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节 北京大学通讯导师
“五四”前后的北大校长蔡元培，是奠定北京大学具有国内外崇高的学术地位的伟大教育家。他提倡大学要办好研究所，首先办起了国学研究所。这时候，王国维国学研究的成绩已经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蔡元培主张兼容并蓄，聘请各学科和不同学术派别的最有成就的学者到北京大学任教，于是，一种新的互相探讨的学术风气很快就形成了。
早在1917年9月初，蔡元培就写信给马衡，表示想聘王为“京师大学堂教授”，王国维却托故推辞。1918年冬天，蔡元培委托王国维的同乡和朋友马衡再次出面礼请，又被王国维婉言谢绝了。不过，王国维也留有余地，告之北上有困难。王国维写信给罗振玉，征求意见。罗振玉请他征求沈曾植的意见。音韵学家沈曾植可算是前辈遗老。王国维估计到：“北学之事，若询之寐叟（沈曾植号——作者注），必劝永（王国维自称——作者注）行，然我辈乃永抱悲观者，则殊觉无谓也。”王国维专程去征求意见后，报告罗振玉说：“北学事寐谓其可允，其如有研究或著述事嘱托，可以应命；并谓可乘此机北行，作二月勾留，果不出永所料也。公谓此事何如？”而后，王国维忙碌了一阵，思想上有矛盾，最终没有应聘。
1920年夏，罗振玉从日本回国后，马衡又请罗振玉作书相劝王国维应聘。罗振玉当了马衡的面写了推荐书说：“公有难于北上者数端，而淑兄（指马衡——作者注）坚嘱切实奉劝……”可是，第二天早晨，罗振玉又另写信给王国维，说明昨天晚上的信“不得不以一纸塞责”，“公必知非弟意”。王国维回信对罗振玉说：“马淑翁（指马衡——作者注）及大学雅意，与公相劝勉之厚，敢不敬承。惟旅沪日久，与各界关系甚多，经手未了之事与日俱增，儿辈学业多在南方，维亦有怀土之意，以迁地为畏事。前年已与马淑翁面言，而近岁与外界关系较前尤多，更觉难以摆脱，仍希将此情形转告淑翁为荷。”这次不受聘，说的理由是“以迁地为畏事”，确实符合王国维处事的习惯。
可是，过了不久，罗振玉自己先应了北京大学之聘。他对王国维说：“去冬法国博士院举弟为考古学通信员，因此北京大学又理前约。弟谢之再三，乃允以不受职位，不责到校，当以局外人而尽指导之任，蔡、马并当面许诺。因又托弟致意于公，不必来京，从事指导。乃昨忽有聘书至，仍立考古学导师之名，于是却其聘书。盖有聘书，则将来必有薪金，非我志也。若有书致公，请早为预计。”
马衡于同时也写信给王国维说：“大学新设研究所国学门，请淑蕴先生为导师，昨已得其许可。蔡元培先生并拟要求先生担任指导，嘱为函恳。好在研究所导师不在讲授，研究问题尽可通信。为先生计，固无所不便；为中国学术计，尤当额手称庆者也。”同时，正巧顾颉刚南行，又去上海面请王国维。王虽将他们携来的薪金退回，但这次有进展，“仍许留名去实，不与决绝，保此一线关系，或有益也”。学校方面考虑到王国维不就教职的理由是“以迁地为畏事”，那么，通讯导师本来不必“迁地”，这层困难应该能解决了。在这样的基础上，北京大学国学门正式写信恳请说：“大学同人望先生之来若大旱之望云霓，乃频年孜请，未蒙俯允，同人深以为憾。今春设立研究所国学门，拟广求海内外专门学者指导研究。校长蔡元培先生思欲重申前请。”“先生以提倡学术为己任，必能乐从所请。”这次，王国维总算答应了。
不久，又起波折。北京大学再派人送去薪金，王国维仍然拒收。他于1922年8月1日致马衡信中说：“昨日张君嘉甫见访，交到手书及大学脩金二百元，阅之无甚惶悚。前者大学屡次相招，皆以事羁未能趋赴。今年又辱以研究科导师见委，自惟浅劣，本不敢应命。惟惧重拂诸公雅意，又私心以为此名誉职也，故敢函允。不谓大学雅意又予以束脩。窃以导师本无常职，弟又在千里之外，丝毫不能有所贡献，无事而食，深所不安；况大学又在邸屋之际，任事诸公尚不能无所空匮，弟以何劳敢贪此赐，故已将脩金托交张君带还，伏祈代缴，并请以鄙意达当事诸公，实为至幸。”在大学方面看来，不受薪金，是不是意味着还会不受职位。于是，马衡于8月17日又致函王国维说：“大学致送之款，本不得谓之束脩，如先生固辞，同人等更觉不安。昨得研究所国学门主任沈兼士兄来函，深致歉疚，坚嘱婉达此意，兹将原函附呈。”同时，再请张嘉甫致送一次，又申明：“务祈赐予收纳，万勿固辞，幸甚幸甚。”这封沈兼士致马衡的书信手稿，近期亦已见到。沈兼士听到王国维不受薪金事，郑重地告诉马衡：“本校现正组织《国学季刊》，须赖静安先生指导处正多，又研究所国学门下半年拟恳静安先生提示一二题目，俾研究生通信请业，校中每月送百金，仅供邮资而已，不是言束。尚望吾兄婉达此意于静安先生，请其俯允北大同人欢迎之微忱，赐予收纳，不胜盼荷。顷晤蔡孑民先生，言及此事，孑民先生主张亦与弟同，并嘱吾兄致意于静安先生。”王国维多次不受薪金，显然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廉洁。这使人们想起了殷周时代的伯夷，作为遗老，不食周粟而亡。那么，以清朝遗老自居的人能不能拿民国的国立大学的薪金呢？看来老实的王国维在思想中经历了曲折的斗争。蔡元培校长很懂得体贴人。他以特有的智慧指出：这不是薪金，而是邮资。因为，既然接受了通讯导师的名义，紧接着“邮资”总该接受的。这样就名正言顺了。果然，王国维在1922年8月24致马衡的信中说：“前日张嘉甫携交手书并大学脩二百元，诸公词意殷拳，敢不暂存，惟受之滋愧耳。”并且，立即任事。他说：“研究科有章程否？研究生若干人？其研究事项想由诸生自行认定？弟于经、小学及秦汉以上事（就所知者）或能略备请生顾问；至平生愿学事项，力有未暇者尚有数种，甚冀有人为之，异日当写出以备采择耳。《国学季刊》索文，弟有《五代监本考》一篇录出奉寄。”王国维终于出山。
1922年10月20日，王国维致信沈兼士，为学生出了四个研究题目，这是正式为北京大学学生服务。这四个研究题目为：一、“诗》《书》中成语之研究”。这里“成语”是前代的习用之语。比如《诗·鄘风》“子之不淑，云如之何”。“不淑”犹言不幸也。“是‘如何不淑’一语，乃古吊死唁生之通语。”由此推而广之，“古今言语文章，无不根据于前世之言语”。二、“古字母之研究”，他作了如下说明：“一字之音，有母有韵。古韵之学，创于宋人，至近世而极盛。古字母之学，创于嘉定钱氏……”他认为对汉字中的辅音的研究历来不够完整，即“至于古音中之字母，则尚未有论其全体者，此亦音韵学上一缺点也”。三、“古文学中联绵字之研究”。说明：“联绵字，合二字而成一语，其实犹一字也。”比如风曰发，泉曰沸，小之小者曰芜，“辞赋既兴，道语尤夥，乃至重叠用之，如离骚、须臾、相羊，见于一简之中”。研究这个问题的意义是：“若集此类之字，经之以声，而体之以义，以穷其变化而观其会通，岂徒为文学之助，抑亦小学上未有之事业欤！”四、“共和以前年代之研究”。说明如下：“史记》年表起于共和，厉王以前，年祀无考。”“如能以黄帝、颛顼、夏、殷、周、鲁六历，各上推四五百年，各著其分至，朔望之甲子，以与《尚书》及古器物之月日相参证，虽宗同诸王在位之年数无从臆说，然武王克殷之年、周公营洛之岁，与成王在位年数，或可得定欤。”
这四个题目提出之后，王国维意识到有的太难，就写信给沈兼士说：“惟《古字母》及《共和以前年代》二条，其事甚为烦重，非数年之力所能毕事，姑提出以备一说而已。”王国维的研究题目，刊登在北京大学《国学季刊》一卷三号。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有五位学生选了王国维出的题，曾来信请求指导。王国维对研究题目所涉的有关材料作了介绍，对研究目的、步骤以及同学之间的分工提出了建议。最后特别提出“五君表字、籍贯，望见示，庶后日通信便于称呼”。那时，友朋之间通信，一般不直呼其名。王国维写信给学生，称呼“达安、菊生等诸兄”。王国维除了业务上指导以外，对学生也颇为体贴。比如他在通信中说：“前见大学日刊，知五君均尚在校三四年级，既有听讲功课，则于此事自不能从速进行。一切情形，弟在远无从悬揣，任诸兄自视便利为之耳。”
王国维想到与北京大学学术发展有关的事，就主动写信给马衡。比如1922年12月12日，在寄出上述研究题目的第三天，又致信马衡说：“现在大学是否有满蒙藏文讲座？此在我国所不可不设者。其次则东方古国文字学并关紧要。研究生有愿研究者，能资遣德法各国学之甚善，唯须择史学有根柢者可耳。此事兄何不建议，亦与古物学大有关系也。”这项建议马衡认真地提出了。但是，那时的北京大学并未做好；即使在今天，这项建议仍然是有现实意义的。
王国维在北京大学留下了很好的学术上的影响。他的学问受到普遍的赞誉与尊敬。比如顾颉刚1922年春天写信给他说：“服膺十载，前日得承教言，快慰无既。唯以拙于言辞，不能自达其爱慕之情，私衷拳拳欲有所问业，如蒙不弃，许附于弟子之列，刚之幸也。”当时年轻人热心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王国维十分高兴。他在1922年8月1日，曾致信马衡指出：“郑君介石与顾君颉刚均已见过，二君皆沈静有学者气象，诚佳士也。”差不多同时，8月8日，他在致罗振玉信中说：“京师大学毕业生（现为助教）有郑介石者来见，其人为学尚有条理，又有顾颉刚者（亦助教）亦来，亦能用功，然其风气颇与日本之文学士略同，此亦自然之结果也。”此外，当时王国维周围的遗老，总有一种心理，认为提倡了白话文，国学就没有人研究了。比如劳乃宣就写信给王国维说：“又蒙见示近正研究古代字母，自六朝反切，汉人声读以上溯三代，此真不朽盛业。吾国自谓新学以来，学生知平仄者已寥寥，越后识字之人，必日见其寡，可以预料。我公宏愿有成，当可为救时之药石，特予望之。”这封书信手稿，王国维十分珍惜地保存着。这里的意见，与王国维平时的议论，不但论点相似，连语气也颇有相吻合处。现在，大学中正式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显出前所未有的热情。
王国维虽然只是通讯导师，但是北京大学的重要事情，经常向他报告。比如，蔡元培校长暂时离校，沈兼士就写信给他说：“北大蔡鹤卿先生虽暂离校，校务仍由各部主任负责维持，《国学季刊》第二期本月中旬可以出版，惟同人学问浅薄，当恳先生不弃，随时指导，第三期中尤盼能大作赐登，俾增声价。”之后，王国维提供了稿件，沈兼士马上写信致谢：“大著《五代监本考》收到，谢谢。当由本期《国学季刊》登出。”
通讯导师王国维在北京大学期间，只管学术，不涉及政治。这是他个人设想的自己的道路。王国维就任北京大学通讯导师之后，又有人想请他出任国学门研究所主任。他对好朋友蒋汝藻说：“东人所办文化事业，彼邦友人颇欲弟为之帮助，此间大学诸人，亦希其意，推荐弟为此间研究所主任。但弟以绝无党派之人，与此事则可，不愿有所濡染，故一切置诸不问。大学询弟此事办法意见，弟亦不复措一词……弟不欲与任何方面有所接近。”
王国维到了北京，北京大学国学门要开欢迎会，王国维却力辞，只接受召开二十余人参加的茶话会。令人感到他有专心治学、不事张扬的风度。
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的清代皇帝常出卖宫中财宝，以维持其靡费的日常开支。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因重视考古，反对清室破坏古迹，出卖国宝，发表了一个宣言，其中用的是直呼其名的方式点了皇帝的名，王国维当时是北京大学的通讯导师，可同时又是清皇室的南书房行走，在身份上处于两难的境地。于是他“以考古学者之资格”站出来批评了这个《宣言书》，论据是：清皇室财物是“私产”。他特别不能容忍的是，原民国定的“优待条件”载，民国人民待大清皇帝以外国君主之礼，今《宣言》中指斥御名至于再三，不审世界何国对外国君主用此礼也“以上是公开声明的道理。接着又写”再启者“实际上辞去了一切职务。他说：弟近来身体孱弱，又心绪甚为恶劣，二兄前所属研究生至敝寓咨询一事，乞饬知停止。又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名义，亦乞取消。又前胡君适之索取弟所作《书戴校水经注后》一篇，又容君常白钞去金石文跋尾若干篇，均拟登大学《国学季刊》，此数文弟尚拟修正，乞饬主者停止排印，至为感荷。”这是王国维公诸于众、坚决维护皇室利益的表白。但是，王国维在处理实际问题时，并没有使用“辞职”的字样，只强调“近来身体孱弱，又心绪甚为恶劣”实际上，王国维和马衡的私人交谊又并未断绝，互相来往书信论学与以前一样的频繁。其实，当时的内务府中人经常盗卖国宝，北京各报常有揭露。这些情况，王国维本人不可能不知道。
王国维这篇公开信发表前曾给罗振玉看过。罗振玉还催促这封信的发表，“尊致马沈书严正和平，不知已发否！若尚未发，请勿犹豫。……此辈顽梗，非时加警惕不可，若谢绝大学各种关系，则以婉词谢之”。过了一天，罗振玉知道王国维的信已发表，又问致马沈函“彼方有答书否？”
§§第八章 所谓“南书房行走”
早在1917年9月初，蔡元培就写信给马衡，表示想聘王为“京师大学堂教授”，王国维却托故推辞。1918年冬天，蔡元培委托王国维的同乡和朋友马衡再次出面礼请，又被王国维婉言谢绝了。不过，王国维也留有余地，告之北上有困难。王国维写信给罗振玉，征求意见。罗振玉请他征求沈曾植的意见。音韵学家沈曾植可算是前辈遗老。王国维估计到：“北学之事，若询之寐叟（沈曾植号——作者注），必劝永（王国维自称——作者注）行，然我辈乃永抱悲观者，则殊觉无谓也。”王国维专程去征求意见后，报告罗振玉说：“北学事寐谓其可允，其如有研究或著述事嘱托，可以应命；并谓可乘此机北行，作二月勾留，果不出永所料也。公谓此事何如？”而后，王国维忙碌了一阵，思想上有矛盾，最终没有应聘。
1920年夏，罗振玉从日本回国后，马衡又请罗振玉作书相劝王国维应聘。罗振玉当了马衡的面写了推荐书说：“公有难于北上者数端，而淑兄（指马衡——作者注）坚嘱切实奉劝……”可是，第二天早晨，罗振玉又另写信给王国维，说明昨天晚上的信“不得不以一纸塞责”，“公必知非弟意”。王国维回信对罗振玉说：“马淑翁（指马衡——作者注）及大学雅意，与公相劝勉之厚，敢不敬承。惟旅沪日久，与各界关系甚多，经手未了之事与日俱增，儿辈学业多在南方，维亦有怀土之意，以迁地为畏事。前年已与马淑翁面言，而近岁与外界关系较前尤多，更觉难以摆脱，仍希将此情形转告淑翁为荷。”这次不受聘，说的理由是“以迁地为畏事”，确实符合王国维处事的习惯。
可是，过了不久，罗振玉自己先应了北京大学之聘。他对王国维说：“去冬法国博士院举弟为考古学通信员，因此北京大学又理前约。弟谢之再三，乃允以不受职位，不责到校，当以局外人而尽指导之任，蔡、马并当面许诺。因又托弟致意于公，不必来京，从事指导。乃昨忽有聘书至，仍立考古学导师之名，于是却其聘书。盖有聘书，则将来必有薪金，非我志也。若有书致公，请早为预计。”
马衡于同时也写信给王国维说：“大学新设研究所国学门，请淑蕴先生为导师，昨已得其许可。蔡元培先生并拟要求先生担任指导，嘱为函恳。好在研究所导师不在讲授，研究问题尽可通信。为先生计，固无所不便；为中国学术计，尤当额手称庆者也。”同时，正巧顾颉刚南行，又去上海面请王国维。王虽将他们携来的薪金退回，但这次有进展，“仍许留名去实，不与决绝，保此一线关系，或有益也”。学校方面考虑到王国维不就教职的理由是“以迁地为畏事”，那么，通讯导师本来不必“迁地”，这层困难应该能解决了。在这样的基础上，北京大学国学门正式写信恳请说：“大学同人望先生之来若大旱之望云霓，乃频年孜请，未蒙俯允，同人深以为憾。今春设立研究所国学门，拟广求海内外专门学者指导研究。校长蔡元培先生思欲重申前请。”“先生以提倡学术为己任，必能乐从所请。”这次，王国维总算答应了。
不久，又起波折。北京大学再派人送去薪金，王国维仍然拒收。他于1922年8月1日致马衡信中说：“昨日张君嘉甫见访，交到手书及大学脩金二百元，阅之无甚惶悚。前者大学屡次相招，皆以事羁未能趋赴。今年又辱以研究科导师见委，自惟浅劣，本不敢应命。惟惧重拂诸公雅意，又私心以为此名誉职也，故敢函允。不谓大学雅意又予以束脩。窃以导师本无常职，弟又在千里之外，丝毫不能有所贡献，无事而食，深所不安；况大学又在邸屋之际，任事诸公尚不能无所空匮，弟以何劳敢贪此赐，故已将脩金托交张君带还，伏祈代缴，并请以鄙意达当事诸公，实为至幸。”在大学方面看来，不受薪金，是不是意味着还会不受职位。于是，马衡于8月17日又致函王国维说：“大学致送之款，本不得谓之束脩，如先生固辞，同人等更觉不安。昨得研究所国学门主任沈兼士兄来函，深致歉疚，坚嘱婉达此意，兹将原函附呈。”同时，再请张嘉甫致送一次，又申明：“务祈赐予收纳，万勿固辞，幸甚幸甚。”这封沈兼士致马衡的书信手稿，近期亦已见到。沈兼士听到王国维不受薪金事，郑重地告诉马衡：“本校现正组织《国学季刊》，须赖静安先生指导处正多，又研究所国学门下半年拟恳静安先生提示一二题目，俾研究生通信请业，校中每月送百金，仅供邮资而已，不是言束。尚望吾兄婉达此意于静安先生，请其俯允北大同人欢迎之微忱，赐予收纳，不胜盼荷。顷晤蔡孑民先生，言及此事，孑民先生主张亦与弟同，并嘱吾兄致意于静安先生。”王国维多次不受薪金，显然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廉洁。这使人们想起了殷周时代的伯夷，作为遗老，不食周粟而亡。那么，以清朝遗老自居的人能不能拿民国的国立大学的薪金呢？看来老实的王国维在思想中经历了曲折的斗争。蔡元培校长很懂得体贴人。他以特有的智慧指出：这不是薪金，而是邮资。因为，既然接受了通讯导师的名义，紧接着“邮资”总该接受的。这样就名正言顺了。果然，王国维在1922年8月24致马衡的信中说：“前日张嘉甫携交手书并大学脩二百元，诸公词意殷拳，敢不暂存，惟受之滋愧耳。”并且，立即任事。他说：“研究科有章程否？研究生若干人？其研究事项想由诸生自行认定？弟于经、小学及秦汉以上事（就所知者）或能略备请生顾问；至平生愿学事项，力有未暇者尚有数种，甚冀有人为之，异日当写出以备采择耳。《国学季刊》索文，弟有《五代监本考》一篇录出奉寄。”王国维终于出山。
1922年10月20日，王国维致信沈兼士，为学生出了四个研究题目，这是正式为北京大学学生服务。这四个研究题目为：一、“诗》《书》中成语之研究”。这里“成语”是前代的习用之语。比如《诗·鄘风》“子之不淑，云如之何”。“不淑”犹言不幸也。“是‘如何不淑’一语，乃古吊死唁生之通语。”由此推而广之，“古今言语文章，无不根据于前世之言语”。二、“古字母之研究”，他作了如下说明：“一字之音，有母有韵。古韵之学，创于宋人，至近世而极盛。古字母之学，创于嘉定钱氏……”他认为对汉字中的辅音的研究历来不够完整，即“至于古音中之字母，则尚未有论其全体者，此亦音韵学上一缺点也”。三、“古文学中联绵字之研究”。说明：“联绵字，合二字而成一语，其实犹一字也。”比如风曰发，泉曰沸，小之小者曰芜，“辞赋既兴，道语尤夥，乃至重叠用之，如离骚、须臾、相羊，见于一简之中”。研究这个问题的意义是：“若集此类之字，经之以声，而体之以义，以穷其变化而观其会通，岂徒为文学之助，抑亦小学上未有之事业欤！”四、“共和以前年代之研究”。说明如下：“史记》年表起于共和，厉王以前，年祀无考。”“如能以黄帝、颛顼、夏、殷、周、鲁六历，各上推四五百年，各著其分至，朔望之甲子，以与《尚书》及古器物之月日相参证，虽宗同诸王在位之年数无从臆说，然武王克殷之年、周公营洛之岁，与成王在位年数，或可得定欤。”
这四个题目提出之后，王国维意识到有的太难，就写信给沈兼士说：“惟《古字母》及《共和以前年代》二条，其事甚为烦重，非数年之力所能毕事，姑提出以备一说而已。”王国维的研究题目，刊登在北京大学《国学季刊》一卷三号。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有五位学生选了王国维出的题，曾来信请求指导。王国维对研究题目所涉的有关材料作了介绍，对研究目的、步骤以及同学之间的分工提出了建议。最后特别提出“五君表字、籍贯，望见示，庶后日通信便于称呼”。那时，友朋之间通信，一般不直呼其名。王国维写信给学生，称呼“达安、菊生等诸兄”。王国维除了业务上指导以外，对学生也颇为体贴。比如他在通信中说：“前见大学日刊，知五君均尚在校三四年级，既有听讲功课，则于此事自不能从速进行。一切情形，弟在远无从悬揣，任诸兄自视便利为之耳。”
王国维想到与北京大学学术发展有关的事，就主动写信给马衡。比如1922年12月12日，在寄出上述研究题目的第三天，又致信马衡说：“现在大学是否有满蒙藏文讲座？此在我国所不可不设者。其次则东方古国文字学并关紧要。研究生有愿研究者，能资遣德法各国学之甚善，唯须择史学有根柢者可耳。此事兄何不建议，亦与古物学大有关系也。”这项建议马衡认真地提出了。但是，那时的北京大学并未做好；即使在今天，这项建议仍然是有现实意义的。
王国维在北京大学留下了很好的学术上的影响。他的学问受到普遍的赞誉与尊敬。比如顾颉刚1922年春天写信给他说：“服膺十载，前日得承教言，快慰无既。唯以拙于言辞，不能自达其爱慕之情，私衷拳拳欲有所问业，如蒙不弃，许附于弟子之列，刚之幸也。”当时年轻人热心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王国维十分高兴。他在1922年8月1日，曾致信马衡指出：“郑君介石与顾君颉刚均已见过，二君皆沈静有学者气象，诚佳士也。”差不多同时，8月8日，他在致罗振玉信中说：“京师大学毕业生（现为助教）有郑介石者来见，其人为学尚有条理，又有顾颉刚者（亦助教）亦来，亦能用功，然其风气颇与日本之文学士略同，此亦自然之结果也。”此外，当时王国维周围的遗老，总有一种心理，认为提倡了白话文，国学就没有人研究了。比如劳乃宣就写信给王国维说：“又蒙见示近正研究古代字母，自六朝反切，汉人声读以上溯三代，此真不朽盛业。吾国自谓新学以来，学生知平仄者已寥寥，越后识字之人，必日见其寡，可以预料。我公宏愿有成，当可为救时之药石，特予望之。”这封书信手稿，王国维十分珍惜地保存着。这里的意见，与王国维平时的议论，不但论点相似，连语气也颇有相吻合处。现在，大学中正式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显出前所未有的热情。
王国维虽然只是通讯导师，但是北京大学的重要事情，经常向他报告。比如，蔡元培校长暂时离校，沈兼士就写信给他说：“北大蔡鹤卿先生虽暂离校，校务仍由各部主任负责维持，《国学季刊》第二期本月中旬可以出版，惟同人学问浅薄，当恳先生不弃，随时指导，第三期中尤盼能大作赐登，俾增声价。”之后，王国维提供了稿件，沈兼士马上写信致谢：“大著《五代监本考》收到，谢谢。当由本期《国学季刊》登出。”
通讯导师王国维在北京大学期间，只管学术，不涉及政治。这是他个人设想的自己的道路。王国维就任北京大学通讯导师之后，又有人想请他出任国学门研究所主任。他对好朋友蒋汝藻说：“东人所办文化事业，彼邦友人颇欲弟为之帮助，此间大学诸人，亦希其意，推荐弟为此间研究所主任。但弟以绝无党派之人，与此事则可，不愿有所濡染，故一切置诸不问。大学询弟此事办法意见，弟亦不复措一词……弟不欲与任何方面有所接近。”
王国维到了北京，北京大学国学门要开欢迎会，王国维却力辞，只接受召开二十余人参加的茶话会。令人感到他有专心治学、不事张扬的风度。
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的清代皇帝常出卖宫中财宝，以维持其靡费的日常开支。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因重视考古，反对清室破坏古迹，出卖国宝，发表了一个宣言，其中用的是直呼其名的方式点了皇帝的名，王国维当时是北京大学的通讯导师，可同时又是清皇室的南书房行走，在身份上处于两难的境地。于是他“以考古学者之资格”站出来批评了这个《宣言书》，论据是：清皇室财物是“私产”。他特别不能容忍的是，原民国定的“优待条件”载，民国人民待大清皇帝以外国君主之礼，今《宣言》中指斥御名至于再三，不审世界何国对外国君主用此礼也“以上是公开声明的道理。接着又写”再启者“实际上辞去了一切职务。他说：弟近来身体孱弱，又心绪甚为恶劣，二兄前所属研究生至敝寓咨询一事，乞饬知停止。又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名义，亦乞取消。又前胡君适之索取弟所作《书戴校水经注后》一篇，又容君常白钞去金石文跋尾若干篇，均拟登大学《国学季刊》，此数文弟尚拟修正，乞饬主者停止排印，至为感荷。”这是王国维公诸于众、坚决维护皇室利益的表白。但是，王国维在处理实际问题时，并没有使用“辞职”的字样，只强调“近来身体孱弱，又心绪甚为恶劣”实际上，王国维和马衡的私人交谊又并未断绝，互相来往书信论学与以前一样的频繁。其实，当时的内务府中人经常盗卖国宝，北京各报常有揭露。这些情况，王国维本人不可能不知道。
王国维这篇公开信发表前曾给罗振玉看过。罗振玉还催促这封信的发表，“尊致马沈书严正和平，不知已发否！若尚未发，请勿犹豫。……此辈顽梗，非时加警惕不可，若谢绝大学各种关系，则以婉词谢之”。过了一天，罗振玉知道王国维的信已发表，又问致马沈函“彼方有答书否？”
§§第八章 所谓“南书房行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