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6月《教育世界》(55号)发表王国维的《哲学辨惑》,这是王国维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一个专门研究哲学的学者,所要辨的“惑”,出自清代管学的最高官员张之洞、张百熙的见解。张之洞1898年的《劝学篇》提出著名的“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主张。他的“新学”不包括西方哲学,也就是说张认为西方哲学是无用的、有害的。这个问题不辨清楚,当然无法深入研究哲学。
宣称哲学为“有害之学”,其根由在于当时腐败的封建政治。正如王国维说:“今之诟病哲学者,岂不曰自由平等民权之说由哲学出,今弃绝哲学,则此等邪说可以熄乎?”王国维举孟子早就“倡言民权”,讲过“民为贵,君为轻”的思想,孟子的思想却是旧学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学科来说,“且自由平等说非哲学之原理,乃法学、政治学之原理也。今不以此等说废法学、政治学,何独至于哲学而废之?”
研究哲学的重要性,从理论上讲,哲学是解释人间的根本意义的,所以王国维引德国哲学家巴尔善的话:“人心一日存,则哲学一日不亡。”而当时的中国更有必要更好地研究哲学。因为“今夫人之心意,有知力,有意志,有感情。此三者之理想,曰真曰善曰美。哲学实综合此三者而论其原理者也。教育之宗旨亦不外造就真善美之人物,故谓教育上之理想即哲学上之理想,无不可也”。以上是从理论上论证的。从历史上说,哲学本为中国固有之学,中国有中国的哲学史,怎么能“废哲学”呢?这本来是常识。
虽然中国古代就有哲学,但是要发展中国的哲学,使之不断进步。从那时的具体情况出发,发展中国哲学的途径是什么呢?王国维明确指出:“异日昌大吾国固有之哲学者,必在深通西洋哲学之人,无疑也。”王国维提倡哲学,并不主张人人去当哲学家,或人人去研究哲学,只希望哲学与“诸学科并立”。这样普通的事为什么还有争论呢?王国维指出:“吾国人士所以诟病哲学者,实坐不知哲学之性质之故,苟易其名曰‘理学’,则庶可以息此争论哉!庶可以息此争论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