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独学的时代
1902年夏，王国维从日本回国。他认为“自是以后，遂为独学的时代矣”。这时候，按他自己计算是25岁。到他写两篇《自序》时（1907年），他自己算“已过三十”。这段“独学”的时代，是学习西方哲学，进行哲学、美学研究和创作旧诗词的时代。王国维在这时期的职业是1903年在南通通州师范学校教书，1904年转到苏州师范学堂教书，1906年与罗振玉一起到北京的学部就职。
王国维有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三十而立”的观念。他把自己的“三十而立”的状况与自己已有的人生目标相比，并不满意。他在《自序》的一开头就说：“岁月不居，时节如流，犬马之齿，已过三十。志学以来，十有余年，体素羸弱，不能锐进于学。进无师友之助，退有生事之累，故十年所造，遂如今日而已。”这里所说的志学“十有余年”，大约从1894年知世尚有“新学”开始，亦即从放弃走原来的科举道路算起的。
他自己所称“独学”时代到而立之年，为学的情况如何呢？王国维在《自序》中说：“此五六年间，亦非能终日治学问，其为生活故而治他人之事，日少则二三时，多或三四时。其所用以读书者，日多不逾四时，少不过二时，过此以往，则精神涣散，非与朋友谈论，则涉猎杂书。唯此二三时间之读书，则非有大故，不稍间断也。”这说明王国维的“独学”，指的是自学。用现代语言说，主要是业余学习。对这段自学的成绩，王国维在《自序》中指出：“余之哲学上及文学上之撰述，其见识文采亦诚有过人者。”但总的来说，他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所以，他认为：“夫以余境之贫薄而体之孱弱也，又每日为学时间之寡也，持之以恒，尚能小有所就，况财力精力之倍于余者，循序而进，其所造岂有量哉！”
王国维自己重视的“独学的时代”，实际上是开始从事研究哲学的时代。他研究哲学有个人的原因：“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当然，也有工作上的原因，即编《教育世界》杂志的需要。这两方面的前提是：重视哲学。那时，西方哲学和文化已开始介绍到中国来了。特别是严复译《天演论》以进化论的世界观激励过许多人救国自强的热情。梁启超通俗地介绍西方各种学说更是影响广泛。他创造性地提出“新民说”，宣扬与封建伦理思想相对立的新的伦理观，即要“新国”，必先“新民”，希望有自由、奋斗精神，爱国、利群、尚武、自尊、冒险等品质的新民。王国维重视的是哲学，他一边钻研叔本华、康德哲学，一边利用杂志进行宣传介绍，一边冷静地思考人生的根本问题，一边写诗填词抒发自己对人生真谛的感受。他并不参加当时的政治运动，只是在哲学的意义上对人生进行系统的思考。
王国维对哲学的兴趣，受日本文学士藤田丰八、田冈佐代治两君的影响。他见到田冈君之文集中，引用康德、叔本华哲学。以后更多的具体指导为藤田君。
如果我们要介绍王国维学习德国哲学的过程，可以注意他四次读康德的书，务求最终读懂的经历。
据王国维自己的介绍，1903年春他开始读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因不能理解，不久就停下来了。在读康德之前，1902年，他先看过巴尔善的《哲学概论》、文特尔彭的《哲学史》，读的是英文本，但能与日文本对照，所以，大略能读下来。经过这样的准备，仍然看不懂康德的书，于是放下康德，先读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特别是看了其中“康德哲学批判”这部分，找到了“通康德哲学关键”。29岁时，1905年，“更返而读康德之书，则非复前日之窒碍矣。嗣是于康德之《纯理批评》外，兼及其伦理学及美学。至今年从事第四次之研究，则窒碍更少，而觉其窒碍之处大抵其说之不可持处而已”。这里，王国维未叙述他的第二次之研究。看起来，这一次是将叔本华哲学与康德哲学对比起来阅读，其实是学习的关键处。《教育世界》在1904年5月刊出《康德之哲学论》，未署作者之名。该刊的言论一般均署名的，介绍性质的文章，常不署名。这些介绍文章不应定为是王国维的著作，也可能是译自日文的介绍文章。王国维作为“专治哲学的社员”，其间又正在攻康德哲学，这两篇文章即便不是他写的，《教育世界》已刊登了文章，王国维定然也看到，也理解，这是完全有把握的。同时，我们也可以推想到，王国维的第二次阅读大约在这个时期，能理解康德哲学也可能在这个时候。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是1904年6月开始发表的。从1903年夏至1904年夏，“皆与叔本华之书为伴侣之时代也”。实际上仅就文章的主要倾向而言，已开始看出有康德的影响了。王国维对自己看通康德的书，评价甚高。他说：“此则当日志学之初所不及料，而在今日亦得以自慰藉者也。”由此可以看到，这正是王国维确立自己美学理想的契机。他的“独学”的时代，是寻求人生理想和审美理想的时代。
从现有材料看，王国维是我国最早介绍康德、叔本华美学思想的学者。他在1903年8月发表了《康德像赞》，赞颂康德“丹凤在霄，百鸟皆暗”、“百岁千秋，公名不朽”。在1903年至1904年之间，梁启超发表《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分五期连载于《新民丛报》上。王国维为何接受康德美学，他作过总结性的说明：“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伟大的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能爱，爱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这段话，是理解王国维为何接受康德美学的关键。康德构建了庞大的思想体系。他的《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是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高峰。在美学方面，康德首先着眼于确立审美经验与非审美经验的区别。原来，经验主义美学把“美”与“快感”混同起来了；理性主义者又将“美”与“善”混同起来。这样，康德的美学就有将审美快感说成是“超功利”的结论。王国维对康德美学中提出的许多丰富内容很有共鸣。但是，他对康德高严的形而上学有不解之处。在康德的庞大的哲学体系中，他将世界区分为现象界和物自体。人的能力只能看到现象，这是有经验作为基础的。而物自体是在人的感觉能力之外的，因而是不可知论的。他举例说，盲人无经验所以不能拥有许多认识，白痴无理性所以也不能拥有许多知识。他似乎企图调和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对立，但是，他又是以不可知论作为自己的结论。总之，在康德哲学看来，表象界是人的经验可以把握的，但是经验总是很局限的，又是不可信的。物自体涉及对事物根本性质的终极的理解，但是它在人的经验之外，又是不可知的。
康德提出的根本问题，能引起人的思考。叔本华接受过康德美学，同时，又接受了佛教思想的影响，以及柏拉图关于理念的概念等材料，建立起自己独特的哲学和美学体系。到了叔本华那里，原来康德的“现象界”，被称为“表象”；原来康德的“自在之物”，被改造为意志。意志成了世界和事物的本原。叔本华又进一步吸收了柏拉图关于理念的概念，充实自己的哲学体系。叔本华所说“理念”，是意志的直接的客体化，又依据已有的理念外化为万千事物。叔本华这样的发挥，将问题说得更明晰了，帮助了王国维把握康德哲学。叔本华一生有不少奇事和奇行，因而也被人称为奇人。他在心理上有强烈的优越感，轻视一般的俗人，造成孤独的个性：性格抑郁、暴躁、乖僻，常被恐惧和幻想所困扰。叔本华在哲学上的理论意图是想排除哲学中的臆断，即黑格尔的“绝对理性”，他认为世界之谜，要从世界本身中去找答案，他找到的是“意志”。但当他将“意志”贯串一切的时候，也出现了不少臆断。叔本华高度评价康德哲学，认为这是历史发展中起转折作用的学说。他认为，康德以前的哲学家，主要把研究的重点放在美的根源的揭示上面，在于判断什么是美的，什么是不美的。康德却走另一条路，即重在分析人的本身，人的主观的感情和审美能力，研究作为审美主体的人。叔本华的哲学和美学进一步向纯主观方面发展。
实事求是地说，对于一个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康德哲学著作是难读的。传说康德有一位学哲学的朋友，读了《纯粹理性批判》原稿的一半，就因感到艰涩而读不下去了，并且告诉康德，再读下去就要生病了。康德本人一生生活在狭小的环境中，每天遵循钟表般准确的生活作息制度，他在德国哲学的一种学究气氛中生活和沉思。他自己将在哲学上的发现，比作哥白尼在天文学上的发现。康德哲学比英国经验主义哲学深化了，更系统化了。康德的历史功绩还在于他在认识论、伦理学和美学方面都提出一个主体性的问题，即人性有一个心理结构的问题。王国维接受康德美学，首先在文字上遇到困难。他用的英译本，是一种简译本。这从王国维的中文译文和现在通行的中文译本对照起来，便可以看清楚。当然，王国维又用日译本加以对照。但作为产生康德哲学的前提的文化背景，特别是哲学上已有的争论，当时不可能清楚，就王国维的知识准备而言，更多的是用自己对中国哲学的理解去比附着思考德国哲学。中国先哲的《论语》、《孟子》、《庄子》富有哲理性的思考，但大都是明晰地告诉人应如何生活的结论。在康德哲学那里，却主要是引导人如何去思考问题。王国维本来受中国传统的思想方法影响颇深，这与经验主义美学、实证论的知识论距离比较接近，与康德美学的距离就远了。但是，王国维具有勇于探索的精神，他认为向中国介绍康德美学，是更为重要的。其实，王国维接受康德、叔本华美学确有其内在的可以产生共鸣的条件。王国维本人的气质是内向的，有忧郁的性格，作为一个学者，他是理智型的，深沉是他的特色。他思索着人生的真谛，思索着国家的不幸，思索着家族的兴衰，很容易受到叔本华的哲学的吸引。
王国维选择的理论目标和他的实际工作条件应该说有很大的矛盾。他多次埋怨自学的艰难，只能在工作之余去学习而感到精力不足，以及语言上的障碍等等。他意识到自己的实际条件，所以，他并不是从康德、叔本华的整个理论体系上来介绍的；也不可能从西方哲学史的发展中系统地介绍他们的哲学和美学理论。王国维在把握了康德、叔本华的哲学和美学的主要观点之后，认真地向中国读者介绍这些学说，特别是他创造性地运用美学原则来研究中国的文学、哲学，创造出新的理论成果，使当时的读者耳目一新。就其主要方面而言，如果说他的《红楼梦评论》凝聚着学习叔本华哲学的心得，那么，《去毒篇》、《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人间嗜好之研究》则散发着康德美学的智慧。他按照当时中国的需要和编辑工作的实际去介绍、运用德国哲学和美学，他的评价常带有赞颂性。王国维受德国哲学的影响，除了具体的结论以外，重要的是在方法论上受到德国哲学的启示。德国哲学的开阔的思路，缜密的论证，深入的思考，富有理论色彩。王国维在这里受到了思维的训练，为他一生的研究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王国维介绍德国哲学，从客观方面说，当时的德国哲学被公认为世界哲学的高峰。与当时严复介绍进化论，梁启超介绍西方各种学说相比较，王国维的介绍更深入了。他认为中国最需要哲学。比如讨论叔本华哲学中关于人的欲望的研究，当时，王国维的一位朋友张尔田就写信给他说：“灭绝此欲者，佛学也；主张此欲者，泰西诸学也。惟寡欲、节欲而言无欲者，则我中邦思想也。由此义而后有种种道理发生，由此义而后有种种制度成立，由此义而后研究种种学术，才不致偏倚而为世道人心之害。此今日先决问题也。”其实，这些问题也是在王国维心里反复思考着的。
王国维有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三十而立”的观念。他把自己的“三十而立”的状况与自己已有的人生目标相比，并不满意。他在《自序》的一开头就说：“岁月不居，时节如流，犬马之齿，已过三十。志学以来，十有余年，体素羸弱，不能锐进于学。进无师友之助，退有生事之累，故十年所造，遂如今日而已。”这里所说的志学“十有余年”，大约从1894年知世尚有“新学”开始，亦即从放弃走原来的科举道路算起的。
他自己所称“独学”时代到而立之年，为学的情况如何呢？王国维在《自序》中说：“此五六年间，亦非能终日治学问，其为生活故而治他人之事，日少则二三时，多或三四时。其所用以读书者，日多不逾四时，少不过二时，过此以往，则精神涣散，非与朋友谈论，则涉猎杂书。唯此二三时间之读书，则非有大故，不稍间断也。”这说明王国维的“独学”，指的是自学。用现代语言说，主要是业余学习。对这段自学的成绩，王国维在《自序》中指出：“余之哲学上及文学上之撰述，其见识文采亦诚有过人者。”但总的来说，他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所以，他认为：“夫以余境之贫薄而体之孱弱也，又每日为学时间之寡也，持之以恒，尚能小有所就，况财力精力之倍于余者，循序而进，其所造岂有量哉！”
王国维自己重视的“独学的时代”，实际上是开始从事研究哲学的时代。他研究哲学有个人的原因：“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当然，也有工作上的原因，即编《教育世界》杂志的需要。这两方面的前提是：重视哲学。那时，西方哲学和文化已开始介绍到中国来了。特别是严复译《天演论》以进化论的世界观激励过许多人救国自强的热情。梁启超通俗地介绍西方各种学说更是影响广泛。他创造性地提出“新民说”，宣扬与封建伦理思想相对立的新的伦理观，即要“新国”，必先“新民”，希望有自由、奋斗精神，爱国、利群、尚武、自尊、冒险等品质的新民。王国维重视的是哲学，他一边钻研叔本华、康德哲学，一边利用杂志进行宣传介绍，一边冷静地思考人生的根本问题，一边写诗填词抒发自己对人生真谛的感受。他并不参加当时的政治运动，只是在哲学的意义上对人生进行系统的思考。
王国维对哲学的兴趣，受日本文学士藤田丰八、田冈佐代治两君的影响。他见到田冈君之文集中，引用康德、叔本华哲学。以后更多的具体指导为藤田君。
如果我们要介绍王国维学习德国哲学的过程，可以注意他四次读康德的书，务求最终读懂的经历。
据王国维自己的介绍，1903年春他开始读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因不能理解，不久就停下来了。在读康德之前，1902年，他先看过巴尔善的《哲学概论》、文特尔彭的《哲学史》，读的是英文本，但能与日文本对照，所以，大略能读下来。经过这样的准备，仍然看不懂康德的书，于是放下康德，先读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特别是看了其中“康德哲学批判”这部分，找到了“通康德哲学关键”。29岁时，1905年，“更返而读康德之书，则非复前日之窒碍矣。嗣是于康德之《纯理批评》外，兼及其伦理学及美学。至今年从事第四次之研究，则窒碍更少，而觉其窒碍之处大抵其说之不可持处而已”。这里，王国维未叙述他的第二次之研究。看起来，这一次是将叔本华哲学与康德哲学对比起来阅读，其实是学习的关键处。《教育世界》在1904年5月刊出《康德之哲学论》，未署作者之名。该刊的言论一般均署名的，介绍性质的文章，常不署名。这些介绍文章不应定为是王国维的著作，也可能是译自日文的介绍文章。王国维作为“专治哲学的社员”，其间又正在攻康德哲学，这两篇文章即便不是他写的，《教育世界》已刊登了文章，王国维定然也看到，也理解，这是完全有把握的。同时，我们也可以推想到，王国维的第二次阅读大约在这个时期，能理解康德哲学也可能在这个时候。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是1904年6月开始发表的。从1903年夏至1904年夏，“皆与叔本华之书为伴侣之时代也”。实际上仅就文章的主要倾向而言，已开始看出有康德的影响了。王国维对自己看通康德的书，评价甚高。他说：“此则当日志学之初所不及料，而在今日亦得以自慰藉者也。”由此可以看到，这正是王国维确立自己美学理想的契机。他的“独学”的时代，是寻求人生理想和审美理想的时代。
从现有材料看，王国维是我国最早介绍康德、叔本华美学思想的学者。他在1903年8月发表了《康德像赞》，赞颂康德“丹凤在霄，百鸟皆暗”、“百岁千秋，公名不朽”。在1903年至1904年之间，梁启超发表《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分五期连载于《新民丛报》上。王国维为何接受康德美学，他作过总结性的说明：“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伟大的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能爱，爱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这段话，是理解王国维为何接受康德美学的关键。康德构建了庞大的思想体系。他的《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是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高峰。在美学方面，康德首先着眼于确立审美经验与非审美经验的区别。原来，经验主义美学把“美”与“快感”混同起来了；理性主义者又将“美”与“善”混同起来。这样，康德的美学就有将审美快感说成是“超功利”的结论。王国维对康德美学中提出的许多丰富内容很有共鸣。但是，他对康德高严的形而上学有不解之处。在康德的庞大的哲学体系中，他将世界区分为现象界和物自体。人的能力只能看到现象，这是有经验作为基础的。而物自体是在人的感觉能力之外的，因而是不可知论的。他举例说，盲人无经验所以不能拥有许多认识，白痴无理性所以也不能拥有许多知识。他似乎企图调和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对立，但是，他又是以不可知论作为自己的结论。总之，在康德哲学看来，表象界是人的经验可以把握的，但是经验总是很局限的，又是不可信的。物自体涉及对事物根本性质的终极的理解，但是它在人的经验之外，又是不可知的。
康德提出的根本问题，能引起人的思考。叔本华接受过康德美学，同时，又接受了佛教思想的影响，以及柏拉图关于理念的概念等材料，建立起自己独特的哲学和美学体系。到了叔本华那里，原来康德的“现象界”，被称为“表象”；原来康德的“自在之物”，被改造为意志。意志成了世界和事物的本原。叔本华又进一步吸收了柏拉图关于理念的概念，充实自己的哲学体系。叔本华所说“理念”，是意志的直接的客体化，又依据已有的理念外化为万千事物。叔本华这样的发挥，将问题说得更明晰了，帮助了王国维把握康德哲学。叔本华一生有不少奇事和奇行，因而也被人称为奇人。他在心理上有强烈的优越感，轻视一般的俗人，造成孤独的个性：性格抑郁、暴躁、乖僻，常被恐惧和幻想所困扰。叔本华在哲学上的理论意图是想排除哲学中的臆断，即黑格尔的“绝对理性”，他认为世界之谜，要从世界本身中去找答案，他找到的是“意志”。但当他将“意志”贯串一切的时候，也出现了不少臆断。叔本华高度评价康德哲学，认为这是历史发展中起转折作用的学说。他认为，康德以前的哲学家，主要把研究的重点放在美的根源的揭示上面，在于判断什么是美的，什么是不美的。康德却走另一条路，即重在分析人的本身，人的主观的感情和审美能力，研究作为审美主体的人。叔本华的哲学和美学进一步向纯主观方面发展。
实事求是地说，对于一个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康德哲学著作是难读的。传说康德有一位学哲学的朋友，读了《纯粹理性批判》原稿的一半，就因感到艰涩而读不下去了，并且告诉康德，再读下去就要生病了。康德本人一生生活在狭小的环境中，每天遵循钟表般准确的生活作息制度，他在德国哲学的一种学究气氛中生活和沉思。他自己将在哲学上的发现，比作哥白尼在天文学上的发现。康德哲学比英国经验主义哲学深化了，更系统化了。康德的历史功绩还在于他在认识论、伦理学和美学方面都提出一个主体性的问题，即人性有一个心理结构的问题。王国维接受康德美学，首先在文字上遇到困难。他用的英译本，是一种简译本。这从王国维的中文译文和现在通行的中文译本对照起来，便可以看清楚。当然，王国维又用日译本加以对照。但作为产生康德哲学的前提的文化背景，特别是哲学上已有的争论，当时不可能清楚，就王国维的知识准备而言，更多的是用自己对中国哲学的理解去比附着思考德国哲学。中国先哲的《论语》、《孟子》、《庄子》富有哲理性的思考，但大都是明晰地告诉人应如何生活的结论。在康德哲学那里，却主要是引导人如何去思考问题。王国维本来受中国传统的思想方法影响颇深，这与经验主义美学、实证论的知识论距离比较接近，与康德美学的距离就远了。但是，王国维具有勇于探索的精神，他认为向中国介绍康德美学，是更为重要的。其实，王国维接受康德、叔本华美学确有其内在的可以产生共鸣的条件。王国维本人的气质是内向的，有忧郁的性格，作为一个学者，他是理智型的，深沉是他的特色。他思索着人生的真谛，思索着国家的不幸，思索着家族的兴衰，很容易受到叔本华的哲学的吸引。
王国维选择的理论目标和他的实际工作条件应该说有很大的矛盾。他多次埋怨自学的艰难，只能在工作之余去学习而感到精力不足，以及语言上的障碍等等。他意识到自己的实际条件，所以，他并不是从康德、叔本华的整个理论体系上来介绍的；也不可能从西方哲学史的发展中系统地介绍他们的哲学和美学理论。王国维在把握了康德、叔本华的哲学和美学的主要观点之后，认真地向中国读者介绍这些学说，特别是他创造性地运用美学原则来研究中国的文学、哲学，创造出新的理论成果，使当时的读者耳目一新。就其主要方面而言，如果说他的《红楼梦评论》凝聚着学习叔本华哲学的心得，那么，《去毒篇》、《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人间嗜好之研究》则散发着康德美学的智慧。他按照当时中国的需要和编辑工作的实际去介绍、运用德国哲学和美学，他的评价常带有赞颂性。王国维受德国哲学的影响，除了具体的结论以外，重要的是在方法论上受到德国哲学的启示。德国哲学的开阔的思路，缜密的论证，深入的思考，富有理论色彩。王国维在这里受到了思维的训练，为他一生的研究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王国维介绍德国哲学，从客观方面说，当时的德国哲学被公认为世界哲学的高峰。与当时严复介绍进化论，梁启超介绍西方各种学说相比较，王国维的介绍更深入了。他认为中国最需要哲学。比如讨论叔本华哲学中关于人的欲望的研究，当时，王国维的一位朋友张尔田就写信给他说：“灭绝此欲者，佛学也；主张此欲者，泰西诸学也。惟寡欲、节欲而言无欲者，则我中邦思想也。由此义而后有种种道理发生，由此义而后有种种制度成立，由此义而后研究种种学术，才不致偏倚而为世道人心之害。此今日先决问题也。”其实，这些问题也是在王国维心里反复思考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