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批判旧“红学”，建设新红学
王国维的文学批评，有批判的锋芒，自立旗帜，写得虎虎有生气。他批评的对象，是旧的封建的“红学”。他批判旧的“红学”的根本之点，是用“考据之眼”看文艺，与此针锋相对，提出用“美术之眼”，即用美学的眼光去评论文艺。
从《红楼梦》诞生一直到五四运动的一个半世纪中，对《红楼梦》研究的主要方法是评点和索隐，有人统计，这批红学家不下二百人。评点派是用放大镜找书中“微言大义”、“千里伏线”，索隐派是考书中“所隐之事，所隐之人”。评点派主要着眼于文章作法，索隐派主要着眼于探索作品的政治内容和社会内容，所以，索隐派又称“政治索隐派”。这都是在清代八股文考据之学盛行的社会风气下，政治高压、文字狱屡兴的社会风气下的产物。评点派显然受了八股文的影响，他们在艺术上有一定敏感，有些见解很有价值。作为一种传统的批评方式，积累了古代中国人的审美经验。所谓索隐，到目前为止，对它大加肯定的不多。其中也有因为政治原因去索隐，也隐藏着甚至可以说某种革命的情绪，比如蔡元培的索隐，在《红楼梦》中看到文人反清斗争，即“排满”。大多数文人的索隐，致力于男女之情的范围内，有所谓“明珠家事”、“清世祖与董鄂妃故事”等。与王国维的评论有关的是“明珠家事”说，也称“纳兰性德家事”说，就是说《红楼梦》写的是纳兰性德的事。这种说法，据说出自乾隆皇帝的金口。赵烈文《能静居笔记》载，他听到：“曹雪芹《红楼梦》，高庙末年，和珅以呈上，然不知所指。高庙阅而然之，曰：‘此盖为明珠家作也。’以后遂传开了。”这种传说，不见于正史；正史尚以为不足信。封建社会要讲“来头”，就是说这种说法来头很硬，当然并不都是真理。这个论点，文人提到的很多，比如叶德辉《书林清话》（王氏也佩服其学问）、张维屏《国朝诗人征略》、俞樾《小浮梅闲话》等等。
王国维以开一代新风的气概对这种旧红学进行批评。这种索隐有两类，一是述他人之事，二谓作者自写其生平。第一种说法，大抵以贾宝玉为纳兰性德。王国维很推崇纳兰性德的词，但将纳兰性德与贾宝玉等同，他不同意。王国维批评“考据之眼”时，基于对文学艺术特征的科学理解，作出了有理论价值的论述。他指出：“夫美术之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人类全体之性质也。惟美术之特质，贵具体而不贵抽象。于是举人类全体之性质，置诸个人之名字之下。……善于观物者，能就个人之事实，而发现人类全体之性质；今对人类之全体，而必规规焉求个人以实之，人之知力相越，岂不远哉！故《红楼梦》之主人公，谓之贾宝玉可，谓之‘子虚’‘乌有’先生可……”这是说明小说的艺术形象本来是虚构的产物，不能和社会上的具体的某个人混同。小说中的人物有赖于作者本人的经验，但是，也不能与作者等同起来。否则，“水浒传》之作者，必为大盗，《三国演义》之作者，必为兵家，此又大不然之说也”。王国维注意到，小说艺术形象的具体性是艺术美的根本要求，这类具体的艺术形象蕴含着某些“人类全体之性质”。他对文学艺术的特征的把握，达到了当时的最先进水平，从而提高了一个时代对文学艺术认识的水准。他指出：“诗人与小说家之用语，其偶合者固不少。苟执此例以求《红楼梦》之主人公，吾恐其可以傅合者，断不止容若一人而已。”而作者自传说，他认为也没有根据。因为，有人认为写小说，“其渊源必全存于经验而后可”。在王国维看来，这是不正确的。清代红学出现非常繁琐的这类考证，其根源何在呢？王国维指出其社会根源为：“自我朝考证之学盛行，而读小说者，亦以考证之眼读之。于是评《红楼梦》者，纷然索此书中之主人公之为谁，此又甚不可解者也。”
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宣告了新红学的开始，也是我国现代文学批评的伟大开端。这篇文章具有这样重要的历史意义，历来为人所重视。
王国维以“美术之眼”评论《红楼梦》，在中国现代历史上，第一个从美学的角度去评论文学作品。他有哲学的眼光。他能站在美学学科发展的前列，选取他认为最先进的学说，加以运用。他的艺术眼光是现代的。所以，他在《红楼梦》中发现了美。
王国维年轻时，还是写八股文的年代，评论《红楼梦》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它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位置问题。中国传统文人，学术成绩首重经史，艺术上首重诗歌，小说向来被认为不登大雅之堂。王国维却认为《红楼梦》代表“吾国人之精神”，而且，它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宇宙之大著述”，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可列入“世界名著”之林。
这篇评论，有严整的理论框架，全文纲举目张，有严正的逻辑结构。他注重从哲学、美学、伦理学等不同角度去评论《红楼梦》。在审视作品的时候，既注意到将它与中国历史上的叙事作品加以对比，以阐明它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又能注意到将它与世界上的同类作品加以比较，以确定它的世界地位。而作者将自己最终的视角，落到对中国固有的“乐天——麻木”式的国民性的批判，显示出具有思想家、哲学家的锋芒。这篇文章为中国文学批评提供了许多新的东西。
从《红楼梦》诞生一直到五四运动的一个半世纪中，对《红楼梦》研究的主要方法是评点和索隐，有人统计，这批红学家不下二百人。评点派是用放大镜找书中“微言大义”、“千里伏线”，索隐派是考书中“所隐之事，所隐之人”。评点派主要着眼于文章作法，索隐派主要着眼于探索作品的政治内容和社会内容，所以，索隐派又称“政治索隐派”。这都是在清代八股文考据之学盛行的社会风气下，政治高压、文字狱屡兴的社会风气下的产物。评点派显然受了八股文的影响，他们在艺术上有一定敏感，有些见解很有价值。作为一种传统的批评方式，积累了古代中国人的审美经验。所谓索隐，到目前为止，对它大加肯定的不多。其中也有因为政治原因去索隐，也隐藏着甚至可以说某种革命的情绪，比如蔡元培的索隐，在《红楼梦》中看到文人反清斗争，即“排满”。大多数文人的索隐，致力于男女之情的范围内，有所谓“明珠家事”、“清世祖与董鄂妃故事”等。与王国维的评论有关的是“明珠家事”说，也称“纳兰性德家事”说，就是说《红楼梦》写的是纳兰性德的事。这种说法，据说出自乾隆皇帝的金口。赵烈文《能静居笔记》载，他听到：“曹雪芹《红楼梦》，高庙末年，和珅以呈上，然不知所指。高庙阅而然之，曰：‘此盖为明珠家作也。’以后遂传开了。”这种传说，不见于正史；正史尚以为不足信。封建社会要讲“来头”，就是说这种说法来头很硬，当然并不都是真理。这个论点，文人提到的很多，比如叶德辉《书林清话》（王氏也佩服其学问）、张维屏《国朝诗人征略》、俞樾《小浮梅闲话》等等。
王国维以开一代新风的气概对这种旧红学进行批评。这种索隐有两类，一是述他人之事，二谓作者自写其生平。第一种说法，大抵以贾宝玉为纳兰性德。王国维很推崇纳兰性德的词，但将纳兰性德与贾宝玉等同，他不同意。王国维批评“考据之眼”时，基于对文学艺术特征的科学理解，作出了有理论价值的论述。他指出：“夫美术之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人类全体之性质也。惟美术之特质，贵具体而不贵抽象。于是举人类全体之性质，置诸个人之名字之下。……善于观物者，能就个人之事实，而发现人类全体之性质；今对人类之全体，而必规规焉求个人以实之，人之知力相越，岂不远哉！故《红楼梦》之主人公，谓之贾宝玉可，谓之‘子虚’‘乌有’先生可……”这是说明小说的艺术形象本来是虚构的产物，不能和社会上的具体的某个人混同。小说中的人物有赖于作者本人的经验，但是，也不能与作者等同起来。否则，“水浒传》之作者，必为大盗，《三国演义》之作者，必为兵家，此又大不然之说也”。王国维注意到，小说艺术形象的具体性是艺术美的根本要求，这类具体的艺术形象蕴含着某些“人类全体之性质”。他对文学艺术的特征的把握，达到了当时的最先进水平，从而提高了一个时代对文学艺术认识的水准。他指出：“诗人与小说家之用语，其偶合者固不少。苟执此例以求《红楼梦》之主人公，吾恐其可以傅合者，断不止容若一人而已。”而作者自传说，他认为也没有根据。因为，有人认为写小说，“其渊源必全存于经验而后可”。在王国维看来，这是不正确的。清代红学出现非常繁琐的这类考证，其根源何在呢？王国维指出其社会根源为：“自我朝考证之学盛行，而读小说者，亦以考证之眼读之。于是评《红楼梦》者，纷然索此书中之主人公之为谁，此又甚不可解者也。”
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宣告了新红学的开始，也是我国现代文学批评的伟大开端。这篇文章具有这样重要的历史意义，历来为人所重视。
王国维以“美术之眼”评论《红楼梦》，在中国现代历史上，第一个从美学的角度去评论文学作品。他有哲学的眼光。他能站在美学学科发展的前列，选取他认为最先进的学说，加以运用。他的艺术眼光是现代的。所以，他在《红楼梦》中发现了美。
王国维年轻时，还是写八股文的年代，评论《红楼梦》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它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位置问题。中国传统文人，学术成绩首重经史，艺术上首重诗歌，小说向来被认为不登大雅之堂。王国维却认为《红楼梦》代表“吾国人之精神”，而且，它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宇宙之大著述”，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可列入“世界名著”之林。
这篇评论，有严整的理论框架，全文纲举目张，有严正的逻辑结构。他注重从哲学、美学、伦理学等不同角度去评论《红楼梦》。在审视作品的时候，既注意到将它与中国历史上的叙事作品加以对比，以阐明它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又能注意到将它与世界上的同类作品加以比较，以确定它的世界地位。而作者将自己最终的视角，落到对中国固有的“乐天——麻木”式的国民性的批判，显示出具有思想家、哲学家的锋芒。这篇文章为中国文学批评提供了许多新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