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与张尔田的交往
张尔田，字孟劬，号遁，史学家，光绪举人，历官刑部主事，清史馆纂修，北京大学教授。张尔田致信王国维称：“世多以我两人并称，悠悠之谈，徒见其表。”这是张尔田的自谦，也是实在话。沈曾植有“三君一时隽吴会”的诗句，“三君”指王国维、张尔田、孙德谦三位。张尔田著《史微》，属于传统史学家。两人遗老风度是共同的，又是同在浙江通志就职，常在沈曾植家见面，属于同辈的朋友。王国维对张尔田的学术评价不高，他致信罗振玉说：“张孟劬所作《史微》，乙老颇称之，渠以二部见赠，以其一寄公，中多无根之谈。”早在王国维刚到上海，考虑《学术丛论》筹集稿件时，王国维就曾指出：“杨芷晴亦无暇，培老及曹君直、张孟劬（即张尔田）亦未必尽当我辈之意。故第一、二期拟姑以旧史学上之稿充数，后再议之。”杨芷晴，即杨钟羲；培老，指沈曾植，曹君直即曹元忠。王国维与张尔田学术上的区别，可阅张尔田致王国维的信：“近阅杂报兄竟为人奉为考古学大师矣，与此辈研究礓石者为伍，得无有陨获之叹耶！弟尝谓周孔以前有何文化，不过一堆礓石而已。此种礓石愈研究愈与原人相近，再进则禽兽矣。”这与王国维的史学观念大相径庭，所以王国维称他为旧史学，而张尔田则视王国维为同道，而此后对王国维的甲骨学研究有新的认识和极高的评价。王国维刚到上海时，问候过张尔田。张尔田抄出《大行皇太后挽歌辞》一首，并有如下题记：“静安先生：别十年矣。桴海归来，相劳沪上，辱问近作，虽然近数年来所谓生死皆穷，哀乐道尽，王泽竭矣，诗更何有，姑写拙章数首，聊以塞知己多爱我之意，异日存之，如相思券也。”
张尔田反对辛亥革命，竭力昌明孔教。张尔田说：“兄谓生平读诗不多，大抵此事非我辈所尊。譬犹鼹鼠饮河，但取满腹。然学问深，则出语自然异人，正无敢乎多谈诗。若近日号为诗家者，集部书满架，全不知向学问中求之，枵腹而藐古人，其不流为白话诗几何！弟尝谓经史根柢之学不讲，则诗文一道必日趋于断港绝潢，今已兆其端矣。”张尔田又进一步将这种情况归之于辛亥革命。他说：“弟之为此言也，盖亦有以彼辛亥之役。彼以二十年之功，披其枝而颠覆其根本，始有今日之效。今欲恢复之，必须先扶其根，而后理其枝叶。为培本计，非昌明孔教不可。”从这点出发，他对当时的文化环境十分反感，其中对大学的变化尤其不能容忍了。他给王国维写信说：“人年四十已长进不多，又处此不悦学之邦，无良师益友为之观摩，其不进而退也宜矣！都门一班老辈，大抵冢中枯骨，其高者比之游魂。……而大学堂方面不惜出其魔力，摧毁学术，后生小子趋之若狂，不及三十年中国将无一学者可断言也。共和不过七年，而江湖日下已如此。”
张尔田一方面严厉批评大学“摧残学术”；另一方面，却竭力劝王国维就北京大学的教职。显然，他希望王国维能端正大学的学术方向。他有一封邀请王国维赴宴的短信说：“明日（十一日）下午六点钟约欣木、夔笙在寓便餐，请兄届时惠临，藉以畅谈，勿却为盼。大学又有书来，劝驾词意更殷，万难再却。弟尔田顿首。”张尔田时已在北京就教职，以私人友情计，亦欢迎他北上就任。他在信中说：“顷有学生来言，校中下学年聘请我兄，闻有允意。此间国文一班皆有旧学知识，驯良可教者多，校中同事虽新旧杂糅，与我异趣者尽可不相往来。鄙意此席似尚可就。近日海上文字生涯渐成市道，绝非我辈能久居，委随其间，使人短气。此校尚有优礼学者遗意。如兄必来，弟亦可多一良友。倘携眷入都，尚可与兄共租一屋同居。盖弟下半年亦拟将家眷接来也。都中经此次事变，残象当可一定，必无再有他虞。即或有变，必在四方，决不在中矣。”过了几天，张尔田听到王国维愿任职的消息，又写信说：“顷接马君幼渔一书，云兄致叔平信已允来京就聘，与弟前函两歧，岂兄近有幡然之意耶！……兄果有意，何时入都，便告云及。”张尔田对王国维确是怀着友好的感情，又一次告诉他：“大学堂下学期拟仍聘君任文学，此中鱼龙曼衍，恐不能行其志。惟弟私心所愿望，则极盼君来，可以晨夕过从谈艺耳。”张尔田对胡适的哲学研究方法颇不满，原因是“迩来风气讲中学者多喜附合西籍，久之，必使中学渐失其独立精神，为祸于学术盖不小也”。张尔田忧国忧民之心颇强烈。“书日昂，将来学问必为贵族所专有，此固可虑，而弟所虑者，则恐中国将来无一学者，皆为东西强邻攘之而去耳。则神州大陆乃真泯泯棼棼如长夜矣。奈何！奈何！”
沈曾植逝世，身后萧条，遗老之中颇为震动。张尔田说：“乙老身后萧条如此，闻之酸鼻。是真遗老，是真学者，又未尝不肃然起敬。恨弟所处之境，竟不能有所倾助，愧对知己。如何？如何？”沈曾植开吊前夕，张尔田送银二十元，并建议王国维就沈的遗书事，与他的家人一议。他接连写了两封信，十分郑重地说：“乙老为吾辈第一知己，其遗书亦殆非我辈不能编定。此举倘成，彼时自当有人为之刊刻，差可稍释疚心。兄以为如何？近来兄文兴甚豪，颇羡。尝私评兄于父事沈，厚端重而有意味，朋好中殆不多见。日前与胡适之谈彼，忽盛称兄及孙星如之文。”王国维对沈曾植的后事亦十分关心，多次与罗振玉和沈家商议。编辑遗集，隆重纪念，所见相同。
张尔田对王国维的著作亦有坦率的评论。比如，他认为王国维的“诗胜于词”：“尊词意境沉挚，在诸派中固当独标一帜，然终是学人之词。以谫陋评之，窃以为诗胜于词也。”这个结论，一般人都不接受，即使作者王国维本人也以自己的词自豪的。看来，张尔田对王国维词中的意境有隔膜，想必对王国维“壬子三诗”那样的作品有高度共鸣。他在与王国维十年分别后，寄给王国维一首《大行皇太后挽歌辞》就透露了其中消息。关于王国维的《太史公年谱》，张尔田作如下的评价：“昨谭极欢，《史公年谱》校读一过，考核精慎。尝谓君学极近歙派，而尤与易畴为似，使东原见之，定有后来之畏。仆学虽尚考证，然喜杂名理，诚自愧不及先生之粹。”关于《观堂集林》的名字，张尔田指出：“总名《永观堂集林》，集林上冠以堂名亦不雅，蹈宋以后习气，不如意称之为《王氏集林》较古也。”张尔田与王国维共修《浙江通志》，《通志》的月薪常由张尔田转送。王国维叙与张尔田交往时说：“丙辰春，余自日本归上海，卜居松江之湄，闭户读书，自病孤陋。所从论学者，除一二老辈外，同辈惟旧友钱唐张君孟劬，又从孟劬交元和孙君益庵。二君所居距余居半里而近，故时相过从。二君为学皆得法于会稽章实斋先生，读书综大略，不为章句破碎之学。”
张尔田《玉溪生诗年谱会笺》完成后，请王国维作序。“君加墨数行以志纪念。序中但述我辈交谊及十年来踪迹。”王国维于1917年7月写了序文，主旨是论孟子“以意通志”之说。“余读吾友张君孟劬《玉溪生年谱》，而益信此法之不可易也。”关于张尔田学术研究的特点，王国维指出：“君尝与余论浙东、浙西学派，谓浙东自梨洲、季野、谢山以讫实斋，其学多长于史；浙西自亭林、定宇以及分流之皖鲁诸派，其学多长于经。浙东博通，其失也疏，浙西专精，其失也固。君之学，固自浙西入而渐渍于浙东者，故曩为《史微》，以史法治经、子二学，四通六辟，多发前人所未发。及为此书，则又旁疏曲证，至纤至悉，而熟知其所用者，仍先秦两汉治经之家法也。”由此可见，王国维对与自己的研究倾向不同的学者，能宽容地指出其为学的特点。以文会友，以此为尚。
张尔田是王国维的老朋友，早在王国维就职于苏州师范时（1904年）就订交，其后一度分手。王国维1916年从日本回上海后，两人重相聚。张尔田说“无三日不晤”，此后张早于王国维北上北京就职，仍然书信不断。王国维不幸逝世后，张尔田见到某些报刊上的文章“令人欲呕”，挺身而出，以史家和朋友的身份评价王国维研究中国文化的成续：“此皆三百年学者有志于未逮者，而静庵乃一人集其成，固宜其精博果前人矣。”他特别评论王国维的人品说：“至其与人交也，初甚落落，久乃愈醇。弟与相处数十年，未尝见其臧否人物，临财无苟，不可干以非义，盖出于天性使然。呜呼！静庵之学不特为三百年所无，即其人亦非晚近之人也。……静庵名在天壤，逆料必有无知妄作不书特笔以污吾良友者，一息尚存，后死之责，不敢不尽。”
张尔田反对辛亥革命，竭力昌明孔教。张尔田说：“兄谓生平读诗不多，大抵此事非我辈所尊。譬犹鼹鼠饮河，但取满腹。然学问深，则出语自然异人，正无敢乎多谈诗。若近日号为诗家者，集部书满架，全不知向学问中求之，枵腹而藐古人，其不流为白话诗几何！弟尝谓经史根柢之学不讲，则诗文一道必日趋于断港绝潢，今已兆其端矣。”张尔田又进一步将这种情况归之于辛亥革命。他说：“弟之为此言也，盖亦有以彼辛亥之役。彼以二十年之功，披其枝而颠覆其根本，始有今日之效。今欲恢复之，必须先扶其根，而后理其枝叶。为培本计，非昌明孔教不可。”从这点出发，他对当时的文化环境十分反感，其中对大学的变化尤其不能容忍了。他给王国维写信说：“人年四十已长进不多，又处此不悦学之邦，无良师益友为之观摩，其不进而退也宜矣！都门一班老辈，大抵冢中枯骨，其高者比之游魂。……而大学堂方面不惜出其魔力，摧毁学术，后生小子趋之若狂，不及三十年中国将无一学者可断言也。共和不过七年，而江湖日下已如此。”
张尔田一方面严厉批评大学“摧残学术”；另一方面，却竭力劝王国维就北京大学的教职。显然，他希望王国维能端正大学的学术方向。他有一封邀请王国维赴宴的短信说：“明日（十一日）下午六点钟约欣木、夔笙在寓便餐，请兄届时惠临，藉以畅谈，勿却为盼。大学又有书来，劝驾词意更殷，万难再却。弟尔田顿首。”张尔田时已在北京就教职，以私人友情计，亦欢迎他北上就任。他在信中说：“顷有学生来言，校中下学年聘请我兄，闻有允意。此间国文一班皆有旧学知识，驯良可教者多，校中同事虽新旧杂糅，与我异趣者尽可不相往来。鄙意此席似尚可就。近日海上文字生涯渐成市道，绝非我辈能久居，委随其间，使人短气。此校尚有优礼学者遗意。如兄必来，弟亦可多一良友。倘携眷入都，尚可与兄共租一屋同居。盖弟下半年亦拟将家眷接来也。都中经此次事变，残象当可一定，必无再有他虞。即或有变，必在四方，决不在中矣。”过了几天，张尔田听到王国维愿任职的消息，又写信说：“顷接马君幼渔一书，云兄致叔平信已允来京就聘，与弟前函两歧，岂兄近有幡然之意耶！……兄果有意，何时入都，便告云及。”张尔田对王国维确是怀着友好的感情，又一次告诉他：“大学堂下学期拟仍聘君任文学，此中鱼龙曼衍，恐不能行其志。惟弟私心所愿望，则极盼君来，可以晨夕过从谈艺耳。”张尔田对胡适的哲学研究方法颇不满，原因是“迩来风气讲中学者多喜附合西籍，久之，必使中学渐失其独立精神，为祸于学术盖不小也”。张尔田忧国忧民之心颇强烈。“书日昂，将来学问必为贵族所专有，此固可虑，而弟所虑者，则恐中国将来无一学者，皆为东西强邻攘之而去耳。则神州大陆乃真泯泯棼棼如长夜矣。奈何！奈何！”
沈曾植逝世，身后萧条，遗老之中颇为震动。张尔田说：“乙老身后萧条如此，闻之酸鼻。是真遗老，是真学者，又未尝不肃然起敬。恨弟所处之境，竟不能有所倾助，愧对知己。如何？如何？”沈曾植开吊前夕，张尔田送银二十元，并建议王国维就沈的遗书事，与他的家人一议。他接连写了两封信，十分郑重地说：“乙老为吾辈第一知己，其遗书亦殆非我辈不能编定。此举倘成，彼时自当有人为之刊刻，差可稍释疚心。兄以为如何？近来兄文兴甚豪，颇羡。尝私评兄于父事沈，厚端重而有意味，朋好中殆不多见。日前与胡适之谈彼，忽盛称兄及孙星如之文。”王国维对沈曾植的后事亦十分关心，多次与罗振玉和沈家商议。编辑遗集，隆重纪念，所见相同。
张尔田对王国维的著作亦有坦率的评论。比如，他认为王国维的“诗胜于词”：“尊词意境沉挚，在诸派中固当独标一帜，然终是学人之词。以谫陋评之，窃以为诗胜于词也。”这个结论，一般人都不接受，即使作者王国维本人也以自己的词自豪的。看来，张尔田对王国维词中的意境有隔膜，想必对王国维“壬子三诗”那样的作品有高度共鸣。他在与王国维十年分别后，寄给王国维一首《大行皇太后挽歌辞》就透露了其中消息。关于王国维的《太史公年谱》，张尔田作如下的评价：“昨谭极欢，《史公年谱》校读一过，考核精慎。尝谓君学极近歙派，而尤与易畴为似，使东原见之，定有后来之畏。仆学虽尚考证，然喜杂名理，诚自愧不及先生之粹。”关于《观堂集林》的名字，张尔田指出：“总名《永观堂集林》，集林上冠以堂名亦不雅，蹈宋以后习气，不如意称之为《王氏集林》较古也。”张尔田与王国维共修《浙江通志》，《通志》的月薪常由张尔田转送。王国维叙与张尔田交往时说：“丙辰春，余自日本归上海，卜居松江之湄，闭户读书，自病孤陋。所从论学者，除一二老辈外，同辈惟旧友钱唐张君孟劬，又从孟劬交元和孙君益庵。二君所居距余居半里而近，故时相过从。二君为学皆得法于会稽章实斋先生，读书综大略，不为章句破碎之学。”
张尔田《玉溪生诗年谱会笺》完成后，请王国维作序。“君加墨数行以志纪念。序中但述我辈交谊及十年来踪迹。”王国维于1917年7月写了序文，主旨是论孟子“以意通志”之说。“余读吾友张君孟劬《玉溪生年谱》，而益信此法之不可易也。”关于张尔田学术研究的特点，王国维指出：“君尝与余论浙东、浙西学派，谓浙东自梨洲、季野、谢山以讫实斋，其学多长于史；浙西自亭林、定宇以及分流之皖鲁诸派，其学多长于经。浙东博通，其失也疏，浙西专精，其失也固。君之学，固自浙西入而渐渍于浙东者，故曩为《史微》，以史法治经、子二学，四通六辟，多发前人所未发。及为此书，则又旁疏曲证，至纤至悉，而熟知其所用者，仍先秦两汉治经之家法也。”由此可见，王国维对与自己的研究倾向不同的学者，能宽容地指出其为学的特点。以文会友，以此为尚。
张尔田是王国维的老朋友，早在王国维就职于苏州师范时（1904年）就订交，其后一度分手。王国维1916年从日本回上海后，两人重相聚。张尔田说“无三日不晤”，此后张早于王国维北上北京就职，仍然书信不断。王国维不幸逝世后，张尔田见到某些报刊上的文章“令人欲呕”，挺身而出，以史家和朋友的身份评价王国维研究中国文化的成续：“此皆三百年学者有志于未逮者，而静庵乃一人集其成，固宜其精博果前人矣。”他特别评论王国维的人品说：“至其与人交也，初甚落落，久乃愈醇。弟与相处数十年，未尝见其臧否人物，临财无苟，不可干以非义，盖出于天性使然。呜呼！静庵之学不特为三百年所无，即其人亦非晚近之人也。……静庵名在天壤，逆料必有无知妄作不书特笔以污吾良友者，一息尚存，后死之责，不敢不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