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美育思想
王国维1903年6月发表《哲学辨惑》至1908年11月发表《人间词话》，是他的美学思想发展、成熟的时期。
王国维带着自身的家学传统和对封建社会的正统教育的厌恶走向社会，走向人间。他学习了西方哲学、美学思想，特别醉心于叔本华、康德、尼采、席勒的思想。他努力介绍西方的哲学、美学思想；又运用这些思想去研究中国的哲学和美学，作出了自己独立的理论贡献。这一阶段，王国维思想十分活跃，像许多当时的启蒙学者那样，批判封建的旧传统，宣传西方新的思想，只是比较起来他更深沉。他学习西方哲学思想、美学思想，并不像一般学者那样传播一些刚知道的西方的知识，他是在寻求人间的真理，寻求中国文化发展的途径，所以更包含了丰富的人生体验。和一般留学生相比较，他有更丰厚的中国文化素养，因而，他的向西方寻找真理，又总是与中国的已有传统结合起来加以思索的。王国维使用的方法或工具是外国的，但是，他选择的材料，或研究对象却是中国的。这时期的王国维不是一个纯粹的书斋学者，他主要是《教育世界》杂志的编辑，这个岗位，使他与社会联系比较紧密。他思想活跃，兴趣广泛，文章中流露着一种公民的热情。
了解这时期王国维美学思想的发展，有利于我们看到他取得的许多思想成果；除了它们本身的理论价值之外，又有利于我们理解他创作《人间词话》的思想背景，把握他整个美学思想发展的脉络。这些，显示了中国文化思想由古代走向现代的轨迹。
晚清谈教育，是一种风气，新旧人物都把它当作救国之要图。新人物反对旧的教育制度更为猛烈，因为他们有切肤之痛。闭门读书，拼凑八股，实难混下去，教育走什么路，已经提到中国人的面前。像王国维那样的启蒙学者，对此更为敏感。因为启蒙者，开启人们的智慧的意思，这就是教育。王国维走上人生道路之初，就与《教育世界》联系上了。教育当然是他心中的热点问题。德国哲学本来包含着美学，从中引出的美育又是自然地与教育结合着的。在晚清的风气下，很容易与此相共鸣。在向西方学习的人们中间，介绍西方哲学、强调美育，这是王国维有自己独创性贡献的方面。
王国维是最早提出美育，并有一系列理论成果的人。他除了介绍西方的美学思想外，发表过《论教育之宗旨》（1903年）、《孔子之美育主义》（1904年）、《去毒篇》（1906年）等专论美育教育，在其他的一些文章中也涉及到这个问题。美育思想在王国维的早期思想中，是生气勃勃的部分，很有创造性的部分，这是我们理解王国维思想风貌的重要方面。
谈到中国美育，人们自然地会和蔡元培的名字联系起来。因为他在1912年把美育规定为新式教育方针之一，1917年提出“以美育代宗教”，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又呼吁“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他任北京大学校长，提出过“美育实施的方法”。就影响来说，近代提倡美育，以蔡元培影响最大。但王国维提倡的时间早，文章有代表当时时代水平的理论深度。
王国维如同许多启蒙学者一样，教育的出发点，是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物。这就是王国维所说的“教育之宗旨何在？在使人为完全之人物而已”。怎样才算完全的人物呢？“何谓完全之人物？谓人之能力无不发达且调和是也。人之能力分为内外二者：一曰身体之能力，一曰精神之能力。发达其身体而萎缩其精神，或发达其精神而罢敝其身体，皆非所谓完全者也。完全之人物，精神与身体必不可不为调和之发达。”于是，作者又从精神之能力衍化出智育、德育、美育。
这里提到的智育，也有新的内容了。他强调指出：“古代的知识至近代而觉其不足，闭关自守时之知识，至万国交通时而觉其不足。故居今之世界，不可无今世之知识。”特别可贵的，王国维还特别提到“知识又分为理论与实际二种”。这里的德育，不再是三纲五常式的外在的约束，他认为，“道德之本原又由内界出而非外铄我者”。这种要求体现为人的自爱又爱人的思想，将博爱置于道德之首。“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不爱敬人者反是。”
王国维论证美育的功能，从两方面着眼：一方面美育有其独特性，是其他方面教育所不能代替的。美育就是情感教育。另一方面，美育对其他方面的教育有促进作用。美育对人的感情有特殊的影响力。因为“盖人心之动，无不束缚于一己之利害，独美之为物，使人忘一己之利害，而入高尚纯洁之域，此最纯粹之快乐也”。美能使人产生快乐，这就是王国维自己宣布过的，他相信美学上的快乐论。再进一步，他认为美育可以促进智育、德育。“人心之知情意三者，非各自独立而互相交错者。如人为一事时，知其当为者‘知’也，欲为之者后‘意’也。而当其为之前后又有苦乐之‘情’伴之，此三者不可分离而论之也。……三者并行而得渐达真善美之理想，又加以身体之训练，斯得为完全之人物，而教育之能事毕矣。”
如果说《教育之宗旨》从正面讲述美育的功能，那么《去毒篇》却是从鸦片的危害讲美育的功能。这两篇文章有相互联系之处，就是都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即从人的心理需要的角度考察问题的。
1906年王国维发表了《去毒篇》论证艺术（美术）是抵制鸦片烟的治根的办法。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去毒篇（鸦片烟之根本治疗法及将来教育上之注意）》。大家知道，林则徐烧鸦片，却没有能根治鸦片的流行，以后有不少志士仁人，提倡禁鸦片，但限于呼吁，未有有力的行动。王国维的《去毒篇》提出了治鸦片的独特的方法。王氏的文章很多是有社会内容的，但主要在教育这个领域，就社会问题发表言论的，这是一篇突出的文章。他以前在《文学小言》中已初步提到这个问题。
王国维在《去毒篇》中首先问：中国人抽鸦片烟的原因是什么呢？外国人抽得不普遍，运到中国来让我们抽。就国民说，中国不比外国劣。就知识说，中国人低，但学会新知识的人也抽。讲道德，“他国民之道德亦未必大胜于我国”。可见，此事与知识、道德无绝对的关系。这里插一句，王国维是有爱国心的，他并不认为中国万事不如人。那么，中国人抽鸦片烟是什么原因？他说：“其最终之原因，则由于国民之无希望，无慰藉，一言以蔽之，其原因存于感情上而已。”所以，他认为鸦片是“国民之精神上之疾病”。
古今中外都有精神上的疾病。王国维认为：“古人之疾饮酒、田猎，今人之疾鸦片、赌博。西人之疾在酒，中人之疾鸦片。”但是，这些病的根源是有不同的：“前者阳疾，后者阴疾也。前者少壮的疾病，后者老耄的疾病也。前者强国的疾病，后者亡国的疾病也。前者欲望的疾病，后者空虚的疾病也。”
这样，王国维认为，抽鸦片的原因就被他找到了。“自国家之方面言之，必其政治之不修也，教育之不博及也。自国民之方面言之，必其苦痛及空虚之感深于他国民，而除鸦片外别无所以慰藉之之术也。此二者中，后者尤其最要之原因。”即国民方面的原因又是最重要的。
因为人生来就有欲望，欲望之将达也，有希望之快乐，有失望之苦痛。如果偶然无一欲望，却又空虚。“此空虚之感，尤人生所难堪，人所以图种种遣日之方法者无非欲祛此感而已。”在他看来，这就是鸦片流行的原因。
明确了原因之后，如何戒鸦片烟呢？感情上满足了国民的需要，就可以戒鸦片烟了。“其道安在？则宗教与美术二者是，前者适于下流社会，后者适于上等社会；前者所以鼓国民之希望，后者所以供国民之慰藉。兹二者尤我国今日所最缺乏，亦其所最需要者也。”
这里又使我们想起蔡元培。他提出“以养育代宗教法”是极力攻击宗教的荒谬，主张以艺术来代替。其思想比王国维更激进；但是在美学理论上，也是用满足人的感情需要来论证的。
王国维对宗教的影响也有分析。他认为知识分子对宗教是“斥为迷信者也”，因为，自知识上说，宗教是不能证明其存在，但也不能证明是不存在，“超乎吾人之知识外故也”。这里解决问题的方法，用实证的方法，即相信经验是可以用来作证明的，是知识的来源；但他又认为有的东西不在经验可及之处，这就是不可知的。但是，从人的感情需要上看，宗教有什么用呢？他认为下层人民，“终岁勤动，与牛马均劳逸，以其血汗易其衣食，犹不免于冻馁，人世之快乐终其身无斯须之分……”于是他们相信来世一切皆平等了，以来世之希望偿现世之失望，感情上有安慰。
王国维相信科学，他是不赞成宗教的。因为“今日之佛教已达腐败之极点，而基督教之一部且以扩充势力，干涉政治为事”。他对宗教，也正如对艺术那样，希望为宗教而宗教，不主张宗教与政治发生关系。但是王国维肯定宗教在人的感情上能起安慰的作用。
那么，为什么下层人民一定要宗教？因为国家不能使人人受高等教育，不能使人人享受艺术。上流社会，教育程度高了，希望亦较多，宗教的势力在他们之中就不大，于是，他们要慰藉，得求诸美术。为什么称“美术者，上流社会之宗教”呢？王国维从两方面加以论证。一方面，就其作用说，“彼等苦痛之感无以异于下流社会，而空虚之感则又过之。此等感情上之疾病，固非干燥的科学与严肃的道德之所能疗也，感情上之疾病非以感情治之不可。必使其闲暇之时，心有所寄，而后能得以自遣。夫人之心力不寄于此则寄于彼”。所以艺术可以成为上流社会之精神之寄托。另一方面，上流社会容易信艺术而不信宗教，因为他的地位高，有知识，不像下流社会往往寄希望于来世。而且，艺术能安慰人，现世就能起作用，不必等来世的宗教了。
王国维的美育教育是从培养人出发的。他的用美育代替鸦片的设想，显示了他在民族危亡之际，关心中国人的命运，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但是，在实践上，他的主张并不容易实现，可以委婉地说，毕竟是“书生之见”。
王国维在这个问题上提出的思想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实施美育要重视文学，从小做起。他提出中等学校以上首先重视古典文学，小学生要上好唱歌课。他的理由如下：“美术之慰藉中，尤以文学为尤大。何则？雕刻、图画等，其物既不易得，而好之之误则留意于物之弊，固所不能免也。若文学者，则求之书籍而已，无不足其普遍便利，决非他美术所能及也。故此后中学校以上宜大用力于古典一科，虽美术上之天才不能由此养成之，然使有解文学之能力，爱文学之嗜好，则其所以慰空虚之苦痛，而防卑劣之嗜好者，其益固已多矣。”
王国维认为文学是美育功能最大的一种。因为原因有二，一是雕刻、图画不普遍，文学“普遍便利”，这是其他艺术不能及的。二是，其他艺术的欣赏中有“留意于物之弊”，就是说这些作品有经济上的价值；参看之时，物欲就会跳出来了。王国维原以为自然美不如艺术美，因为自然美会与利相连，艺术美使人与利离得远。这里又有引申了，就是在艺术美中，文学与利最远，而雕刻、图画与利比文学近。所以，文学在美术之慰藉中，功效最大了。
这里的文学指什么？“古典一科”，即《红楼梦》、屈原的诗，杜甫、陆游的诗，苏轼的词、李煜的词等等。它们教育的效果有高低两种估价。最起码的是希望“慰空虚之苦痛，而防卑劣之嗜好”；高一层的作用为培养天才，这不是一般的教育能解决的。上述思想与他一贯的想法一致。以后他提出“古雅美”的概念也与此有联系。
王国维注重小学生的美育，写过一篇《论小学校唱歌科之材料》，当时的教育中有一件事被王国维称为“可喜之现象”，就是小学生上唱歌课已有二三年了，但他不满意这个课用的教材，认为社会发展的关键时刻应进一步重视这门课。
小学设此课的本意是什么？“一、调和其感情，二、陶冶其意志，三、练习其聪明官及发声器是也。一与三为唱歌科自己之事业，而二则为修身科与唱歌科公共之事业。”
所以，王国维认为，唱歌的第一目的——调和其感情，练习其聪明官及发声器，这是主要目的。唱歌的第二目的“陶冶其意志”。这里所说的“陶冶其意志”也不是修身课的重复。因为“唱歌科之辅助修身科亦在形式而不在内容，虽有声无词之音乐，自有陶冶品性使之高尚和平之力，固不必用修身科之材料为唱歌科之材料也”。如果对小孩只是“以干燥拙劣之辞述道德上之教训，恐第二目的未达而已失其第一之目的矣”。但是歌词也要美。美的歌词应该用古代的歌词。“就歌词之美言之，则今日作者之自制曲，其不如古人之名作审矣。”
那么，小孩能懂古代之名作吗？这里涉及美学问题，就是美是直观的。王国维的论述是这样的：“古诗中之咏自然之美及古迹者，亦正不乏此等材料，以有具体的性质而可以呈于儿童之直观故。故较之道德上抽象之教训，反为易解且可与历史、地理及理科中之材料相联络……”小孩美育教育重直观，这本来是许多教育家都主张的，因为这是对儿童进行教育的好的有效的方法，美育所凭借的感性材料和艺术作品，对儿童是有益的。从人的认识的发生学观点，小时候的思想方法，正如同原始人的思想方法一样，是从直观开始的。原始人开始时没有“硬”、“圆”、“热”等抽象的概念，而只有“像石头”、“像月亮”、“像太阳”等形象的概念。小孩用古诗中咏自然的诗有其直观性的一面，这是有理由的。但是，古诗是语言艺术，对小孩也不一定都成为直观的对象，不少人看不懂、理解不了。但是王国维为什么还是主张要用古诗呢？他认为：这样才能使艺术独立，不致成为修身科的奴隶。小孩即使不懂，也受到熏陶。如果有修身课的气味就根本不是艺术了。
王国维重视美育，特别是重视艺术对人的熏陶作用。他翻译的美国禄尔光的《教育心理学》（1910年出版）曾指出：“美之趣味，得由艺术养成之。古代之雅典人，虽下至劳动者，亦有美术之批评力，以自幼时即呼吸美术之空气故也。故一切城市，宜利用优美之公园、壮丽之建筑，及典雅之绘画、雕塑等，以养成公民之趣味也。”王国维的译文与他本人的理论思考也是有联系的。
《孔子之美育主义》用中西美育思想比较的方法，备举孔子美育之说，且诠其所以然之理。全文说明一个道理：美育，中国古已有之。在西方新思潮滚滚而来之时，有的人崇洋迷途、盲目搬用；有的人抱残守缺，泥古不化。王国维的方法，重视东西方理论上的比较，挖掘中国已有的传统，总结中国古有的经验，在学习西方的美学思想的方法方面有新的突破。
《孔子之美育主义》载于《教育世界》第69号，1904年2月出刊。这篇文章的正文上未印上作者的姓名，但是在该本杂志的目录上，印有“王国维”的名字。我以为据此可确定作者。
王国维认为“大圣”孔子，与“残儒”不同，在实际教育中贯穿着美育的教育。“今转而观我孔子之学说，其审美上之理论，虽不可得而知，然其教人也，则始于美育，终于美育。”王国维的结论的根据是《论语》：“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中国认识音乐美的传统悠久，《论语》曾记：“子在齐闻《韶》”，则“三月不知肉味”。这就是音乐的美育教育的魅力。所以，他进一步解释说：“而《韶》乐之作，虽挈壶之童子，其视精，其行端。音乐之感人，其效有如此者。”
王国维还注意到，孔子之美育，还重视对自然美的欣赏，即“尤使人玩天然之美”。“故习礼于树下，言志于农山，游于舞雩，叹于川上，使门弟子言志，独与曾点。点之言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都是据《论语》的记载。王国维据此认为孔门师生“平日所以涵养其审美之情者可知矣”。
那么，中国的美育是不是很发达了呢？不是。王国维高呼：“呜呼！我中国非美术之国也。”他认为妨碍中国美育发达者有三：一是只看眼前的蝇头小利，太急功近利，妨碍美育。“一切学业，以利用之大宗旨贯注之，治一学必质其有用与否，为一事必问其有益与否。美之为物，为世人所不顾久矣！”二是中国诗画本有特色，“实有非西人所能梦见者”，但是“世之贱儒，辄援‘玩物丧志’之说相诋，故一切美术皆不能达完全之域。美之为物，为世人所不顾久矣”！三是“以我国人审美之趣味之缺乏如此，则其朝夕营营，逐一己之利害而不知返者，安足怪哉！”
这篇文章令人感兴趣的，还在于提出了对境界和审美本质的理解。王国维提出人生有审美之境界、物质之境界与道德之境界。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审美之境界乃不关利害之境界，故气质之欲灭，而道德之欲得由之以生。故审美境界乃物质之境界与道德之境界之津梁也。于物质之境界中，人受制于天然之势力；于审美之境界则远离之；于道德境界则统御之（希氏《论人类美育之书简》）。”王国维这里的“境界”，来源于席勒的著作。在席勒的《美育书简》中，“境界”的英语是State，德语是Staat。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徐恒醇译《美育书简》中相对的一段如下：
在权利的力量的国度里，人和人以力相遇，他的活动受到限制。在安于职守的伦理的国度中，人和人以法律的威严相对峙，他的意志受到束缚。在有文化教养的圈子里，在审美的国度中，人就只须以形象显现给别人，只作为自由游戏的对象而与人相处。通过自由去给予自由，这就是审美王国的基本法律。
力量的国度只能通过自然去驯服自然的方式，使社会成为可能。伦理的国度只能通过使个人的意志服从公共意志的方式，使社会（在道德上）成为必要。只有审美的国度才能使社会成为现实，因为它通过个性的本性去实现整体的意志。
按席勒的思想，审美是人走向自由王国的最高境界。
美的本质，是这篇文章的理论基础。这也是以康德、叔本华的学说为根据：“德意志之大哲人汗德，以美之快乐为不关利害之快乐。至叔本华而分析观美之状态为二原质：（一）被观之对象，非特别之物，而此物之种类之形式；（二）观者之意识，非特别之我，而纯粹无欲之我也。”总之，结论是：无欲之我观纯粹之外物，“此境界唯观美时有之。苏子瞻所谓‘寓意于物’，邵子曰：‘圣人所以能一万物之情者，谓其能反观也。所以谓之反观者，不以我观物也。不以我观物者，以物观物之谓也。既能以物观物，又安有我于其间哉？’”（《皇极经世·观物内篇》七）这里提出的思想，与以后的《人间词话》互相呼应，看来王国维的境界理论是经过了长期酝酿才成熟的。
王国维带着自身的家学传统和对封建社会的正统教育的厌恶走向社会，走向人间。他学习了西方哲学、美学思想，特别醉心于叔本华、康德、尼采、席勒的思想。他努力介绍西方的哲学、美学思想；又运用这些思想去研究中国的哲学和美学，作出了自己独立的理论贡献。这一阶段，王国维思想十分活跃，像许多当时的启蒙学者那样，批判封建的旧传统，宣传西方新的思想，只是比较起来他更深沉。他学习西方哲学思想、美学思想，并不像一般学者那样传播一些刚知道的西方的知识，他是在寻求人间的真理，寻求中国文化发展的途径，所以更包含了丰富的人生体验。和一般留学生相比较，他有更丰厚的中国文化素养，因而，他的向西方寻找真理，又总是与中国的已有传统结合起来加以思索的。王国维使用的方法或工具是外国的，但是，他选择的材料，或研究对象却是中国的。这时期的王国维不是一个纯粹的书斋学者，他主要是《教育世界》杂志的编辑，这个岗位，使他与社会联系比较紧密。他思想活跃，兴趣广泛，文章中流露着一种公民的热情。
了解这时期王国维美学思想的发展，有利于我们看到他取得的许多思想成果；除了它们本身的理论价值之外，又有利于我们理解他创作《人间词话》的思想背景，把握他整个美学思想发展的脉络。这些，显示了中国文化思想由古代走向现代的轨迹。
晚清谈教育，是一种风气，新旧人物都把它当作救国之要图。新人物反对旧的教育制度更为猛烈，因为他们有切肤之痛。闭门读书，拼凑八股，实难混下去，教育走什么路，已经提到中国人的面前。像王国维那样的启蒙学者，对此更为敏感。因为启蒙者，开启人们的智慧的意思，这就是教育。王国维走上人生道路之初，就与《教育世界》联系上了。教育当然是他心中的热点问题。德国哲学本来包含着美学，从中引出的美育又是自然地与教育结合着的。在晚清的风气下，很容易与此相共鸣。在向西方学习的人们中间，介绍西方哲学、强调美育，这是王国维有自己独创性贡献的方面。
王国维是最早提出美育，并有一系列理论成果的人。他除了介绍西方的美学思想外，发表过《论教育之宗旨》（1903年）、《孔子之美育主义》（1904年）、《去毒篇》（1906年）等专论美育教育，在其他的一些文章中也涉及到这个问题。美育思想在王国维的早期思想中，是生气勃勃的部分，很有创造性的部分，这是我们理解王国维思想风貌的重要方面。
谈到中国美育，人们自然地会和蔡元培的名字联系起来。因为他在1912年把美育规定为新式教育方针之一，1917年提出“以美育代宗教”，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又呼吁“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他任北京大学校长，提出过“美育实施的方法”。就影响来说，近代提倡美育，以蔡元培影响最大。但王国维提倡的时间早，文章有代表当时时代水平的理论深度。
王国维如同许多启蒙学者一样，教育的出发点，是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物。这就是王国维所说的“教育之宗旨何在？在使人为完全之人物而已”。怎样才算完全的人物呢？“何谓完全之人物？谓人之能力无不发达且调和是也。人之能力分为内外二者：一曰身体之能力，一曰精神之能力。发达其身体而萎缩其精神，或发达其精神而罢敝其身体，皆非所谓完全者也。完全之人物，精神与身体必不可不为调和之发达。”于是，作者又从精神之能力衍化出智育、德育、美育。
这里提到的智育，也有新的内容了。他强调指出：“古代的知识至近代而觉其不足，闭关自守时之知识，至万国交通时而觉其不足。故居今之世界，不可无今世之知识。”特别可贵的，王国维还特别提到“知识又分为理论与实际二种”。这里的德育，不再是三纲五常式的外在的约束，他认为，“道德之本原又由内界出而非外铄我者”。这种要求体现为人的自爱又爱人的思想，将博爱置于道德之首。“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不爱敬人者反是。”
王国维论证美育的功能，从两方面着眼：一方面美育有其独特性，是其他方面教育所不能代替的。美育就是情感教育。另一方面，美育对其他方面的教育有促进作用。美育对人的感情有特殊的影响力。因为“盖人心之动，无不束缚于一己之利害，独美之为物，使人忘一己之利害，而入高尚纯洁之域，此最纯粹之快乐也”。美能使人产生快乐，这就是王国维自己宣布过的，他相信美学上的快乐论。再进一步，他认为美育可以促进智育、德育。“人心之知情意三者，非各自独立而互相交错者。如人为一事时，知其当为者‘知’也，欲为之者后‘意’也。而当其为之前后又有苦乐之‘情’伴之，此三者不可分离而论之也。……三者并行而得渐达真善美之理想，又加以身体之训练，斯得为完全之人物，而教育之能事毕矣。”
如果说《教育之宗旨》从正面讲述美育的功能，那么《去毒篇》却是从鸦片的危害讲美育的功能。这两篇文章有相互联系之处，就是都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即从人的心理需要的角度考察问题的。
1906年王国维发表了《去毒篇》论证艺术（美术）是抵制鸦片烟的治根的办法。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去毒篇（鸦片烟之根本治疗法及将来教育上之注意）》。大家知道，林则徐烧鸦片，却没有能根治鸦片的流行，以后有不少志士仁人，提倡禁鸦片，但限于呼吁，未有有力的行动。王国维的《去毒篇》提出了治鸦片的独特的方法。王氏的文章很多是有社会内容的，但主要在教育这个领域，就社会问题发表言论的，这是一篇突出的文章。他以前在《文学小言》中已初步提到这个问题。
王国维在《去毒篇》中首先问：中国人抽鸦片烟的原因是什么呢？外国人抽得不普遍，运到中国来让我们抽。就国民说，中国不比外国劣。就知识说，中国人低，但学会新知识的人也抽。讲道德，“他国民之道德亦未必大胜于我国”。可见，此事与知识、道德无绝对的关系。这里插一句，王国维是有爱国心的，他并不认为中国万事不如人。那么，中国人抽鸦片烟是什么原因？他说：“其最终之原因，则由于国民之无希望，无慰藉，一言以蔽之，其原因存于感情上而已。”所以，他认为鸦片是“国民之精神上之疾病”。
古今中外都有精神上的疾病。王国维认为：“古人之疾饮酒、田猎，今人之疾鸦片、赌博。西人之疾在酒，中人之疾鸦片。”但是，这些病的根源是有不同的：“前者阳疾，后者阴疾也。前者少壮的疾病，后者老耄的疾病也。前者强国的疾病，后者亡国的疾病也。前者欲望的疾病，后者空虚的疾病也。”
这样，王国维认为，抽鸦片的原因就被他找到了。“自国家之方面言之，必其政治之不修也，教育之不博及也。自国民之方面言之，必其苦痛及空虚之感深于他国民，而除鸦片外别无所以慰藉之之术也。此二者中，后者尤其最要之原因。”即国民方面的原因又是最重要的。
因为人生来就有欲望，欲望之将达也，有希望之快乐，有失望之苦痛。如果偶然无一欲望，却又空虚。“此空虚之感，尤人生所难堪，人所以图种种遣日之方法者无非欲祛此感而已。”在他看来，这就是鸦片流行的原因。
明确了原因之后，如何戒鸦片烟呢？感情上满足了国民的需要，就可以戒鸦片烟了。“其道安在？则宗教与美术二者是，前者适于下流社会，后者适于上等社会；前者所以鼓国民之希望，后者所以供国民之慰藉。兹二者尤我国今日所最缺乏，亦其所最需要者也。”
这里又使我们想起蔡元培。他提出“以养育代宗教法”是极力攻击宗教的荒谬，主张以艺术来代替。其思想比王国维更激进；但是在美学理论上，也是用满足人的感情需要来论证的。
王国维对宗教的影响也有分析。他认为知识分子对宗教是“斥为迷信者也”，因为，自知识上说，宗教是不能证明其存在，但也不能证明是不存在，“超乎吾人之知识外故也”。这里解决问题的方法，用实证的方法，即相信经验是可以用来作证明的，是知识的来源；但他又认为有的东西不在经验可及之处，这就是不可知的。但是，从人的感情需要上看，宗教有什么用呢？他认为下层人民，“终岁勤动，与牛马均劳逸，以其血汗易其衣食，犹不免于冻馁，人世之快乐终其身无斯须之分……”于是他们相信来世一切皆平等了，以来世之希望偿现世之失望，感情上有安慰。
王国维相信科学，他是不赞成宗教的。因为“今日之佛教已达腐败之极点，而基督教之一部且以扩充势力，干涉政治为事”。他对宗教，也正如对艺术那样，希望为宗教而宗教，不主张宗教与政治发生关系。但是王国维肯定宗教在人的感情上能起安慰的作用。
那么，为什么下层人民一定要宗教？因为国家不能使人人受高等教育，不能使人人享受艺术。上流社会，教育程度高了，希望亦较多，宗教的势力在他们之中就不大，于是，他们要慰藉，得求诸美术。为什么称“美术者，上流社会之宗教”呢？王国维从两方面加以论证。一方面，就其作用说，“彼等苦痛之感无以异于下流社会，而空虚之感则又过之。此等感情上之疾病，固非干燥的科学与严肃的道德之所能疗也，感情上之疾病非以感情治之不可。必使其闲暇之时，心有所寄，而后能得以自遣。夫人之心力不寄于此则寄于彼”。所以艺术可以成为上流社会之精神之寄托。另一方面，上流社会容易信艺术而不信宗教，因为他的地位高，有知识，不像下流社会往往寄希望于来世。而且，艺术能安慰人，现世就能起作用，不必等来世的宗教了。
王国维的美育教育是从培养人出发的。他的用美育代替鸦片的设想，显示了他在民族危亡之际，关心中国人的命运，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但是，在实践上，他的主张并不容易实现，可以委婉地说，毕竟是“书生之见”。
王国维在这个问题上提出的思想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实施美育要重视文学，从小做起。他提出中等学校以上首先重视古典文学，小学生要上好唱歌课。他的理由如下：“美术之慰藉中，尤以文学为尤大。何则？雕刻、图画等，其物既不易得，而好之之误则留意于物之弊，固所不能免也。若文学者，则求之书籍而已，无不足其普遍便利，决非他美术所能及也。故此后中学校以上宜大用力于古典一科，虽美术上之天才不能由此养成之，然使有解文学之能力，爱文学之嗜好，则其所以慰空虚之苦痛，而防卑劣之嗜好者，其益固已多矣。”
王国维认为文学是美育功能最大的一种。因为原因有二，一是雕刻、图画不普遍，文学“普遍便利”，这是其他艺术不能及的。二是，其他艺术的欣赏中有“留意于物之弊”，就是说这些作品有经济上的价值；参看之时，物欲就会跳出来了。王国维原以为自然美不如艺术美，因为自然美会与利相连，艺术美使人与利离得远。这里又有引申了，就是在艺术美中，文学与利最远，而雕刻、图画与利比文学近。所以，文学在美术之慰藉中，功效最大了。
这里的文学指什么？“古典一科”，即《红楼梦》、屈原的诗，杜甫、陆游的诗，苏轼的词、李煜的词等等。它们教育的效果有高低两种估价。最起码的是希望“慰空虚之苦痛，而防卑劣之嗜好”；高一层的作用为培养天才，这不是一般的教育能解决的。上述思想与他一贯的想法一致。以后他提出“古雅美”的概念也与此有联系。
王国维注重小学生的美育，写过一篇《论小学校唱歌科之材料》，当时的教育中有一件事被王国维称为“可喜之现象”，就是小学生上唱歌课已有二三年了，但他不满意这个课用的教材，认为社会发展的关键时刻应进一步重视这门课。
小学设此课的本意是什么？“一、调和其感情，二、陶冶其意志，三、练习其聪明官及发声器是也。一与三为唱歌科自己之事业，而二则为修身科与唱歌科公共之事业。”
所以，王国维认为，唱歌的第一目的——调和其感情，练习其聪明官及发声器，这是主要目的。唱歌的第二目的“陶冶其意志”。这里所说的“陶冶其意志”也不是修身课的重复。因为“唱歌科之辅助修身科亦在形式而不在内容，虽有声无词之音乐，自有陶冶品性使之高尚和平之力，固不必用修身科之材料为唱歌科之材料也”。如果对小孩只是“以干燥拙劣之辞述道德上之教训，恐第二目的未达而已失其第一之目的矣”。但是歌词也要美。美的歌词应该用古代的歌词。“就歌词之美言之，则今日作者之自制曲，其不如古人之名作审矣。”
那么，小孩能懂古代之名作吗？这里涉及美学问题，就是美是直观的。王国维的论述是这样的：“古诗中之咏自然之美及古迹者，亦正不乏此等材料，以有具体的性质而可以呈于儿童之直观故。故较之道德上抽象之教训，反为易解且可与历史、地理及理科中之材料相联络……”小孩美育教育重直观，这本来是许多教育家都主张的，因为这是对儿童进行教育的好的有效的方法，美育所凭借的感性材料和艺术作品，对儿童是有益的。从人的认识的发生学观点，小时候的思想方法，正如同原始人的思想方法一样，是从直观开始的。原始人开始时没有“硬”、“圆”、“热”等抽象的概念，而只有“像石头”、“像月亮”、“像太阳”等形象的概念。小孩用古诗中咏自然的诗有其直观性的一面，这是有理由的。但是，古诗是语言艺术，对小孩也不一定都成为直观的对象，不少人看不懂、理解不了。但是王国维为什么还是主张要用古诗呢？他认为：这样才能使艺术独立，不致成为修身科的奴隶。小孩即使不懂，也受到熏陶。如果有修身课的气味就根本不是艺术了。
王国维重视美育，特别是重视艺术对人的熏陶作用。他翻译的美国禄尔光的《教育心理学》（1910年出版）曾指出：“美之趣味，得由艺术养成之。古代之雅典人，虽下至劳动者，亦有美术之批评力，以自幼时即呼吸美术之空气故也。故一切城市，宜利用优美之公园、壮丽之建筑，及典雅之绘画、雕塑等，以养成公民之趣味也。”王国维的译文与他本人的理论思考也是有联系的。
《孔子之美育主义》用中西美育思想比较的方法，备举孔子美育之说，且诠其所以然之理。全文说明一个道理：美育，中国古已有之。在西方新思潮滚滚而来之时，有的人崇洋迷途、盲目搬用；有的人抱残守缺，泥古不化。王国维的方法，重视东西方理论上的比较，挖掘中国已有的传统，总结中国古有的经验，在学习西方的美学思想的方法方面有新的突破。
《孔子之美育主义》载于《教育世界》第69号，1904年2月出刊。这篇文章的正文上未印上作者的姓名，但是在该本杂志的目录上，印有“王国维”的名字。我以为据此可确定作者。
王国维认为“大圣”孔子，与“残儒”不同，在实际教育中贯穿着美育的教育。“今转而观我孔子之学说，其审美上之理论，虽不可得而知，然其教人也，则始于美育，终于美育。”王国维的结论的根据是《论语》：“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中国认识音乐美的传统悠久，《论语》曾记：“子在齐闻《韶》”，则“三月不知肉味”。这就是音乐的美育教育的魅力。所以，他进一步解释说：“而《韶》乐之作，虽挈壶之童子，其视精，其行端。音乐之感人，其效有如此者。”
王国维还注意到，孔子之美育，还重视对自然美的欣赏，即“尤使人玩天然之美”。“故习礼于树下，言志于农山，游于舞雩，叹于川上，使门弟子言志，独与曾点。点之言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都是据《论语》的记载。王国维据此认为孔门师生“平日所以涵养其审美之情者可知矣”。
那么，中国的美育是不是很发达了呢？不是。王国维高呼：“呜呼！我中国非美术之国也。”他认为妨碍中国美育发达者有三：一是只看眼前的蝇头小利，太急功近利，妨碍美育。“一切学业，以利用之大宗旨贯注之，治一学必质其有用与否，为一事必问其有益与否。美之为物，为世人所不顾久矣！”二是中国诗画本有特色，“实有非西人所能梦见者”，但是“世之贱儒，辄援‘玩物丧志’之说相诋，故一切美术皆不能达完全之域。美之为物，为世人所不顾久矣”！三是“以我国人审美之趣味之缺乏如此，则其朝夕营营，逐一己之利害而不知返者，安足怪哉！”
这篇文章令人感兴趣的，还在于提出了对境界和审美本质的理解。王国维提出人生有审美之境界、物质之境界与道德之境界。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审美之境界乃不关利害之境界，故气质之欲灭，而道德之欲得由之以生。故审美境界乃物质之境界与道德之境界之津梁也。于物质之境界中，人受制于天然之势力；于审美之境界则远离之；于道德境界则统御之（希氏《论人类美育之书简》）。”王国维这里的“境界”，来源于席勒的著作。在席勒的《美育书简》中，“境界”的英语是State，德语是Staat。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徐恒醇译《美育书简》中相对的一段如下：
在权利的力量的国度里，人和人以力相遇，他的活动受到限制。在安于职守的伦理的国度中，人和人以法律的威严相对峙，他的意志受到束缚。在有文化教养的圈子里，在审美的国度中，人就只须以形象显现给别人，只作为自由游戏的对象而与人相处。通过自由去给予自由，这就是审美王国的基本法律。
力量的国度只能通过自然去驯服自然的方式，使社会成为可能。伦理的国度只能通过使个人的意志服从公共意志的方式，使社会（在道德上）成为必要。只有审美的国度才能使社会成为现实，因为它通过个性的本性去实现整体的意志。
按席勒的思想，审美是人走向自由王国的最高境界。
美的本质，是这篇文章的理论基础。这也是以康德、叔本华的学说为根据：“德意志之大哲人汗德，以美之快乐为不关利害之快乐。至叔本华而分析观美之状态为二原质：（一）被观之对象，非特别之物，而此物之种类之形式；（二）观者之意识，非特别之我，而纯粹无欲之我也。”总之，结论是：无欲之我观纯粹之外物，“此境界唯观美时有之。苏子瞻所谓‘寓意于物’，邵子曰：‘圣人所以能一万物之情者，谓其能反观也。所以谓之反观者，不以我观物也。不以我观物者，以物观物之谓也。既能以物观物，又安有我于其间哉？’”（《皇极经世·观物内篇》七）这里提出的思想，与以后的《人间词话》互相呼应，看来王国维的境界理论是经过了长期酝酿才成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