检理书画，或为君校此书，往往漏尽始就枕。顾以为一日之乐，莫逾于此时者。此非余之私好，凡读君书者，意必与余有同况也。”此种感人情景在蒋汝藻致王国维信中有详细记述：“大集昨始送来一部，兹先邮寄，以慰快睹。……弟略有翻阅，错字甚多，此复校之不力，负疚良深，必有勘出请另纸记录，纸版尚可挖改。特此已印者，无法可施耳。”（1923年十一月十九日，阴历）过了一天又致信说，“适弟五卷内漏订一页，尚须改装，稍缓数日，当先邮寄一部也”。其实，发稿以后，屡次催促。因为进度缓慢，又得向王国维道歉。书籍的装订，亦颇费心力：“装订尚雅观，初拟售品订十册，嗣觉六册之雅，故一律装六册。”用纸方面，用连史纸印的售十元，竹纸印的售八元。另装黄绫封面者二本，想是王国维进奉“皇上”的。又装宽大本二十部，系非卖品，由王国维与蒋汝藻送好朋友用的。该书出版后，蒋汝藻又忙发行，用打八折请人代售的方式，于上海和北京发售。这批《观堂集林》一共印了五百部。蒋汝藻介绍说：“弟意能销出二百五十部，即可收回成本。区区之数，当不甚难，特不知时间如何耳。”他还鼓励王国维可以向友朋赠书：“应送者送，不必因成本之钜而惜之。弟约计有二百五十部销出，即可如数收归，稍待时日必可达到，兄勿过虑。”可是，实际上，销路并不畅。蒋汝藻又认为：“销路不畅，此殆关乎时局，市面非人力所可强也。”出书以后的这一年冬天，蒋汝藻认为销路“南中必不多，所希望者惟北大耳”。过不久，他又据友人预测：“北大在春夏时必有百部可销，近来金融加紧，恐须减折。鄙意拟请兄于北大中托一熟人合一成数，直至尊处交易。”王国维托友人售书，八折相待，优惠学者。托马衡在北京大学售书。1924年3月11日，他致蒋汝藻信中说：“集林》大学研究所已取去廿五部，有广告在大学日刊中，取去已半月许，尚未缴款续取，是销数亦不见甚佳。”到了1924年3月23日，王国维又在信中说：“大学所售闻亦未到十部。北方疲销如此，不知南方如何？”蒋汝藻回复他称：“书生售书，并不容易。”1926年11月，王国维在清华研究院任教时，学生欲以半价（四元一部）购买二十一部。王国维马上与蒋家商议，得到允许。说明“只此一次，后不为例”。以后，清华研究院决定购以发奖，此二十一部书以六元价付给。售书之难，于此可见一斑。但是这里也可以看出王国维与蒋汝藻关系的亲密。
清华学校研究院拟聘王国维任教，王国维写信给蒋汝藻商议。蒋汝藻以通达的口吻告诉王国维：“忽奉手书，欣慰何可言喻。清华月脩四百，有屋可居，有书可读，又无须上课。为吾兄计似宜不可失此机会。虽久暂未能逆料，而暂避风雨，南北均不能优于此矣。久欲驰书劝驾斩断种种葛藤，勿再留恋。顷知已毅然决定，为之额手不置。从此脱离鬼蜮，垂入清平，为天地间多留数篇有用文字，即吾人应尽之义务。至于挽回气数，固非人力所能强留。”这几句话，说得中肯、透彻，是了解王国维的人才能说得出来的，爱护之心溢于言表，其中有遗老们说不出来的老实话。王国维对此暂时未作正面的回答。
1924年（甲子）11月5日，溥仪被冯玉祥部逐出故宫。剧变的历史，要求王国维作出新的选择。王国维忠于自己的诺言，对溥仪“随侍左右，未敢稍离左右”。这时清华大学创办研究院，聘请他任教职，初因情绪不好未就，但到1925年1月，经奉“皇上”溥仪面谕，才就清华之职。这是王国维思想大波动的时刻，他的思绪曾与蒋汝藻一家进行了交流。王国维在1925年1月21日致蒋谷孙的信中说：“弟此数月来日在忧患中，亦毫无所见。秋冬间检理内府铜器，未半而难作。顷闻彼中人于坤宁宫检得王莽嘉量一器，而斛、斗、升、合、龠具与《汉书·律历志》所载者同。马叔平即据此作刘歆铜斛尺，并即欲推之作《隋志》十五种尺。闻原器甚完好，惟铭词稍模糊，弟亦不忍往观也。”他在忧患中，对马衡的考古仍然是关心的。不久，他毅然决定去清华任教，思想上有明显的变化。1925年3月25日他在《致蒋汝藻》信中说：“数月以来，忧惶忙迫，殆无可语。直至上月，始得休息。现主人在津，进退绰绰，所不足者钱耳。然固穷至此，而中间派别意见排挤倾轧，乃与承平时无异。故弟于上月中已决就清华学校之聘，全家亦拟迁往清华园，离此人海，计亦良得。数月不亲书卷，直觉心思散漫，会须收召魂魄，重理旧业耳。”这段话，显然也是对蒋汝藻来信的回复。他对小朝廷的“派别意见排挤倾轧”十分不满，才决心离开人海，专亲书卷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在上海有几位遗老朋友，书信往来甚疏，托蒋汝藻问候“沪上诸老想均安善”，“古老、孟劬等须常晤，祈即以此书示之”。王国维于1926年5月17日致罗振玉信中又一次提到：“公到彼后，当知维三年来书问甚疏之故也。”这句话，更可让人再三品味，他与蒋汝藻之间的友情和信任，却是与日俱增了。
王国维交游范围超出遗老之外，对他的事业影响颇大的当数蒋汝藻。蒋汝藻是藏书家、商人。他的书库称“密韵楼”，或沿用他先辈取的堂名，曰“传书堂”，所以，《传书堂藏善本书志》又称《密韵楼藏书志》或《传书堂藏书志》。收入全集，编为两卷，共1442页之多。王国维于1922年夏作《传书堂记》，记述蒋汝藻“幼传家学，能别古书真伪。自官京师，客海上，其足迹率在南北大都会。其声气好乐又足以奔走天下，故南北故家若四明范氏、钱塘汪氏、泰州刘氏、泾县洪氏、贵阳陈氏之藏，流出者多归之。……顾取先人旧额，以传书名其堂。余谓为子孙者如孟苹，始可谓之能传书矣”。1919年闰七月，观赏蒋汝藻所藏敦煌所出画二幅，作《曹夫人绘观音菩萨像跋》《于阗公主供养地藏王菩萨画像跋》，又作《乐庵写书图序》，均收入《观堂集林》。《传书堂藏善本书志》是为蒋家私藏书籍编纂作志。王国维编志于1919年秋接手，于1923年11月基本定稿，前后四年多的时间。蒋汝藻每月致薪五十元。王国维当时家庭开支颇大，特别是要应付孩子的教育费用，这项工作是实际需要。同时，登录善本又作志，能接触很多有价值的古籍，实为王国维喜欢的事情。
1923年王国维接到赴北京任“南书房行走”的“上谕”时，《密韵楼藏书志》经、史、子部分草稿已具，集部正编至元末。临行，王国维特地致函告蒋家，这部手稿自己带走，拟到北京后再重加订正。这期间，蒋汝藻对买书、印书，兴趣十分浓厚。1923年蒋汝藻在致王国维的信中称：“敝藏书目决计截止，先行付刻，乞从容整理之。三五年后如成绩可观，当不难再编续录。尊意以为何如？”（六月二十三日，阴历）过了一个月，蒋汝藻听说别处有人可能出售藏书，马上派人去联系。他计划这批书名定后，再买千种书，并编成续录。已有的藏书，全目都在王国维处，所以蒋汝藻提出：“乞核计若干种、若干卷，并乞大序一篇，为弟作一跋尾，略道二十年来苦心孤诣。人家藏书有钱便可办到，弟则深好笃嗜全以节缩衣食而来，故成绩不如人，而艰难则甚于人百倍。……得椽笔发挥之，当更怵目动心也，拜托，拜托。”（七月初九日，阴历）他为了搜集古籍，还请王国维打听北京是否有好书可买，听到传言皇宫中有孤本流出，亦特别提出，请王国维代为关心。王国维在该年阴历七月十六日致蒋汝藻信中提到这件事：“兄之聚书经历，望暇时记出，不妨琐碎，以为作跋材料，如是庶几能亲切有味。”从这段文字看，王国维已答应为他代写跋了。现存的王国维《传书堂记》估计就作于这期间。
密韵楼藏书，不久散失，大部分归商务印书馆。王国维很同情蒋氏的不幸。他在致日本友人的信中，也将此作为文化上的一件要事告之：“蒋氏密韵楼之书，因商业失败，现归商务印书馆。弟与蒋君多年旧交，亦代为惋惜也。并以附闻。”蒋汝藻失书事，1924年阴历二月二十五日曾向王国维作详细报告：“弟半年以来，所历都非人境，不知曾造何孽致有此酷报。藏书之去售于欺骗，更为弟一生不能忍受之痛史。”“弟与吾兄相处数年，情同手足，行为尝为兄所深悉。自问甘心吃亏，未尝妄取。”“卅年心血付诸流水已可痛哭，况将祖父所遗及百千费尽心力陆续收回者亦复一并攘夺，此而可忍孰不可忍？言念及此，心痛欲狂。……自书出我门，足迹未尝一至藏书之室，其心之痛苦，可想可见矣。”密韵楼藏书散失，日本学者也十分惋惜。神田喜一郎致王国维的信中说：“蒋氏密韵楼之书，闻近日归商务印书馆。前年信畅在沪之时屡由先生到其家，万卷琳琅，犹仿佛于耳目之间。而今归他家，闻之凄然，感慨不已耳！”
蒋汝藻为人热情，喜与文人交往。每逢新书发行、鉴别书画、送行洗尘、友朋相聚，王国维在上海期间总是被邀的主要客人。王国维离沪之后，蒋汝藻关心人甚细心。王国维托在上海买衣服，蒋汝藻办完之后，还仔细地嘱咐说：“尊需纱花衣今日已付邮，必有折叠痕，可就近觅缝工熨平之。以邮包有一定尺寸，不能过大也。”王国维离沪时，仓圣明智大学的薪金尚未领取，想托蒋汝藻设法代索取。蒋汝藻回信说：“园中交情本不足恃，尊寓经常之费，何可骤减，又未便往索。弟已嘱敝账房先送百番接济，如尚不敷，当陆续由弟处交付。弟虽拮据，区区之数，尚无大损。吾兄不必客气。如有急需时，尽不妨派人通知一声，弟必代为安排妥贴。闻兄又不能按时领俸，此虽得之传闻，然亦意中事也。”蒋汝藻听说北方局势不太平静，特别提醒他，“移眷之说宜缓为是”，因为“政局变化愈不可测”。后来，王国维还是将全家迁往北京了。
王国维《观堂集林》于1921年编成，1923年印成。蒋汝藻任校勘之役。1923年6月10日，王国维在《观堂集林》付印前夕致信蒋汝藻说：“敝集雪堂一序已代撰就，后由其改定数语。大序屡拟增改讫无善，恐即此已妥，再加反为蛇足，未识公意如何？”据此，现存的《观堂集林》蒋序，也是王国维代笔写的。这篇序文中叙述了蒋氏刊刻的辛苦：“辄夜分始得休，休则检理书画，或为君校此书，往往漏尽始就枕。顾以为一日之乐，莫逾于此时者。此非余之私好，凡读君书者，意必与余有同况也。”此种感人情景在蒋汝藻致王国维信中有详细记述：“大集昨始送来一部，兹先邮寄，以慰快睹。……弟略有翻阅，错字甚多，此复校之不力，负疚良深，必有勘出请另纸记录，纸版尚可挖改。特此已印者，无法可施耳。”（1923年十一月十九日，阴历）过了一天又致信说，“适弟五卷内漏订一页，尚须改装，稍缓数日，当先邮寄一部也”。其实，发稿以后，屡次催促。因为进度缓慢，又得向王国维道歉。书籍的装订，亦颇费心力：“装订尚雅观，初拟售品订十册，嗣觉六册之雅，故一律装六册。”用纸方面，用连史纸印的售十元，竹纸印的售八元。另装黄绫封面者二本，想是王国维进奉“皇上”的。又装宽大本二十部，系非卖品，由王国维与蒋汝藻送好朋友用的。该书出版后，蒋汝藻又忙发行，用打八折请人代售的方式，于上海和北京发售。这批《观堂集林》一共印了五百部。蒋汝藻介绍说：“弟意能销出二百五十部，即可收回成本。区区之数，当不甚难，特不知时间如何耳。”他还鼓励王国维可以向友朋赠书：“应送者送，不必因成本之钜而惜之。弟约计有二百五十部销出，即可如数收归，稍待时日必可达到，兄勿过虑。”可是，实际上，销路并不畅。蒋汝藻又认为：“销路不畅，此殆关乎时局，市面非人力所可强也。”出书以后的这一年冬天，蒋汝藻认为销路“南中必不多，所希望者惟北大耳”。过不久，他又据友人预测：“北大在春夏时必有百部可销，近来金融加紧，恐须减折。鄙意拟请兄于北大中托一熟人合一成数，直至尊处交易。”王国维托友人售书，八折相待，优惠学者。托马衡在北京大学售书。1924年3月11日，他致蒋汝藻信中说：“集林》大学研究所已取去廿五部，有广告在大学日刊中，取去已半月许，尚未缴款续取，是销数亦不见甚佳。”到了1924年3月23日，王国维又在信中说：“大学所售闻亦未到十部。北方疲销如此，不知南方如何？”蒋汝藻回复他称：“书生售书，并不容易。”1926年11月，王国维在清华研究院任教时，学生欲以半价（四元一部）购买二十一部。王国维马上与蒋家商议，得到允许。说明“只此一次，后不为例”。以后，清华研究院决定购以发奖，此二十一部书以六元价付给。售书之难，于此可见一斑。但是这里也可以看出王国维与蒋汝藻关系的亲密。
清华学校研究院拟聘王国维任教，王国维写信给蒋汝藻商议。蒋汝藻以通达的口吻告诉王国维：“忽奉手书，欣慰何可言喻。清华月脩四百，有屋可居，有书可读，又无须上课。为吾兄计似宜不可失此机会。虽久暂未能逆料，而暂避风雨，南北均不能优于此矣。久欲驰书劝驾斩断种种葛藤，勿再留恋。顷知已毅然决定，为之额手不置。从此脱离鬼蜮，垂入清平，为天地间多留数篇有用文字，即吾人应尽之义务。至于挽回气数，固非人力所能强留。”这几句话，说得中肯、透彻，是了解王国维的人才能说得出来的，爱护之心溢于言表，其中有遗老们说不出来的老实话。王国维对此暂时未作正面的回答。
1924年（甲子）11月5日，溥仪被冯玉祥部逐出故宫。剧变的历史，要求王国维作出新的选择。王国维忠于自己的诺言，对溥仪“随侍左右，未敢稍离左右”。这时清华大学创办研究院，聘请他任教职，初因情绪不好未就，但到1925年1月，经奉“皇上”溥仪面谕，才就清华之职。这是王国维思想大波动的时刻，他的思绪曾与蒋汝藻一家进行了交流。王国维在1925年1月21日致蒋谷孙的信中说：“弟此数月来日在忧患中，亦毫无所见。秋冬间检理内府铜器，未半而难作。顷闻彼中人于坤宁宫检得王莽嘉量一器，而斛、斗、升、合、龠具与《汉书·律历志》所载者同。马叔平即据此作刘歆铜斛尺，并即欲推之作《隋志》十五种尺。闻原器甚完好，惟铭词稍模糊，弟亦不忍往观也。”他在忧患中，对马衡的考古仍然是关心的。不久，他毅然决定去清华任教，思想上有明显的变化。1925年3月25日他在《致蒋汝藻》信中说：“数月以来，忧惶忙迫，殆无可语。直至上月，始得休息。现主人在津，进退绰绰，所不足者钱耳。然固穷至此，而中间派别意见排挤倾轧，乃与承平时无异。故弟于上月中已决就清华学校之聘，全家亦拟迁往清华园，离此人海，计亦良得。数月不亲书卷，直觉心思散漫，会须收召魂魄，重理旧业耳。”这段话，显然也是对蒋汝藻来信的回复。他对小朝廷的“派别意见排挤倾轧”十分不满，才决心离开人海，专亲书卷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在上海有几位遗老朋友，书信往来甚疏，托蒋汝藻问候“沪上诸老想均安善”，“古老、孟劬等须常晤，祈即以此书示之”。王国维于1926年5月17日致罗振玉信中又一次提到：“公到彼后，当知维三年来书问甚疏之故也。”这句话，更可让人再三品味，他与蒋汝藻之间的友情和信任，却是与日俱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