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叔本华哲学与《红楼梦》的价值
《红楼梦评论》发表于1904年6月至8月，连载于《教育世界》杂志第76、77、78、81号，分四期载完。这样的处理，在当时是十分突出的长篇论文。以后，收入1905年出版的《静庵文集》。
中国古代传统文人写诗明志，大都不重视小说。1900年前后，小说的理论文章大量涌现，小说的刊物纷纷出版，显然受到“变法维新”的影响。1902年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是影响全社会的论文。他认为，由于有毒素的小说流传，所以“中国政治腐败”。他反对轻视小说，并将小说的作用提高到令人惊奇的地位：“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由于重视小说，提高了小说的地位，对古典小说的评论也发展起来了。1904年以后，从美学角度探讨小说的人多起来了，比如黄人的《小说林发刊词》指出，小说的实质是“文学是倾向于美的方面”的一种。徐念慈《小说林缘起》以黑格尔美学思想为指导分析小说。王国维的文章是在这股文化潮流中产生的。
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的特点，是努力从现代哲学、美学的高度去揭示这部作品的新的价值。这是王国维第一篇有系统的长篇论文，在《人间词话》发表前，这是一篇最有社会影响的文章，以对文学的美学性质的新的深刻理解而著称于世。
“红楼梦》之精神”是什么？在王国维看来，这不是就事论事而能解决的，这要用哲学来说明。王国维当时认为形而上学的哲学“可爱而不可信”。他追求“人生”的根本的意义，即“生活之本质”是什么？这是一种人生哲学。写这篇文章时，他是叔本华哲学的研究者、追求者、宣传者，他对“人生”的回答是“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餍，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人要满足自己的欲，就要追求，有追求，必有痛苦。如若得到满足，其后果有二：一是有新的追求，这必然有新痛苦；二是因满足而产生“倦厌”，这也是会产生新的痛苦。他得出的结论完全是叔本华的口气：“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痛苦与倦厌之间者也，夫倦厌固可视为苦痛之一种。……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
《红楼梦》写的生活之欲，“男女之爱”占了很大分量。分析男女之欲的理论，王国维认为“其自哲学上解此问题者，则二千年间，仅有叔本华之《男女之爱之形而上学》耳”。王国维指出的叔本华的文章，现在中译本为《性爱的形而上学》。叔本华在这部著作中，对引起过人类激情喷发的男女之爱，对许多文学作品进行歌颂的人类的爱情，作了新的解释。他承认，两性之爱，“除生命外，它是所有的冲动中力量最强大，活动最旺盛的；它占据人类黄金时代（青年期）一半的思想和精力；它也是人们努力一生的终极目标，它会妨害最紧要的事件，能使最认真的工作忽然中断，有时，连最伟大的思想家也会受到短暂的混惑”。恋爱中的人们常常自以为陶醉在幸福之中，其实，这只是现象，这是“种族意志”引诱个人来作出牺牲的一种安排。一种“种族意志”（传宗接代的生存意志）需要个体的人，男人或女人当成牺牲品。所以，表面的恋爱只是幸福的现象，不过引导人去作出牺牲，即养育后代而已。而在实际生活中，恋爱常常会最终导致喝一杯悲苦的酒。他举《罗密欧与朱丽叶》、《威廉斯坦》为例，“将恋爱事件处理为悲剧的作品中，大抵种族的目的都归于乌有，所以做道具的相爱者也随之灭亡”。在他的冷冰冰的性爱哲学中，对妇女的看法似乎更加冷酷。这大概是由于他过多的主观的气质，也可能是他对他母亲的不良印象而造成的。叔本华自己说：“这篇《性爱的形而上学》，对于目前正卷入激情欲海中之人，可能非常的不中听。”这是有一点自知之明的话。因为，叔本华将性爱归结为“传宗接代”，就否定了人们对爱的精神上的需要。但是，王国维却认为这是人生的真谛，并且用于评论《红楼梦》。
《红楼梦》之精神是什么呢？王国维回答：“红楼梦》一书，实示此生活此苦痛之由于自造，又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按王国维理解的叔本华学说，《红楼梦》中写的饮食男女均为生活之欲，读书做官均为势力之欲；有欲必呈生活之苦痛。为了将活生生的小说装进既定的理论框架中去，常出现牵强附会之处。比如《红楼梦》第一回叙此书主人公贾宝玉之来历，称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炼成好多石头，有一块剩下未用，逐渐通灵。这本来是文学上的起兴之笔，在结构上，可以说是《石头记》名字之由来。王国维却据此发挥说：“此可知生活之欲之先人生而存在，而人生不过此欲之发现也。此可知吾人之堕落，由吾人之所欲，而意志自由之罪恶也。”这就将艺术上的暗示与哲学主张直接等同起来，违反了王国维历来主张的艺术的直观性质了。小说主人公贾宝玉有一块“通灵宝玉”。“玉”和“欲”在汉语中是同音，于是王国维就直接据此引申道：“所谓玉者，不过生活之欲之代表而已矣。”这样的论断，似在演绎叔本华哲学。从表面文字看，牵强附会处，颇为明显。其实，王国维宣传人生即苦难的思想，其中包含着王国维对人生苦难的体验，对国运衰亡的忧患，对人民在苦难中麻木乐天的慨叹。
中国古代传统文人写诗明志，大都不重视小说。1900年前后，小说的理论文章大量涌现，小说的刊物纷纷出版，显然受到“变法维新”的影响。1902年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是影响全社会的论文。他认为，由于有毒素的小说流传，所以“中国政治腐败”。他反对轻视小说，并将小说的作用提高到令人惊奇的地位：“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由于重视小说，提高了小说的地位，对古典小说的评论也发展起来了。1904年以后，从美学角度探讨小说的人多起来了，比如黄人的《小说林发刊词》指出，小说的实质是“文学是倾向于美的方面”的一种。徐念慈《小说林缘起》以黑格尔美学思想为指导分析小说。王国维的文章是在这股文化潮流中产生的。
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的特点，是努力从现代哲学、美学的高度去揭示这部作品的新的价值。这是王国维第一篇有系统的长篇论文，在《人间词话》发表前，这是一篇最有社会影响的文章，以对文学的美学性质的新的深刻理解而著称于世。
“红楼梦》之精神”是什么？在王国维看来，这不是就事论事而能解决的，这要用哲学来说明。王国维当时认为形而上学的哲学“可爱而不可信”。他追求“人生”的根本的意义，即“生活之本质”是什么？这是一种人生哲学。写这篇文章时，他是叔本华哲学的研究者、追求者、宣传者，他对“人生”的回答是“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餍，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人要满足自己的欲，就要追求，有追求，必有痛苦。如若得到满足，其后果有二：一是有新的追求，这必然有新痛苦；二是因满足而产生“倦厌”，这也是会产生新的痛苦。他得出的结论完全是叔本华的口气：“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痛苦与倦厌之间者也，夫倦厌固可视为苦痛之一种。……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
《红楼梦》写的生活之欲，“男女之爱”占了很大分量。分析男女之欲的理论，王国维认为“其自哲学上解此问题者，则二千年间，仅有叔本华之《男女之爱之形而上学》耳”。王国维指出的叔本华的文章，现在中译本为《性爱的形而上学》。叔本华在这部著作中，对引起过人类激情喷发的男女之爱，对许多文学作品进行歌颂的人类的爱情，作了新的解释。他承认，两性之爱，“除生命外，它是所有的冲动中力量最强大，活动最旺盛的；它占据人类黄金时代（青年期）一半的思想和精力；它也是人们努力一生的终极目标，它会妨害最紧要的事件，能使最认真的工作忽然中断，有时，连最伟大的思想家也会受到短暂的混惑”。恋爱中的人们常常自以为陶醉在幸福之中，其实，这只是现象，这是“种族意志”引诱个人来作出牺牲的一种安排。一种“种族意志”（传宗接代的生存意志）需要个体的人，男人或女人当成牺牲品。所以，表面的恋爱只是幸福的现象，不过引导人去作出牺牲，即养育后代而已。而在实际生活中，恋爱常常会最终导致喝一杯悲苦的酒。他举《罗密欧与朱丽叶》、《威廉斯坦》为例，“将恋爱事件处理为悲剧的作品中，大抵种族的目的都归于乌有，所以做道具的相爱者也随之灭亡”。在他的冷冰冰的性爱哲学中，对妇女的看法似乎更加冷酷。这大概是由于他过多的主观的气质，也可能是他对他母亲的不良印象而造成的。叔本华自己说：“这篇《性爱的形而上学》，对于目前正卷入激情欲海中之人，可能非常的不中听。”这是有一点自知之明的话。因为，叔本华将性爱归结为“传宗接代”，就否定了人们对爱的精神上的需要。但是，王国维却认为这是人生的真谛，并且用于评论《红楼梦》。
《红楼梦》之精神是什么呢？王国维回答：“红楼梦》一书，实示此生活此苦痛之由于自造，又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按王国维理解的叔本华学说，《红楼梦》中写的饮食男女均为生活之欲，读书做官均为势力之欲；有欲必呈生活之苦痛。为了将活生生的小说装进既定的理论框架中去，常出现牵强附会之处。比如《红楼梦》第一回叙此书主人公贾宝玉之来历，称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炼成好多石头，有一块剩下未用，逐渐通灵。这本来是文学上的起兴之笔，在结构上，可以说是《石头记》名字之由来。王国维却据此发挥说：“此可知生活之欲之先人生而存在，而人生不过此欲之发现也。此可知吾人之堕落，由吾人之所欲，而意志自由之罪恶也。”这就将艺术上的暗示与哲学主张直接等同起来，违反了王国维历来主张的艺术的直观性质了。小说主人公贾宝玉有一块“通灵宝玉”。“玉”和“欲”在汉语中是同音，于是王国维就直接据此引申道：“所谓玉者，不过生活之欲之代表而已矣。”这样的论断，似在演绎叔本华哲学。从表面文字看，牵强附会处，颇为明显。其实，王国维宣传人生即苦难的思想，其中包含着王国维对人生苦难的体验，对国运衰亡的忧患，对人民在苦难中麻木乐天的慨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