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从提倡西方哲学到“学无中西”
王国维早年以提倡西方哲学自任，他在《教育世界》上刊登照片时，专署“本社专治哲学的社员”。他在《论近年之学术界》一文的开头就说：“外界之势力之影响于学术，岂不大哉！”但是，他在大声疾呼地提倡西方哲学、特别是“深邃伟大之思想”时，也深刻地指出：“西洋之思想之不能骤输入我中国，亦自然之势也。况中国之民固实际的而非理论的，即令一时输入，非与我中国固有之思想相化，决不能保其势力。”王国维辛亥之后到了日本，学习研究的方向、趣味上有了大的转变。
这时候，他怎样看待学术上的中西关系呢？一种意见是罗振玉的，他在王国维死后，为他作传，叙及日本京都生活时说：“予乃劝公专研国学，而先于小学训诂培植其基，并与论学术得失……方今世论益歧，三千年之教泽不绝如缐，非矫枉不能返经。士生今日，万事无可为，欲拯此横流，舍返经信古末由也。公年方壮，予亦未至衰暮，守先待后，期与子共勉之。公闻而悚然，自怼以前所学未醇，乃取行箧《静庵文集》百余册悉摧烧之，欲北面称弟子。予以东原之于茂堂者谢之。其迁善徙义之勇如此。”
1983年出版的《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载吴文祺《王国维学术思想评价》一文提出了对罗氏的质疑：“该遗老在1923年为《观堂集林》作序时，只字未提烧毁《静庵文集》的事，那时王氏还在，他不好意思当面造谣。等到论王氏遗书时，王氏已不在人间，死无对证，他就可以信口胡说。此不可信者一。”其二是1920、1921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代售《静庵文集》，据此，吴氏认为“王氏行箧中的《静庵文集》既已烧毁于前，于商务代售的《静庵文集》则任其流传于外，天下可有此理？此不可信者二”。三是，提倡尼采、叔本华，从整体上说，“五四”以后之事，因为“辛亥革命只是政体换了一个形式，至于上层建筑的文化，并没有根本动摇。当时的革命党人如章炳麟、刘师培等，都以精研小学驰名当世”。
研究一个作家、学者，重视对他的学术道路转折期的分析，十分重要。不同意见的对比，有利于大家从不同的角度，予以认真的思索。
1914年初夏，王国维曾为罗振玉写了一篇《国学丛刊序》，他自己也写了一篇《国学丛刊序》。此丛刊后改名为《雪堂丛刻》，王国维在日本期间的著作，主要刊于此。笔者认为，王国维《国学丛刊序》是说明他自己学术倾向的重要文章。这篇文章的中心是：“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
对于学术，不从中西古今去划分，而是从学科自身分类和是否是真理加以判定。因为中西古今，对于一个学科来说是一种有关地域的分类：中学有对的，也有错的；西学有科学的，也有不科学的。所以，对学术的看法，从知识范围而论，有三类，即科学、史学、文学。以上三类学问区别何在呢？王国维回答说：“凡记叙事物而求其原因，定其理法者，谓之科学；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者谓之史学，至出入二者间，而兼有玩物适情之效者，谓之文学。”“凡事物必尽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此科学之所有事也；而欲求知识之真与道理之是者，不可不知事物道理之所以存在之由，与其变迁之故，此史学之所有事也；若夫知识道理之不能表以议论，而但可表以情感者，与夫不能求诸实地，而但可求诸想象者，此则文学之所有事。”各国的学术都不出于上述三者，但是，各国所长何在，是由其国民性之不同，境遇之不同造成的。
王国维自己设问：何以言学无新旧也？他认为当时的倾向是将古今不正确地对立起来。“今之君子，非一切蔑古，即一切尚古。”其原因在于：“蔑古者出于科学上之见地，而不知有史学；尚古者出于史学上之见地，而不知有科学；即为调停之说者，亦未能知取舍之所以然。此所以有古今新旧之说也。”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王国维这时研究中国古代经典，并非又重新代“圣人立言”。他认为科学上的是非，不是由圣贤的话可作标准的；但是，作为历史，古人的遗迹有历史科学上的价值，值得重视。由此可见，王国维并未将新学与旧学对立起来。他说：“夫天下之事物，自科学上观之，与自史学上观之，其立论各不同。自科学上观之，则事物必尽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凡吾智之不能通，而吾心之所不能安者，虽圣贤言之，有所不信焉；虽圣贤行之，有所不慊焉。何则？圣贤所以别真伪也，真伪非由圣贤出也；所以明是非也，是非非由圣贤立也。自史学上观之，则不独事理之真与是者，足资研究而已，即今日所视为不真之学说，不是之制度风俗，必有所以成立之由，与其所以适于一时之故。其因存于邃古，而其果及于方来，故材料之足资参考者，虽至纤悉，不敢弃焉。”这段行文，可以看出，王国维具有当时人难得的发展观点；正是从这个观点出发，他又认为史学与科学纵然有相异的一面，亦有互相依存的一面。
王国维又自己设问：何以言学无中西也？因为，世界上的学问，无非科学、史学、文学，那么中西之别不在有没有这三门科学，而在于三门学问的深浅广狭。当时的中国，在争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王国维尖锐地指出：“中国今日，实无学之患，而非中学西学偏重之患。”他特别强调，中学西学在中国要互相促进，学术发展才有前途。“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特余所谓中学，非世之君子所谓中学；所谓西学，非今日学校所授之西学而已。治《毛诗》、《尔雅》者，不能不通天文博物诸学；而治博物学者，苟质以《诗》《骚》草木之名状而不知焉，则于此学固未为善。”这就是王国维中学、西学“互相促进”论。
王国维的史学研究，常常在一些细微之关键处进行考证，这是不是有用呢？他也作了回答。他认为：“余谓凡学皆无用也，皆有用也。”学问一般不能马上搬来作实际的用途，学问有整体上的理论意义，也可能有长远的历史价值。他反对主张实用主义地看待学术的功利性。他自信地提出：“夫天下之事物，非由全不足以知曲，非致曲不足以知全，虽一物之解释，一事之决断，非深知宇宙、人生之真相者，不能为也。而欲知宇宙、人生者，虽宇宙中之一现象，历史上之一事实，亦未始无所贡献。故深湛幽渺之思，学者有所不避焉，迂远繁琐之讥，学者有所不辞焉。事物无大小，无远近，苟思之得其真，纪之得其实，极其会归，皆有裨于人类之生存福祉。己不竟其绪，他人当能竟之；今不获其用，后世当能用之。”
《国学丛刊》当然以中学为主，然而，这篇序言可以说是一种治国学的新的主张。如果研究王国维国学研究的出发点，研究他的理论上的根本追求，这篇文章提供了直接的材料。
王国维的成绩，虽已有公论，但是，不同的人对他常有不同的说法，不同的评价。在这样的情况下，重视真实的材料，特别是重视他本人署名的文章，当然是更为重要的。借用王国维的话来说：“其理至浅，其事至明。”
这时候，他怎样看待学术上的中西关系呢？一种意见是罗振玉的，他在王国维死后，为他作传，叙及日本京都生活时说：“予乃劝公专研国学，而先于小学训诂培植其基，并与论学术得失……方今世论益歧，三千年之教泽不绝如缐，非矫枉不能返经。士生今日，万事无可为，欲拯此横流，舍返经信古末由也。公年方壮，予亦未至衰暮，守先待后，期与子共勉之。公闻而悚然，自怼以前所学未醇，乃取行箧《静庵文集》百余册悉摧烧之，欲北面称弟子。予以东原之于茂堂者谢之。其迁善徙义之勇如此。”
1983年出版的《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载吴文祺《王国维学术思想评价》一文提出了对罗氏的质疑：“该遗老在1923年为《观堂集林》作序时，只字未提烧毁《静庵文集》的事，那时王氏还在，他不好意思当面造谣。等到论王氏遗书时，王氏已不在人间，死无对证，他就可以信口胡说。此不可信者一。”其二是1920、1921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代售《静庵文集》，据此，吴氏认为“王氏行箧中的《静庵文集》既已烧毁于前，于商务代售的《静庵文集》则任其流传于外，天下可有此理？此不可信者二”。三是，提倡尼采、叔本华，从整体上说，“五四”以后之事，因为“辛亥革命只是政体换了一个形式，至于上层建筑的文化，并没有根本动摇。当时的革命党人如章炳麟、刘师培等，都以精研小学驰名当世”。
研究一个作家、学者，重视对他的学术道路转折期的分析，十分重要。不同意见的对比，有利于大家从不同的角度，予以认真的思索。
1914年初夏，王国维曾为罗振玉写了一篇《国学丛刊序》，他自己也写了一篇《国学丛刊序》。此丛刊后改名为《雪堂丛刻》，王国维在日本期间的著作，主要刊于此。笔者认为，王国维《国学丛刊序》是说明他自己学术倾向的重要文章。这篇文章的中心是：“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
对于学术，不从中西古今去划分，而是从学科自身分类和是否是真理加以判定。因为中西古今，对于一个学科来说是一种有关地域的分类：中学有对的，也有错的；西学有科学的，也有不科学的。所以，对学术的看法，从知识范围而论，有三类，即科学、史学、文学。以上三类学问区别何在呢？王国维回答说：“凡记叙事物而求其原因，定其理法者，谓之科学；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者谓之史学，至出入二者间，而兼有玩物适情之效者，谓之文学。”“凡事物必尽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此科学之所有事也；而欲求知识之真与道理之是者，不可不知事物道理之所以存在之由，与其变迁之故，此史学之所有事也；若夫知识道理之不能表以议论，而但可表以情感者，与夫不能求诸实地，而但可求诸想象者，此则文学之所有事。”各国的学术都不出于上述三者，但是，各国所长何在，是由其国民性之不同，境遇之不同造成的。
王国维自己设问：何以言学无新旧也？他认为当时的倾向是将古今不正确地对立起来。“今之君子，非一切蔑古，即一切尚古。”其原因在于：“蔑古者出于科学上之见地，而不知有史学；尚古者出于史学上之见地，而不知有科学；即为调停之说者，亦未能知取舍之所以然。此所以有古今新旧之说也。”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王国维这时研究中国古代经典，并非又重新代“圣人立言”。他认为科学上的是非，不是由圣贤的话可作标准的；但是，作为历史，古人的遗迹有历史科学上的价值，值得重视。由此可见，王国维并未将新学与旧学对立起来。他说：“夫天下之事物，自科学上观之，与自史学上观之，其立论各不同。自科学上观之，则事物必尽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凡吾智之不能通，而吾心之所不能安者，虽圣贤言之，有所不信焉；虽圣贤行之，有所不慊焉。何则？圣贤所以别真伪也，真伪非由圣贤出也；所以明是非也，是非非由圣贤立也。自史学上观之，则不独事理之真与是者，足资研究而已，即今日所视为不真之学说，不是之制度风俗，必有所以成立之由，与其所以适于一时之故。其因存于邃古，而其果及于方来，故材料之足资参考者，虽至纤悉，不敢弃焉。”这段行文，可以看出，王国维具有当时人难得的发展观点；正是从这个观点出发，他又认为史学与科学纵然有相异的一面，亦有互相依存的一面。
王国维又自己设问：何以言学无中西也？因为，世界上的学问，无非科学、史学、文学，那么中西之别不在有没有这三门科学，而在于三门学问的深浅广狭。当时的中国，在争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王国维尖锐地指出：“中国今日，实无学之患，而非中学西学偏重之患。”他特别强调，中学西学在中国要互相促进，学术发展才有前途。“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特余所谓中学，非世之君子所谓中学；所谓西学，非今日学校所授之西学而已。治《毛诗》、《尔雅》者，不能不通天文博物诸学；而治博物学者，苟质以《诗》《骚》草木之名状而不知焉，则于此学固未为善。”这就是王国维中学、西学“互相促进”论。
王国维的史学研究，常常在一些细微之关键处进行考证，这是不是有用呢？他也作了回答。他认为：“余谓凡学皆无用也，皆有用也。”学问一般不能马上搬来作实际的用途，学问有整体上的理论意义，也可能有长远的历史价值。他反对主张实用主义地看待学术的功利性。他自信地提出：“夫天下之事物，非由全不足以知曲，非致曲不足以知全，虽一物之解释，一事之决断，非深知宇宙、人生之真相者，不能为也。而欲知宇宙、人生者，虽宇宙中之一现象，历史上之一事实，亦未始无所贡献。故深湛幽渺之思，学者有所不避焉，迂远繁琐之讥，学者有所不辞焉。事物无大小，无远近，苟思之得其真，纪之得其实，极其会归，皆有裨于人类之生存福祉。己不竟其绪，他人当能竟之；今不获其用，后世当能用之。”
《国学丛刊》当然以中学为主，然而，这篇序言可以说是一种治国学的新的主张。如果研究王国维国学研究的出发点，研究他的理论上的根本追求，这篇文章提供了直接的材料。
王国维的成绩，虽已有公论，但是，不同的人对他常有不同的说法，不同的评价。在这样的情况下，重视真实的材料，特别是重视他本人署名的文章，当然是更为重要的。借用王国维的话来说：“其理至浅，其事至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