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与吴昌绶的交往
友情是人生的需要，就好比鸟喜欢树一样。王国维早年就从心理学、美学的角度，指出人的空虚是最大的痛苦，所以就更珍惜友情的温暖。他宽厚待人，甚至屈己待人。但是，没有在志趣上的共同点，他又不主动去交往。王国维的朋友都是生活中自然遇上的，以文会友是主旋律。对待好朋友，无话不谈；话不投机时，他却只抽烟，不说话。
王国维早年的朋友，材料已少。他在清华大学时交往多的算陈寅恪、吴宓，另有叙述。影响他一生最多的朋友是罗振玉，在本书中各处都已作了叙述。这里记的几位国内外学者与王国维的交往，可以让读者看到王国维的交友之道。
吴昌绶，字伯宛，浙江仁和人。光绪末寓北京西城，因出入均见万松老人塔，自号松邻，晚号甘遁。精词史，善校勘。曾辑印宋、金、元、明词四十种。在诗学与戏剧史研究方面，他与王国维的交流最多。现存的吴昌绶致王国维书信，极大多数称呼王国维为“人间先生”，大概是《人间词》、《人间词话》给予他的影响太深了。罗振玉在书信中也多次称王国维“人间先生”。但是，笔者未见王国维本人自称“人间”。
王国维致缪荃孙信中谈到与吴昌绶的交往：“前书所询各事，甘遁处已两次致书，未得其复，前已迁至南口京张路局，想现在仍寓其处，尚可通信。”现据吴昌绶的书信手稿，他用过“京张铁路”的信笺，函中叙“重九日”（阴历九月初九）收到“尊词”。辛亥革命那天是阴历八月十九日。吴昌绶于阴历九月廿二日复信，当时的王国维，估计正准备去日本了。但是，吴昌绶的信仍然充满了学术的气氛，他说：“忽思林黛玉之父是两淮运使，而曹雪芹之父是两淮盐政，岂曹借林自喻耶？此说有人考及否？又怡红院、悼红轩必有缘故，敢质方雅教之。”“曹是做书之主人翁，林是书中之主人翁，岂曹假以自述欤？如是立说则向来一切牵扯冤案皆可了结。因旧时以曹在局外而为此书，不免疑议；若即曹即林，一切冰释矣。”王国维在他的著作中，着意反对旧的索隐方法，提倡用新的文学理论评论《红楼梦》，但是，当时用索隐法研究文学作品，还是颇为流行。
吴昌绶以刻印书著称。他向王国维建议过：“尊词不自刻，何妨寄弟刻之。”还有一次，他建议过：“公词话能多作百十条否？当并大稿代为印行也。”这两件事以后都没有能实行。王国维1914年在京都还向缪荃孙说：“伯宛亦通信，渠在北京为郑叔问（即郑文焯）刻《樵风乐府》，乃刻工无事，以此应酬之耳。”此外，吴昌绶还提出：“顷为公思得一法，专搜五代唐宋元人词之遗佚者，凡有集者不采。”
王国维收藏的善本书不多，1910年冬买得《花草粹编》十分高兴。他致书缪荃孙说：“昨得《花草粹编》，系棉纸初印，不知视先生藏本何如也。”此事王国维也高兴地向吴昌绶报告。吴昌绶立即祝贺：“花草粹编》思之十余年，公竟购得，欣贺，欣贺！”
吴昌绶对王国维的词论常提供建议，比如：“南唐二主词论定极当。……梦窗词诚为尊论，惟词体至此已数百年，天真之后不能免人事；性灵之中，不能不讲功夫，能深入乃能显出。则梦窗超然独异，非西麓、玉田一辈比。”
王国维的著作，吴昌绶曾仔细阅读并提出修改意见。吴昌绶在书信中说：“宋大曲考》细读一过，略有献疑，得暇乞顾我一商。”“检《教坊记》曲名之后有大曲名‘踏金莲’以下数之凡四十有六。窃疑《唐志》四十六曲之语，不为无因。后来云四十曲或举成数，或宋时有所减省，乞再考之。”吴昌绶治曲时间长，材料较熟悉。吴、王之间论学，颇为亲热。吴昌绶曾写过这样的信：“大曲》抄出一本，不得其句律，正在重录奉呈。兹将原底先送阅，明日下午能来读否？”
互相唱和，也是以文会友的一种方式，表达一种知识分子的情趣。比如1910年，吴昌绶为王国维写了两首词。一是“检梦窗癸卯除夜之作用韵”，二是“庚戌之日再赋《鹧鸪天》呈人间先生正和”。王国维曾写《鹧鸪天·庚戌除夕和吴伯宛舍人》：“绛蜡红梅竞作花，客中惊又度年华。离离长柄垂天斗，隐隐轻雷隔巷车。斟醁醑，和尖叉，新词飞寄舍人家。可将平日丝纶手，系取今宵赴壑蛇。”吴昌绶还写过一首有幽默感的词《金缕曲》，其本事为：“十一月二十四日夜与孟苹、静安同载归车中，疾作大吐，戏拈此辞。”其中有句：“胸中些些块垒，向谁倾吐？”确有“神奇臭腐呕心句”。
王国维阅吴昌绶《片玉词》钞本，应吴的要求，还写了跋语，略叙校勘用的版本和经过。文末署：“国维。宣统改元秋九月为伯宛先生校于宣武城南之学山海居”。从这个日期可以看出，王国维在离京赴日之前一直在精心研究戏曲史。以后，研究的兴趣有改变，与吴昌绶的来往也就少了。
王国维早年的朋友，材料已少。他在清华大学时交往多的算陈寅恪、吴宓，另有叙述。影响他一生最多的朋友是罗振玉，在本书中各处都已作了叙述。这里记的几位国内外学者与王国维的交往，可以让读者看到王国维的交友之道。
吴昌绶，字伯宛，浙江仁和人。光绪末寓北京西城，因出入均见万松老人塔，自号松邻，晚号甘遁。精词史，善校勘。曾辑印宋、金、元、明词四十种。在诗学与戏剧史研究方面，他与王国维的交流最多。现存的吴昌绶致王国维书信，极大多数称呼王国维为“人间先生”，大概是《人间词》、《人间词话》给予他的影响太深了。罗振玉在书信中也多次称王国维“人间先生”。但是，笔者未见王国维本人自称“人间”。
王国维致缪荃孙信中谈到与吴昌绶的交往：“前书所询各事，甘遁处已两次致书，未得其复，前已迁至南口京张路局，想现在仍寓其处，尚可通信。”现据吴昌绶的书信手稿，他用过“京张铁路”的信笺，函中叙“重九日”（阴历九月初九）收到“尊词”。辛亥革命那天是阴历八月十九日。吴昌绶于阴历九月廿二日复信，当时的王国维，估计正准备去日本了。但是，吴昌绶的信仍然充满了学术的气氛，他说：“忽思林黛玉之父是两淮运使，而曹雪芹之父是两淮盐政，岂曹借林自喻耶？此说有人考及否？又怡红院、悼红轩必有缘故，敢质方雅教之。”“曹是做书之主人翁，林是书中之主人翁，岂曹假以自述欤？如是立说则向来一切牵扯冤案皆可了结。因旧时以曹在局外而为此书，不免疑议；若即曹即林，一切冰释矣。”王国维在他的著作中，着意反对旧的索隐方法，提倡用新的文学理论评论《红楼梦》，但是，当时用索隐法研究文学作品，还是颇为流行。
吴昌绶以刻印书著称。他向王国维建议过：“尊词不自刻，何妨寄弟刻之。”还有一次，他建议过：“公词话能多作百十条否？当并大稿代为印行也。”这两件事以后都没有能实行。王国维1914年在京都还向缪荃孙说：“伯宛亦通信，渠在北京为郑叔问（即郑文焯）刻《樵风乐府》，乃刻工无事，以此应酬之耳。”此外，吴昌绶还提出：“顷为公思得一法，专搜五代唐宋元人词之遗佚者，凡有集者不采。”
王国维收藏的善本书不多，1910年冬买得《花草粹编》十分高兴。他致书缪荃孙说：“昨得《花草粹编》，系棉纸初印，不知视先生藏本何如也。”此事王国维也高兴地向吴昌绶报告。吴昌绶立即祝贺：“花草粹编》思之十余年，公竟购得，欣贺，欣贺！”
吴昌绶对王国维的词论常提供建议，比如：“南唐二主词论定极当。……梦窗词诚为尊论，惟词体至此已数百年，天真之后不能免人事；性灵之中，不能不讲功夫，能深入乃能显出。则梦窗超然独异，非西麓、玉田一辈比。”
王国维的著作，吴昌绶曾仔细阅读并提出修改意见。吴昌绶在书信中说：“宋大曲考》细读一过，略有献疑，得暇乞顾我一商。”“检《教坊记》曲名之后有大曲名‘踏金莲’以下数之凡四十有六。窃疑《唐志》四十六曲之语，不为无因。后来云四十曲或举成数，或宋时有所减省，乞再考之。”吴昌绶治曲时间长，材料较熟悉。吴、王之间论学，颇为亲热。吴昌绶曾写过这样的信：“大曲》抄出一本，不得其句律，正在重录奉呈。兹将原底先送阅，明日下午能来读否？”
互相唱和，也是以文会友的一种方式，表达一种知识分子的情趣。比如1910年，吴昌绶为王国维写了两首词。一是“检梦窗癸卯除夜之作用韵”，二是“庚戌之日再赋《鹧鸪天》呈人间先生正和”。王国维曾写《鹧鸪天·庚戌除夕和吴伯宛舍人》：“绛蜡红梅竞作花，客中惊又度年华。离离长柄垂天斗，隐隐轻雷隔巷车。斟醁醑，和尖叉，新词飞寄舍人家。可将平日丝纶手，系取今宵赴壑蛇。”吴昌绶还写过一首有幽默感的词《金缕曲》，其本事为：“十一月二十四日夜与孟苹、静安同载归车中，疾作大吐，戏拈此辞。”其中有句：“胸中些些块垒，向谁倾吐？”确有“神奇臭腐呕心句”。
王国维阅吴昌绶《片玉词》钞本，应吴的要求，还写了跋语，略叙校勘用的版本和经过。文末署：“国维。宣统改元秋九月为伯宛先生校于宣武城南之学山海居”。从这个日期可以看出，王国维在离京赴日之前一直在精心研究戏曲史。以后，研究的兴趣有改变，与吴昌绶的来往也就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