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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从哲学转向文学

  王国维刚过而立之年写了两篇自序。一篇叙述学通康德哲学的始末,之后一篇却叙述了自己今后的研究志趣。有趣的是,他的结论为:从哲学转向文学。

  王国维的性格是分析型的:理智感强,十分内向。他“疲于哲学”的原因有二:一是“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今又爱其谬误”。二是纵观世界近二十年的学问,建立新的理论体系的学者极少,希望自创一新哲学,“非愚则狂也”。而搜集、整理材料,综合历史上的成说,成为一个二流学者,又不喜欢。他自己思忖:“以余之力,加之于学问,以研究哲学史,或可操成功之券。然为哲学家,则不能,为哲学史,则又不喜,此亦疲于哲学之一原因也。”从这两个原因看,他虽学懂了康德哲学,但是,并不能建立起自己的哲学体系,对于如何在这个领域选择自己的研究方向更不能确定。这种自我分析,是明智的,合乎实际的。

  这时候,文学为什么吸引他呢?他说:“近年嗜好之移于文学,亦有由焉,则填词之成功是也。”填词的成功,使他初次获得了成功的体验,推动他在文学领域继续发展。但是,他并不是准备继续填词,而是想深入研究与词有关的戏曲,他爱好文学,是因为在文学创作中得到了直接的慰藉。但是,他并不想终身从事文学创作。他极其客观地分析自己说:“要之,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诗歌乎?哲学乎?他日以何者终吾身所不敢知,抑在二者之间乎?”王国维以后的《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正是诗歌与哲学二者之间的学问。三十自序已显示他对自我发展作出了冷静、周密和清醒的选择,这正是他学术上的成熟。他没有选择研究哲学,决不是说哲学对他没有帮助。实事求是地说,他明确接受哲学中知识论上的“实证论”,哲学使他思想开阔,思想方法得到训练。他是由哲学思想汲取营养、获得创造力的人。

  王国维的学术研究,是他完成了本职工作之后进行的。他于1906年春就聘北京学部图书局任编译局员,后兼在总务司行走,月脩百金。他主要编哲学书,还修订《亚洲地志》的译文,参加编《诗经古谱》,因为局中知道他擅长填词,曾让他作《暑假歌》,曾获颁各小学。他给人的印象是“一言不妄发,一事不妄为”、“专致读书,澄默寡言”。业余并不操持家务,喜欢逛古旧书市,购买所需古籍,偶尔得到戏曲方面的善本书,便欣喜若狂。

  §§第二章 早期美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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