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所谓“仓圣明智大学”
上海人好都知道哈同花园，却极少有人知道仓圣明智大学。1916年1月初，王国维从日本京都回到上海，应同乡邹安（字景叔）之邀，在哈同处编学术刊物。哈同夫妇在上海滩冒险起家成了富翁，也关心起教育、学术，借以附庸风雅、沽名钓誉。其管家姬觉弥亦热衷此道。王国维一到上海，就听到周围人对姬觉弥“均有不满，然观其对维与公之举动似不至如所闻之甚。……须见其人乃可定，总之对其人交涉须谨慎耳”。“初九日，晴，晨八时许起，作致韫公书并家信。”他在致罗振玉的信中说：“姬君为人，至沪见敬（罗子经，一作子敬）、抗（樊炳清）二公即略闻其不妥……及晤乙老（沈曾植），又道其详。外间或云哈同夫人罗女士之干儿，乙老则直云罗氏嬖人也。而罗氏者，或云出于上海娼寮，或云广东咸水妹，其名誉颇不甚佳。姬则本姓潘，后改姓，皆谓系下等人。……乙老谓欲与此种人共事，非与哈亲立合同不可，又谓其人为善不足，为恶有余。看来此人非可与共事者。现在景叔回杭，一两日内可至。俟景叔到后，与之一见，看其为人再定办法。大约不出两途：（一）使景叔能负责任，则我处只严守办事界限，使景叔担保，每月交稿若干、润费若干，不问其他。（二）径弃前约，即使第一条能行，其人如此，决非久计。而其所办学堂，外间亦均有辞，学生只食蔬菜，又数年不许外出，故二三年后多得脚气病。其人如此，教料可知，故此后无论如何，学堂事决不问。”过了几天，邹安才回到哈园。王国维在日记中记：十三日，阴。邹景叔来约，与姬君俱来，“去哈同花园晤哈同。姬君导观各处并仓圣明智大学。大学尚未开办，仅有中小学而已”。阴历一月十五日，王国维提出办学报的两种办法。因为接洽工作的忙碌和伤神，王国维病了。阴历一月十五日《日记》中记：“是晚觉左目不适，就镜视之，则色稍红，盖连日疲于奔驰，或有灰尘入目故也。”一月十七日《日记》中又记此事：“至哈同花园赴姬君之招乃素席也。”九时归。
王国维将自己的处境原原本本告诉了罗振玉。“景叔于十二晚到此，十三日早来访，午后复与姬君俱来，即乘其车同至哈同花园，导观各处，并所谓仓圣明智大学者。其中仅有中学二年级并小学也。姬君为人，昨相处数目已能知其概，大约乙老诸人之言不谬。其人随处自显势力，一无学术及办事用人方法，而主意绝多，复随时变易。昨即欲延维为该校教务长，观其校事绝不合理，即设词谢之。语及学术，随口胡诌，语语出人意外，其识见态度绝似公所云天津某校之小学教员，而胆大过之……年不过三十许，一面挥金如土，在杭州购西湖地，一亩出六七千元；一面有陵藉一切之意。我辈处今日，固不必深问其人品学术，然以一小人而复多变易，且未受社会陶融，此等人殆难共处。试举一事：昨自同观学校后至学报编辑处，即谓维及景叔曰：‘此地处学校之上级地位，如见教员有不妥者，即随时用条开除。’即此一语，公可得其为人矣。唯昨日周流游观半日，讫无要语。最后维提议：《学报》（一）分门类而不立名目；（二）各门不必每期皆有；（三）兼印古书。此三者皆立刻解决，然其人彗星也，又非能知吾辈意者，今日解决此议，明日复提出他议，或再翻前案（即有记事，亦属无效）皆在意中。……姬谓维云：每日须入编辑处（然其处空无所有），因有事会议，故今日尚须一往。看来此局久则三个月，速则敷衍至月杪。明日便当致景叔：（一）担任二门，每月必交稿，但不能到园；（二）薪水受二门之数，不必照原议一百五十元（即照原书一门五十元之数亦可）。而吾辈之稿，他人不得干预。以返海宁一行或他事为辞，要其答书，如能允此，或可敷衍二三月，以后则不可知也。盖我辈如能委蛇取容，则辛亥以前早可得意，壬子以后又何事不可处乎？此事不独公所厚望尽成泡幻，即杂志一小事亦不能办妥，亦出维意料之外也。”
王国维是书生，但是，他“委蛇取容”地争取办刊物是成功的。其间矛盾曲折复杂，坚持过来，真不容易！
王国维马上投入了紧张的学术研究。可是不久，他发现编成的稿子，其实并不能马上付印。有时发了稿子，主持人竟说缺钱，王国维信中说：“岂有富豪而不能付此款之理？姬之办事，迥出情理之外，无论何人，不能测其是何命意。”“景亦无复，可怪之至。”而且，怪事接连而来。比如，据王国维《日记》载，一月廿二日，七时起作《学术丛编条例》，未竟，又得放下工作，去参加仓圣明智大学开学仪式，“我辈与外人亦与于礼”。这里的“礼”，指“拜仓颉”。向仓颉像行三跪九叩礼。校长姬觉弥，又是仓教教理的编造者。当时的一位学生这样回忆道：“明大的开学仪式是特别值得一记的。在名义上，罗迦陵夫人是院长、姬佛陀先生是校长……院长、校长难得到学校来。但是开学典礼，校长必亲自主持。钟声一响，学生早已聚集于大礼堂，排成整齐的队伍，等候校长的光临。照例，校长是在最前面，教务长在校长的侧面，接着的是王国维、王益吾、宋澄之等重要教习。他们的装束，都很古怪。王国维先生的大名，我在小学读书时，即已久仰。他是短短的身体，嘴唇上蓄着八字胡须，瓜皮小帽，缀有红帽结，后面拖着一根长辫子，这是他的特别表记，十足的满清遗老，最引起同学们的注意。”
王国维认为：“所谓仓教者，又全为荒谬不经，随口胡诌说，虽景叔亦畏而笑之。”“此月廿八，云是仓颉生辰，其日该校行礼，尚不足怪，而姬之生日，亦即此日，奇妙之至。”三十岁的姬觉弥生日，由账房从工资中扣款送礼。王国维接到了通知，还得去应酬。他又愤慨地写道：“哈园姬三十生日，演戏二日，园中人因必须忙数日，其内容可想见。以上所陈诸事，公可想见一斑。天下事大者亦大抵如斯，则时事可知矣。”他发现其内部办事紊乱，“姬君用钱勇于口说，而账房出纳颇吝。即如各人薪水，二月分至三月初二乃始发下，又用钱事，账房亦往往干预。”这样，《丛编》能不能办下去就不好说。更为滑稽的是开广仓学会，报上登广告“擅将维名列发起人中”。“十五日开会，并陈列古物开展览会，是日维一往观，而某复以招待员徽章佩诸维胸，维即藏之不用。十六、十七、十八继续开会，即拟绝迹不往。”以后，他又致函邹安，指责“该园强予徽章等无礼之事”。《学术丛编》印出之后，也不准发行，因为“无‘仓圣明智大学’字样”。于是，就于每页加印此六字。王国维因亲历种种弊端，不久便有“往东作寓公”之言。
罗振玉听到这些情况之后，致书为王国维出点子：“如公所言，弟以为甚不难处，不意公之所见正与弟相反也。若弟处此者，似并不所滞碍。试将弟所以处姬者为公略言之。一、姬为人恃权骄物，我则临之以正义（彼求我，非我求彼，临之以正义者即不与委蛇是也）。二、姬君说话多变化，弟即明告以议定不得反复。三、姬语到学堂办事，弟告以撰述须书卷，在家任事方便。但至校交稿必不迟误。四、姬请办报又请为教务长，弟若发现其教务不妥（似无庸退为后言），即先忠告其不合之处，而辞其教务长。”当时，罗振玉虽然也说，如不行，可重来海东，其实还是希望王国维成就其事。罗振玉的理由是：“公恶姬可免与见面，而得其薪金，一也。（弟意全报以三分之一为古书可得二百元一月）薪金足敷公家用，且最可积蓄。明年如不接续，亦可有一岁积蓄，二也。公可专心学术，日进无疆，三也。弟等考古作品得有发表之处，不必别谋刊刻，四也。”
由于王国维的一年努力，《学术丛编》出了十二期。哈园早就放风要裁人，社会上略有震动。王国维自己续订了一年约。他对罗振玉说：“哈园议留，事出意外，此事盖因今年结束，报我成绩可观，悟他人为之还不能。”为了创造工作条件，罗振玉又写信给邹安进行交涉：“静公平生之意在大成所学，弟在东亦无赏析之乐，故前续与哈园约满，弟邀静翁来东，已得其允许。”另一函又向邹安重申：“此次渠之就聘，乃弟劝驾。静公所学当世无其人，今之亭林也。弟平生最畏敬者，今年与哈相处委曲至矣；而其所以受此委曲之故，则因公之介绍与弟之劝驾。今弟不愿以随侯之珠为弹雀之用，哈园事不履行条件妄干涉撰述之事，稿不付印，印不应期，脩金亦不案期致送，此无与之共事之理。请明告该园，自此信到日，即为静公与哈园决绝之期，以后撰述之事，静翁全无责任。”罗、王商量好，如当面交涉无效，就出示这封近似最后通牒的信。于是，王国维当面找邹安交涉，邹却“意欲转圜”，询问到底有什么条件。王国维即告以整顿印书及不干涉内容二事。邹安立即面允。原来王国维已告罗振玉有四条可交涉处，临到当面交涉时，王国维只讲了上面的两条。因为另外两条一是与邹安本人的关系，并不直接涉及哈园；二是“薪水预约一条，一时难出诸口，旋为他语打岔，故未提及”。过了几天，王国维去邹安家，其时姬觉弥亦至，“有谢罪之语”，于是，王国维“亦含糊处之。此事尚未解决，须景定切实办法。看来如勉守一年之约，薪水有拖欠，而或不至缺少。惟印刷事整顿极难”。王国维的交涉，显然有老实书生的忍让的特点。他认为尚有回旋之余地，对罗振玉说：“公信并未出示，果如所料。”当时，罗振玉屡次建议他再去说，王国维也动过心，可是，王国维最后还是委曲求全地继续在上海待下来了。
王国维在哈园，最初并不在大学讲课，专事论著。第二年，姬觉弥找王国维谈，请任经学教授。这时，王国维已明知姬觉弥经济上有亏损，将来经费必紧，印书能否坚持也不好说，于是就答应了。但是，他也提出了条件：要将功课排在上半日，并备车迎送。姬亦允之。这样，第二年又续约干下去了。
1921年秋，他在致王潜明的信中说：“哈校将近秋祭，却有十数日停课也。”这个学校的安排与众不同，甚为古怪。1921年初（阴历十二月十五日）致书王潜明说：“哈园明岁大约如旧。我功课今年已每日二时，不能再增矣。”到了除夕，王国维在给王潜明的信中说：“哈同账房娄某于空各处三四万元，此次逃走，谅无可踪迹，其学堂尚无变动，至编辑处则裁人极多，唯存章、邹及我三四人。然我则明年学校功课须加增，势不能为编辑事矣。”王国维最苦的是要去周旋。1922年7月他给潜明的信中说：“今年哈园大做寿，出月须连日应酬，颇较上课为苦也。”这所学校于1922年冬结束。
仓圣明智大学在哈同公园里面，但只有在大庆日子才能让学生进去玩。比如哈同夫妇两人加起来一百三十岁双寿大庆就大庆三天。这个哈同公园楼台亭阁俱全，据说是参照大观园和倪云林的狮子林蓝图而建造，既有富丽堂皇的建筑又有曲径通幽的禅院。然而，气氛却是守旧的。开学定在阴历正月，而不是一般的阳历九月；不是星期日休息，而是一旬休息一天。在王国维的手稿中，有一份《仓圣明智大学章程序》，其中说：“举世竞言新，独我学校以旧名于天下。有以质余者，余对曰：余不知新旧，余但知是非而已。余焉知乎是与非，余但知利害而已。余焉知利害，余但知不以小利易大利，不以大害易小害而已夫。”这是他推诿不了的杂事，虽然代人立言，但文字的口气与介绍西方哲学时的王国维，已有天壤之别了。
王国维的上海生活，经济上一直紧张。1918年3月6日他在致罗振玉信中说：“近来物价日贵，人口益增，去岁所入仅能勉敷所出，而冬间因内人等患病，将前年预备之不动费，尽行用罄，今月遂有不能不借债。今日由尧芗代借百元，利率二分有半。因思由东汇款现百元，须少卅元左右，然如此利率亦不合算。看来此亏空数月间不易弥补，亦尚须稍有储蓄以为后备。”王国维在上海，有与沈曾植编《浙江通志》的固定收入，尚有商务印书馆自1921年起每月致送的收入。“此后商量旧学容当随时就正有道，谨自阳历明年一月份起谨致月修五十元。”上海《东方杂志》约稿，王国维下笔枯涩，“盖我辈于政治本甚阔疏，思为有用之文则甚费斟酌，若为无聊之文则又不知所以下笔，故屡提笔而终辍。然一二月内终当为一文，以为儿辈学费补助，恐须略带考据性质耳”。以后，王国维译了伯希和《近日东方古言语学及史学上之发明与其结论》一文，六七千字，送《东方杂志》。这篇文章很重要，但是，结果却出人预料。“所译伯希和演说送登《东方杂志》竟遭点额，（索四十元还廿元，怒而索还原稿）奉闻一笑。”可见，学者的生活充满辛酸。
王国维将自己的处境原原本本告诉了罗振玉。“景叔于十二晚到此，十三日早来访，午后复与姬君俱来，即乘其车同至哈同花园，导观各处，并所谓仓圣明智大学者。其中仅有中学二年级并小学也。姬君为人，昨相处数目已能知其概，大约乙老诸人之言不谬。其人随处自显势力，一无学术及办事用人方法，而主意绝多，复随时变易。昨即欲延维为该校教务长，观其校事绝不合理，即设词谢之。语及学术，随口胡诌，语语出人意外，其识见态度绝似公所云天津某校之小学教员，而胆大过之……年不过三十许，一面挥金如土，在杭州购西湖地，一亩出六七千元；一面有陵藉一切之意。我辈处今日，固不必深问其人品学术，然以一小人而复多变易，且未受社会陶融，此等人殆难共处。试举一事：昨自同观学校后至学报编辑处，即谓维及景叔曰：‘此地处学校之上级地位，如见教员有不妥者，即随时用条开除。’即此一语，公可得其为人矣。唯昨日周流游观半日，讫无要语。最后维提议：《学报》（一）分门类而不立名目；（二）各门不必每期皆有；（三）兼印古书。此三者皆立刻解决，然其人彗星也，又非能知吾辈意者，今日解决此议，明日复提出他议，或再翻前案（即有记事，亦属无效）皆在意中。……姬谓维云：每日须入编辑处（然其处空无所有），因有事会议，故今日尚须一往。看来此局久则三个月，速则敷衍至月杪。明日便当致景叔：（一）担任二门，每月必交稿，但不能到园；（二）薪水受二门之数，不必照原议一百五十元（即照原书一门五十元之数亦可）。而吾辈之稿，他人不得干预。以返海宁一行或他事为辞，要其答书，如能允此，或可敷衍二三月，以后则不可知也。盖我辈如能委蛇取容，则辛亥以前早可得意，壬子以后又何事不可处乎？此事不独公所厚望尽成泡幻，即杂志一小事亦不能办妥，亦出维意料之外也。”
王国维是书生，但是，他“委蛇取容”地争取办刊物是成功的。其间矛盾曲折复杂，坚持过来，真不容易！
王国维马上投入了紧张的学术研究。可是不久，他发现编成的稿子，其实并不能马上付印。有时发了稿子，主持人竟说缺钱，王国维信中说：“岂有富豪而不能付此款之理？姬之办事，迥出情理之外，无论何人，不能测其是何命意。”“景亦无复，可怪之至。”而且，怪事接连而来。比如，据王国维《日记》载，一月廿二日，七时起作《学术丛编条例》，未竟，又得放下工作，去参加仓圣明智大学开学仪式，“我辈与外人亦与于礼”。这里的“礼”，指“拜仓颉”。向仓颉像行三跪九叩礼。校长姬觉弥，又是仓教教理的编造者。当时的一位学生这样回忆道：“明大的开学仪式是特别值得一记的。在名义上，罗迦陵夫人是院长、姬佛陀先生是校长……院长、校长难得到学校来。但是开学典礼，校长必亲自主持。钟声一响，学生早已聚集于大礼堂，排成整齐的队伍，等候校长的光临。照例，校长是在最前面，教务长在校长的侧面，接着的是王国维、王益吾、宋澄之等重要教习。他们的装束，都很古怪。王国维先生的大名，我在小学读书时，即已久仰。他是短短的身体，嘴唇上蓄着八字胡须，瓜皮小帽，缀有红帽结，后面拖着一根长辫子，这是他的特别表记，十足的满清遗老，最引起同学们的注意。”
王国维认为：“所谓仓教者，又全为荒谬不经，随口胡诌说，虽景叔亦畏而笑之。”“此月廿八，云是仓颉生辰，其日该校行礼，尚不足怪，而姬之生日，亦即此日，奇妙之至。”三十岁的姬觉弥生日，由账房从工资中扣款送礼。王国维接到了通知，还得去应酬。他又愤慨地写道：“哈园姬三十生日，演戏二日，园中人因必须忙数日，其内容可想见。以上所陈诸事，公可想见一斑。天下事大者亦大抵如斯，则时事可知矣。”他发现其内部办事紊乱，“姬君用钱勇于口说，而账房出纳颇吝。即如各人薪水，二月分至三月初二乃始发下，又用钱事，账房亦往往干预。”这样，《丛编》能不能办下去就不好说。更为滑稽的是开广仓学会，报上登广告“擅将维名列发起人中”。“十五日开会，并陈列古物开展览会，是日维一往观，而某复以招待员徽章佩诸维胸，维即藏之不用。十六、十七、十八继续开会，即拟绝迹不往。”以后，他又致函邹安，指责“该园强予徽章等无礼之事”。《学术丛编》印出之后，也不准发行，因为“无‘仓圣明智大学’字样”。于是，就于每页加印此六字。王国维因亲历种种弊端，不久便有“往东作寓公”之言。
罗振玉听到这些情况之后，致书为王国维出点子：“如公所言，弟以为甚不难处，不意公之所见正与弟相反也。若弟处此者，似并不所滞碍。试将弟所以处姬者为公略言之。一、姬为人恃权骄物，我则临之以正义（彼求我，非我求彼，临之以正义者即不与委蛇是也）。二、姬君说话多变化，弟即明告以议定不得反复。三、姬语到学堂办事，弟告以撰述须书卷，在家任事方便。但至校交稿必不迟误。四、姬请办报又请为教务长，弟若发现其教务不妥（似无庸退为后言），即先忠告其不合之处，而辞其教务长。”当时，罗振玉虽然也说，如不行，可重来海东，其实还是希望王国维成就其事。罗振玉的理由是：“公恶姬可免与见面，而得其薪金，一也。（弟意全报以三分之一为古书可得二百元一月）薪金足敷公家用，且最可积蓄。明年如不接续，亦可有一岁积蓄，二也。公可专心学术，日进无疆，三也。弟等考古作品得有发表之处，不必别谋刊刻，四也。”
由于王国维的一年努力，《学术丛编》出了十二期。哈园早就放风要裁人，社会上略有震动。王国维自己续订了一年约。他对罗振玉说：“哈园议留，事出意外，此事盖因今年结束，报我成绩可观，悟他人为之还不能。”为了创造工作条件，罗振玉又写信给邹安进行交涉：“静公平生之意在大成所学，弟在东亦无赏析之乐，故前续与哈园约满，弟邀静翁来东，已得其允许。”另一函又向邹安重申：“此次渠之就聘，乃弟劝驾。静公所学当世无其人，今之亭林也。弟平生最畏敬者，今年与哈相处委曲至矣；而其所以受此委曲之故，则因公之介绍与弟之劝驾。今弟不愿以随侯之珠为弹雀之用，哈园事不履行条件妄干涉撰述之事，稿不付印，印不应期，脩金亦不案期致送，此无与之共事之理。请明告该园，自此信到日，即为静公与哈园决绝之期，以后撰述之事，静翁全无责任。”罗、王商量好，如当面交涉无效，就出示这封近似最后通牒的信。于是，王国维当面找邹安交涉，邹却“意欲转圜”，询问到底有什么条件。王国维即告以整顿印书及不干涉内容二事。邹安立即面允。原来王国维已告罗振玉有四条可交涉处，临到当面交涉时，王国维只讲了上面的两条。因为另外两条一是与邹安本人的关系，并不直接涉及哈园；二是“薪水预约一条，一时难出诸口，旋为他语打岔，故未提及”。过了几天，王国维去邹安家，其时姬觉弥亦至，“有谢罪之语”，于是，王国维“亦含糊处之。此事尚未解决，须景定切实办法。看来如勉守一年之约，薪水有拖欠，而或不至缺少。惟印刷事整顿极难”。王国维的交涉，显然有老实书生的忍让的特点。他认为尚有回旋之余地，对罗振玉说：“公信并未出示，果如所料。”当时，罗振玉屡次建议他再去说，王国维也动过心，可是，王国维最后还是委曲求全地继续在上海待下来了。
王国维在哈园，最初并不在大学讲课，专事论著。第二年，姬觉弥找王国维谈，请任经学教授。这时，王国维已明知姬觉弥经济上有亏损，将来经费必紧，印书能否坚持也不好说，于是就答应了。但是，他也提出了条件：要将功课排在上半日，并备车迎送。姬亦允之。这样，第二年又续约干下去了。
1921年秋，他在致王潜明的信中说：“哈校将近秋祭，却有十数日停课也。”这个学校的安排与众不同，甚为古怪。1921年初（阴历十二月十五日）致书王潜明说：“哈园明岁大约如旧。我功课今年已每日二时，不能再增矣。”到了除夕，王国维在给王潜明的信中说：“哈同账房娄某于空各处三四万元，此次逃走，谅无可踪迹，其学堂尚无变动，至编辑处则裁人极多，唯存章、邹及我三四人。然我则明年学校功课须加增，势不能为编辑事矣。”王国维最苦的是要去周旋。1922年7月他给潜明的信中说：“今年哈园大做寿，出月须连日应酬，颇较上课为苦也。”这所学校于1922年冬结束。
仓圣明智大学在哈同公园里面，但只有在大庆日子才能让学生进去玩。比如哈同夫妇两人加起来一百三十岁双寿大庆就大庆三天。这个哈同公园楼台亭阁俱全，据说是参照大观园和倪云林的狮子林蓝图而建造，既有富丽堂皇的建筑又有曲径通幽的禅院。然而，气氛却是守旧的。开学定在阴历正月，而不是一般的阳历九月；不是星期日休息，而是一旬休息一天。在王国维的手稿中，有一份《仓圣明智大学章程序》，其中说：“举世竞言新，独我学校以旧名于天下。有以质余者，余对曰：余不知新旧，余但知是非而已。余焉知乎是与非，余但知利害而已。余焉知利害，余但知不以小利易大利，不以大害易小害而已夫。”这是他推诿不了的杂事，虽然代人立言，但文字的口气与介绍西方哲学时的王国维，已有天壤之别了。
王国维的上海生活，经济上一直紧张。1918年3月6日他在致罗振玉信中说：“近来物价日贵，人口益增，去岁所入仅能勉敷所出，而冬间因内人等患病，将前年预备之不动费，尽行用罄，今月遂有不能不借债。今日由尧芗代借百元，利率二分有半。因思由东汇款现百元，须少卅元左右，然如此利率亦不合算。看来此亏空数月间不易弥补，亦尚须稍有储蓄以为后备。”王国维在上海，有与沈曾植编《浙江通志》的固定收入，尚有商务印书馆自1921年起每月致送的收入。“此后商量旧学容当随时就正有道，谨自阳历明年一月份起谨致月修五十元。”上海《东方杂志》约稿，王国维下笔枯涩，“盖我辈于政治本甚阔疏，思为有用之文则甚费斟酌，若为无聊之文则又不知所以下笔，故屡提笔而终辍。然一二月内终当为一文，以为儿辈学费补助，恐须略带考据性质耳”。以后，王国维译了伯希和《近日东方古言语学及史学上之发明与其结论》一文，六七千字，送《东方杂志》。这篇文章很重要，但是，结果却出人预料。“所译伯希和演说送登《东方杂志》竟遭点额，（索四十元还廿元，怒而索还原稿）奉闻一笑。”可见，学者的生活充满辛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