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与马衡的交往
王国维进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工作之后，与大学中的学者有了新的交往，其中，与马衡的联系最多。如果说人生聚散总有缘分，那么，王国维与马衡的交往就算很有缘分了。有缘分不等于不发生冲突，发生了冲突仍然互相思念、交往，这才算缘分深了。马衡是王国维终其一生的好朋友。1920年夏，王国维在《随庵所藏甲骨文字序》一文中指出：“又鄞县马君叔平赠余以京师大学及其所藏甲骨拓本千余片，其中文字颇有出于《藏龟》《书契》二书外者，益知殷墟遗物片骨只字皆足考证。”早在王国维去日本东京学物理时，就与马衡有同校之谊。王国维1916年从日本返回上海定居后，来往更多。马衡写信给王国维，自署“后学”。马衡的哥哥马幼渔是北京大学教授。马衡给王国维写信时，常在末尾代表他哥哥向王国维问候。王国维在1923年7月4日致蒋汝藻信谈及：“已迁至后门内织染局十号新租之屋，其屋二十间，上房及箱（厢）均甚高。”“邻居马幼渔藏普通书颇多，一瓻之借，反较沪上为便也。”王国维在上海时，常向蒋汝藻处借书看。王国维自己没有丰富的藏书，到了北京以后，自然首先要找到借书的地方。他直告蒋汝藻在马幼渔处借书方便，可见与马幼渔有相当的交谊。
邀请王国维“出山”到北京大学任教，是由马衡出面写信的。王国维开头表示不答应，又由马衡出面经过了几方面的努力，才使他接受了北京大学的职务。王国维接受了北京大学的聘书之后，马衡就马上向他报告：“研究所现正编辑季刊四种，中有《国学季刊》《文艺季刊》（文学艺术皆属之）拟征求先生近著分别登载。想先生近两年来著述未刻者甚多，且多属于两门范围之内，务求多多赐教，以资提倡，无任感祷。”王国维于1922年8月24日复信，将《五代监本考》一文寄给马衡，后刊于《国学季刊》。王国维还将所译伯希和《近日东方古言语学及史学上之发明与其结论》一文，交马衡处理。马衡本拟在《史学》杂志刊出，后又计划刊于《国学季刊》。他郑重地报告说：“今将刊入第一期《国学季刊》中，已由胡适之先生校勘一过，其中尚有疑问，特将原稿寄呈审定，并附适之原函，乞察核。”（阴历四月十六日）经王国维复校后，过半年马衡又收到了译稿，再告：“伯希和文译稿已寄到，当于下期揭载之。”
马衡在北京大学讲授金石学。这门课的讲义，陆续寄王国维审阅。1924年1月12日（阴历）马衡在信中说：“金石学拟从第二篇讲起，讲义正在编辑。今将已成之稿录呈数页，敬求斧正。并请于改窜后，从速寄还，以便缮印。以后仍当随时录寄，务祈不吝教诲，是所至祷。”到了该年年尾，马衡又有书信曰：“金石学讲义正着手编辑，前订总目略有修改，录呈公览，幸先生有以教之。”王国维帮助人，切实、真诚，甘当无名英雄，令人感动。
王国维每月的薪金一百元，均由马衡代领，每隔两三个月，派人专程送达。马衡请求王国维为之书扇面，王也欣然答应。
在学术交往交面，印敦煌本《切韵》最可记述。1921年11月9日，王国维致马衡信中介绍说：“敦煌出唐写本《切韵》，巴黎所藏、伯希和教授所寄者计三种……原影本一时未能印行，弟故竭二十日之力，照其行款写一副本。颇拟将此副本付书坊，先以行世，而字太小且率，恐不易明瞭，故尚与书坊交涉。又思作一校记，（原本误字极多。）亦虑篇幅太钜，须增于原书数倍，而近又鲜暇，故亦尚未著手。”关于这部书的意义，王国维在该信中指出：“弟见此书后，已将前所撰《续声韵考》改削小半矣。弟前疑《切韵》次第必如《唐韵》，而以正整齐画一之功归之李舟，今乃得见陆氏原书证之，诚为大幸。”马衡当即回复说：“敦煌本《切韵》为唐写本，然则旧以为五代刻者是传闻异词矣。盼望数年，忽闻寄到影本，何等快慰。况又经先生整理校订，以嘉惠后学，其先睹为快之心，遂不觉更切。”不久，王国维就又写信给马衡说：“切韵》事，前与商务印书馆商印，竟无成议，刻向中华局人商印书之价，（此书共六十纸。）据云印五百部不及二百元。因思大学人数既众，欲先睹此书者必多，兄能于大学集有印资，则当以四百部奉寄，余一百部则罗君与弟留以赠人。（因思阅此书者颇多，如欲印则二十日中可以告成。）如公以此举为然，当会估印价奉闻。”根据王国维的建议，马衡很快落实了此项好事，由中华书局印行，分配方案亦照王国维的建议办理。王国维得到书后，非常高兴，分赠沪上诸友。1922年8月15日王国维在写给文字学家唐兰信中说：“唐写本《切韵》（系弟录本。）乃京师友人集资印之，以代传写，敝处尚有之，亦俟尊驾过沪时奉呈。”这部书甚受欢迎，以后又有朋友来要书，王国维则告之早就送完了，市上也不易买到。这次印书，是王国维通过马衡与北京大学的朋友之间一次成功的合作。它无疑对王国维以后接受学校聘书，起到促进作用。
1924年秋，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发表《保存大宫山古迹宣言》，公开表示反对清室出卖国宝，文中对溥仪直呼其名。保存古物，本是王国维的心愿，但北京大学与皇室直接交涉，使王国维很尴尬。因为，他一方面是北京大学考古学方面的导师，另一方面又是皇室的南书房行走。于是，王国维发表了《致沈兼士、马衡书》，表示批评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宣言》，维护皇室的尊严。特别是信后面《再启》，表示剪断与北京大学已有的联系；还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自叙“弟近来身体孱弱，又心绪甚为恶劣”。这封书信是一种政治上的表态，而与马衡的个人关系以后仍保持着。上述之事，与1924年秋的将溥仪逐出故宫，并无直接的联系。溥仪出宫之后，由“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管理故宫文物，马衡也是委员之一。当时，他正率领北京大学学生清点皇室财物。王国维因有杂事，也拜托马衡。他在写给马衡的信中说：“委员会检查南书房时，弟有如意四柄，（上并有姓名。）朝冠、披肩、朝裙各一件，同官中亦多有之，闻被封在一小屋内，祈为一言诸会中，一并检交太监朱义方为感。”可见，在那封公开信发表以后，王国维仍然将马衡当作可以委托办私事的朋友。这封信开头就有“昨读至快”四字，可见来往依然密切。
此后，王国维在清华学校，力图专心治学。他与马衡相与论学、过从甚密，心心相印。马衡有了考古收获，都及时向王国维报告，互相商量学问。王国维住清华学校之后，进城少了。但他们两人仍互访频繁，论学的书信甚多。比如山西发现的虎符八种，被秘密运到北京，欲以五万元的高价出售。马衡立即告之，王国维十分感兴趣。马衡应王国维的要求，还抄录了虎符上面的文字。王国维在信中说：“虎符八种恐是后魏之物，左右二符均在一处。想其入土必在此制既废之后，故并左符亦收入内。估人言出大同，当犹是高祖迁洛时所遗，至孝庄赴晋阳，恐未必携此物耳。惜为估人居奇，并一照相本亦不可得，幸兄抄得其文，已为幸矣。”在王国维看来，古物在地下，只要不是故意为之者，出土地点就是研究古物的重要依据。
1926年9日，王国维致信马衡，并寄给他一篇新发表的文章《中国历代之尺度》。王国维就此项研究曾与马衡经常讨论。早在1922年夏间，马衡致信王国维，希望见到日本所藏唐尺的摹本，说明要用“洋纸”以便“不致伸缩”，依样仿制。王国维那时正退还北京大学的薪金，但是，他仍告马衡：“来书所云唐尺，乃日本正仓院所藏，曾印行于《东瀛珠光》中。此书久已绝板，惟沈培老藏有一部，弟前曾一观。其中唐尺有三四种，其一为素牙尺，其他皆以宝石钿之，花纹、颜色均极精美，思欲照相或摹写，均无善策，故尚未摹得。今得尊书，拟但求一能绘图之人摹其尺寸，较易为力，再行报命。”过了不久，王国维借得《东瀛珠光》又告诉他：“其绘画雕刻颜色均精绝，当是唐极盛时之作，非彼土所能为，谓之唐尺，似尚无误。”马衡接着又致书王国维，希望得到日本的唐尺摹本，同时又提出：“隋志十五种尺如蒙订出，亦请以纸本摹就寄交研究所，当嘱农商部权度制造所仿制，该所制尺亦以机器，较手工制成者精细多矣。”马衡托人仿制后，又向王国维请教：“然东魏尺独长，且超过于今尺，实一疑问。曾记先生有一文论后魏尺度骤长之故，能举以见示否？甚感。”王国维即告之：“东魏尺度特长，盖因调绢之故。”
王国维对尺度研究十分认真，有了心得就与马衡互相交流，此情此景，实为中国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1923年初，王国维致马衡信中说：“前借摹唐尺景本，因画工濡滞，历四月之久仅摹得红牙拨镂尺一。而原书系沈培老物，培老仙逝，不得不亟还其书，乃改用照相法。初次照法不准，后乃准的，即以照相制铜版，稍有出入，可摩令与原尺等，俟制就后当将印本寄上。前次不准之照片先行寄上，纸背附记原物尺寸，可观其制作之工矣。”
在研究中国古代尺度的过程中，蒋汝藻家发现了唐尺。王国维很高兴地说：“镂牙尺确是唐物，其制度长短与日本正仓院所藏二尺一一相同，不知上傅颜色否？祈示及。向谓唐尺惟日本有之，今乃见于中国，至为可喜。”他特地将这种“至为可喜”的心情又告诉了马衡说：“新得材料惟蒋氏唐尺与袁氏嘉靖牙尺。”他们论学颇深入，共享着学术研究的新讯息和乐趣。
1927年，王国维突然辞世之后，马衡于当日傍晚扶柩入庙停灵。述学社《国学月报》于10月31日出版《王静安先生专号》，刊出了马衡写的《我所知道的王静安先生》（署名殷南）。文中叙述王、马两人交往：“我和王静安先生相识将近三十年，但是一向疏阔得很，直至民国元年（1912年），他从日本回国之后，我与他同时都住在上海，才有往来，并且过从甚密。后来我和他先后都到北京来，仍是时常见面，到现在也有十几年了。”这篇文章的主旨是：“我是因为知道他的环境，知道他的背景，又听到他不便告人的话，所以根据事实，把他死的原因，略略记载一点，并无丝毫褒贬的意思在里头。”他的结论是：“这垦荒的事业（按：指新的考古发现）就引起他特别的兴趣，到后来竟有很大的收获了。但这个环境也就不知不觉把他造成一个遗老。偏偏在去年秋天，既有长子之丧，又遭挚友之绝，愤世嫉俗，而有今日之自杀。这不但是人家替他扼腕惋惜，也是他自己深抱隐痛的一点。”这篇文章前面有储皖峰加的按语：“这篇文，是我的先生——著名的考古学者——作的。他同王先生有三十的交情，而且研究学问的途径和兴趣，也有大部分相同。年来王先生掌教清华研究院，彼此商榷学术，往还更加亲密。他对于王先生的性格及学术思想，都彻底了解。”于是，这篇文章起了比较大的影响。
邀请王国维“出山”到北京大学任教，是由马衡出面写信的。王国维开头表示不答应，又由马衡出面经过了几方面的努力，才使他接受了北京大学的职务。王国维接受了北京大学的聘书之后，马衡就马上向他报告：“研究所现正编辑季刊四种，中有《国学季刊》《文艺季刊》（文学艺术皆属之）拟征求先生近著分别登载。想先生近两年来著述未刻者甚多，且多属于两门范围之内，务求多多赐教，以资提倡，无任感祷。”王国维于1922年8月24日复信，将《五代监本考》一文寄给马衡，后刊于《国学季刊》。王国维还将所译伯希和《近日东方古言语学及史学上之发明与其结论》一文，交马衡处理。马衡本拟在《史学》杂志刊出，后又计划刊于《国学季刊》。他郑重地报告说：“今将刊入第一期《国学季刊》中，已由胡适之先生校勘一过，其中尚有疑问，特将原稿寄呈审定，并附适之原函，乞察核。”（阴历四月十六日）经王国维复校后，过半年马衡又收到了译稿，再告：“伯希和文译稿已寄到，当于下期揭载之。”
马衡在北京大学讲授金石学。这门课的讲义，陆续寄王国维审阅。1924年1月12日（阴历）马衡在信中说：“金石学拟从第二篇讲起，讲义正在编辑。今将已成之稿录呈数页，敬求斧正。并请于改窜后，从速寄还，以便缮印。以后仍当随时录寄，务祈不吝教诲，是所至祷。”到了该年年尾，马衡又有书信曰：“金石学讲义正着手编辑，前订总目略有修改，录呈公览，幸先生有以教之。”王国维帮助人，切实、真诚，甘当无名英雄，令人感动。
王国维每月的薪金一百元，均由马衡代领，每隔两三个月，派人专程送达。马衡请求王国维为之书扇面，王也欣然答应。
在学术交往交面，印敦煌本《切韵》最可记述。1921年11月9日，王国维致马衡信中介绍说：“敦煌出唐写本《切韵》，巴黎所藏、伯希和教授所寄者计三种……原影本一时未能印行，弟故竭二十日之力，照其行款写一副本。颇拟将此副本付书坊，先以行世，而字太小且率，恐不易明瞭，故尚与书坊交涉。又思作一校记，（原本误字极多。）亦虑篇幅太钜，须增于原书数倍，而近又鲜暇，故亦尚未著手。”关于这部书的意义，王国维在该信中指出：“弟见此书后，已将前所撰《续声韵考》改削小半矣。弟前疑《切韵》次第必如《唐韵》，而以正整齐画一之功归之李舟，今乃得见陆氏原书证之，诚为大幸。”马衡当即回复说：“敦煌本《切韵》为唐写本，然则旧以为五代刻者是传闻异词矣。盼望数年，忽闻寄到影本，何等快慰。况又经先生整理校订，以嘉惠后学，其先睹为快之心，遂不觉更切。”不久，王国维就又写信给马衡说：“切韵》事，前与商务印书馆商印，竟无成议，刻向中华局人商印书之价，（此书共六十纸。）据云印五百部不及二百元。因思大学人数既众，欲先睹此书者必多，兄能于大学集有印资，则当以四百部奉寄，余一百部则罗君与弟留以赠人。（因思阅此书者颇多，如欲印则二十日中可以告成。）如公以此举为然，当会估印价奉闻。”根据王国维的建议，马衡很快落实了此项好事，由中华书局印行，分配方案亦照王国维的建议办理。王国维得到书后，非常高兴，分赠沪上诸友。1922年8月15日王国维在写给文字学家唐兰信中说：“唐写本《切韵》（系弟录本。）乃京师友人集资印之，以代传写，敝处尚有之，亦俟尊驾过沪时奉呈。”这部书甚受欢迎，以后又有朋友来要书，王国维则告之早就送完了，市上也不易买到。这次印书，是王国维通过马衡与北京大学的朋友之间一次成功的合作。它无疑对王国维以后接受学校聘书，起到促进作用。
1924年秋，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发表《保存大宫山古迹宣言》，公开表示反对清室出卖国宝，文中对溥仪直呼其名。保存古物，本是王国维的心愿，但北京大学与皇室直接交涉，使王国维很尴尬。因为，他一方面是北京大学考古学方面的导师，另一方面又是皇室的南书房行走。于是，王国维发表了《致沈兼士、马衡书》，表示批评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宣言》，维护皇室的尊严。特别是信后面《再启》，表示剪断与北京大学已有的联系；还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自叙“弟近来身体孱弱，又心绪甚为恶劣”。这封书信是一种政治上的表态，而与马衡的个人关系以后仍保持着。上述之事，与1924年秋的将溥仪逐出故宫，并无直接的联系。溥仪出宫之后，由“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管理故宫文物，马衡也是委员之一。当时，他正率领北京大学学生清点皇室财物。王国维因有杂事，也拜托马衡。他在写给马衡的信中说：“委员会检查南书房时，弟有如意四柄，（上并有姓名。）朝冠、披肩、朝裙各一件，同官中亦多有之，闻被封在一小屋内，祈为一言诸会中，一并检交太监朱义方为感。”可见，在那封公开信发表以后，王国维仍然将马衡当作可以委托办私事的朋友。这封信开头就有“昨读至快”四字，可见来往依然密切。
此后，王国维在清华学校，力图专心治学。他与马衡相与论学、过从甚密，心心相印。马衡有了考古收获，都及时向王国维报告，互相商量学问。王国维住清华学校之后，进城少了。但他们两人仍互访频繁，论学的书信甚多。比如山西发现的虎符八种，被秘密运到北京，欲以五万元的高价出售。马衡立即告之，王国维十分感兴趣。马衡应王国维的要求，还抄录了虎符上面的文字。王国维在信中说：“虎符八种恐是后魏之物，左右二符均在一处。想其入土必在此制既废之后，故并左符亦收入内。估人言出大同，当犹是高祖迁洛时所遗，至孝庄赴晋阳，恐未必携此物耳。惜为估人居奇，并一照相本亦不可得，幸兄抄得其文，已为幸矣。”在王国维看来，古物在地下，只要不是故意为之者，出土地点就是研究古物的重要依据。
1926年9日，王国维致信马衡，并寄给他一篇新发表的文章《中国历代之尺度》。王国维就此项研究曾与马衡经常讨论。早在1922年夏间，马衡致信王国维，希望见到日本所藏唐尺的摹本，说明要用“洋纸”以便“不致伸缩”，依样仿制。王国维那时正退还北京大学的薪金，但是，他仍告马衡：“来书所云唐尺，乃日本正仓院所藏，曾印行于《东瀛珠光》中。此书久已绝板，惟沈培老藏有一部，弟前曾一观。其中唐尺有三四种，其一为素牙尺，其他皆以宝石钿之，花纹、颜色均极精美，思欲照相或摹写，均无善策，故尚未摹得。今得尊书，拟但求一能绘图之人摹其尺寸，较易为力，再行报命。”过了不久，王国维借得《东瀛珠光》又告诉他：“其绘画雕刻颜色均精绝，当是唐极盛时之作，非彼土所能为，谓之唐尺，似尚无误。”马衡接着又致书王国维，希望得到日本的唐尺摹本，同时又提出：“隋志十五种尺如蒙订出，亦请以纸本摹就寄交研究所，当嘱农商部权度制造所仿制，该所制尺亦以机器，较手工制成者精细多矣。”马衡托人仿制后，又向王国维请教：“然东魏尺独长，且超过于今尺，实一疑问。曾记先生有一文论后魏尺度骤长之故，能举以见示否？甚感。”王国维即告之：“东魏尺度特长，盖因调绢之故。”
王国维对尺度研究十分认真，有了心得就与马衡互相交流，此情此景，实为中国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1923年初，王国维致马衡信中说：“前借摹唐尺景本，因画工濡滞，历四月之久仅摹得红牙拨镂尺一。而原书系沈培老物，培老仙逝，不得不亟还其书，乃改用照相法。初次照法不准，后乃准的，即以照相制铜版，稍有出入，可摩令与原尺等，俟制就后当将印本寄上。前次不准之照片先行寄上，纸背附记原物尺寸，可观其制作之工矣。”
在研究中国古代尺度的过程中，蒋汝藻家发现了唐尺。王国维很高兴地说：“镂牙尺确是唐物，其制度长短与日本正仓院所藏二尺一一相同，不知上傅颜色否？祈示及。向谓唐尺惟日本有之，今乃见于中国，至为可喜。”他特地将这种“至为可喜”的心情又告诉了马衡说：“新得材料惟蒋氏唐尺与袁氏嘉靖牙尺。”他们论学颇深入，共享着学术研究的新讯息和乐趣。
1927年，王国维突然辞世之后，马衡于当日傍晚扶柩入庙停灵。述学社《国学月报》于10月31日出版《王静安先生专号》，刊出了马衡写的《我所知道的王静安先生》（署名殷南）。文中叙述王、马两人交往：“我和王静安先生相识将近三十年，但是一向疏阔得很，直至民国元年（1912年），他从日本回国之后，我与他同时都住在上海，才有往来，并且过从甚密。后来我和他先后都到北京来，仍是时常见面，到现在也有十几年了。”这篇文章的主旨是：“我是因为知道他的环境，知道他的背景，又听到他不便告人的话，所以根据事实，把他死的原因，略略记载一点，并无丝毫褒贬的意思在里头。”他的结论是：“这垦荒的事业（按：指新的考古发现）就引起他特别的兴趣，到后来竟有很大的收获了。但这个环境也就不知不觉把他造成一个遗老。偏偏在去年秋天，既有长子之丧，又遭挚友之绝，愤世嫉俗，而有今日之自杀。这不但是人家替他扼腕惋惜，也是他自己深抱隐痛的一点。”这篇文章前面有储皖峰加的按语：“这篇文，是我的先生——著名的考古学者——作的。他同王先生有三十的交情，而且研究学问的途径和兴趣，也有大部分相同。年来王先生掌教清华研究院，彼此商榷学术，往还更加亲密。他对于王先生的性格及学术思想，都彻底了解。”于是，这篇文章起了比较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