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与沈曾植的交往
沈曾植与王国维相知，大约是在1914年冬。王国维在《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序文中说：“甲寅岁末，国维侨居日本，为上虞罗叔言参事作《殷墟书契考释后序》，略述三百年来小学盛衰，嘉兴沈子培方伯见之，以为可与言古音韵之学也。”
1916年以后，王国维定居上海，这期间直接交往最多的是沈曾植。沈曾植（1851-1922年），字子培，别字乙庵，号寐叟，浙江嘉兴人。他的学生王蘧常作《沈寐叟年谱》称名号达四十多个。沈曾植在上海寓居海日楼。这座似乎独立于世的建筑兼具文化和遗老的象征。
王国维一到上海就去拜访沈曾植。当时，他想去工作的哈同花园中的仓圣明智大学，社会上对其主持人有各种说法，他听了沈曾植的话，才算有了了解，并马上向在日本的罗振玉通报。王国维1916年已届四十岁，当时沈曾植已有六十五岁了。王国维尊之为前辈学者，沈曾植则视王国维为忘年交。若论中国古代文化，沈曾植当时是极负盛名的学者，他在音韵学、西北地理学、考古学，以及佛学、道学诸方面均有很高的素养。他是光绪六年进士，曾任安徽学政、布政使，是清末“同光体”诗派的代表诗人之一。写诗，他针对当时的“尊唐”、“尊宋”之争，提倡打破唐宋界限，眼界开阔。为学则重视西方的社会科学。但是，政治上，重皇权，是遗老中一个活跃的代表人物。1917年张勋复辟，他匆匆忙忙赶往北京，就任过几天学部尚书。王国维在音韵学、元史研究方面，都得到沈曾植的启发。他在致罗振玉信中说：“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至前日始脱稿，昨日作一序。书仅十八页，序乃有三页，专述乙老口说并与乙老谈论之语。因乙老万无成书之日，非记其说不可也。”王国维因这篇文章不习见的字太多，不宜排字，只能手写，刚抄完序文，就写信报告罗振玉，可见对这篇序文的重视。王国维在前六天已写信通报了。“本年十二月报尚短自撰稿二十余叶，前拟作《尔雅声义类》，以分类至难，稿成而废。现改作《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月内可成，下月尚须以十日之力为之写定石印，因其中生字太多，不能排印。其中一段颇用乙老新说，乙老之说，前作《乐诗考略》，末条用其说为之阐发，此次复为畅其说，此老之说可见者，他日恐仅此耳。乙老谈论须分别观之，时有得失。得者极精湛，而奇突者亦多出人意外。”据王国维在上述序文中记述，1915年春，归国扫墓，曾谒沈曾植于上海，并述王国维与沈曾植谈话经过如下：“方伯莞然曰：‘君为学，乃善自命题，何不多命数题，为我辈遣日之资乎？’因相视大笑。余又请业曰：‘近儒皆言古韵明而后训诂明，然古人假借转注多取诸双声，段王二君，虽各自定古音部目，然其言训诂也，亦往往舍其所谓韵而用双声，其以叠韵说训诂者，往往格不得通。然则谓古韵明而后训诂明，毋宁谓双声明而后训诂明欤？’方伯曰：‘岂直如君言，古人转注假借，虽谓之全用双声可也。双声或同韵，或不同韵，古字之互相假借转注者，有同声而不同韵者矣，未有同韵而不同声者也。君不读刘成国《释名》乎？每字必以其双声释之，其非双声者，大抵讹字也。’”
其实，王国维阐发沈曾植学说的事，以前也有过。1916年5月17日，王国维致罗振玉信中说：“乙老言及，古乐家所传《诗》与诗家所传《诗》次序不同，考之古书，其说甚是，因申其说为一文，入《乐诗考略》中。乙老学说著于竹帛者，将来或仅此篇。然此篇乃由乙老一语所启发，亦不得谓为此老之说也。”在音韵学方面，沈曾植确有独到的见解。王国维愿意经常向他请教。1918年末，王国维改定《唐韵别考》、《音学解说》二种为《声韵续考》一卷，“以补东原先生之书，约得三十余叶。写成后拟属寐叟作序，此事乃所乐为，前日曾谈及，盖去年已有此约也”。王国维到上海之后，在研究音韵学方面兴趣甚浓，在学术上也有明显的进展，这显然得益于沈曾植的帮助和给予讨论的机会。王国维有了新著就送去请提意见，并附信说：“今晨拜教至快，鹤山《唐韵后序》顷录出，并拙撰《唐韵别考》稿同呈上，此稿本拟续东原先生《声韵别考》，非续纪氏《唐韵考》，因但考隋唐韵书，故用此名，亦颇不妥。又稿经涂改数次，复为手民所污，以尘尊览，殊为棘目。今辄遵专旨奉呈，祈教正为感。”1919年1月，王国维又致信罗振玉说：“前日晤乙老，谈次知其方阅韵书，盖欲为维之《声韵续考》作序。此老好胜，其于音韵议论本甚通彻，唯恐求之过深，或发奇论耳。”王国维认为沈曾植音韵学方面的成就“功力不浅”，但对他未完成这方面的系统著作，又觉惋惜。
沈曾植是诗人，古诗功力纯厚。王国维对自己的诗词本来就很自信，这又是他们之间互相交往的一个领域。互相唱和，既有文人的情趣，在遗老圈中更是一种特有的精神寄托。王国维曾以自己的“人间词”自豪，抒发过对人间苦痛的感受。在与沈曾植交往中又送去自己的词，另函说：“录得旧词廿四阙，末章甚有‘苕华’‘何草’之意。呈请教正，并加斧削，至幸。”新选的词不用《人间词》的名字，改为《履霜词》，词前有一段小引曰：“光宣之间学为小词，得六七十阙。戊午夏日小疾无聊，录存二十四阙，题曰《履霜词》。呜呼！所以有今日之坚冰者，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四月晦日国维书于海上寓庐之永观堂。”王国维这样处理，就带有一点遗老的意味了。沈曾植也将自己的作品寄给他，并说：“抄捡得旧词二十余首，录出呈教，不知有可存一者否？与公有仙凡之隔，然惟真仙或能度凡人耳。”王国维就回书曰：“小词呈教乃荷揄扬踰分。君子失辞，固亦不免耶。尊词容细读。贱恙已轻，惟尚有咳痰及骨节酸楚耳。不日当愈，再走奉教。”
王国维与沈曾植过从甚密。沈曾植有要事即写信：“有要语即刻请过我一谈，静庵先生。”王国维暂时离沪，也致书报告：“维脚气近二十日服药未见大效，故决作转地之计，定于十八日午赴津，往返期以二十日，重阳前后当可返沪，尔时步履当可如常，再行趋叩起居。”王国维与罗振玉通信，都称：“然处此间久，除乙老外，无可共语者。”这样的共鸣很难得。
王国维与沈曾植都是诗人，以诗会友，更具特色。1917年隆冬，上海苦寒，砚池皆冻，王国维以火炙之，抄沈曾植诗，编成三卷，每卷各得三十余页。此稿如不刻，付石印也可以了。王国维向罗振玉介绍：“其中大有杰作，一为王聘三方伯作《鬻医篇》，一为《陶然亭诗》；而去年还嘉兴诸诗议论尤佳，其《卫大夫宏演墓诗》云‘亡虏幸偷生，有言皆粪土’，今日往谈称此句，乙云非见今日事不能为此语。”1916年夏，沈曾植作《伏日杂诗简静安》四首，王国维即和四章，其末有“度世原无术，登真或有方。近传羡门信，双鬓已秋霜”。沈曾植又作《静安和诗四章，辞意深美，而格制清远，非魏晋后人语也。适会新秋，赋此以答》七律一首。王国维和《再酬巽斋老人》一首云：“人喧古渡潮平岸，灯暗幽坊月到门。迥野蟪蛄多切响，高楼腐草有游魂。”其中“蟪蛄切响，腐草游魂”的感慨，也就是诗中所吟“今年颠倒作寒温”之意。王国维也说过，政界又有纷争，蟪蛄切响，腐草游魂，二语可以尽之。
王国维作《戊午日短至》一诗，沈曾植和诗《静安录示短至诗和韵奉教》，王国维又作《东轩老人两和前韵再呈一章》，写得都很认真，抒发遗老看不惯当时世态的心境。王国维曾作《海日楼歌寿东轩先生七十（戊午）》，沈曾植1918年2月七十岁生日时，王国维致函祝寿，表示贺诗后呈。沈曾植在上海的住宅海日楼，辛亥以后虽有遗老来往其间，总的背景处于遗老孤立之境。王国维在诗的开头就歌颂“海日高楼俯晴空，苕华夜半光熊熊。九衢四照纷玲珑”，陷入一般寿诗的歌功颂德的旧调。诗末云：“诗家包丘伯，道家浮丘公，列仙名在儒林中。”描述沈曾植学术渊博，确非虚语。王国维对沈曾植的创作，在与罗振玉的私人通讯中，评价不高。“乙老近又作词，亦无聊之极思也。”“乙老甲寅以后诗稿亦已借得，佳者仅十余首，余则应酬之作居多。《壬癸稿》亦已觅得，恐亦有应酬之作在内，可知精到之作自不能多耳。”
1919年阴历小除夕，沈曾植送他水仙花。王国维客居上海，居室逼仄，每日为生计奔忙，过年前得到这样高雅的水仙，形成一种强烈的反差。这件礼物牵动着一家人，大家忙碌了起来：“儿倾储粟瓶，妇彻荐新盘。僮媪纷濯溉，新井汲寒泉。”顿时充满了欢乐的情绪。王国维到上海以后写的诗，以这首诗最为生动、真切，情绪活跃。
沈曾植曾任《浙江通志》总纂，他是王国维的同乡，所以特约请王国维为分纂，“月薪而非计字取酬”。王国维在信中说：“维答以哈园现正在议留，彼固不可与共事，然于研究学问则可由自己所好者为之，若《通志》则因素无研究又范围太广……”写通志有固定收入，但必然会分散精力，影响学术研究。但是沈曾植却委婉而体贴地希望他接受。王国维自己在致友人信中说：“乙老则谓兼办无妨，此系帮我忙；我所做之事有欲请代劳者，即兄不允亦当时时奉扰云云。”王国维对沈曾植的帮助是感谢的。罗振玉也在信中称赞：“乙老月饷之议，洵属美意。”沈曾植对王国维相助，十分高兴，他说：“浙志得公相助，且为湖山生色。……《山海经》会稽以下诸山亦思略加疏证。”
王国维与沈曾植的关系，主要是论学。他们之间经常发些遗老的牢骚，但是沈曾植的重大的复辟活动，甚至并不告诉王国维。王国维听到沈曾植议论时事，总是很快告诉罗振玉。比如：“乙老（指沈曾植）因渠上夜发热，视其神气颇颓唐，兴致使然，非徒身体上之关系也。”“乙对时局大有绝望之念，谓梁已预备为第二任总统，此语良然。又大骂徐海东（即徐世昌），谓非徒梁之干儿，乃其亲儿也。但不知黄楼近来意思如何耳。”他们的议论，有不少是道听途说的传闻，以及以意为之的幻想。徐世昌曾一度与小朝廷拉拉扯扯，但在1918年，他自己当上大总统了。黄楼，暗指辫帅张勋。张勋复辟，沈曾植与一班遗老北上，他当上了学部尚书。这场戏，不久烟消云散。王国维曾说：“维初六晨晤乙老，尚不言及北行。”过了一个星期，报上公布了张勋复辟的消息，张军又不利。王国维义正词严地说：“北行诸老恐只有以一死谢国。曲江之哀，猿鹤沙虫之痛，伤哉！”这里说的“北行诸老”，指去北京参加“张勋复辟”活动的康有为、劳乃宣、刘廷琛、沈曾植等人，在王国维看来，复辟活动，涉君臣之义，臣应守大节。十天以后，他又写信给罗振玉说：“此次负责及受职诸公，如再然南归，真所谓不值一钱矣。……寐叟于前日已有传其南归者，此恐不确也。”由此可见，王国维对沈曾植仍然充满好意。但是，实际上，王国维的书生之见，并未实现。张勋复辟失败之后，遗老们并未尽大节，仍然活着回上海了。
王国维曾作《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后编入《观堂集林》第二十三卷，给沈曾植的学术地位以很高的评价。他指出沈曾植学术上的特色是：“先生少年固已尽通国初及乾、嘉诸家之说……然一秉先正成法，无或逾越。其于人心世道之污隆，政事之利病，必穷其源委，似国初诸老，其视经史为独立之学，而益探其奥窔，拓其区宇，不让乾、嘉诸先生；至于综览百家，旁及两氏，一以治经、史之法治之，则又为自来学者所未及。”此论之意，实叙他在清代学者中可列为集大成者。以后又进一步指出其学术特色和对后继者的意义；“趣博而旨约，识高而议平。其忧世之深，有过于龚魏，而择术之慎，不后于戴钱。学者得其片言、具其一体犹足以名一家、立一说，其所以继承前哲者，以此其所以开创来学者，亦以此使后之学术变而不失其正鹄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王国维曾自称这篇序文“藻周虑密”，但文中对沈曾植政治上的作为，只字未提。此外，王国维在私人信件中，也批评过沈曾植：“此老才疏志广，今之文举尺牍之文，语妙天下。”如果就沈曾植整个学术水准而言，“才疏志广”这四个字，近于酷评。
沈曾植于壬戌十月初三逝世。其灵柩十四日返嘉兴，其间王国维力劝即办丧事，因为两浙风云正多。王国维写的挽联是：“是大诗人，是大学人，是更大哲人，四照炯心光，岂谓微言绝今日；为家孝子，为国纯臣，为世界先觉，一哀感知己，要为天下哭先生。”沈曾植身后事，王国维力主编遗著。“其遗著成书尚少，而书眉及废纸所记，颇可纂辑，意尚可得数卷另其成卷者亦有数卷，诗文大略已有清本，合之或可得二十卷。……此事维当任之，其刊刻之资，翰怡当能任之。将来如慈护约检遗书，当为之先一检点也。”沈曾植遗著后编成《海日楼札丛》、《海日楼题跋》延宕至上世纪六十年代方出版。沈曾植的学术地位应进一步重视，沈曾植和王国维的学术友谊也是值得发扬的。
王国维的《沈乙庵先生绝笔楹联跋》情意深切：“东轩先生弥天四海之量，拨乱反正之志，四通六辟之识，深极研几之学，迈往不屑之韵，沈博绝丽之文，虽千载后犹奕奕有生气，矧在形神未离之顷耶？此书作于易箦前数小时，而气象笔力如是，先生之视躯体，直是传舍耳！”
王国维离开上海，北上就南书房行走之职前夕，忽梦见沈曾植，“梦得东轩老人书，醒而有作，时老人下世半岁矣”。他梦中“且喜得翁书”、“仓皇未卒读，邻鸡鸣东窗。欹枕至天曙，涕泪下沾裳。”这首诗的凄凉之境，可谓王沈之交的余波了。
1916年以后，王国维定居上海，这期间直接交往最多的是沈曾植。沈曾植（1851-1922年），字子培，别字乙庵，号寐叟，浙江嘉兴人。他的学生王蘧常作《沈寐叟年谱》称名号达四十多个。沈曾植在上海寓居海日楼。这座似乎独立于世的建筑兼具文化和遗老的象征。
王国维一到上海就去拜访沈曾植。当时，他想去工作的哈同花园中的仓圣明智大学，社会上对其主持人有各种说法，他听了沈曾植的话，才算有了了解，并马上向在日本的罗振玉通报。王国维1916年已届四十岁，当时沈曾植已有六十五岁了。王国维尊之为前辈学者，沈曾植则视王国维为忘年交。若论中国古代文化，沈曾植当时是极负盛名的学者，他在音韵学、西北地理学、考古学，以及佛学、道学诸方面均有很高的素养。他是光绪六年进士，曾任安徽学政、布政使，是清末“同光体”诗派的代表诗人之一。写诗，他针对当时的“尊唐”、“尊宋”之争，提倡打破唐宋界限，眼界开阔。为学则重视西方的社会科学。但是，政治上，重皇权，是遗老中一个活跃的代表人物。1917年张勋复辟，他匆匆忙忙赶往北京，就任过几天学部尚书。王国维在音韵学、元史研究方面，都得到沈曾植的启发。他在致罗振玉信中说：“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至前日始脱稿，昨日作一序。书仅十八页，序乃有三页，专述乙老口说并与乙老谈论之语。因乙老万无成书之日，非记其说不可也。”王国维因这篇文章不习见的字太多，不宜排字，只能手写，刚抄完序文，就写信报告罗振玉，可见对这篇序文的重视。王国维在前六天已写信通报了。“本年十二月报尚短自撰稿二十余叶，前拟作《尔雅声义类》，以分类至难，稿成而废。现改作《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月内可成，下月尚须以十日之力为之写定石印，因其中生字太多，不能排印。其中一段颇用乙老新说，乙老之说，前作《乐诗考略》，末条用其说为之阐发，此次复为畅其说，此老之说可见者，他日恐仅此耳。乙老谈论须分别观之，时有得失。得者极精湛，而奇突者亦多出人意外。”据王国维在上述序文中记述，1915年春，归国扫墓，曾谒沈曾植于上海，并述王国维与沈曾植谈话经过如下：“方伯莞然曰：‘君为学，乃善自命题，何不多命数题，为我辈遣日之资乎？’因相视大笑。余又请业曰：‘近儒皆言古韵明而后训诂明，然古人假借转注多取诸双声，段王二君，虽各自定古音部目，然其言训诂也，亦往往舍其所谓韵而用双声，其以叠韵说训诂者，往往格不得通。然则谓古韵明而后训诂明，毋宁谓双声明而后训诂明欤？’方伯曰：‘岂直如君言，古人转注假借，虽谓之全用双声可也。双声或同韵，或不同韵，古字之互相假借转注者，有同声而不同韵者矣，未有同韵而不同声者也。君不读刘成国《释名》乎？每字必以其双声释之，其非双声者，大抵讹字也。’”
其实，王国维阐发沈曾植学说的事，以前也有过。1916年5月17日，王国维致罗振玉信中说：“乙老言及，古乐家所传《诗》与诗家所传《诗》次序不同，考之古书，其说甚是，因申其说为一文，入《乐诗考略》中。乙老学说著于竹帛者，将来或仅此篇。然此篇乃由乙老一语所启发，亦不得谓为此老之说也。”在音韵学方面，沈曾植确有独到的见解。王国维愿意经常向他请教。1918年末，王国维改定《唐韵别考》、《音学解说》二种为《声韵续考》一卷，“以补东原先生之书，约得三十余叶。写成后拟属寐叟作序，此事乃所乐为，前日曾谈及，盖去年已有此约也”。王国维到上海之后，在研究音韵学方面兴趣甚浓，在学术上也有明显的进展，这显然得益于沈曾植的帮助和给予讨论的机会。王国维有了新著就送去请提意见，并附信说：“今晨拜教至快，鹤山《唐韵后序》顷录出，并拙撰《唐韵别考》稿同呈上，此稿本拟续东原先生《声韵别考》，非续纪氏《唐韵考》，因但考隋唐韵书，故用此名，亦颇不妥。又稿经涂改数次，复为手民所污，以尘尊览，殊为棘目。今辄遵专旨奉呈，祈教正为感。”1919年1月，王国维又致信罗振玉说：“前日晤乙老，谈次知其方阅韵书，盖欲为维之《声韵续考》作序。此老好胜，其于音韵议论本甚通彻，唯恐求之过深，或发奇论耳。”王国维认为沈曾植音韵学方面的成就“功力不浅”，但对他未完成这方面的系统著作，又觉惋惜。
沈曾植是诗人，古诗功力纯厚。王国维对自己的诗词本来就很自信，这又是他们之间互相交往的一个领域。互相唱和，既有文人的情趣，在遗老圈中更是一种特有的精神寄托。王国维曾以自己的“人间词”自豪，抒发过对人间苦痛的感受。在与沈曾植交往中又送去自己的词，另函说：“录得旧词廿四阙，末章甚有‘苕华’‘何草’之意。呈请教正，并加斧削，至幸。”新选的词不用《人间词》的名字，改为《履霜词》，词前有一段小引曰：“光宣之间学为小词，得六七十阙。戊午夏日小疾无聊，录存二十四阙，题曰《履霜词》。呜呼！所以有今日之坚冰者，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四月晦日国维书于海上寓庐之永观堂。”王国维这样处理，就带有一点遗老的意味了。沈曾植也将自己的作品寄给他，并说：“抄捡得旧词二十余首，录出呈教，不知有可存一者否？与公有仙凡之隔，然惟真仙或能度凡人耳。”王国维就回书曰：“小词呈教乃荷揄扬踰分。君子失辞，固亦不免耶。尊词容细读。贱恙已轻，惟尚有咳痰及骨节酸楚耳。不日当愈，再走奉教。”
王国维与沈曾植过从甚密。沈曾植有要事即写信：“有要语即刻请过我一谈，静庵先生。”王国维暂时离沪，也致书报告：“维脚气近二十日服药未见大效，故决作转地之计，定于十八日午赴津，往返期以二十日，重阳前后当可返沪，尔时步履当可如常，再行趋叩起居。”王国维与罗振玉通信，都称：“然处此间久，除乙老外，无可共语者。”这样的共鸣很难得。
王国维与沈曾植都是诗人，以诗会友，更具特色。1917年隆冬，上海苦寒，砚池皆冻，王国维以火炙之，抄沈曾植诗，编成三卷，每卷各得三十余页。此稿如不刻，付石印也可以了。王国维向罗振玉介绍：“其中大有杰作，一为王聘三方伯作《鬻医篇》，一为《陶然亭诗》；而去年还嘉兴诸诗议论尤佳，其《卫大夫宏演墓诗》云‘亡虏幸偷生，有言皆粪土’，今日往谈称此句，乙云非见今日事不能为此语。”1916年夏，沈曾植作《伏日杂诗简静安》四首，王国维即和四章，其末有“度世原无术，登真或有方。近传羡门信，双鬓已秋霜”。沈曾植又作《静安和诗四章，辞意深美，而格制清远，非魏晋后人语也。适会新秋，赋此以答》七律一首。王国维和《再酬巽斋老人》一首云：“人喧古渡潮平岸，灯暗幽坊月到门。迥野蟪蛄多切响，高楼腐草有游魂。”其中“蟪蛄切响，腐草游魂”的感慨，也就是诗中所吟“今年颠倒作寒温”之意。王国维也说过，政界又有纷争，蟪蛄切响，腐草游魂，二语可以尽之。
王国维作《戊午日短至》一诗，沈曾植和诗《静安录示短至诗和韵奉教》，王国维又作《东轩老人两和前韵再呈一章》，写得都很认真，抒发遗老看不惯当时世态的心境。王国维曾作《海日楼歌寿东轩先生七十（戊午）》，沈曾植1918年2月七十岁生日时，王国维致函祝寿，表示贺诗后呈。沈曾植在上海的住宅海日楼，辛亥以后虽有遗老来往其间，总的背景处于遗老孤立之境。王国维在诗的开头就歌颂“海日高楼俯晴空，苕华夜半光熊熊。九衢四照纷玲珑”，陷入一般寿诗的歌功颂德的旧调。诗末云：“诗家包丘伯，道家浮丘公，列仙名在儒林中。”描述沈曾植学术渊博，确非虚语。王国维对沈曾植的创作，在与罗振玉的私人通讯中，评价不高。“乙老近又作词，亦无聊之极思也。”“乙老甲寅以后诗稿亦已借得，佳者仅十余首，余则应酬之作居多。《壬癸稿》亦已觅得，恐亦有应酬之作在内，可知精到之作自不能多耳。”
1919年阴历小除夕，沈曾植送他水仙花。王国维客居上海，居室逼仄，每日为生计奔忙，过年前得到这样高雅的水仙，形成一种强烈的反差。这件礼物牵动着一家人，大家忙碌了起来：“儿倾储粟瓶，妇彻荐新盘。僮媪纷濯溉，新井汲寒泉。”顿时充满了欢乐的情绪。王国维到上海以后写的诗，以这首诗最为生动、真切，情绪活跃。
沈曾植曾任《浙江通志》总纂，他是王国维的同乡，所以特约请王国维为分纂，“月薪而非计字取酬”。王国维在信中说：“维答以哈园现正在议留，彼固不可与共事，然于研究学问则可由自己所好者为之，若《通志》则因素无研究又范围太广……”写通志有固定收入，但必然会分散精力，影响学术研究。但是沈曾植却委婉而体贴地希望他接受。王国维自己在致友人信中说：“乙老则谓兼办无妨，此系帮我忙；我所做之事有欲请代劳者，即兄不允亦当时时奉扰云云。”王国维对沈曾植的帮助是感谢的。罗振玉也在信中称赞：“乙老月饷之议，洵属美意。”沈曾植对王国维相助，十分高兴，他说：“浙志得公相助，且为湖山生色。……《山海经》会稽以下诸山亦思略加疏证。”
王国维与沈曾植的关系，主要是论学。他们之间经常发些遗老的牢骚，但是沈曾植的重大的复辟活动，甚至并不告诉王国维。王国维听到沈曾植议论时事，总是很快告诉罗振玉。比如：“乙老（指沈曾植）因渠上夜发热，视其神气颇颓唐，兴致使然，非徒身体上之关系也。”“乙对时局大有绝望之念，谓梁已预备为第二任总统，此语良然。又大骂徐海东（即徐世昌），谓非徒梁之干儿，乃其亲儿也。但不知黄楼近来意思如何耳。”他们的议论，有不少是道听途说的传闻，以及以意为之的幻想。徐世昌曾一度与小朝廷拉拉扯扯，但在1918年，他自己当上大总统了。黄楼，暗指辫帅张勋。张勋复辟，沈曾植与一班遗老北上，他当上了学部尚书。这场戏，不久烟消云散。王国维曾说：“维初六晨晤乙老，尚不言及北行。”过了一个星期，报上公布了张勋复辟的消息，张军又不利。王国维义正词严地说：“北行诸老恐只有以一死谢国。曲江之哀，猿鹤沙虫之痛，伤哉！”这里说的“北行诸老”，指去北京参加“张勋复辟”活动的康有为、劳乃宣、刘廷琛、沈曾植等人，在王国维看来，复辟活动，涉君臣之义，臣应守大节。十天以后，他又写信给罗振玉说：“此次负责及受职诸公，如再然南归，真所谓不值一钱矣。……寐叟于前日已有传其南归者，此恐不确也。”由此可见，王国维对沈曾植仍然充满好意。但是，实际上，王国维的书生之见，并未实现。张勋复辟失败之后，遗老们并未尽大节，仍然活着回上海了。
王国维曾作《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后编入《观堂集林》第二十三卷，给沈曾植的学术地位以很高的评价。他指出沈曾植学术上的特色是：“先生少年固已尽通国初及乾、嘉诸家之说……然一秉先正成法，无或逾越。其于人心世道之污隆，政事之利病，必穷其源委，似国初诸老，其视经史为独立之学，而益探其奥窔，拓其区宇，不让乾、嘉诸先生；至于综览百家，旁及两氏，一以治经、史之法治之，则又为自来学者所未及。”此论之意，实叙他在清代学者中可列为集大成者。以后又进一步指出其学术特色和对后继者的意义；“趣博而旨约，识高而议平。其忧世之深，有过于龚魏，而择术之慎，不后于戴钱。学者得其片言、具其一体犹足以名一家、立一说，其所以继承前哲者，以此其所以开创来学者，亦以此使后之学术变而不失其正鹄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王国维曾自称这篇序文“藻周虑密”，但文中对沈曾植政治上的作为，只字未提。此外，王国维在私人信件中，也批评过沈曾植：“此老才疏志广，今之文举尺牍之文，语妙天下。”如果就沈曾植整个学术水准而言，“才疏志广”这四个字，近于酷评。
沈曾植于壬戌十月初三逝世。其灵柩十四日返嘉兴，其间王国维力劝即办丧事，因为两浙风云正多。王国维写的挽联是：“是大诗人，是大学人，是更大哲人，四照炯心光，岂谓微言绝今日；为家孝子，为国纯臣，为世界先觉，一哀感知己，要为天下哭先生。”沈曾植身后事，王国维力主编遗著。“其遗著成书尚少，而书眉及废纸所记，颇可纂辑，意尚可得数卷另其成卷者亦有数卷，诗文大略已有清本，合之或可得二十卷。……此事维当任之，其刊刻之资，翰怡当能任之。将来如慈护约检遗书，当为之先一检点也。”沈曾植遗著后编成《海日楼札丛》、《海日楼题跋》延宕至上世纪六十年代方出版。沈曾植的学术地位应进一步重视，沈曾植和王国维的学术友谊也是值得发扬的。
王国维的《沈乙庵先生绝笔楹联跋》情意深切：“东轩先生弥天四海之量，拨乱反正之志，四通六辟之识，深极研几之学，迈往不屑之韵，沈博绝丽之文，虽千载后犹奕奕有生气，矧在形神未离之顷耶？此书作于易箦前数小时，而气象笔力如是，先生之视躯体，直是传舍耳！”
王国维离开上海，北上就南书房行走之职前夕，忽梦见沈曾植，“梦得东轩老人书，醒而有作，时老人下世半岁矣”。他梦中“且喜得翁书”、“仓皇未卒读，邻鸡鸣东窗。欹枕至天曙，涕泪下沾裳。”这首诗的凄凉之境，可谓王沈之交的余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