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教子家书
读一般的回忆文章，有一个印象：王国维平时专心学术，对孩子的教育并不过问。待读到王国维给儿子的书信手稿后，却有了另外的印象：王国维对下一代的关心很具体、很细致。这些书信对于研究王国维亦有文献价值，可以校定流传文字中的不少误记。笔者曾应《中国文化》杂志之约选辑过十四封王国维致王潜明的书信，刊登于《中国文化》1991年第4期。以后，王登明教授赠笔者《关于十四封王国维家信写信时间的推算》一文，这是参加清华大学1995年学术讨论会的论文。这批家书，《王国维全集·书信》（1984年中华书局版）未收录。王国维致王潜明的信，按理推测是王潜明夫人罗曼华保存下来的。陈鸿祥《王国维年谱》记罗曼华“珍藏观堂家书十数通及致罗氏书札二通，于1949年北京解放初转交罗福颐”。
罗福颐在《记观堂先生手札二通》一文中曾回忆罗孝纯曾告之“请以此以易斗粟”。大约在那个时候，北京大学图书馆曾购得王国维致罗氏书札二通。此信我看过。王国维家信手稿现藏于国家图书馆，据笔者仔细统计，有九十七封，都是写给王潜明的。新的《王国维全集》已全数收录。
王国维对家庭经济情况及下一代的谋职十分关心。关于王高明，“汝二弟考邮务员未取，而前日有函来言，如愿作邮务生者，可以前往（月廿四元），仍可应第二届邮务员考试。既无学堂可进，仍令前往。”（1920.3.10）过了四个多月，又告潜明：“汝三弟于初十日来此。十二早赴龙潭，现已为电报生，月薪廿二元，每月可来沪三日。现令其每月储蓄八元，前此则所余无几也。”（1920年阴历七月十六日）当时王潜明在天津海关工作，有时也有钱汇回家。王国维告诉他：“今年家用当比去年稍少，而收入较丰，浙江通志局月送四十元，作志中‘杂记’一门，此事不过年半之局，然足资贴补，然欲稍行储蓄。以为汝二弟婚费并海宁修屋之用，恐尚不能多储。而现在却比去岁夏秋间较宽裕。汝寄来之钱，当储之银行不动用矣。”（1920.3.16）他还提醒潜明，要他规劝弟弟节约：“汝三弟此月未归，有信来，云至南京请稽查等用去二十元左右，已有信切责之。此人用钱素无节度，又虑其荒唐，汝有信可切劝之。”（1920.11.4）过了二年之后，王国维又告潜明：“汝三弟上月回家二次，渠用钱手甚松，每月零用总须十元左右，而衣帽等均不在内，故今年渠学费用度总在三百以外也。”王国维的家用开支甚多，1922年致潜明信中说：“汝三弟已于十二日进沪江大学，入中学一年级。学膳费、书籍等半年约九十元，另用在外。”“汝四弟亦拟令入育材公学，现在学费亦增加至四十元矣。”王高明住上海，据信上说：“汝二弟已租定新闸路甄庆里一屋月租二十六元，或带一过街楼，故租价如此。”（1923.8.13）王国维个人生活甚节俭，可是必须买书。他告潜明说：“今年稍宽裕。近购商务所出《四部丛刊》用去约四百元。汝弟姻事在明年秋冬可以宽舒，若改春间，又须促迫矣。”（1920.11.4）可是，王国维夫人主张上半年办，因为“闻陈宅姑娘又入海宁学堂，恐沾染习气。”（1920.11.4）。其实，王国维在上海的房租也昂贵。他在1922年6月写信说：“今年房租下月起月加十元，将来须与交涉，不知能减否？”过了一个月，他写信说：“现在沪寓房又须加租，自今月起月五十元。”鉴于这样的家庭经济情况，他经常告诫潜明要节俭。1922年冬天，他说：“以汝现所收入独支门户，仅可勉强开支，但加薪之期当已不远，尔时当稍有积累，以备不虞。”
当时北方时局，战乱频仍，物价常有波动，王国维亦十分关心。他的书信中经常议论的是米价。即以1920年而论，5月致潜明信中说：“津地至今已得雨否？米价如何？此间米一石须十元左右，尚须看贵，故人心颇恐慌也。”过了一个多月，他又说：“上海米价飞涨至每石十六元，近公议限价石十四元，不知尚能低下否。”又过了一个月，他又说：“北方兵事想已了，津地米价现如何？上海米价虽稍减，恐总在十二元以上也。”
王国维给王潜明写了这么多信，显然是爱子心切、寄予厚望的。他对儿子的教育，着眼点希望他谨慎谋事、屈己宁人。早在王潜明去海关就职前夕，王国维就写信告诫他：“汝明日入关办事后即写一详票来。关上办事之人，即有不合，万不可发脾气，至要至要。”（1919.10.12）王潜明远离父母，远离家乡，只身在天津工作，正逢弟弟高明结婚，希望回家探视；就要他弟弟写一信托言家中老人有病，以借故向海关请假。王国维即回信说：“此次为喜事来，何必为此不祥之言。且此次海关说忙，则以后俟人手稍多时请假或可多请数日也。他日或托言财产事请假可耳。”（1921.3.15）王潜明在海关工作后，仍需参加新的晋级考试，潜明表示不满，他也去信开导说：“汝在津尚须考试一次，此殆海关常例。因此落第者决甚少也。一切宜安心，不可怀厌恶、失望之心。若一事无恒则他事亦难为矣。”（1919.12.24）王国维信中多次以“谋事之难”启迪潜明珍惜海关的职位，并借友人谋事之难的实例启发之。潜明年轻，刚工作，就要被海关循惯例每月扣款，以备“储金养老”，颇有牢骚，王国维也以“谋事之难”开导之。“观此即见谋事之难，视汝辈如登天矣。海关储金养老办法，并非不善，此事汝可随多数人进退，不必自作主见。”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是当时的政府在卖国条约上签字，丧权辱国，引起学生公愤，此后各地皆有响应，形成学潮。王国维对此有自己的看法，他告潜明说：“津地闹事情形如何？其实以后各国皆将自顾不暇，外交上不致吃亏之事。彼等鼓噪，其里面实为过激运动，其附合者皆不自知。汝等前此主张，皆系为虎作伥，助其声势。前见汝与汝弟书似知一二，汝须知我之观察不误也。”（1921年）由此可见，在政治上，王国维对儿辈的引导，并不合当时的时代潮流；然而作为父亲，他对此是很认真的，可以说对儿辈进行了反复的观察，交流细致真切，没有教训的口吻。
王国维认为，后代有了学问才能在社会上真正地立住脚。他在1921年秋致潜明信中说：“汝三弟十六日来沪，明年拟令其入沪江大学，因其中文、英文程度浅极，若将来铁路或有差错，则谋生极难也。”1921年夏，他对王潜明也有谆谆教导：“汝在海关既无事，无论中学与西学可以自择一门习之，每日读书亦不在多。苟能日以一二小时习一事，积久成绩自有可观。此事一面可以修养身心，若遇有用时，亦可以为治生之助。若自己怠忽，则数年以后试以汝禀所云只能记阿剌伯及地名、船名等，则于自己亦甚危险也。”这是借王潜明入海关工作之后渴望有学习机会而作的引导，这种引导显然凝聚着王国维自己的人生体验。
王潜明与罗振玉的女儿罗孝纯结婚的时间，有一信显示是1919年4月15日（阴历）。结婚以后，按当时遗老中流行的习惯，罗孝纯应住王国维家。王国维细心，先询问罗孝纯的想法，之后再写信给王潜明说：“此次汝妇归宁，似有留津之说。汝岳书中自未便言及，而汝亦未有禀言。此事若数月后即返沪上，此间自不寂寞，而汝夫妇若意在同居，亦属情理之中。唯留津久暂，须先行定计禀知，则汝妇动身带物多寡，亦有标准。又至津后自住汝岳父处，若欲稍久留津，则别居自不相宜也。至如何津贴房膳之处，汝亦宜定一法，望细禀知。我再当作函托汝岳也。”之后，王国维函告了罗振玉，得其回信说：“小女自应南旋侍翁姑，而公极意体恤，令其同居，此事容稍暇商定奉复。”这样，王潜明夫妇就在天津定居了。1920年冬，王国维又提醒王潜明，如罗孝纯愿去海宁生活，也颇“热闹”，如还愿住天津罗家“则津贴饭膳事不可再缓”。不久，王国维又一次具体地说明：“媳妇（指罗孝纯——引者）明春南归与否，望告一确信。因欲作迁屋计。若迁屋而不来，则甚不合算也。又媳妇若不南来，则汝二人在罗宅须作津贴之计，如欲行此，则由我作书亦可，想汝岳亦无从固辞，汝薪水足以办此。则不津贴则随手用去，亦非汝修身之利也。”王国维考虑得颇为周详。其实，罗孝纯离开老家和丈夫，去与远在海宁的王家长辈一起生活，可能性当然不大，这点王国维心里也明白。只是从礼仪着眼，还是先说明为好。1921年，罗孝纯生了女孩，请王国维取名。王国维告王潜明：“小孩命名，渠生于嘉乐里，即名令嘉可耳。”嘉乐里曾是罗振玉天津住宅的所在地。这里也可见王国维处事的细心。生了孙女，王国维在上海“分红蛋三四处”；“海宁无此俗例，即不分矣。”这种风俗，是将鸡蛋煮熟，外壳涂红色，送亲朋好友报喜。罗振玉对女儿、女婿有什么规劝，王国维知道后就立刻传父谕。比如，他于1921年11月（阴历）写信给王潜明：“闻汝在津皮袍内只穿夹袄，即棉袄亦未上身。罗宅劝汝加衣，汝皆不听。不独人家好意不可孤负，即此天气温度在（零下）三十度以下，岂竟不知冷暖耶？望速穿，不可违拗。”王国维有这样的处世哲学，“汝意亦不差，然人家好意，亦须委曲之”。从这点出发，罗府嘱加衣，更应接受。又过了一个月，潜明寄了一张照片给他。王国维又借此加以引导，嘱他注意防寒：“戴一厚帽，自可以御寒，出外时可将两耳放下，则亦可代风帽矣。”待到盛暑，他又写信说：“阅报知天津热至百十度左右，现上海每日九十四五度已极难受，津地如此，汝每日赴关，往返须携伞为佳，每出门须饮茶一杯，则不至罹日射病也。”这样关心日常生活的琐细之事，父亲的拳拳之心，令人感动。
王国维家里人口多，一般说，他身体并不算好，小毛病不断。经济上原来底子薄，遇有家人生病，经济上经常紧张。他夫人操持家务“亦不出游览”。这样的情况，罗振玉当然也估计得到。所以，王国维回上海后，罗振玉几次请他告全年开支多少，关心是真诚的。王国维亦详细报告过：“盖食住零用等项目，月虽不过百元左右，而不虞之费与衣服费用亦颇不赀，故上半年仅余百元，至待下半年学费而尽……故下半年如有所余，亦只得明春学费。全年购书亦无多，只四五十元而已，明年若无馆，自可稍省，学费不增加，大约千五百元已足。”王潜明找到工作之后，经济上仍未出现大的松动。王国维致王潜明信中，记录了他曾向罗振玉借钱。1922年春，他在信中说：“昨日媳妇（指罗孝纯——引者）与三少奶奶同坐新铭船赴津，于今晨七点钟开行……此次媳妇赴津带致汝岳函中有洋五十元，乃还去岁所借百元者（余五十元去岁已还刘季英处），又恐媳妇不肯持去，故但告以要件，未告以其中有钱，路上想不至有遗失也。”
王罗两家结为亲戚之后，津沪间如有人来往，常有礼物相送，惯常是土特产。比如1922年春王国维夫人“带津之物有甘蔗十节，麻糕廿小包，榨菜一包，饼干两罐送罗宅。又文明饼廿四个、瓜子两罐与汝妇”。王潜明夫妇用的铁床、籐绷也是由上海送往天津的，并带去“文明饼、海蜇头”。
通信中，也记录了不幸的事。王国维向潜明报告：“汝母于初九日晚十一钟二刻产一女。惟天气甚热，在楼上甚苦耳。”（1922.8.1）女取名端明。以后又告：“汝母因无乳，故将新生小妹携还海宁附于西门外一家乳养，每月费三元许。”第二年，1923年又告：“汝小妹已于上月（阴历三月——引者注）廿八夜殇去，因发热十八日，更无法治也。”王国维与孩子，尤其与长子交流最多。他对下一代独立于人世的殷切期望，首先寄托在潜明身上。
罗福颐在《记观堂先生手札二通》一文中曾回忆罗孝纯曾告之“请以此以易斗粟”。大约在那个时候，北京大学图书馆曾购得王国维致罗氏书札二通。此信我看过。王国维家信手稿现藏于国家图书馆，据笔者仔细统计，有九十七封，都是写给王潜明的。新的《王国维全集》已全数收录。
王国维对家庭经济情况及下一代的谋职十分关心。关于王高明，“汝二弟考邮务员未取，而前日有函来言，如愿作邮务生者，可以前往（月廿四元），仍可应第二届邮务员考试。既无学堂可进，仍令前往。”（1920.3.10）过了四个多月，又告潜明：“汝三弟于初十日来此。十二早赴龙潭，现已为电报生，月薪廿二元，每月可来沪三日。现令其每月储蓄八元，前此则所余无几也。”（1920年阴历七月十六日）当时王潜明在天津海关工作，有时也有钱汇回家。王国维告诉他：“今年家用当比去年稍少，而收入较丰，浙江通志局月送四十元，作志中‘杂记’一门，此事不过年半之局，然足资贴补，然欲稍行储蓄。以为汝二弟婚费并海宁修屋之用，恐尚不能多储。而现在却比去岁夏秋间较宽裕。汝寄来之钱，当储之银行不动用矣。”（1920.3.16）他还提醒潜明，要他规劝弟弟节约：“汝三弟此月未归，有信来，云至南京请稽查等用去二十元左右，已有信切责之。此人用钱素无节度，又虑其荒唐，汝有信可切劝之。”（1920.11.4）过了二年之后，王国维又告潜明：“汝三弟上月回家二次，渠用钱手甚松，每月零用总须十元左右，而衣帽等均不在内，故今年渠学费用度总在三百以外也。”王国维的家用开支甚多，1922年致潜明信中说：“汝三弟已于十二日进沪江大学，入中学一年级。学膳费、书籍等半年约九十元，另用在外。”“汝四弟亦拟令入育材公学，现在学费亦增加至四十元矣。”王高明住上海，据信上说：“汝二弟已租定新闸路甄庆里一屋月租二十六元，或带一过街楼，故租价如此。”（1923.8.13）王国维个人生活甚节俭，可是必须买书。他告潜明说：“今年稍宽裕。近购商务所出《四部丛刊》用去约四百元。汝弟姻事在明年秋冬可以宽舒，若改春间，又须促迫矣。”（1920.11.4）可是，王国维夫人主张上半年办，因为“闻陈宅姑娘又入海宁学堂，恐沾染习气。”（1920.11.4）。其实，王国维在上海的房租也昂贵。他在1922年6月写信说：“今年房租下月起月加十元，将来须与交涉，不知能减否？”过了一个月，他写信说：“现在沪寓房又须加租，自今月起月五十元。”鉴于这样的家庭经济情况，他经常告诫潜明要节俭。1922年冬天，他说：“以汝现所收入独支门户，仅可勉强开支，但加薪之期当已不远，尔时当稍有积累，以备不虞。”
当时北方时局，战乱频仍，物价常有波动，王国维亦十分关心。他的书信中经常议论的是米价。即以1920年而论，5月致潜明信中说：“津地至今已得雨否？米价如何？此间米一石须十元左右，尚须看贵，故人心颇恐慌也。”过了一个多月，他又说：“上海米价飞涨至每石十六元，近公议限价石十四元，不知尚能低下否。”又过了一个月，他又说：“北方兵事想已了，津地米价现如何？上海米价虽稍减，恐总在十二元以上也。”
王国维给王潜明写了这么多信，显然是爱子心切、寄予厚望的。他对儿子的教育，着眼点希望他谨慎谋事、屈己宁人。早在王潜明去海关就职前夕，王国维就写信告诫他：“汝明日入关办事后即写一详票来。关上办事之人，即有不合，万不可发脾气，至要至要。”（1919.10.12）王潜明远离父母，远离家乡，只身在天津工作，正逢弟弟高明结婚，希望回家探视；就要他弟弟写一信托言家中老人有病，以借故向海关请假。王国维即回信说：“此次为喜事来，何必为此不祥之言。且此次海关说忙，则以后俟人手稍多时请假或可多请数日也。他日或托言财产事请假可耳。”（1921.3.15）王潜明在海关工作后，仍需参加新的晋级考试，潜明表示不满，他也去信开导说：“汝在津尚须考试一次，此殆海关常例。因此落第者决甚少也。一切宜安心，不可怀厌恶、失望之心。若一事无恒则他事亦难为矣。”（1919.12.24）王国维信中多次以“谋事之难”启迪潜明珍惜海关的职位，并借友人谋事之难的实例启发之。潜明年轻，刚工作，就要被海关循惯例每月扣款，以备“储金养老”，颇有牢骚，王国维也以“谋事之难”开导之。“观此即见谋事之难，视汝辈如登天矣。海关储金养老办法，并非不善，此事汝可随多数人进退，不必自作主见。”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是当时的政府在卖国条约上签字，丧权辱国，引起学生公愤，此后各地皆有响应，形成学潮。王国维对此有自己的看法，他告潜明说：“津地闹事情形如何？其实以后各国皆将自顾不暇，外交上不致吃亏之事。彼等鼓噪，其里面实为过激运动，其附合者皆不自知。汝等前此主张，皆系为虎作伥，助其声势。前见汝与汝弟书似知一二，汝须知我之观察不误也。”（1921年）由此可见，在政治上，王国维对儿辈的引导，并不合当时的时代潮流；然而作为父亲，他对此是很认真的，可以说对儿辈进行了反复的观察，交流细致真切，没有教训的口吻。
王国维认为，后代有了学问才能在社会上真正地立住脚。他在1921年秋致潜明信中说：“汝三弟十六日来沪，明年拟令其入沪江大学，因其中文、英文程度浅极，若将来铁路或有差错，则谋生极难也。”1921年夏，他对王潜明也有谆谆教导：“汝在海关既无事，无论中学与西学可以自择一门习之，每日读书亦不在多。苟能日以一二小时习一事，积久成绩自有可观。此事一面可以修养身心，若遇有用时，亦可以为治生之助。若自己怠忽，则数年以后试以汝禀所云只能记阿剌伯及地名、船名等，则于自己亦甚危险也。”这是借王潜明入海关工作之后渴望有学习机会而作的引导，这种引导显然凝聚着王国维自己的人生体验。
王潜明与罗振玉的女儿罗孝纯结婚的时间，有一信显示是1919年4月15日（阴历）。结婚以后，按当时遗老中流行的习惯，罗孝纯应住王国维家。王国维细心，先询问罗孝纯的想法，之后再写信给王潜明说：“此次汝妇归宁，似有留津之说。汝岳书中自未便言及，而汝亦未有禀言。此事若数月后即返沪上，此间自不寂寞，而汝夫妇若意在同居，亦属情理之中。唯留津久暂，须先行定计禀知，则汝妇动身带物多寡，亦有标准。又至津后自住汝岳父处，若欲稍久留津，则别居自不相宜也。至如何津贴房膳之处，汝亦宜定一法，望细禀知。我再当作函托汝岳也。”之后，王国维函告了罗振玉，得其回信说：“小女自应南旋侍翁姑，而公极意体恤，令其同居，此事容稍暇商定奉复。”这样，王潜明夫妇就在天津定居了。1920年冬，王国维又提醒王潜明，如罗孝纯愿去海宁生活，也颇“热闹”，如还愿住天津罗家“则津贴饭膳事不可再缓”。不久，王国维又一次具体地说明：“媳妇（指罗孝纯——引者）明春南归与否，望告一确信。因欲作迁屋计。若迁屋而不来，则甚不合算也。又媳妇若不南来，则汝二人在罗宅须作津贴之计，如欲行此，则由我作书亦可，想汝岳亦无从固辞，汝薪水足以办此。则不津贴则随手用去，亦非汝修身之利也。”王国维考虑得颇为周详。其实，罗孝纯离开老家和丈夫，去与远在海宁的王家长辈一起生活，可能性当然不大，这点王国维心里也明白。只是从礼仪着眼，还是先说明为好。1921年，罗孝纯生了女孩，请王国维取名。王国维告王潜明：“小孩命名，渠生于嘉乐里，即名令嘉可耳。”嘉乐里曾是罗振玉天津住宅的所在地。这里也可见王国维处事的细心。生了孙女，王国维在上海“分红蛋三四处”；“海宁无此俗例，即不分矣。”这种风俗，是将鸡蛋煮熟，外壳涂红色，送亲朋好友报喜。罗振玉对女儿、女婿有什么规劝，王国维知道后就立刻传父谕。比如，他于1921年11月（阴历）写信给王潜明：“闻汝在津皮袍内只穿夹袄，即棉袄亦未上身。罗宅劝汝加衣，汝皆不听。不独人家好意不可孤负，即此天气温度在（零下）三十度以下，岂竟不知冷暖耶？望速穿，不可违拗。”王国维有这样的处世哲学，“汝意亦不差，然人家好意，亦须委曲之”。从这点出发，罗府嘱加衣，更应接受。又过了一个月，潜明寄了一张照片给他。王国维又借此加以引导，嘱他注意防寒：“戴一厚帽，自可以御寒，出外时可将两耳放下，则亦可代风帽矣。”待到盛暑，他又写信说：“阅报知天津热至百十度左右，现上海每日九十四五度已极难受，津地如此，汝每日赴关，往返须携伞为佳，每出门须饮茶一杯，则不至罹日射病也。”这样关心日常生活的琐细之事，父亲的拳拳之心，令人感动。
王国维家里人口多，一般说，他身体并不算好，小毛病不断。经济上原来底子薄，遇有家人生病，经济上经常紧张。他夫人操持家务“亦不出游览”。这样的情况，罗振玉当然也估计得到。所以，王国维回上海后，罗振玉几次请他告全年开支多少，关心是真诚的。王国维亦详细报告过：“盖食住零用等项目，月虽不过百元左右，而不虞之费与衣服费用亦颇不赀，故上半年仅余百元，至待下半年学费而尽……故下半年如有所余，亦只得明春学费。全年购书亦无多，只四五十元而已，明年若无馆，自可稍省，学费不增加，大约千五百元已足。”王潜明找到工作之后，经济上仍未出现大的松动。王国维致王潜明信中，记录了他曾向罗振玉借钱。1922年春，他在信中说：“昨日媳妇（指罗孝纯——引者）与三少奶奶同坐新铭船赴津，于今晨七点钟开行……此次媳妇赴津带致汝岳函中有洋五十元，乃还去岁所借百元者（余五十元去岁已还刘季英处），又恐媳妇不肯持去，故但告以要件，未告以其中有钱，路上想不至有遗失也。”
王罗两家结为亲戚之后，津沪间如有人来往，常有礼物相送，惯常是土特产。比如1922年春王国维夫人“带津之物有甘蔗十节，麻糕廿小包，榨菜一包，饼干两罐送罗宅。又文明饼廿四个、瓜子两罐与汝妇”。王潜明夫妇用的铁床、籐绷也是由上海送往天津的，并带去“文明饼、海蜇头”。
通信中，也记录了不幸的事。王国维向潜明报告：“汝母于初九日晚十一钟二刻产一女。惟天气甚热，在楼上甚苦耳。”（1922.8.1）女取名端明。以后又告：“汝母因无乳，故将新生小妹携还海宁附于西门外一家乳养，每月费三元许。”第二年，1923年又告：“汝小妹已于上月（阴历三月——引者注）廿八夜殇去，因发热十八日，更无法治也。”王国维与孩子，尤其与长子交流最多。他对下一代独立于人世的殷切期望，首先寄托在潜明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