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红楼梦》的美学价值
从美学的高度来评价《红楼梦》，应该说是王国维在红学史上独创性贡献。评论《红楼梦》的人很多，王国维提出了新的问题：这部著作的美学价值何在？王国维的回答是：《红楼梦》的悲剧美。
王国维从一开始就是一位深沉的学者，所以，应该认真地探讨他的学术用心。王国维评论《红楼梦》美学价值的出发点，十分清楚，是希望借推崇这部伟大小说，改变“吾国人之精神”。他指出：“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餍阅者之心，难矣！”他的论证分二步。第一步是说明诸如《牡丹亭》之返魂，《长生殿》之重圆，这是大团圆主义之作，就以《红楼梦》而言，有《红楼复梦》等续书，走大团圆之路，又有《儿女英雄传》这样的作品背离《红楼梦》之精神。第二步，他指出“具有解脱之精神者，仅有《桃花扇》与《红楼梦》耳”。可是《红楼梦》与《桃花扇》相比，又高一筹。因为“桃花扇》之解脱，他律的也”。从《桃花扇》的结局看，虽然打破了传统的大团圆的俗套：李香君与侯方域最后都逃到栖霞山，因清兵南下，明朝灭亡，两人意外相会。正当互吐衷肠缠缠绵绵之时，张道士喝道：“呵呸！两个痴虫，你看国在那里，家在那里，君在那里，父在那里，偏是这点花月情根，割他不断么？”于是，两人“如梦忽醒”，抛却尘缘，双双入道。王国维认为这样的结局缺少艺术上的令人信服的力量。“桃花扇》之解脱，非真解脱也：沧桑之变，目击之而身历之，不能自悟，而悟于张道士之一言；且以历数千里，冒不测之险，投缧绁之中，所索之女子，才得一面，而以道士之言，一朝而舍之，自非三尺童子，其谁信之哉？”所以，王国维认为这样的安排是“他律的”。用现代的话来说，人物的主要行为，不能从性格发展上得到说明。贾宝玉遁入空门，却是“自律的”，即为他整个性格发展所决定的。《桃花扇》有这样“他律的”结局，尚为当时不少文人所不满，所以就有大团圆结局的《南桃花扇》出现。我们从王国维将《红楼梦》与《桃花扇》对比中，可以看出他对文学价值的追求。他认为：“桃花扇》，政治的也，国民的也，历史的也；《红楼梦》，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因为《桃花扇》“写故国之感”，只有《红楼梦》“以描写人生为事”。从此可见，王国维注意在文学历史的发展中考察并确定《红楼梦》的价值和地位。
《红楼梦》的美学价值，在于它是“彻头彻尾之悲剧也”。因为“此书中之人有与生活之欲相关系者，无不与苦痛相终始……”这个结论显然受叔本华的影响。王国维在《叔本华与尼采》一文中引过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书的结论：“今有一物焉，超乎一切变化关系之外，而为现象之内容，无以名之，名之曰‘实念’。问此实念之知识为何？曰：‘美术是已。’夫美术者，实以静观中所得之实念，寓诸一物焉而再现之。”据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由石冲白据德文本译出的文字，王译本的“实念”改译成“理念”，王译本的“美术”，改译成“艺术”，王译本的“静观”改成了“纯粹观审”。这里的“静观”或“纯粹观审”，按叔本华的观点，是天才的本领；按王国维以后的理论上的发展，与他主张的“无我之境”有联系。叔本华说：“完全浸沉于对象的纯粹观审才能掌握理念，而天才的本质就在于进行这种观审的卓越能力。这种观审既要求完全忘记自己的本人和本人的关系，那么，天才的性能就不是别的而是最完美的客观性，也就是精神的客观方向，和主观的，指向本人亦即指向意志的方向相反。因此，天才的性能就是立于纯粹直观地位的本领，在直观中遗忘自己，而使原来服务于意志的认识现在摆脱这种劳役，即是说完全不在自己的兴趣，意欲和目的上着眼，从而一时完全撤销了自己的人格，以便（在撤销人格后）剩了为认识着的纯粹主体，明亮的世界眼。”这一段话被王国维引用来说明如何读《红楼梦》，如何从理论上把握它的主旨，也可以说是王国维所遵循的理论原则。上面引文中的“世界眼”，王国维译为“天眼”，这也是他经常运用的概念。
在不同的艺术门类中，叔本华最推重悲剧。王国维论述《红楼梦》的悲剧美，意味着推崇这部著作是具有最高美学价值的著作。总的说来，悲剧要写出一种巨大的不幸。进一步说，由于悲剧中造成不幸的原因不同，可以分为过失的悲剧、命运的悲剧和人生的悲剧。人生的悲剧最有力量。因为，《红楼梦》写的是“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所以读者易于沟通，易于受到感染。这类悲剧“彼示人生最大之不幸，非例外之事，而人生之所固有故也”。命运的悲剧总有命中注定的趋向，过失的悲剧总有造成过失的偶然的因素，如《红楼梦》那样的人生的悲剧，“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这里将《红楼梦》悲剧感染力的原因揭示出来了。王国维从分析具体作品出发，认为人们对不幸的爱情更容易产生同情心。因为，本来男女之间的爱情是存乎人们的本性之中的，而如今这样的爱情却受到封建伦理关系的扼杀，使主人公陷于更深的痛苦。读者会由此产生大的同情，这样的艺术感受，“凡稍有审美的嗜好者，无人不经验之也”。
王国维艺术视野的开阔，还在于重视将《红楼梦》与世界上的名著作比较。他着重将歌德的《浮士德》与《红楼梦》进行比较研究。他认为，这两部著作都具有深刻的悲剧美，堪称东西方文学之冠。他说：“夫欧洲近世之文学中，所以推格代（现译歌德——作者注）之《法斯德》（现译《浮士德》——作者注）为第一者，以其描写博士法斯德之苦痛，及其解脱之途径，最为精切故也。”他进一步揭示了这两本书又有不同的特色，“法斯德的苦痛，天才之苦痛；宝玉之苦痛，人人所有的苦痛也。其存于人之根柢者为独深，而其希救济也为尤切。”通过比较，他指出《红楼梦》是着重描写普通人痛苦的作品，易于引起更多的普通人的共鸣。
正是从这里出发，他赞扬《红楼梦》在写普通人物方面的成就，说明《红楼梦》能“示人生之真相”，就能“感发人之情绪而高上之”。这种艺术的感染力，给人以美的享受，能起到艺术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净化”作用。这是他根据亚里斯多德《诗学》悲剧理论中提出的“净化”说（王国维译为“洗涤”说）提出来的。由此可以看出，王国维并不完全否定艺术应有社会作用。当然，他认为根本的作用是“解脱”，这又走入叔本华的圈子里去了。
王国维从一开始就是一位深沉的学者，所以，应该认真地探讨他的学术用心。王国维评论《红楼梦》美学价值的出发点，十分清楚，是希望借推崇这部伟大小说，改变“吾国人之精神”。他指出：“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餍阅者之心，难矣！”他的论证分二步。第一步是说明诸如《牡丹亭》之返魂，《长生殿》之重圆，这是大团圆主义之作，就以《红楼梦》而言，有《红楼复梦》等续书，走大团圆之路，又有《儿女英雄传》这样的作品背离《红楼梦》之精神。第二步，他指出“具有解脱之精神者，仅有《桃花扇》与《红楼梦》耳”。可是《红楼梦》与《桃花扇》相比，又高一筹。因为“桃花扇》之解脱，他律的也”。从《桃花扇》的结局看，虽然打破了传统的大团圆的俗套：李香君与侯方域最后都逃到栖霞山，因清兵南下，明朝灭亡，两人意外相会。正当互吐衷肠缠缠绵绵之时，张道士喝道：“呵呸！两个痴虫，你看国在那里，家在那里，君在那里，父在那里，偏是这点花月情根，割他不断么？”于是，两人“如梦忽醒”，抛却尘缘，双双入道。王国维认为这样的结局缺少艺术上的令人信服的力量。“桃花扇》之解脱，非真解脱也：沧桑之变，目击之而身历之，不能自悟，而悟于张道士之一言；且以历数千里，冒不测之险，投缧绁之中，所索之女子，才得一面，而以道士之言，一朝而舍之，自非三尺童子，其谁信之哉？”所以，王国维认为这样的安排是“他律的”。用现代的话来说，人物的主要行为，不能从性格发展上得到说明。贾宝玉遁入空门，却是“自律的”，即为他整个性格发展所决定的。《桃花扇》有这样“他律的”结局，尚为当时不少文人所不满，所以就有大团圆结局的《南桃花扇》出现。我们从王国维将《红楼梦》与《桃花扇》对比中，可以看出他对文学价值的追求。他认为：“桃花扇》，政治的也，国民的也，历史的也；《红楼梦》，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因为《桃花扇》“写故国之感”，只有《红楼梦》“以描写人生为事”。从此可见，王国维注意在文学历史的发展中考察并确定《红楼梦》的价值和地位。
《红楼梦》的美学价值，在于它是“彻头彻尾之悲剧也”。因为“此书中之人有与生活之欲相关系者，无不与苦痛相终始……”这个结论显然受叔本华的影响。王国维在《叔本华与尼采》一文中引过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书的结论：“今有一物焉，超乎一切变化关系之外，而为现象之内容，无以名之，名之曰‘实念’。问此实念之知识为何？曰：‘美术是已。’夫美术者，实以静观中所得之实念，寓诸一物焉而再现之。”据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由石冲白据德文本译出的文字，王译本的“实念”改译成“理念”，王译本的“美术”，改译成“艺术”，王译本的“静观”改成了“纯粹观审”。这里的“静观”或“纯粹观审”，按叔本华的观点，是天才的本领；按王国维以后的理论上的发展，与他主张的“无我之境”有联系。叔本华说：“完全浸沉于对象的纯粹观审才能掌握理念，而天才的本质就在于进行这种观审的卓越能力。这种观审既要求完全忘记自己的本人和本人的关系，那么，天才的性能就不是别的而是最完美的客观性，也就是精神的客观方向，和主观的，指向本人亦即指向意志的方向相反。因此，天才的性能就是立于纯粹直观地位的本领，在直观中遗忘自己，而使原来服务于意志的认识现在摆脱这种劳役，即是说完全不在自己的兴趣，意欲和目的上着眼，从而一时完全撤销了自己的人格，以便（在撤销人格后）剩了为认识着的纯粹主体，明亮的世界眼。”这一段话被王国维引用来说明如何读《红楼梦》，如何从理论上把握它的主旨，也可以说是王国维所遵循的理论原则。上面引文中的“世界眼”，王国维译为“天眼”，这也是他经常运用的概念。
在不同的艺术门类中，叔本华最推重悲剧。王国维论述《红楼梦》的悲剧美，意味着推崇这部著作是具有最高美学价值的著作。总的说来，悲剧要写出一种巨大的不幸。进一步说，由于悲剧中造成不幸的原因不同，可以分为过失的悲剧、命运的悲剧和人生的悲剧。人生的悲剧最有力量。因为，《红楼梦》写的是“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所以读者易于沟通，易于受到感染。这类悲剧“彼示人生最大之不幸，非例外之事，而人生之所固有故也”。命运的悲剧总有命中注定的趋向，过失的悲剧总有造成过失的偶然的因素，如《红楼梦》那样的人生的悲剧，“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这里将《红楼梦》悲剧感染力的原因揭示出来了。王国维从分析具体作品出发，认为人们对不幸的爱情更容易产生同情心。因为，本来男女之间的爱情是存乎人们的本性之中的，而如今这样的爱情却受到封建伦理关系的扼杀，使主人公陷于更深的痛苦。读者会由此产生大的同情，这样的艺术感受，“凡稍有审美的嗜好者，无人不经验之也”。
王国维艺术视野的开阔，还在于重视将《红楼梦》与世界上的名著作比较。他着重将歌德的《浮士德》与《红楼梦》进行比较研究。他认为，这两部著作都具有深刻的悲剧美，堪称东西方文学之冠。他说：“夫欧洲近世之文学中，所以推格代（现译歌德——作者注）之《法斯德》（现译《浮士德》——作者注）为第一者，以其描写博士法斯德之苦痛，及其解脱之途径，最为精切故也。”他进一步揭示了这两本书又有不同的特色，“法斯德的苦痛，天才之苦痛；宝玉之苦痛，人人所有的苦痛也。其存于人之根柢者为独深，而其希救济也为尤切。”通过比较，他指出《红楼梦》是着重描写普通人痛苦的作品，易于引起更多的普通人的共鸣。
正是从这里出发，他赞扬《红楼梦》在写普通人物方面的成就，说明《红楼梦》能“示人生之真相”，就能“感发人之情绪而高上之”。这种艺术的感染力，给人以美的享受，能起到艺术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净化”作用。这是他根据亚里斯多德《诗学》悲剧理论中提出的“净化”说（王国维译为“洗涤”说）提出来的。由此可以看出，王国维并不完全否定艺术应有社会作用。当然，他认为根本的作用是“解脱”，这又走入叔本华的圈子里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