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不再走科举之路
王国维7岁就读于邻居家的私塾，学四书，写八股文，接受传统教育，老师是潘绶昌先生。他11岁时改从陈寿田先生就读。陈寿田先生是近代著名科学家李善兰的学生。李善兰曾在总理衙门同文馆任天文、算学教习。陈寿田就在同文馆学习过，受过先进的科学文化的教育，学识渊博，思想通达。他每月教骈文、散文、诗歌，又教学生练习写作。
1892年6月，王国维16岁时州试中秀才，得第21名。这算进了学，有了一个读书人的身份。年少就进学，以传统的眼光看来，是在科举方面有广阔的前景，然而王国维本人并不喜欢走这条路。考科举要写八股文，考题从四书中出，考生须背熟四书及掌握写八股文所规定的程式。考取进士之后，才能做官。中国小说《儒林外史》已全面批评了科举制度。到了晚清，科举制度在知识分子中威信急速下降，在当时的制度下，只是为一些读书人提供一条进身之阶而已。
考中了秀才的王国维，被称为“海宁四才子”之一。其余三位是当地的褚嘉猷、叶宜春、陈守谦。他们一起议古论今，臧否人物，颇为投合。陈守谦曾评价当时王国维的才华“冠绝侪辈”。
1887年春，王国维祖父王嗣铎病逝，王乃誉回里居丧不出，日夜课子。王乃誉自己诗、书、画、金石兼通，兴趣广泛，并不孜孜以求八股文，给王国维以好的影响。王国维得益于家庭文化气氛的熏陶，自幼喜欢自学。他30岁时写的自序中说：“家有书五六箧，除《十三经注疏》，为儿时所不喜外，其余晚自塾归，每泛览焉。”他儿时不喜欢《十三经注疏》，又喜欢“泛览”群书，这种学习兴趣，显然不在八股文方面了。王国维说：“十六岁，见友人读《汉书》而悦之，乃以幼时所储蓄之岁朝钱万，购前四史于杭州，是为平生读书之始。时方治举子业，又以其间学骈文、散文，用力不专，略能形似而已！”他将读史书当作读书之始，显然不满于只背经书。喜读史书，能激发人对国家兴亡的关心。王国维虽然面临着选择人生道路的彷徨，但仍然在准备赴省城杭州应乡试。于是，1893年在杭州崇文书院肄业。1894年应试不中。和他一起去应试的陈守谦回忆当时的情况，称王“不沾沾于章句，尤不屑就时文绳墨，故癸巳大比，虽相偕入闱，不终场而归，以是知君之无意科名也”。
走科举之路，王国维“用力不专”，是涉及学术兴趣；其实更为深层的原因是，当时风云变幻的时局，已经使人很难安心走科举之路了。
19世纪的最后五六十年，对中国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风云变幻、屈辱难熬、在寻找富国强兵之路的艰难的历程。清朝的统治已经腐败，人们在闭关自守的狭小天地中生活着。当西方大国的大炮和鸦片烟打开了这个封建帝国的大门之后，“闭关自守”行不通了，知识分子才看到了原来世界很大，被迫承认了资本主义国家的船坚炮利，也被迫承认中国已经落后了。中国人民开始觉醒。但是，一般知识分子，见到西方的思潮洪水猛兽似的涌来，总希望不触及封建帝国的政治制度，而只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了1894年，王国维目睹中日之战中清政府花大量银子买来的西方军舰在海战中全军覆没，中国将士浴血奋战、视死如归仍无法挽回败局，这个事实更刺激中国人，因为，日本从地理上说是东方的国家，而且远比中国小。这次中国战败，“变法维新”成为更紧迫的呼声了。
王国维所在的海宁州，是一个消息灵通、文化发达的地区，新思潮也迅速地涌入。王乃誉社会地位不高，但社会交游广泛，文化素养好，他对社会变动很敏感。王国维的弟弟王国华指出：“中日之战，变政议起，先君以康、梁疏论示先兄，先兄于是弃帖括而不为。”王乃誉在致族叔的信中，谈到王国维学习的志趣时也说：“大儿（按：指王国维）馆于同城陈汝桢、沈冠英家。以其性讷钝，好谈时务，嗜古籍而不喜于帖括……以期通达中西要务以自立。”这与王国维本人的自述十分合拍。王国维在30岁写的《自序》中说：“未几而有甲午之役，始知世尚有所谓新学者，家贫不能以赀供游学，居恒怏怏。”其实，王国维的“好谈时务”，也得益于王乃誉的启示。王乃誉的思想颇为通达，关心国家的命运。王国维离家赴上海前的两三个月，王乃誉在日记中写道：“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一月十四日。静儿借到《时务报》四十五、四十六两册。烧烛观之，其谓中朝不能骤更新法，杂乱无章，恐迟不达，则世界早变，奈何！”因为有父子共读《时务报》的经历，所以，王国维在悼念父亲的《先太学君行状》中指出：“君自光绪之初，睹世变日亟，亦喜谈经世之学，顾往往为时人所诟病，闻者辄掩耳去，故独与儿辈言之。今日所行之各新政，皆藐孤等二十年前膝下所习闻者也。”当然，“新学”的概念，早就有了。但甲午之战以前，重在维新改良，所谓旧瓶装新酒，“新学”主要指西方的科技；甲午之战中国战败的刺激，才使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被重视起来了。这时候，海宁已经有了留日学生，但是学费高、负担重，一般家庭都负担不起，王国维只有望洋兴叹了。
1892年6月，王国维16岁时州试中秀才，得第21名。这算进了学，有了一个读书人的身份。年少就进学，以传统的眼光看来，是在科举方面有广阔的前景，然而王国维本人并不喜欢走这条路。考科举要写八股文，考题从四书中出，考生须背熟四书及掌握写八股文所规定的程式。考取进士之后，才能做官。中国小说《儒林外史》已全面批评了科举制度。到了晚清，科举制度在知识分子中威信急速下降，在当时的制度下，只是为一些读书人提供一条进身之阶而已。
考中了秀才的王国维，被称为“海宁四才子”之一。其余三位是当地的褚嘉猷、叶宜春、陈守谦。他们一起议古论今，臧否人物，颇为投合。陈守谦曾评价当时王国维的才华“冠绝侪辈”。
1887年春，王国维祖父王嗣铎病逝，王乃誉回里居丧不出，日夜课子。王乃誉自己诗、书、画、金石兼通，兴趣广泛，并不孜孜以求八股文，给王国维以好的影响。王国维得益于家庭文化气氛的熏陶，自幼喜欢自学。他30岁时写的自序中说：“家有书五六箧，除《十三经注疏》，为儿时所不喜外，其余晚自塾归，每泛览焉。”他儿时不喜欢《十三经注疏》，又喜欢“泛览”群书，这种学习兴趣，显然不在八股文方面了。王国维说：“十六岁，见友人读《汉书》而悦之，乃以幼时所储蓄之岁朝钱万，购前四史于杭州，是为平生读书之始。时方治举子业，又以其间学骈文、散文，用力不专，略能形似而已！”他将读史书当作读书之始，显然不满于只背经书。喜读史书，能激发人对国家兴亡的关心。王国维虽然面临着选择人生道路的彷徨，但仍然在准备赴省城杭州应乡试。于是，1893年在杭州崇文书院肄业。1894年应试不中。和他一起去应试的陈守谦回忆当时的情况，称王“不沾沾于章句，尤不屑就时文绳墨，故癸巳大比，虽相偕入闱，不终场而归，以是知君之无意科名也”。
走科举之路，王国维“用力不专”，是涉及学术兴趣；其实更为深层的原因是，当时风云变幻的时局，已经使人很难安心走科举之路了。
19世纪的最后五六十年，对中国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风云变幻、屈辱难熬、在寻找富国强兵之路的艰难的历程。清朝的统治已经腐败，人们在闭关自守的狭小天地中生活着。当西方大国的大炮和鸦片烟打开了这个封建帝国的大门之后，“闭关自守”行不通了，知识分子才看到了原来世界很大，被迫承认了资本主义国家的船坚炮利，也被迫承认中国已经落后了。中国人民开始觉醒。但是，一般知识分子，见到西方的思潮洪水猛兽似的涌来，总希望不触及封建帝国的政治制度，而只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了1894年，王国维目睹中日之战中清政府花大量银子买来的西方军舰在海战中全军覆没，中国将士浴血奋战、视死如归仍无法挽回败局，这个事实更刺激中国人，因为，日本从地理上说是东方的国家，而且远比中国小。这次中国战败，“变法维新”成为更紧迫的呼声了。
王国维所在的海宁州，是一个消息灵通、文化发达的地区，新思潮也迅速地涌入。王乃誉社会地位不高，但社会交游广泛，文化素养好，他对社会变动很敏感。王国维的弟弟王国华指出：“中日之战，变政议起，先君以康、梁疏论示先兄，先兄于是弃帖括而不为。”王乃誉在致族叔的信中，谈到王国维学习的志趣时也说：“大儿（按：指王国维）馆于同城陈汝桢、沈冠英家。以其性讷钝，好谈时务，嗜古籍而不喜于帖括……以期通达中西要务以自立。”这与王国维本人的自述十分合拍。王国维在30岁写的《自序》中说：“未几而有甲午之役，始知世尚有所谓新学者，家贫不能以赀供游学，居恒怏怏。”其实，王国维的“好谈时务”，也得益于王乃誉的启示。王乃誉的思想颇为通达，关心国家的命运。王国维离家赴上海前的两三个月，王乃誉在日记中写道：“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一月十四日。静儿借到《时务报》四十五、四十六两册。烧烛观之，其谓中朝不能骤更新法，杂乱无章，恐迟不达，则世界早变，奈何！”因为有父子共读《时务报》的经历，所以，王国维在悼念父亲的《先太学君行状》中指出：“君自光绪之初，睹世变日亟，亦喜谈经世之学，顾往往为时人所诟病，闻者辄掩耳去，故独与儿辈言之。今日所行之各新政，皆藐孤等二十年前膝下所习闻者也。”当然，“新学”的概念，早就有了。但甲午之战以前，重在维新改良，所谓旧瓶装新酒，“新学”主要指西方的科技；甲午之战中国战败的刺激，才使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被重视起来了。这时候，海宁已经有了留日学生，但是学费高、负担重，一般家庭都负担不起，王国维只有望洋兴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