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忧患意识
王国维的生活和思想发展大体可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1877-1894年）：这是18岁以前的少年时代，接受传统的教育，基本上可以说是接受旧学的时期。第二个时期（1894-1911年）：从家乡到上海追求新学的时期，他学习了康德、叔本华等德国哲学家的思想，努力用自己学到的新思想总结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经验。在文学创作，特别是在美学上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这是文学和美学的时期。第三个时期（1911-1923年）：辛亥革命后，退避到日本作寓公，全力钻研中国古代文化，尤长于古代史、甲骨文、考古、音韵之学。前半段在日本研究，后半段回上海，在哈同办的学校中教书，编杂志，取得了学术上的丰收。1921年编定《观堂集林》24卷，为一生的代表作，取得了国学研究方面的卓著成绩，获得了世界声誉。这是学术研究成熟的时期。第四个时期（1924-1927年）：从上海到北京，当了退了位的末代皇帝的文学侍从，参加过小朝廷的政治活动，又极力想自拔而不能。但是，他的主要工作是在清华学堂研究院当导师，在学术上做了多方面的开拓，这是学术研究的丰收时期，也是他人生的顶峰。
1898年阴历正月，王国维在他父亲亲自护送下，乘王升记轮船赴上海。抵沪第二天下午即拜会汪康年兄弟，接《时务报》的工作。那时，汪康年在上海主持《时务报》。王国维获《时务报》聘任，为同乡许家惺引荐，开始以代理许家惺工作的方式进入《时务报》。当时俗语说：“家家言时务，人人谈西学。”胡适甚至说，这个时代是《时务报》的时代。梁启超的许多笔锋常带感情的文章，就是在《时务报》上发表的。不过王国维赴任时，梁启超已离开了《时务报》。原有的《时务报》精神锐减了。王国维在报社任庶务，具体工作为校对报纸、代写信、代作文、校对书籍。除去到东文学社念三小时外语外，“几无暇晷，于学问丝毫无益，而所入不及一写字人，又奚为哉！”王国维每月薪水只有12元，名为代许家惺工作，而许家惺却是每月20元的薪水。那时“米价奇昂，小民万难度日”，王国维的苦恼很受人们的同情。
半年以后，王国维在给许家惺的信中说：“弟近来事较多于兄所言数倍，唯改东文事略减，而写信反为弟专职，又须校书，校书人祝心渊去，事又归弟办；又须代作文，此事不多，至今共四五篇，而薪水一切如旧，反加减焉。心恒不乐。”
王国维到了上海，看到了并不理想的外部世界，对国事更为忧心忡忡。忧患意识十分强烈，这是他当时思想上的特点。他认为当时中国面临着帝国主义联合瓜分的危险，而清政府又不思变法，于是中国人“如圈牢羊豕，任其随时宰割而已”。因各国先后强占租界，纷纷签订不平等条约，王国维认为：“瓜分之局已见榜样，如何如何！胸中所欲言于足下者十倍于兹，每一捉笔不知其何以忘也。”
当时的清朝最高统治者，也搞点什么废除科举，什么“五大臣”出洋考察君主立宪制度。王国维却看得十分清楚：“常谓此刻欲望在上者变法，万万不能，唯有百姓竭力去做，做得到一分就算一分。”于是他希望办教育，特别是师范教育以教育后代。可是，他到了上海，看到原以为可寄予希望的“士大夫”却十分令人失望。因为，“大抵近世士大夫不乏魁垒奇特之才，而于学术异同之际意见极深，稍有不合，即成水火，日日言合群而终不能合群，私见之难泯，盖如此也”。他在另一处又重申道：“大抵合群二字，为天下第一难事。其所以难合，实因民质未进之故，斯宾塞尔之言深足味也。外患日逼，民生日困，虽有智者，亦无以善其后。”
在这样的环境中，王国维时时预感到国难的来临。他为自己作出的选择是：“来日大难，非专门之学恐不能糊口。”他心怀忧患意识，兢兢业业地度日。
王国维将救国的希望寄托于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在他的时代，富国强兵的道路许多人走过了，单纯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特别是军事技术，已经走不通。中日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就是最好的说明。王国维思想深沉，以为学习先进的思想首先学习西方哲学思想，才是根本。所以，当他听到传言说西方人不久将不让东方人译书时，怒气冲冲地宣称：“若禁中国译西书，则生命已绝，将万世为奴矣。此等无理之事，西人颇有之，如前年某西报言欲禁止机器入中国是也。如此行为可惧之至。”
1898年阴历正月，王国维在他父亲亲自护送下，乘王升记轮船赴上海。抵沪第二天下午即拜会汪康年兄弟，接《时务报》的工作。那时，汪康年在上海主持《时务报》。王国维获《时务报》聘任，为同乡许家惺引荐，开始以代理许家惺工作的方式进入《时务报》。当时俗语说：“家家言时务，人人谈西学。”胡适甚至说，这个时代是《时务报》的时代。梁启超的许多笔锋常带感情的文章，就是在《时务报》上发表的。不过王国维赴任时，梁启超已离开了《时务报》。原有的《时务报》精神锐减了。王国维在报社任庶务，具体工作为校对报纸、代写信、代作文、校对书籍。除去到东文学社念三小时外语外，“几无暇晷，于学问丝毫无益，而所入不及一写字人，又奚为哉！”王国维每月薪水只有12元，名为代许家惺工作，而许家惺却是每月20元的薪水。那时“米价奇昂，小民万难度日”，王国维的苦恼很受人们的同情。
半年以后，王国维在给许家惺的信中说：“弟近来事较多于兄所言数倍，唯改东文事略减，而写信反为弟专职，又须校书，校书人祝心渊去，事又归弟办；又须代作文，此事不多，至今共四五篇，而薪水一切如旧，反加减焉。心恒不乐。”
王国维到了上海，看到了并不理想的外部世界，对国事更为忧心忡忡。忧患意识十分强烈，这是他当时思想上的特点。他认为当时中国面临着帝国主义联合瓜分的危险，而清政府又不思变法，于是中国人“如圈牢羊豕，任其随时宰割而已”。因各国先后强占租界，纷纷签订不平等条约，王国维认为：“瓜分之局已见榜样，如何如何！胸中所欲言于足下者十倍于兹，每一捉笔不知其何以忘也。”
当时的清朝最高统治者，也搞点什么废除科举，什么“五大臣”出洋考察君主立宪制度。王国维却看得十分清楚：“常谓此刻欲望在上者变法，万万不能，唯有百姓竭力去做，做得到一分就算一分。”于是他希望办教育，特别是师范教育以教育后代。可是，他到了上海，看到原以为可寄予希望的“士大夫”却十分令人失望。因为，“大抵近世士大夫不乏魁垒奇特之才，而于学术异同之际意见极深，稍有不合，即成水火，日日言合群而终不能合群，私见之难泯，盖如此也”。他在另一处又重申道：“大抵合群二字，为天下第一难事。其所以难合，实因民质未进之故，斯宾塞尔之言深足味也。外患日逼，民生日困，虽有智者，亦无以善其后。”
在这样的环境中，王国维时时预感到国难的来临。他为自己作出的选择是：“来日大难，非专门之学恐不能糊口。”他心怀忧患意识，兢兢业业地度日。
王国维将救国的希望寄托于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在他的时代，富国强兵的道路许多人走过了，单纯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特别是军事技术，已经走不通。中日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就是最好的说明。王国维思想深沉，以为学习先进的思想首先学习西方哲学思想，才是根本。所以，当他听到传言说西方人不久将不让东方人译书时，怒气冲冲地宣称：“若禁中国译西书，则生命已绝，将万世为奴矣。此等无理之事，西人颇有之，如前年某西报言欲禁止机器入中国是也。如此行为可惧之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