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皇命与恩宠
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无论是在历史学家还是一般中国人的心目中，清朝皇帝的统治已经被推翻了。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也于1912年2月12日下诏“逊位”。但是，他还住在紫禁城里，在他那个狭小的范围内，仍在称孤道寡，俨然是个“小朝廷”。值得人们思考的是，到了1923年，饱学的王国维却接受了溥仪的“上谕”，就任溥仪小朝廷的“南书房行走”，“食五品俸”。逊帝溥仪本人已经剪掉了辫子，王国维却仍然留着辫子，仍然向皇上行跪拜之礼。
王国维被选为“南书房行走”，是受升允的引荐，罗振玉也是参与其事的。就在“上谕”发出的第二天，罗振玉写信给王国维说：“此四君子者，皆一时之选，此年来第一快事，幸早日北来，以付同志之望，此不仅为公贺者也。（月侍六石薄足供旅用）”才过五天，罗振玉又写信催道：“公赴海宁，此想已返沪，都中询公何日起程入都。弟允函催幸。早日束装，以副同志之望。幸甚幸甚。”这里，罗振玉催人的理由，不是“皇命”，而主要是“同志之望”。十五日，王国维复信说，沪上年尾清讫然后北上。罗振玉立即复信说“私意未敢谓然”。此后，罗振玉又连写了四封信去催，说什么“朝闻命而朝入，不敢俟夕也”。王国维来信说四月中旬北上。罗振玉于三月十九日又写信说：“但行期愈早愈佳，四月中旬恐太晚也。”这样，王国维又回复：月初北上。罗振玉才表示“忻慰”。王国维临出发前，又收到罗振玉三月二十五日写的信，内陈：“此次南斋添人之举，出于素相及奉新之疏，谓两人所期者甚富。过津时须谒二公，可接洽一切。弟可陪往。”罗振玉还请人为王国维治印，一方为名章，姓为阳文，名为阴文，边款“罗振玉为人间先生制”；另一方上刻四个字：“文学侍从。”
王国维四月中旬到了北京，罗振玉贺他“每日入直”，告诉他谁是可靠之人，并迫不及待地敦促他面谢素相，“若果无暇，不妨朝车离京而夕车返可也”。显然，这不仅是出于礼仪的考虑，确有急务相商。罗振玉的心计，表现得赤裸裸。罗振玉对王国维说：“弟谓将来之望仅得一人。……素相宏通诚毅自不待言，弟平生第一服膺者。”遗老们对王国维“高升”，吟诗、写信致贺。张尔田的信有代表性，他说：“圣上年来颇偏于西与新，非有融贯中西、沟通新旧的不二之臣加以启发。”
王国维于1923年阴历四月“十三日到津，十六日入都，二十日觐见，即到差。现在不必每日入直，候四人到齐再定入直办法”。王国维到北京后暂住在同僚家中，以避开大学的欢迎。其实，朝廷中并无急事等着他办。他在致多次催他北上的罗振玉的信中说：“午后往访弢老（指陈宝琛——作者注）决此事，不值。次早因即入内，而南斋宫监等似以此举为多事。告以面谕，所谓指将来言之。出神武门时正遇朱傅下轿，告以遵谕进内而同列皆未来，不入则违谕，入则无所事事，请示办法。朱亦谓面谕系指将来言之，现可不必进内，维即请其代奏明此事。”两个半月之后，他又告之蒋汝藻，笔墨上无谓之应酬稍忙，光为人写扇面，有二三十之多。他只能慨叹：“此亦无法之事也。”从上海带京的为蒋汝藻作书目的扫尾工作，以及作序跋之事，只能待秋凉再说了。到了北京秋凉之后，他的学术研究的成绩，并不理想。“此间天气已凉，现定每六日入内一次，他无所事，故往往有三日不出者，然却不见有甚成绩也。”
此后，罗、王通信的内容，就经常涉及小朝廷中的事。比如，溥仪逛了一次颐和园，王国维就报告：“此次赴园，亦通知当事，彼即派人保卫，实亦监察。至园乘船赴玉泉，又乘自行车行，从者皆不能及，随者惟庄而已。……总之，不去庆父，鲁难未已。然如之何去之，须筹一善法也。”庄，即庄士敦，是清室请来的外国师傅，教过溥仪英语。在不少遗老眼里，这是导致“皇上”“新和西”的祸根。当然，王国维了解，从清室的角度看，溥仪逛颐和园，似乎是一种力量的示威。可是，中国皇帝被洋人左右，遗老们内心着实不安。其实，有的人，连清室的大门，也希望有洋兵驻守；可是，一旦皇帝受了西方文化影响，遗老们就面临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局面了。罗振玉十分注意和庄士敦来往。他向王国维报告：“前颐和园之行，汽车价至千元，庄亦以为奇特。”接着，罗又指点王国维注意和庄士敦的关系；“庄甚敬公，又佩公考古之学……庄方寸甚好，惟不明中国情形，若有人时时开导，则有益不小。公何不常见之。”另一函称：“庄云：我外国人不能知中国何者为好人。望公为之痛陈利害。”罗振玉最关心的利害，是“出游”、“遣散”两事。因为皇帝出游外国，民国的“优待条件”有可能撤销，小朝廷有可能作鸟兽散。“遣散太监、整顿内部”，也怕内争激烈、有失皇威。以罗振玉之见，这两计大概与庄士敦有关系。其实，当时的小朝廷内部，确实十分腐败，已经腐败到很难维持下去了。据溥仪《我的前半生》披露，内务府开支，1915年达二百六十四万两，1919年、1920年、1921年分别为二百三十八万两、一百八十九万两、一百七十一万两。而慈禧太后过七十大寿时，靡费无度，花了七十万两。罗振玉曾告诉王国维：“庄士敦（即今上教习英文者）言各要人储款汇丰银行者一家至六千万者，六家俱一二千万。”看来不整顿很难生存下去，整顿又行不通。王国维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选为股肱之臣，不过是装点门面而已。
王国维却对自己所得到的恩宠十分重视。他的遗物中，有一件手书的记录如下：
宣统十五年三月初一日奉谕旨，杨钟羲、景方昶、温肃、王国维均著在南房行走。钦此。
又，六月初一日奉
谕旨袁励准著加恩赏食二品俸，朱汝珍、杨钟羲、景永昶、温肃著加恩赏食三品俸，王国维著加恩赏给五品衔并赏食五品俸。钦此。
又，九月二十三日奉
谕旨派南书房翰林清查景阳宫等处书籍。钦此。
又，十二月初三日奉
谕旨杨钟羲、景方昶、王国维均著在紫禁城内骑马。钦此。
这是王国维认真记下的所受的恩宠。其实，废帝溥仪的“上谕”正是套在他脖子上的枷锁。王国维书生气十足地对罗振玉说：“维于初二日与杨、景同拜朝马之赏。此事在康熙间乃时有之，《竹垞集》中有《恩赐禁中骑马》诗可证也，然此后则内廷虽至二品亦有不得者，辛亥以后，此恩稍滥。若以承平时制度言之，在杨、景已为特恩，若维则特之又特矣。报称之艰，公将何以教之？库藏窘甚，上月津贴未发，维已与息侯商欲于中旬后通融二百元，于年下归还，息侯已允之。公如致书时，乞便中提及为荷。”王国维借债度日去拜谢朝马之赏。其实，到了第二年的早春，罗振玉也得到了这种空头的恩赐。
王国维被选为“南书房行走”，是受升允的引荐，罗振玉也是参与其事的。就在“上谕”发出的第二天，罗振玉写信给王国维说：“此四君子者，皆一时之选，此年来第一快事，幸早日北来，以付同志之望，此不仅为公贺者也。（月侍六石薄足供旅用）”才过五天，罗振玉又写信催道：“公赴海宁，此想已返沪，都中询公何日起程入都。弟允函催幸。早日束装，以副同志之望。幸甚幸甚。”这里，罗振玉催人的理由，不是“皇命”，而主要是“同志之望”。十五日，王国维复信说，沪上年尾清讫然后北上。罗振玉立即复信说“私意未敢谓然”。此后，罗振玉又连写了四封信去催，说什么“朝闻命而朝入，不敢俟夕也”。王国维来信说四月中旬北上。罗振玉于三月十九日又写信说：“但行期愈早愈佳，四月中旬恐太晚也。”这样，王国维又回复：月初北上。罗振玉才表示“忻慰”。王国维临出发前，又收到罗振玉三月二十五日写的信，内陈：“此次南斋添人之举，出于素相及奉新之疏，谓两人所期者甚富。过津时须谒二公，可接洽一切。弟可陪往。”罗振玉还请人为王国维治印，一方为名章，姓为阳文，名为阴文，边款“罗振玉为人间先生制”；另一方上刻四个字：“文学侍从。”
王国维四月中旬到了北京，罗振玉贺他“每日入直”，告诉他谁是可靠之人，并迫不及待地敦促他面谢素相，“若果无暇，不妨朝车离京而夕车返可也”。显然，这不仅是出于礼仪的考虑，确有急务相商。罗振玉的心计，表现得赤裸裸。罗振玉对王国维说：“弟谓将来之望仅得一人。……素相宏通诚毅自不待言，弟平生第一服膺者。”遗老们对王国维“高升”，吟诗、写信致贺。张尔田的信有代表性，他说：“圣上年来颇偏于西与新，非有融贯中西、沟通新旧的不二之臣加以启发。”
王国维于1923年阴历四月“十三日到津，十六日入都，二十日觐见，即到差。现在不必每日入直，候四人到齐再定入直办法”。王国维到北京后暂住在同僚家中，以避开大学的欢迎。其实，朝廷中并无急事等着他办。他在致多次催他北上的罗振玉的信中说：“午后往访弢老（指陈宝琛——作者注）决此事，不值。次早因即入内，而南斋宫监等似以此举为多事。告以面谕，所谓指将来言之。出神武门时正遇朱傅下轿，告以遵谕进内而同列皆未来，不入则违谕，入则无所事事，请示办法。朱亦谓面谕系指将来言之，现可不必进内，维即请其代奏明此事。”两个半月之后，他又告之蒋汝藻，笔墨上无谓之应酬稍忙，光为人写扇面，有二三十之多。他只能慨叹：“此亦无法之事也。”从上海带京的为蒋汝藻作书目的扫尾工作，以及作序跋之事，只能待秋凉再说了。到了北京秋凉之后，他的学术研究的成绩，并不理想。“此间天气已凉，现定每六日入内一次，他无所事，故往往有三日不出者，然却不见有甚成绩也。”
此后，罗、王通信的内容，就经常涉及小朝廷中的事。比如，溥仪逛了一次颐和园，王国维就报告：“此次赴园，亦通知当事，彼即派人保卫，实亦监察。至园乘船赴玉泉，又乘自行车行，从者皆不能及，随者惟庄而已。……总之，不去庆父，鲁难未已。然如之何去之，须筹一善法也。”庄，即庄士敦，是清室请来的外国师傅，教过溥仪英语。在不少遗老眼里，这是导致“皇上”“新和西”的祸根。当然，王国维了解，从清室的角度看，溥仪逛颐和园，似乎是一种力量的示威。可是，中国皇帝被洋人左右，遗老们内心着实不安。其实，有的人，连清室的大门，也希望有洋兵驻守；可是，一旦皇帝受了西方文化影响，遗老们就面临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局面了。罗振玉十分注意和庄士敦来往。他向王国维报告：“前颐和园之行，汽车价至千元，庄亦以为奇特。”接着，罗又指点王国维注意和庄士敦的关系；“庄甚敬公，又佩公考古之学……庄方寸甚好，惟不明中国情形，若有人时时开导，则有益不小。公何不常见之。”另一函称：“庄云：我外国人不能知中国何者为好人。望公为之痛陈利害。”罗振玉最关心的利害，是“出游”、“遣散”两事。因为皇帝出游外国，民国的“优待条件”有可能撤销，小朝廷有可能作鸟兽散。“遣散太监、整顿内部”，也怕内争激烈、有失皇威。以罗振玉之见，这两计大概与庄士敦有关系。其实，当时的小朝廷内部，确实十分腐败，已经腐败到很难维持下去了。据溥仪《我的前半生》披露，内务府开支，1915年达二百六十四万两，1919年、1920年、1921年分别为二百三十八万两、一百八十九万两、一百七十一万两。而慈禧太后过七十大寿时，靡费无度，花了七十万两。罗振玉曾告诉王国维：“庄士敦（即今上教习英文者）言各要人储款汇丰银行者一家至六千万者，六家俱一二千万。”看来不整顿很难生存下去，整顿又行不通。王国维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选为股肱之臣，不过是装点门面而已。
王国维却对自己所得到的恩宠十分重视。他的遗物中，有一件手书的记录如下：
宣统十五年三月初一日奉谕旨，杨钟羲、景方昶、温肃、王国维均著在南房行走。钦此。
又，六月初一日奉
谕旨袁励准著加恩赏食二品俸，朱汝珍、杨钟羲、景永昶、温肃著加恩赏食三品俸，王国维著加恩赏给五品衔并赏食五品俸。钦此。
又，九月二十三日奉
谕旨派南书房翰林清查景阳宫等处书籍。钦此。
又，十二月初三日奉
谕旨杨钟羲、景方昶、王国维均著在紫禁城内骑马。钦此。
这是王国维认真记下的所受的恩宠。其实，废帝溥仪的“上谕”正是套在他脖子上的枷锁。王国维书生气十足地对罗振玉说：“维于初二日与杨、景同拜朝马之赏。此事在康熙间乃时有之，《竹垞集》中有《恩赐禁中骑马》诗可证也，然此后则内廷虽至二品亦有不得者，辛亥以后，此恩稍滥。若以承平时制度言之，在杨、景已为特恩，若维则特之又特矣。报称之艰，公将何以教之？库藏窘甚，上月津贴未发，维已与息侯商欲于中旬后通融二百元，于年下归还，息侯已允之。公如致书时，乞便中提及为荷。”王国维借债度日去拜谢朝马之赏。其实，到了第二年的早春，罗振玉也得到了这种空头的恩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