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发展的这条长河中,每一篇文章都是作为历史发展的这条长河中的一个浪花而存在的。《红楼梦评论》这篇文章,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
作者进行评论时,不能始终从《红楼梦》本身的实际情况出发,而是将作品作为一个例子去附会叔本华的哲学,这样就经常出现为了证明叔本华的哲学观点而违背作品本身实际的情况。
“生活之欲”的“欲”,本来是叔本华用德语写作的,当然不可能与“欲”同音。王国维将叔本华的德语译成中文成了“欲”,于是才有“欲”与“玉”正好一个音,就说“玉者,欲也”,这就很牵强。况且,贾宝玉有“玉”字,林黛玉也有“玉”,怎么不说就是“生活之欲”呢?显然,在作品中,因为林黛玉没有出家,不好用来证明叔本华的学说。而且,《红楼梦》中还有一位妙玉,是出了家的人;这“玉”难道也是“生活之欲”吗?按王国维的说法,出了家就等于没有“生活之欲”了。如果我们熟悉《红楼梦》的话,完全可以从艺术形象的实际情况加以判断,妙玉虽然出了家,“生活之欲”依然十分强烈的。况且《红楼梦》中的人名,有“玉”的不少,黛玉、妙玉、红玉、玉钏等,为什么她们又不代表生活之欲呢?这个“玉”字是中国古代女孩子的很普通的名字。比如说“颜如玉”、“如花似玉”,指漂亮、纯洁,显然不是指“生活之欲”。而且,这种对“玉”字的用法,远在叔本华之前就存在了。
《红楼梦》最终写贾宝玉出了家。贾宝玉对黛玉讲了要出家的话,原文在《红楼梦》第三十回。宝黛吵嘴之后,宝玉去向黛玉赔不是:
(黛玉)便哭道:“你也不用来哄我!从今之后,我也不敢亲近二爷,权当我去了。”宝玉听了笑道:“你往哪里去呢?”黛玉道:“我回家去。”宝玉笑道:“我跟了去。”黛玉道:“我死了呢?”宝玉道:“你死了,我做和尚。”黛玉一闻此言,登时把脸放下来,问道:“想是你要死了!胡说的是什么?你们家倒有几个亲姐姐亲妹妹呢!明儿都死了,你几个身子做和尚去呢?等我把这个话告诉别人评评理。”宝玉自知说的造次了,后悔不来,登时脸上红涨,低了头,不敢做声。幸而屋里没人。黛玉两眼直瞪瞪的瞅了他半天,气的“嗳”了一声,说不出话来。
王国维从书中的具体描写出发,认为这是贾宝玉早想“出家”的根据。“所以未能者,则以黛玉尚在耳。”这样的分析,也许是太直接地受叔本华哲学的影响,与作品的实际情况有了出入。因为,这里宝玉对黛玉说的是“你死了,我做和尚”,决不是早有了想当和尚的计划,而显然是爱情的一种明显的暗示——也就是说,没有你,我就永远不结婚的意思。正因为这样,黛玉才把脸放下来,而且说他:“想是你要死了!胡说的是什么?”同时,又因为黛玉内心里也埋着情意,才问他:“你姐姐妹妹好多,都死了,做几个和尚?”宝玉又自知说得太白了,才“脸上红涨,低了头”,这是两人心心相印的描写,决不是宝玉向黛玉宣布早就要斩断“生活之欲”的计划。作品的艺术形象显示,黛玉死了,宝玉要去出家;不能倒过来说,宝玉早已命定要出家,只是黛玉尚在而妨害了他。后者的意思,显然是对叔本华哲学观念的演绎。从既定的哲学观念出发,常常妨害对艺术形象的真切感受,在逻辑上,是原因与结果被倒置了。
叔本华哲学本身有矛盾,王国维对此抱着“余知真理,而又爱其误谬”的态度。当然,王国维对叔本华学说也有怀疑,特别是对叔本华的“原罪——解脱”学说。王国维指出:“夫由叔氏之哲学说,则一切人类乃万物之根本,一也,故充叔氏拒绝意志之说,非一切人类乃万物,各拒绝其生活之意志,则一人之意志,亦不得而拒绝。……故如叔本华之言一人之解脱,而未言世界之解脱,实与其意志同一之说,不能两立者也。”
这里说“解脱”(全世界灭绝),灭绝意志的动力又是什么呢?这是王国维百思不得其解的。所以,他在1905年《静庵文集》出版时的自序中又再一次提出:对叔本华哲学“后渐觉其有矛盾之处,去夏作《红楼梦评论》,其立论虽全在叔氏之立脚地,然第四章内已提出绝大之疑问。旋悟叔氏之说半出于其主观的气质而无关于客观的知识”。这是王国维尊重科学的表现。他知道了自己文章的立脚处有一个大漏洞,又说明了他本人已经提出了“绝大的疑问”,也进一步提出了叔氏学说的缺陷。但是,他对叔本华的生活即痛苦的观点,欣然接受。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以为,在当时开始觉醒的人们,不能忍受中国在世界上的奴隶地位,不能忍受自己的奴隶地位,知苦痛才能奋起,知苦痛而能避免麻木,知苦痛才能知旧的伦理道德、立身处事的原则的不足信,这也是开始觉醒的表现,况且,当时中国的处境十分悲惨,在一部分人心中的确是实在感受到的。他们没有力量奋起,没有能看到前途,他们对现实的苦痛开始敢于正视了。在哲学上找不到一个出路,对于一个学者是十分痛苦的。这就是王国维自己说的“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的烦闷”。作者在经历了痛苦的思索之后而写出来的文字,除使人们感到思想新颖、思路开阔之外,确有思想家的体验深邃的风格。
§§第四章 《静庵诗稿》与《人间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