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代：77+78级、老三届（下）   2011-9-29

77和78级，在入学时间上就相差半年，可以说是“同一战壕的战友了”。有条件的大学在77级78级里还招收了“走读班”，就是当地的学生，不占住宿生的名额。

这两级的学生特点是年龄差别大，老三届的学员都快接近三十岁了，而应届生中的“神童”才十六、七岁。

融入到这个77、78级“大家庭”里，大家的学习水平都拉平了不说，思想境界也都差不多处在相同的高度。记得当时兴起的关于什么是真理标准的讨论，除了本专业的学习外，大家都积极参加了。尽管那时的信息传递不像今天这么方便，各大学之间好像也有“串联”的。那一阵的热烈，记载下了我们的血气方刚。

那时，学校里还有75、76级的工农兵学员，我们班的辅导员，就是72、73级留校的工农兵学员。教我们这一级的老师的确像红玫瑰说得那样：教学热情格外地高，师生关系好，老师对学生要求也多。教和学毕竟是要双方的配合的，不能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学生的学习劲头大，老师的教学热情就跟着高涨，这是一个良性循环，结和果是相辅相成的。

多年来受“知是无用”论的压抑，老师们也被肚子里学问憋得慌。对大学里的工农兵学员，要从初中、高中的课程来讲，因为他们的基础知识的确太少。我们入校后，与75、76级学员同住在一个宿舍楼里，从她们问我们的一些作业中的问题上看，的确是缺乏最基础的数理化知识。因而老师教他们怎么也提不起热情来。

相对而言77、78级的学员不仅基础知识好，求知欲高，还很富有想象力，思维方式开放豁达，敢于去开拓那些被禁锢的领域。这对于老师们来说也是一种挑战，而老师们都很喜欢这种挑战。

我上的大学是当时国家建材局的头一所重点大学，学机械专业。机械专业粗略分起来有设计和制造之分。可我们只是笼统地机械系，两者都要学习。其主要的基础课程是机械原理和材料力学。这两门也是我最喜欢的课程，喜欢机械原理的严密紧凑，喜欢材料力学的一丝不苟。材料力学的悬臂梁的内应力计算的方式方法，为我后来研究齿轮轮齿的受载与其内应力和表面应力分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最基础的建筑材料是水泥和玻璃，所以建材机械也就是以生产水泥和玻璃的机械为主了。

水泥的生产要从石灰石的破碎开始，当时典型的是颚式破石机，也就是颚式粉碎机，还有反击式破碎机，重锤式破碎机等等，接着就是传送、输送、筛选设备。石灰石粉碎到了一定粒度后就要磨碎了送进回转窑去烧结，烧结好的石灰石磨成细粉后就是水泥了。水泥生产的关键设备就是“两磨一烧”。建材机械的课程里对这些机械都有很详细的介绍，我就不在这里一一“细数家珍”了。

玻璃的质量在我国一直上不去。最直观的就是每天照的镜子，近处看还可以，远处看的话就成了哈哈镜了。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把在玻璃熔炉里熔炼出来的玻璃液变成厚度均一的玻璃，传统的玻璃生产方法对玻璃厚度均一性的控制总是不能精确到需求的范围。不过那个年代的建筑，窗户上能有透明的又挡风的东西就满足了，数量的要求远大于质量。后来引进了浮法玻璃生产，这个问题才渐渐得到解决。在满足了数量需求后，才在质量上下功夫，--这是国有企业的通病，也是计划经济的弱点。

到了大学的第三、第四年，专业课程占绝大多数了，来自工厂的同学，有实践经验，学起来得心应手。我在上大学之前也是个机修学徒工，对机械原理，机械零件等课程，我便可以把书本知识与自己实践的经验很好地结合起来。后来学院组织了几次实习，到水泥厂、玻璃厂现场参观生产过程，让我们对自己所学的专业有了宏观、感官的接触。

我们上大学时的年龄，正是我们的思想趋于成熟，自己固有的世界观逐渐形成的阶段，那时所受到的教育对我们今后一生的思想、思维有很大的影响。

虽然那时大学里的政治课的内容我能记住的就只有人类社会发展史和政治经济学，其中的许多论点和结论，以及根据社会现象进行推理的方式方法，至今仍深隐在自己的大脑中，左右着自己的思维方式。政治经济学我是怎么也学不通的，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没有经济头脑，老是觉得那一套理论太深奥了，剩余价值如何计算才是正确的，是很有争议的。教科书里的那一套不能说服我，我自己也找不出能说服别人的论点论据来—毕竟社会经验太少。政治课上教的人类社会发展史当然是马克思的那一套了。那时宣扬的共产主义，说是一种信仰，其实并不确切。在自己经历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后，渐渐觉得马克思的人类社会发展史很有远瞻性。马克思并没有像各种教会那样去要求人们盲目地信仰什么，他只是根据人类社会各阶段发展的根源，人的本性以及社会对人，人对社会的相互依赖和影响的关系，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归结成：原始共产社会—奴隶社会—封建主义社会—资本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从而推导出“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的最高阶段”这一结论的。在我这种只学了些如何去解释自然现象的方法的人来说，这只不过是一个推导出来的结论，要证实这个结论恐怕不是我们这个年代的人能做到的。人类从原始发展至今，经历了多少万年的时间？再往前发展几万年，还不知道会是个什么样子呢。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之处就在于此吧？--不可能会有一个统一的、人们很容易认可的结论的。因而我很难想出那反对和拥护共产主义的争执能有多少现实意义。

中国在“大跃进”之后，刘少奇提出了“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我想他是根据马克思总结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想在中国加速资本主义的发展，加速资本积累。如果中国按这条路走下来了，现今的中国会是个什么样子呢？

实际上，看看现在发达的西方国家，社会化的成分越来越多，计划经济和自由经济融合恰当。虽然这种社会化还仅只是限于那个国家的小范围内，随着现今世界的“全球化”，跨国公司，以及一些全球性的社会组织，比如安理会，红十字会，等等，可见全球范围的社会化也在慢慢发展呢。尽管马克思并没有经历过社会主社会，他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推论正在渐渐被证明。

--好像有些偏题了，打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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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毕业至今，30年的时间过去了。想想年轻时的一些大胆得近乎于狂妄的幻想，在虚无缥缈中游荡后，在不停的追求中，在不懈的努力下，在慢慢地“梦想成真”。经过这个过程中的思想升华，可以在现实中找到自己的存在，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现在，我们这一代中的许多人在各行各业，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是“中流砥柱”。

我很欣赏的一句话是：“有志者事竟成”。当然，成事除了自己不懈的努力外，还需要机遇。可如果没有那个志向，就是机遇摆在面前，也不一定能看见，就算是能看见，也不见得能抓住。

我大学同学中的老三届，人数不算少，他们里面的幸运的人，有的已是成果辉煌，有的已经拥有了自己公司，鬓发已染霜的今天，仍在孜孜忙碌着；没有得到机遇照顾人则是随着自己所奉职的企业的倒闭、买断，早早能退休的就退休在家带孙子了，享受天伦之乐；经济条件不怎么好的，就在同学的帮助下，退休再就职，干得也挺欢的。

只是那些没能上大学的老三届们最倒霉了， 我二姐就是其中之一。

我的大学同学里，还是像我这样不是老三届，可也过下乡的人占大多数。从年龄上看，这群人现在正是“出山虎”（55岁左右），在自己的领域里，不论大小都是挑大梁的了。我班同学的大多数还是在从事本专业的工作，身居要职；就是有经商的，也是搞建材贸易的，似乎也是腰缠万贯了；还有个别的即使该了行，也混得不错。我班40个同学中， 7位在国外定居生活的（两位在加拿大，两位在日本，一位在美国，一位在澳大利亚，一个在德国—就是我）也都是这个年龄段的人。

机遇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并不吝啬，反正我觉得自己是比较幸运的一个。

大学的毕业设计，我为上海耀华玻璃厂做了可以自动换头的玻璃纤维拉丝机的设计，也不知是否被采用，因为毕业前忙着考研了，也没再去关心。

我参加了考研后被送到日本读硕士，带我的指导教授根据我在大学所学的专业为我选了“立式磨机的震动分析”的课题，帮我联系到小野田水泥厂的技术人员，与他们一起，按我设计震动模型对他们正在生产使用着的一台立磨作了震动分析：从计算机器的固有频率，到找出投料量，功率消耗关系以及最后的产品质量控制，为小野田水泥厂提供了有指导意义的生产参数。

那是一次看到自己的研究付诸了实际的生产指导，很是欣慰。硕士课程的学习，包括实践、试验, 不仅在感官上有了丰富了我对机器、对机器零件、金属材料，等的见识，也让我对其工作原理，功能、性能都有了纵深其实质的理解。

在写硕士论文的时间里，得到了使馆通知：如果能考上的话可以接着读博士课程。我与导师商量了此事，导师让我找自己感兴趣课题，并说：立磨是搬不上博士课程中去的，要找更尖端的课题。我搜肠刮肚地琢磨了许久，在导师自己研究出的行星齿轮的振动特性一题的启发下，选中了齿轮振动与其疲劳寿命的课题。

考博面试时导师问我：为什么要选择齿轮作为研究对象？

我答：尽管当今直线电机的研究进展很快，但在大多数领域里，变速还是要靠齿轮来实现，因为齿轮传动的可靠性、准确性是别的方式无法匹比的，就是再过五十年，齿轮也不会被淘汰；再就是在齿轮传动中，还有许多值得去深究的课题。

提问的导师，好像也被我的信心所感染，跟我谈起了当时齿轮研究的新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