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牖轩随录》是为《盛京时报》写的读书札记,署名礼堂。自1914年9月9日至1915年7月16日,发表180则。属长篇连载。
王国维对中国古书中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有自己的独到看法。他说:“余尝数古今最大著述,不过五六种。汉则司马迁之《史记》,许慎之《说文解字》,六朝则郦道元之《水经注》,唐则杜佑之《通典》,宋则沈括之《梦溪笔谈》,皆一空倚傍,自创新体。后人著书,不过赓续之,摹拟之,注释之,改正之而已。然《史记》诸书,皆蒐辑旧闻为之,犹不过组织考覈之功。唯《笔谈》皆自道其所得,其中虽杂以琐闻谐谑,与寻常杂家相等,然其精到之处,乃万劫不可磨灭,后人每无能继之者,可谓豪杰之士矣。”这是王国维论人论文重独创性的证明。他论人的影响,重视其是否有“继之者”,即今天所谓开拓的新的学术领域有后续性。这种学术上的要求,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王国维本人学术选择的标准。他对《梦溪笔谈》很崇敬,还谈到这部书“陕西石油之富,冠于中国,近议开采,此事宋人已知之”,还有该书谈到冶铁的技术。
王国维对服饰考订很自信,花了很大工夫。他后来写过《胡服考》的名著,其实这里已有论述。他说:“世人皆知赵武灵王始服胡服,不审胡服形制如何,不知果行于后世否。余曩释《流沙坠简》时,曾一考之,始知赵武灵王之胡服,即汉以后之袴褶服。此服大行于六朝、隋唐间,即唐以后之常服,亦参用其制者也。”
论诗重初唐长庆体,论词不喜长调,这是王国维一贯的倾向。他说:“宋元以来诗人,为初唐长庆体者甚少,为之亦辄不工。至国初,始得吴娄东。乾嘉以后,效吴体者渐多,大抵有肉无骨,如陈云伯辈耳,独山阳鲁通甫先生根柢深厚,气骨高骞,乃能与娄东抗手。”“词调中最长者为《莺啼序》,词人为之者甚少,亦不能工。汪水云《重过金陵》一阕,悲凉委婉,远在吴梦窗之上,因梦窗但知堆垛,羌无意致故也。”
这篇随笔有不少内容论述佛教何时流入中国,古器物上的韵文、化石的出土等,其中也有夫子自道的文字:“端忠敏藏器分置京师、河南二处,其在行箧者,亦当不少,死事之后,不知流落何所矣。海宁王静安《壬癸集》中,有《蜀道难》一篇,为忠敏作也。”
《二牖轩随录》中最令人注目的,是一篇《人间词话》选,在前文已有评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