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壬癸集》与《颐和园词》
1913年，王国维在日本出版了《壬癸集》，集1912年（壬子）和1913年（癸丑）两年写的诗二十首。现在比较容易见到的为日本京都圣华房聚珍本，在以前还有日本江州旧木大活字印本。这本诗集在当时日本汉学家和国内的清朝遗老中有一定的影响。对故国山河、历史、风俗的怀念之情，以及抒发了他甘愿当清代遗老的心态。
《颐和园词》，七言古诗，为古代通行的歌行体，叙清代最后灭亡之事，用的却是庄重的史诗的写法。《颐和园词》以歌颂的笔调写慈禧太后的一生，诗人以她个人身世的最后凋零寄寓对整个清代历史命运的同情。在现代一般人的心目中，慈禧太后统治时期，订下了不少卖国条约，丧权辱国，加以太平军起义，内忧外患频仍。王国维却正面叙述她度过了许多事件而称之为“中兴”。对慈禧的个人才能也赞扬为“东朝渊塞曾无匹，西宫才略称第一”。诗人展现了颐和园的景色：“西直门西柳色青，玉泉山下水流清。新锡山名呼万寿，旧疏湖水号昆明。昆明万寿佳山水，中间宫殿排云起。拂水回廊千步深，冠山杰阁三层峙。隥道盘纡凌紫烟，上方宝殿放祈年。更栽火树千花发，不数明珠彻夜悬。”写景先从远眺着手，又点出园中著名景点的特色，更写出祈年殿之幽深，夜景之灿烂。王国维称许吴梅村“遇白描处尤有深味”，也正可以用来评这几句诗。慈禧挪用海军的经费建造了颐和园，此诗却写颐和园建成为“是时朝野多丰豫”。传说慈禧回忆一生经历，常有慨叹之词。王国维竟加以宽慰：“五十年间天下母，后来无继前无偶。却因清暇话平生，万事何堪重回首。”之后，又详述慈禧一生大事，按实情，慈禧庚子战败逃回北京后，进行过“改革”，比如1904年决定停止科举，王国维早就说：“诏废八股，实为数百年来一大举动。”1905年派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她在朝廷上说：“日本有宪法，于国家甚好。”引得满朝文武目瞪口呆，退朝纷纷去补课。王国维亲历了这段历史，有共鸣颇自然。诗歌写她有坚持精神，一直到她临死时还在做人事安排，然而“寡妇孤儿要易欺”，欺骗人的是袁世凯，诗人对他进行了批判。全诗结束时，当叙清亡。诗人似乎不忍心明言，只是寄寓歌颂明代陵墓“松柏郁青青”，年年有人去祭奠。诗歌暗示清陵也会有后人祭奠。
王国维《颐和园词》的发表，引起了广泛的影响。罗振玉见了十分赏识，亲自手写付石印。日本学者见了译成日文在《艺文》杂志发表。王国维与日本学者铃木虎雄两次讨论过《颐和园词》。1912年5月在致铃木虎雄信中说：“前从《日本及日本人》中见大著《哀清赋》，仆本拟作《东征赋》，因之搁笔。前作《颐和园词》一首，虽不敢上希白傅，庶几追步梅村。盖白傅能不使事，梅村则专以使事为工。然梅村自有雄气骏骨，遇白描处尤有深味，非如陈云伯等但以秀缛见长，有肉无骨也。拙诗附呈，祈教正。”铃木发表在《艺文》杂志上的汉诗为《哀将军曲》，当时日本明治天皇逝世，改元“大正”，引起政治上有人有动摇国体之策划。此时乃木大将毅然于国内为天皇送葬之际，在家切腹自裁。他夫人知道丈夫的志向，也于同时自尽。这事件震动朝野，使奸人暂时不敢动作。王国维曾称颂铃木虎雄此作为“悲壮淋漓，得古乐府妙处。虽微以直率为嫌，而真气自不可掩。贵邦汉诗中实未见此作也”。王国维写端方的《蜀道难》，也有哀将军之寓意。
铃木虎雄读了《颐和园词》，赞许“风骨俊爽，彩华绚烂”，以梅村诗论之，并表示要译成日文。王国维再次致函铃木虎雄说：“颐和园词》称奖过实，甚愧。此词于觉罗氏一姓末路之事略具，至于全国民之运命，与其所以致病之由，及其所得之果，尚有更可悲于此者，拟为《东征赋》以发之，然手腕尚未成熟，姑俟异日。尊论梅村诗，深得中其病。至于龙跳虎卧而见起伏，鲸铿春丽而不假典故，要唯第一流之作者能之。梅村诗品，自当在上中、上下间，然有清刚之气，故不致如陈云伯辈之有肉无骨也。拙词尊意拟转载贵邦杂志，毫无不可。”这里所谓的“更可悲者”，指端方。《东征赋》大约是以后写的《蜀道难》。铃木虎雄称许《颐和园词》，以《圆圆曲》比之。一则吴梅村的《圆圆曲》叙明代亡国之情景，《颐和园词》写清代之末路，在内容上会自然地联想起来。二则在艺术表现上，都用歌行体。白居易的诗在日本影响甚大，其歌行体更脍炙人口。有的日本学者赞许王国维的《颐和园词》似《圆圆曲》，王国维却回答说：“不敢上希白傅，庶几追步梅村。”这有自谦之意，也有更以白居易为榜样的意思。白居易与吴梅村的不同处，“盖白傅能不使事，梅村则专以使事为工。”这说明是准确的。其实，王国维本人历来并不主张写诗多用典，所以，他曾褒白贬吴。《人间词话》说：“以《长恨歌》之壮采，而所隶之事，只‘小玉双成’四字，才有余也。梅村歌行，则非隶事不办。白吴优劣，即于此见。”不过，这里王国维又指出了同样用典也有不同的艺术天地，称吴梅村有“清刚之气”“雄气骏骨”是也。这里又要从深一层思考，王国维为什么用典呢？用诗来概括一个时代，有其难处，而用典有点概括性。《颐和园词》这首诗表示对慈禧末路的同情，用典增加了诗的古雅的气息。
王国维与日本学者之间互相酬唱，表达仰慕之情，亦为一盛事。狩野直喜去欧洲看敦煌材料，王国维赋诗以壮其行，这就是《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欧洲》。他写了诗，先送铃木虎雄，并在信中说明：“索送狩野教授诗稿，兹特呈上。惟诗中语意，于贵国社会政治前途颇有隐虑，与伦敦《泰姆士时报》意略相同。窃念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况国维以亡国之民为此言乎？贵国人观之，或恐不喜，登录杂志与否，祈斟酌为幸。”这首诗的意义，是叙王国维与狩野的友情。王国维好多关于敦煌著作的跋语，都受益于狩野博士提供的材料，可见，狩野此行甚有意义。诗中叙及日本政局有波动，“此邦瞳瞳如晓月，国体宇内称第一。微闻近时尚功利，复云小吏乏风节。”其实，这是日本国内外常见的一般性的评论，王国维的诗也未引起特别的注意。铃木虎雄送去登在《艺文》杂志上。
王国维1912年（壬子）所写三首长诗是《颐和园词》《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欧洲》《蜀道难》，被称为“壬子三诗”。到了1913年，他又向缪荃孙报告：“维自阴历开岁后共作诗十余首，而此《隆裕太后挽歌辞五言排律九十韵》颇为满意，惜篇幅太长，不能写呈，拟将至东以后诗编成一卷付之排印，再行奉呈教正。”这首诗，也在日本报刊上登载了。于是，王国维的遗老形象就进一步树立起来了。
《壬癸集》中值得重视的，是一些怀念家乡的诗，真情洋溢，基本不用典故。《昔游》首章云：“端居爱山水，懒性怯游观。同游畏俗客，独游兴易阑。”以及末章写的“京师厌尘土，终日常掩关。西山朝暮见，五载未一攀”。他怀念过苏州的生活，“二年客吴郡，所爱即西山”。他歌咏过杭州的景色，“西湖天下胜，春日四序最。我行直暮春，山路雨初霁。言从金沙港，步至云林寺”。他对江南景物确是充满感情，叙写起来，历历如数家珍：“我本江南人，能说江南美。家家门系船，往往阁临水。兴来即命棹，归去辄隐几。……微风葭菼外，明月荇藻底。波暖散凫鹥，渊深跃鰋鲤。枯槎渔网挂，别浦菱歌起。何处无此境，吴会三千里。”在异国他乡再忆往事，更显出写景真切，情挚意深。
王国维没有写出在日本记游的诗。他从住处去罗家“上班”，必然见到一大片红叶，他却写了一首由樱花联想起红叶的诗《观红叶一绝句》：“漫山填谷涨红霞，点缀残秋意太奢。若问蓬莱好风景，为言枫叶胜樱花。”樱花是日本的国花，此花灿烂而短暂，另有一种生命寄托的哲理。王国维定然想起杜牧“霜叶红于二月花”的诗意，称颂红叶之美，令人神往。
《颐和园词》，七言古诗，为古代通行的歌行体，叙清代最后灭亡之事，用的却是庄重的史诗的写法。《颐和园词》以歌颂的笔调写慈禧太后的一生，诗人以她个人身世的最后凋零寄寓对整个清代历史命运的同情。在现代一般人的心目中，慈禧太后统治时期，订下了不少卖国条约，丧权辱国，加以太平军起义，内忧外患频仍。王国维却正面叙述她度过了许多事件而称之为“中兴”。对慈禧的个人才能也赞扬为“东朝渊塞曾无匹，西宫才略称第一”。诗人展现了颐和园的景色：“西直门西柳色青，玉泉山下水流清。新锡山名呼万寿，旧疏湖水号昆明。昆明万寿佳山水，中间宫殿排云起。拂水回廊千步深，冠山杰阁三层峙。隥道盘纡凌紫烟，上方宝殿放祈年。更栽火树千花发，不数明珠彻夜悬。”写景先从远眺着手，又点出园中著名景点的特色，更写出祈年殿之幽深，夜景之灿烂。王国维称许吴梅村“遇白描处尤有深味”，也正可以用来评这几句诗。慈禧挪用海军的经费建造了颐和园，此诗却写颐和园建成为“是时朝野多丰豫”。传说慈禧回忆一生经历，常有慨叹之词。王国维竟加以宽慰：“五十年间天下母，后来无继前无偶。却因清暇话平生，万事何堪重回首。”之后，又详述慈禧一生大事，按实情，慈禧庚子战败逃回北京后，进行过“改革”，比如1904年决定停止科举，王国维早就说：“诏废八股，实为数百年来一大举动。”1905年派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她在朝廷上说：“日本有宪法，于国家甚好。”引得满朝文武目瞪口呆，退朝纷纷去补课。王国维亲历了这段历史，有共鸣颇自然。诗歌写她有坚持精神，一直到她临死时还在做人事安排，然而“寡妇孤儿要易欺”，欺骗人的是袁世凯，诗人对他进行了批判。全诗结束时，当叙清亡。诗人似乎不忍心明言，只是寄寓歌颂明代陵墓“松柏郁青青”，年年有人去祭奠。诗歌暗示清陵也会有后人祭奠。
王国维《颐和园词》的发表，引起了广泛的影响。罗振玉见了十分赏识，亲自手写付石印。日本学者见了译成日文在《艺文》杂志发表。王国维与日本学者铃木虎雄两次讨论过《颐和园词》。1912年5月在致铃木虎雄信中说：“前从《日本及日本人》中见大著《哀清赋》，仆本拟作《东征赋》，因之搁笔。前作《颐和园词》一首，虽不敢上希白傅，庶几追步梅村。盖白傅能不使事，梅村则专以使事为工。然梅村自有雄气骏骨，遇白描处尤有深味，非如陈云伯等但以秀缛见长，有肉无骨也。拙诗附呈，祈教正。”铃木发表在《艺文》杂志上的汉诗为《哀将军曲》，当时日本明治天皇逝世，改元“大正”，引起政治上有人有动摇国体之策划。此时乃木大将毅然于国内为天皇送葬之际，在家切腹自裁。他夫人知道丈夫的志向，也于同时自尽。这事件震动朝野，使奸人暂时不敢动作。王国维曾称颂铃木虎雄此作为“悲壮淋漓，得古乐府妙处。虽微以直率为嫌，而真气自不可掩。贵邦汉诗中实未见此作也”。王国维写端方的《蜀道难》，也有哀将军之寓意。
铃木虎雄读了《颐和园词》，赞许“风骨俊爽，彩华绚烂”，以梅村诗论之，并表示要译成日文。王国维再次致函铃木虎雄说：“颐和园词》称奖过实，甚愧。此词于觉罗氏一姓末路之事略具，至于全国民之运命，与其所以致病之由，及其所得之果，尚有更可悲于此者，拟为《东征赋》以发之，然手腕尚未成熟，姑俟异日。尊论梅村诗，深得中其病。至于龙跳虎卧而见起伏，鲸铿春丽而不假典故，要唯第一流之作者能之。梅村诗品，自当在上中、上下间，然有清刚之气，故不致如陈云伯辈之有肉无骨也。拙词尊意拟转载贵邦杂志，毫无不可。”这里所谓的“更可悲者”，指端方。《东征赋》大约是以后写的《蜀道难》。铃木虎雄称许《颐和园词》，以《圆圆曲》比之。一则吴梅村的《圆圆曲》叙明代亡国之情景，《颐和园词》写清代之末路，在内容上会自然地联想起来。二则在艺术表现上，都用歌行体。白居易的诗在日本影响甚大，其歌行体更脍炙人口。有的日本学者赞许王国维的《颐和园词》似《圆圆曲》，王国维却回答说：“不敢上希白傅，庶几追步梅村。”这有自谦之意，也有更以白居易为榜样的意思。白居易与吴梅村的不同处，“盖白傅能不使事，梅村则专以使事为工。”这说明是准确的。其实，王国维本人历来并不主张写诗多用典，所以，他曾褒白贬吴。《人间词话》说：“以《长恨歌》之壮采，而所隶之事，只‘小玉双成’四字，才有余也。梅村歌行，则非隶事不办。白吴优劣，即于此见。”不过，这里王国维又指出了同样用典也有不同的艺术天地，称吴梅村有“清刚之气”“雄气骏骨”是也。这里又要从深一层思考，王国维为什么用典呢？用诗来概括一个时代，有其难处，而用典有点概括性。《颐和园词》这首诗表示对慈禧末路的同情，用典增加了诗的古雅的气息。
王国维与日本学者之间互相酬唱，表达仰慕之情，亦为一盛事。狩野直喜去欧洲看敦煌材料，王国维赋诗以壮其行，这就是《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欧洲》。他写了诗，先送铃木虎雄，并在信中说明：“索送狩野教授诗稿，兹特呈上。惟诗中语意，于贵国社会政治前途颇有隐虑，与伦敦《泰姆士时报》意略相同。窃念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况国维以亡国之民为此言乎？贵国人观之，或恐不喜，登录杂志与否，祈斟酌为幸。”这首诗的意义，是叙王国维与狩野的友情。王国维好多关于敦煌著作的跋语，都受益于狩野博士提供的材料，可见，狩野此行甚有意义。诗中叙及日本政局有波动，“此邦瞳瞳如晓月，国体宇内称第一。微闻近时尚功利，复云小吏乏风节。”其实，这是日本国内外常见的一般性的评论，王国维的诗也未引起特别的注意。铃木虎雄送去登在《艺文》杂志上。
王国维1912年（壬子）所写三首长诗是《颐和园词》《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欧洲》《蜀道难》，被称为“壬子三诗”。到了1913年，他又向缪荃孙报告：“维自阴历开岁后共作诗十余首，而此《隆裕太后挽歌辞五言排律九十韵》颇为满意，惜篇幅太长，不能写呈，拟将至东以后诗编成一卷付之排印，再行奉呈教正。”这首诗，也在日本报刊上登载了。于是，王国维的遗老形象就进一步树立起来了。
《壬癸集》中值得重视的，是一些怀念家乡的诗，真情洋溢，基本不用典故。《昔游》首章云：“端居爱山水，懒性怯游观。同游畏俗客，独游兴易阑。”以及末章写的“京师厌尘土，终日常掩关。西山朝暮见，五载未一攀”。他怀念过苏州的生活，“二年客吴郡，所爱即西山”。他歌咏过杭州的景色，“西湖天下胜，春日四序最。我行直暮春，山路雨初霁。言从金沙港，步至云林寺”。他对江南景物确是充满感情，叙写起来，历历如数家珍：“我本江南人，能说江南美。家家门系船，往往阁临水。兴来即命棹，归去辄隐几。……微风葭菼外，明月荇藻底。波暖散凫鹥，渊深跃鰋鲤。枯槎渔网挂，别浦菱歌起。何处无此境，吴会三千里。”在异国他乡再忆往事，更显出写景真切，情挚意深。
王国维没有写出在日本记游的诗。他从住处去罗家“上班”，必然见到一大片红叶，他却写了一首由樱花联想起红叶的诗《观红叶一绝句》：“漫山填谷涨红霞，点缀残秋意太奢。若问蓬莱好风景，为言枫叶胜樱花。”樱花是日本的国花，此花灿烂而短暂，另有一种生命寄托的哲理。王国维定然想起杜牧“霜叶红于二月花”的诗意，称颂红叶之美，令人神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