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五植树：栽一棵“普列汉诺夫”树，上面写着他1918年留下的预言

蜂鸟注：

　　多年前，第一次读　《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俄]普列汉诺夫著　时，朦里朦懂，现在，那些文字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但是，当时在灯下细读，每每被他文章的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俄国知识分子所特有的那种摺摺生辉的思想光芒所激励起的对美好生活的信心，至今犹存。

　　而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是近年来在网上检索《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时，意外地读到的。这要部分地归功于因特网，它为全人类共享人类的智慧提供了一定的便利。

　　普列汉诺夫在1918年，九十多年前对“国家”的预言让我无比折服：“国家作为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的产物，作为政治权威机构，作为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当然将不再存在。有朝一日阶级将消失，国界将消失，而国家作为人民(将来是地球人)的组织形式将保留下去，不仅如此，它的作用将逐渐增大，这是全球问题增加的结果，这些问题是：地球上人口过剩，地球资源枯竭，能源短缺，森林和耕地的保护，土地、水和大气的污染，同自然灾难的斗争，等等。”

　　普列汉诺夫在1918年，九十多年前对“知识分子”的预言让我拍案叫绝： “知识分子在生产过程中作用的提高必然导致阶级矛盾的缓和。格外合乎知识分子心意的历史社会哲学范畴是：道德、公正、人道、文化、法。这些范畴都包含两个方面：既有普遍的一面，又有阶级的一面。如果后者，作为阶级矛盾的功能，可能经受革命的飞跃并形成占主导地位的观念的话，那么前者完全取决于物质生产的水平，因此是一直向前发展进化的。在很大程度上来说知识分子正是这一面的体现者，而这一面的性质是全人类的，它将对社会各个阶层发生有益的影响，缓和阶级矛盾，发挥不断增长的作用。因此，物质进步的主要后果之一是上述范畴阶级一面作用的下降和普遍、全人类一面作用的增长。例如，人道在今天被看作是人的价值观及其幸福和权利的体系，在未来其范围必然将扩大为对爱护一切生物及周围自然界必要性的认识，而这也就是这一范畴全人类一面作用的发展和增强。”

　　20世纪20年代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开始在中国翻译出版。最早的中译文是1923年11月19日至1924年 2月27日在北京《晨报》断续连载的《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1929～1930年，几乎他的全部最重要的哲学著作都有一种或多种中译本。鲁迅、瞿秋白、博古等在翻译介绍他的美学和哲学思想著作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普列汉诺夫著作得到大量翻译出版,其
中包括他的5卷哲学选集。这些著作的译文共约580余万字。其字数在所有中译的外国哲学家著作中，仅次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

　　没有鲁迅、瞿秋白、博古等等一大批前辈们的辛勤的翻译劳动，我们可能迄今还在封闭而无助的黑暗中磕碰，流血，摸索。
＝＝＝＝＝＝＝＝＝＝＝＝＝＝＝＝＝＝＝＝＝＝＝＝＝＝＝＝＝＝＝＝＝＝＝＝＝＝＝＝＝＝

普列汉诺夫与他的《政治遗嘱》

——格．瓦．普列汉诺夫最后的想法

我，格奥尔吉．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将几乎整个有意识的一生献给了俄国和欧洲的革命运动，不仅目击和参加了祖国矛盾冲突极为激烈的种种事件，而且依照许多人的看法是造成这些事件的直接祸首，在结束生命之前不能不说出我对这些事件的态度。在布尔什维克解散立宪会议之后，四面八方对我的痛斥纷至沓来。我虽然并不认为有必要分辩，但仍应指出，我的罪过并没有像切尔诺夫先生及其志同道合者以为的那么大。正如不能因为人们滥玩火而责难普罗米修斯一样，不应该因为列宁狡猾地把我的想法用来加强其错误的结论和有害的行动而责怪我。

我认为在开始叙述我最后的想法之前有必要先谈两点意见。

第一．我在我的著作中通常都使用代词“我们”，因为我写作时从来都是代表我的同志们的。在这个文件中一切都应使用单数第一人称来写，因为只应由我而不是别人来承担因我的“叛逆”思想而应对历史负的责任。

第二．我放弃了同布尔什维克作斗争(其原因下面将要谈到)，因此，只要布尔什维克还掌权，我的遗嘱就不应公布。

一、简单谈谈我自己

一个入走过的道路，他的活动及行为决定于既定的目标，又因其后天养成的品质及先天带来的个性而变得光怪陆离．对我后天养成的品质不必再谈，因为在我的著作中已经一目了然，而关于我的性格则应该简单谈一谈。我的性格复杂而矛盾，我的亲人和朋友们往往因此受到伤害。我从母亲身上获得了强烈的正义感、书卷气、对大自然的热爱、谦虚和腼腆。不错，我还在沃罗涅日军事学校上一年级时很快就克服了腼腆——这要感谢尼古拉。从父亲那里我获得了刚强和意志力、工作能力、荣誉感、义务和责任感、果断和直率。我正是甴于复杂的性恪在论战中往往很生硬．我在承认这一点的同时仍应再说一遍，我一贯尊重对手，从未超出文质彬彬、以礼相待的范围，没有像列宁那样堕落得使用意大利农妇粗俗的骂人活．我嘲笑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他的观点。因此我相信，我“侮辱过”的人都会宽容我。

我把一生中的40多年献给了革命事业，从一个热中于巴枯宁思想的民粹派分子变成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辩证沦者。当年曾广泛传说，我脱离民悴派只是由于我不能接受把恐怖当作政治斗争的方法．并非如此。我曾认为可以把恐怖当作极端的手段．只要它是社会起爆剂的话。万幸的是，我们的敌人中没有一个人是在我的参与下或经我的同意而被杀害的，而这种情况当时是可能发生的——我在3年之中手枪和铁拳套始终不离身。我“背叛”民粹派另有原因：我很快就对以巴枯宁造反思想为基础的民粹派意识形态感到失望。涅恰耶夫主义，巴枯宁主义的这一畸变形式，使我感到厌恶。民粹派逐渐倾心的布朗基主义也不能使我满意．这一切加上其他种种情况迫使我于1880年初侨居国外。未必还需要证明的是，我脱离了民粹派，但并没有像我狂热的对手——一个不再是革命者的“革命者”，有着特卡乔夫世界观的巴枯宁分子，不可救药的列.吉霍米罗夫那样出卖他们。但是脱离民粹派对我来说并不容易．我几乎有3年一直在痛苦地沉思，心情难受，寻求妥协，与“土地平分社”的朋友们及侨居国外的民意派分子激烈争论、与拉甫罗夫谈话和通信。拉甫罗夫过去曾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亲密朋友．当时声望异常高，他依靠积极地为革命工作，发表传诵一时的文章、活跃地参与巴黎公社和笫一国际的活动、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交往而保持着威望。这一切加上微妙的私人关系，使我不得不倾听他的意见，妨碍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形成。起初我像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当年那样试图找到终极真理。所幸的是我很快就明白了，没有也不可能有终极真理。在现时为革命事业服务并为人民造福的，就是真理。直到1883年年中我才彻底转到马克思的立场上，当时我开始切实勾画出我第一部真正马克思主义著作《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的思想轮廓．因此，我作为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资历早已超过30年了。我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首先应归功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但茹尔．盖得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并非最不重要的，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我同他在l880年底相识，此后相同的观点和友情把我和他联结在一起。

推敲得不够的传记作者将来在分析我马克思主义时期的活动时会把这一时期划分为3个阶段。他们说，第一阶段(1880——1882年)普列汉诺夫是“心存疑虑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试图了解马克思的学说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运用于俄国的条件。第二个阶段(1883——1905年)普列汉诺夫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始终不渝地同批评马克思的人作斗争，但并非总能获胜(这是真的)。第三个阶段从1906年开始，在我譴责了莫斯科武装起义后，普列汉诺夫逐渐滚入“灰心丧气者”之列，越来越远离积极的革命斗争。布尔什维克对第三阶段的看法更加肯定——“他出卖了无产阶级，转到资产阶级阵营中去了”。我把这3个定语都放在引号之中，因为它们都与真相相去甚远。对于第一个阶段全都清楚．因为对没有充分研究和理解了的东西是无法怀疑的。关于第二个和第三个阶段我只说一点：全都错了。我从来都不曾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更不曾是灰心丧气者。我始终是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辨证论者，在每一个具体时间里我支持社会民主党中更接近于马克思思想并赞同“劳动解放社”观点的那个派别。我对马克思理论的态度当然逐渐在发生变化——这毫不奇怪，即使是这一理论的创造者本人，有时也因条件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观点。但无论是我的观点的演变，还是80年代初我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俄国革命运动中恐怖作用的评价上的意見分歧”，都不会妨碍我断定：我过去和现在都是我的导师们忠实的追随者。

我在一生中像每一个人一样犯过不少错误，但我主要的不可原谅的错误是犯在列宁身上。我对他的能力佔计不足，没有看清他真实的目标和对目标的狂热追求，对他的最高纲领主义持宽容和嘲弄的态度。我把列宁带进了欧洲著名的、有影响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圈子中，照顾他，全面帮助他，从而使他牢牢地站立了起来。不仅如此，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上，当列宁同马尔托夫争论时我支持了列宁，因此终于导致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产生。当时我以为，我能够逐渐軟化列宁的立场，在必要的方面影响马尔托夫，从而维护党的团结。但是我很快就明白了，团结是不可能的，因为一切与列宁意见不合的看法都无权存在。列宁主张团结．但要在他的领导下，服从他的目标，采用他的策略和口号。布尔什维主义一旦产生．开始迅速壮大，部分是由于它的策略和口号对于不甚成熟的俄国无产阶级有吸引力，部分是由于列宁异乎寻常地执着，有着惊人的工作能力。遗憾的是，已经无法纠正我的错误了。切尔诺夫先生因此才断言说，布尔什维克是我的孩子。维克多.阿德勒就我与列宁的“父子关系”开的玩笑不是沒有根据的。我的错误过去和未来都使俄国付出高昂的代价．这个错误对我本人来说也是致命的。毫无疑问，布尔什维克只要长期执政，将尽其所能抹黑我的名字，使人们将它遗忘。侥幸的是，这种情况不会发生。我清楚地意识到我在俄国历史上的地位。我不是普罗米修斯，不是斯宾诺莎，不是康德．不是黑格尔，也不是马克思。我没有送给人们火，也没有创立新的哲学，新的社会学说。但是我在教育俄国无产阶级的事业中，在发展俄国社会思想的事业中毕竟做过一些事，因此我斗胆说，历史和后人将对我作出好评。

二、于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

马克思主义作为将辩证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有机结合起来的严谨的学说，是人类思想极大的成就。19世纪上半叶末《共产党宣言》的出现是必然的现象，从资木主义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时起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当时达到了从来没有达到的程度。欧洲的社会思想在翻腾，革命接二连三地震撼了资产阶级社会，但无产阶级的运动仍然是自发的和无意识的。需要有一个人交给无产阶级一个强大的武器——能使无产阶级懂得自己的历史作用、向他们指明前景的新的社会学说。历史推出了这样的人。《共产党宣言》在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的事业中，在社会进步中起了巨大的作用。资产阶级慑于《共产党宣言》铁的逻辑和“共产主义的幽灵”，一方面向无产阶级作出相当大的让步，另一方面千方百计试图破坏马克思学说的名声。因此批评马克思主义的人从来都比比皆是。从90年代末起这些批评者格外多了起来。但这些先生的批评不诚实，更不说有创造性了。他们起先有意地或出于不理解歪曲马克思，后来又大度地加以“纠正”。对马克思学说的各个组成部分都进行批评，但批评的矛头最多地指向他的社会发展理论，尤其是《共产党宣言》。这决不是偶然的，因为50年之后《共产党宣言》的许多论点变得容易受到指责。《共产党宣言》所作的分析在蒸汽机工业时代是绝对正确的，但在使用电力后开始失去意义。l9世纪下半叶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共产党宣言》的结论有某些偏离(尽管不大)，而且这一点在宣言的作者们在世时就巳显露出来，他们也是承认了的。而贯穿整个《共产党宣言》的主要思想则止今仍然是正确的。这个思想是这样的：物质生产的水平决定社会的阶级结构、人们的思维方式、他们的世界观、意识形态、他们的智力活动，等等。阶级斗争的激烈程度取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大小，阶级斗争是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

批评马克思的人以难得的同仇敌忾一再尝试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但是很明显，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作斗争，并像其他任何一个阶级一样捍卫自身的利益．有权实行专政，更何况他们将成为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不可能是完全意义上的专政，而且只是在过渡时期为了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才需要专政。不管那些批评马克思的先生说些什么，提出了什么样的论据来，仍然应该承认，迄今为止社会基本上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在发展。无产阶级的人数在增加，尽管不像马克思预言的那样迅速，群众的相对贫困化、甚至绝对贫困化在加剧，赤贫化、犯罪现象及资本主义的其他种种罪恶都在加剧。阶级斗争即使有所缓和，那也只是暂时的。生产过剩的危机表现得很明显，难道巴黎公社、俄国l905年革命及至今仍在进行的世界大战没有证明马克思是正确的吗？不，批评家先生们，要一笔勾销马克思的社会学说为时尚早!当然．伯恩施坦先生、司徒卢威先生及其他批评家都有合理的内核，但这些內核消失在吹毛求疵的莠草之中．他们的主要任务不是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是破坏它的威信。这给革命运动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因为他们号召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达成妥协，放弃阶级斗争，在欧洲社会民主党中制造分裂，最终导致世界大战，被引入歧途的德国无产阶级积极支持德国资产阶级和德国军阀主义的经济意图和军事意图。

现在我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辩证论者要暂时来“批评一下”马克思。在不放弃我以往写过的一切的同时，我要说一些依布尔什维克看来不可原谅的“蠢活”。我以为许多年来置身于马克思主义者行列之中的经历使我有权这样做。我为什么把“批评一下”放在引号之中，下面就会清楚。最近几个月十分清楚地表明，我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我反复考虑了许多问题，终于决定把早就因其新意而使我激动，又因缺乏论证而使我惶惑的东西表述出來。我认为，马克思所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无论现在还是未来，永远不能实现，其原囚如下。隨着高效能的复杂的电动新机器的使用以及随之而来的其他科学成就的运用，社会的阶级结构将变得对无产阶级不利，而且无产阶级本身也将变成另一个样子。那个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失去的无产阶级的人数开始减少，而知识分子就其人数和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而言将跃居首位。目前还没有人指出这一可能性，虽然客观的统计资料表明，从20世纪初起知识分子的队伍相对来说比工人队伍增长得快，直到现在知识分子仍然只是资产阶级的“奴仆”，补会中一个有着独特历史使命的特殊阶层。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中最有学识的阶层的使命是把教育、人道和先进的思想带到群众之中去。知识分子是民族的荣誉、良心和头脑。我毫不怀疑在不久的将来知识分子将从资产阶级的“奴仆”变成一个异常有影响的特殊阶级，其人数将急剧增长，其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是提高生产力、研制新机器、新工艺和培养有很高学识的工人。

知识分子在生产过程中作用的提高必然导致阶级矛盾的缓和。格外合乎知识分子心意的历史社会哲学范畴是：道德、公正、人道、文化、法。这些范畴都包含两个方面：既有普遍的一面，又有阶级的一面。如果后者，作为阶级矛盾的功能，可能经受革命的飞跃并形成占主导地位的观念的话，那么前者完全取决于物质生产的水平，因此是一直向前发展进化的。在很大程度上来说知识分子正是这一面的体现者，而这一面的性质是全人类的，它将对社会各个阶层发生有益的影响，缓和阶级矛盾，发挥不断增长的作用。因此，物质进步的主要后果之一是上述范畴阶级一面作用的下降和普遍、全人类一面作用的增长。例如，人道在今天被看作是人的价值观及其幸福和权利的体系，在未来其范围必然将扩大为对爱护一切生物及周围自然界必要性的认识，而这也就是这一范畴全人类一面作用的发展和增强。

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知识分子人数的增长将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环境。为了操纵复杂的机器，将要求工人有更多的知识，工人不再是机器的附属物。劳动力价值，因而工人的工资必然要提高，因为这样的工人的再生产将需要投入更多的经费。复杂的机器排除了童工的使用。工人就其教育程度、文化程度、世界观来说已提高到知识分子的水平，在这种情势下无产阶级专政将是荒谬的．这是什么言论？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吗? 绝对不是! 我相信，在事态发生这样的变化时(如果这发生在马克思生前)，马克思本人也会立刻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口号的。

随着生产力发生质变，将形成新的阶级、新的生产关系，阶级斗争将按新的方式进行，人道主义思想将深入社会的各个阶层之中．社会即使实质上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将学会克服各种危机。人道主义思想和巨大的生产将抑制赤贫化过程。近来我有时甚至想，产生于欧洲文明条件下的马克思的理论未必将成为普遍适用的观点体系，因为世界的社会经济发展可能按多中心模式进行。结合上述一切来看，不能排除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的某些思想将不如我从前以为的那样错误。但我请现在的马克思主义者们稍安毋躁。因为这一切还不会马上发生。马克思使阶级斗争成为自觉的斗争，他的名字还将长时间写在革命者的旗帜上。

对马克思的历史功绩怎么估计都不会过高。今天英国工人，尽管在打仗，生活得却比上一世纪中叶的工人要好，有更多的政治自由权利，这是马克恩的功绩! 明天的工人无疑将比今天的工人生活好得多，生活在一个更民主的社会里，这是马克思的功绩！资本主义，甚至资本家本人也在向好的方面变化(只有布尔什维克看不到这一点)，连这一点也是马克思的功绩!

当代的资本家早就明白。同吃饱肚子、心满意足的工人打交道比同忍饥挨饿、怒气冲冲的工人打交道要来得有利得多，部分由于这一点，部分由于其他的原因，我以为资本主义不会很快就被埋葬。我从马克思逝世时起，尤其是本世纪初起对欧洲资本主义发展所作的观察表明，资本主义是一个灵活的社会结构，它对社会斗争作出反应，不断变化、人道化，朝着接受和适应社会主义个别思想的方向运动。既然如此，资本主义就不需要掘墓人。在任何情况下，资本主义的未来令人欣羡。野蛮的民族资本主义，野蛮的国际资本主义，有民主因素的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自由民主主义资本主义，有发达的社会保障体系的人道民主主义资本主义一一这是资本主义演进可能出现的几个阶段。我认为设有必要尝试预言资本主义最后阶段的具体特点，在这一阶段中资本主义因素和社会主义因素可能长期并存，相互竞争，互

为补充．在此后资本主义可能自己会缓慢地、毫无痛苦地死亡，但为此至少需要一百年，也许几百年。这是否意味我放弃革命飞跃呢？完全不是！革命飞跃当然会有的。生产关系的任何质变，即使是不大的质变，就是一场小的革命。要是一切都如我所料，那么新的革命者的口号应该是什么呢?知识分子专政吗?劳动者的政权一一这才是不会失去意义、永远正确的口号!靠劳动为生的人才应决定应该有什么样的政治和法律上层建筑。这一口号我去年不止一次提出过，我把它理解为工人、农民或知识分子——一切珍视劳动者利益的有生力量的联合。

三、关于布尔什维克及其策略和意识形态

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极左派别产生于1903年，在战前年代迅速壮大，目前是一支最有影响的政治、思想和组织力量。布尔什维主义在俄国出现和方兴未艾的客观原因是俄国无产阶级不够成熟，失去阶级特性的分子人数众多，俄国人不识字、没有文化。主观原因我以前已经提到过。但布尔什维主义并不是什么全新的思潮。布尔什维主义思想早就萦回于革命者的脑际。雅各宾党人、布朗基、巴枯宁以及他们的拥护者，巴黎公社的许多参加者在策略和意识形态问题上实际上就是布尔什维克。正如血腥的革命是不发达资本主义的伴生的那样，布尔什维主义思想过去和将来始终是无产阶级不成熟．劳动者贫穷、文化落后、觉悟低下的伴生物。关于布尔什维克及其策略和意识形态的文章写了不少，其中也有我写的，因此我只简单谈一下。布尔什维主义是以流氓无产阶级为取向的特殊策略、特殊意识形态，这是从圣西门及无政府工团主义者那里借来的口号，是侈谈马克思主义的高调。

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是以不受任何限制的阶级恐怖为补充的布朗基策略。布尔什维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充实了”以多梅拉.纽文胡斯为鼻祖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思想的巴枯宁意识型态。依照巴枯宁的说法，这一意识形态以“野蛮的、饥饿的无产阶级”、“肆无忌惮的干粗活的贱民”为取向。对人民的智慧、主动精神和自我组织能力估计过高，对无产阶级独立搞好生产和实行监督的能力的信念，这是巴枯宁及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毛病所在．

“和平!”、“劳动！”、“幸福!”、“平等!”、“博爱!”，这是空想主义者的口号。“把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国内战争!”(国际主义者——失败主义者采用的口号)、“给工人以工厂！”、“给各国人民以和平!”、“给农民以土地!”，这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口号。“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民主”、“国家的逐渐消亡”，这是马克思的思想。因此，布尔什维主义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和无政府工团主义难分难解的布朗基主义。这是布朗基、巴枯宁、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和马克思思想折中主义的、教条主义的结合。这是伪马克思主义，因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是布朗基、巴枯宁及其他无政府主义者有原则的、彻底的反对者。布朗基分子和巴枯宁分子被第一国际开除，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被第二国际开除。因此，听取列宁忏悔的神甫在策略方面是布朗基，而在意识形态方面是巴枯宁和多梅拉.纽文胡斯。“失败主义者”采用的纽文胡斯的思想对俄国造成了致命的影响。多梅拉.纽文胡斯、古斯塔夫.爱尔威、罗伯特.格里姆、列宁——这是任何一个实质上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国际主义者——失败主义者的族谱。

布尔什维主义有什么新东西吗?只有一个——不受限制的全面的阶级恐怖。但是欧洲社会民主党早就否定并谴责了阶级恐怖，更不用说不受限制的阶级恐怖。阶级恐怖作为实行布尔什维克十分倾心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方法包含着巨大的危险，因为在俄国现有的条件下阶级恐怖很容易变为全面的全国恐怖。我们——不仅我们，而且还有我们的敌人——一贯断言说，社会主义是人道的、社会公正的社会，因此依靠暴力和恐怖是建设不了社会主义的。正如在恶的基础上创造的善包含着更大的恶的幼芽一样，建立在欺骗和暴力之上的社会将带来恶、仇恨，因而也带来自我毁灭的装药。

关于空想主义者的口号没有必要去谈。“给各国人民以和平!”、“给工人以工厂!”、“给农民以土地!”，这些口号虽然引人入胜，但实质上是错误的，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布尔什维克没有实现国内和平，反而将把俄国推入极其残酷的国内战争之中，这场战争眼看就将爆发，就要血流成河；他们将把俄国推入没完没了的阶级恐怖之中。布尔什维克需要一场血腥的、惨无人道的国内战争，因为他们只有通过这条道路才能保住政权，并将其巩固。但布尔什维克连外部的和平也不能保证。一旦他们胜利，布尔什维克的俄国将置身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之中，这些资本主义国家未必会不去尝试消灭轻率地叫嚷世界革命不可避免的布尔什维克。

在列宁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人将从资本家的雇工变成国家—封建主的雇工，而通过这样或那样途径将得到土地、必然承担起国家振兴工业全部重担的农民，将变成国家一封建主的农奴。众所周知，列宁的“没有兼并和赔款的和约!”这个口号导致什么结果——导致缔结大量兼并和赔款的可耻的布列斯特和约。列宁竭尽所能地瓦解俄国军队，后来又把它解散，而现在他要大家相信必须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时却痛苦地喊道：“大家要明白，我们没有有战斗力的军队!”列宁要是还有一点点爱国主义的话，就应在夜间向上帝(或者是魔鬼一一我不知道他崇拜哪一个)祈祷，祈求打败德国，否则俄国就将失去经济上的、也许还有政治上的独立，而复辟的君主将成为德国的傀儡。同样众所周知，在布尔什维克的实践中是如何实现欧洲社会民主党“民族自决权”这一原则的——列宁把关于芬兰独立的法令给了反动分子和刽子手斯温胡武德，甚至不问一下芬兰工人和农民对此有何想法。为什么呢?因为列宁出于策略的考虑需要这样做。为了达到眼前的目的可以向策略的祭坛献上一切：良心、全人类道德、俄国的利益。

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员人数近来激增．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的有觉悟党员人数的增加，因为绝人多数入党者甚至不了解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一些人相信列宁的思想和布尔什维克的许诺，将成为他们领袖意志的盲目执行者；另一些人入党是为了及时从“革命的馅饼”上捞到一块大一点儿的，他们将只会投“赞成票”，此后将变成党的官僚。他们将比沙皇官吏还要可怕，因为执政党的官员将干预一切，而所干下的一切只对“党内同志”负责。

布尔什维克的所作所为雄辩地证明，智慧的痛苦不是他们的痛苦。他们的痛苦是无知的痛苦，是对列宁及其“英明的理沦发现”盲目信任的痛苦。列宁把他的“理沦发现”变成法令，认为无需用最起码的论据加以论证。他们对科学社会主义没有丝毫概念，犯下了一个又一个罪行，甚至没有料想到革命的暴力就是不法行为。

例如，他们所进行的剥夺是令人发指的违反法纪和践踏文明的行动，是没有监督的掠夺(如私有银行的例子)。这样的剥夺必然导致全面的经济混乱，养成一大帮不干活、“扯着嗓子喊”的人，他们依靠步枪和革命口号来动手抢走农民手中最后一只母鸡。

列宁实现了政变，把它宣布为社会主义革命，把俄国历史引向错误的死胡同。俄国的发展将因此落后许多年，也许几十年。现在要严谨地论证这一点既无力量，也无时间。但是我考虑到这一论断十分重要，考虑到俄国人文化异常低下，尤其不懂科学社会主义问题，仍然不得不谈几个逻辑前提。我不止一次警告过布尔什维克以及迷恋于他们的空活和错误口号的人，在革命行动中不要仓猝行事，不要犯冒险主义。我过去和现在都说：俄国就其生产力发展水平、无产阶级人数以及群众的文化程度和自觉程度而言还没有作好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因此列宁设想的社会实验必然要失败。拥护列宁的人或“半列宁分子”会问我说：“不错，但是难道不能在无产阶级政权的条件下消灭文盲，提高劳动者的文化和自觉，迅速增加工人的人数和发展生产力吗?我回答说：不，不能! 首先，不能破坏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因为这样做不会不受惩罚。其次。群众的文化和自觉是社会因素，完全取决于生产力的发达程度，当然也存在反馈作用。第三，列宁宣布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后，把生产力远远抛在后面，从而造成了相反的革命形势。只有现有的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社会中才不会有对抗性矛盾。类似的不适应产生了新的、前所未见的矛盾，其冲突的激烈程度不比当代资本主义的矛盾小，甚至还要大。第四，俄国历史的现阶段政权不可能属于也不会属于无产阶级。19l7年10月积极支持列宁的人不超过俄国人的1％，因此，每一个了解布朗基策略的人都会承认十月革命是布朗基式的政变，按照恩格斯的说法，这样的政变要求其组织者实行必然的专政，而任何一种专政都与政治自由权利和公民自由权利不相容。我不想充当未卜先知的卡珊德拉，但我仍要说，布尔什维克政权将演变如下：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将迅速变为一党专政，党的专政将变为党的领袖的专政，维持领袖权力的起先是阶级恐怖，后来是全面的全国恐怖。布尔什维克不能给人民以民主和自由，因为他们一实施民主和自由，马上就会丧失政权。列宁很清楚这一点。既然如此，布尔什维克除了恐怖、欺骗、恐吓和强制，就别无道路可走。但是通过恐怖、欺骗、恐吓和强制能否迅速发展生产力和建成公正的社会呢?当然不能!这只有在民主的条件下，在自由的、自觉的和结合个人利益的劳动的基础上才能做到．但布尔什维克在半年不到的时间里查封的报纸杂志比沙皇当局在整个罗曼诺夫皇朝时代查封的还要多，还有什么民主可言呢? 实行了“粮食专卖”，提出了劳动义务制和劳动军的问题，还有什么劳动自由和结合个人利益可言呢?

布尔什维克力图进行激进的变革，不负责任地加速事变的进程，急剧地向左转，但是他们沿着封闭的政治圈子走，必然要走向右面，变成反动的消极力量。人们很少从各种可能的后果来全面评价自己的行动。列宁通过其活动已经给俄国造成巨大的危害，我担心在布尔什维克执政的某一阶段这一危害将达到危机的程度。如果列宁及其追随者能长期维持其政权，那么俄国的未来将是悲惨的，等待它的将是印加帝国的命运。以“严酷的迦太基摧毁者”自居的“人民委员”们破坏的不是旧世界，而是自己的祖国，他们许诺的“莫里索诺夫药丸””原来是毒约。而他们对社会主义的“创造性态度”则是对社会主义声誉的破坏．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能在单独一个像俄国那样落后的国家里取得胜利的论断，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态度，而是对它的背离。列宁得出这一结论决非偶然。因为他需要这个结论来鼓舞布尔什维克。

列宁指望西方无产阶级会响应俄国的革命，这一指望是错误的。欧洲不可能出现什么重大事件，因为西方无产阶级今天几乎如马克思时代那样远离社会主义革命。

布尔什维克的道路不管怎么样，是短还是长，不可避免地因篡改历史、犯罪、撒谎、蛊惑人心和行为不光彩而令人印象深刻。刨根问底的人现在就可以从布尔什维克短短的执政史中找出不少引入深思的疑点。例如，当布尔什维克政权危在旦夕的危急时刻，列宁的瑞士朋友弗.普拉滕之流来到彼得堡有何目的?为什么列宁急于对私营银行实行“国有化”?难道是为了在立宪会议开幕前不久同惟一的盟友一一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吵翻吗?为什么列宁异乎寻常地匆忙给芬兰以独立并从芬兰撤出军队?在立宪会议开幕前几天行剌列宁，对谁有利？我可以继续列出这样的问题。但不再列下去了，因为处在我的境遇下我没有可能对这些问题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关于布尔什维克所说的一切——他们的策略、他们的意识形态、他们对剥夺的态度、他们不受限制的恐怖一一都使我很有把握地断定：布尔什维克的垮台是不可避免的!布尔什维克指望的恐怖是刺刀的力量。但众所周知，坐在刺刀上是不舒服的，20世纪是伟大发现的世纪，启蒙和急剧人道化的世纪，将推翻并谴责布尔什维主义。我设想列宁依靠全面的恐怖将取得他执着追求的国内战争的胜利。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的俄国将处于政治经济的孤立状态，不可避免地变成一个军营，那里将用帝国主义来吓唬公民，给他们开各种空头支票。但迟早有一天人人都将清楚列宁思想的谬误，到那时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将像纸牌搭的小房子那样坍塌。我为俄国人的命运而痛哭，但我要像车尔尼雪夫斯基那样说：“让要来的都来吧，我们的大街上也会有节庆的日子!

四、为什么我放弃同布尔什维克作斗争

在十月事件后我放弃同布尔什维克作斗争，这使许多人感到困惑。一些对我很不了解的人推测说，我的决定是十月政变后没过几天布尔什维克粗暴搜查我家的结果。这个说法是错误的，这次据我推测是由水兵斯.科罗特科领导的搜查并沒有吓倒我，不仅如此，这次搜查也不是有些报纸所说的我健康恶化的原因。另一些对我了解较多的人认为，我放弃同布尔什维克作斗争是我疾病突然加重的结果。但他们说得也不对，尽管我的健康在秋天降临后确实迅速恶化，以致1月里我的手甚至已经握不住笔。如果我认为斗争有意义的话，我的卧病不会使我止步，因为我写不动的话，可以口授。我放弃斗争出于一系列的客观原因。

1．我对战争的原则性态度，对布尔什维克和半列宁分子的批评，不愿讨好流氓无产阶级，拒绝推进革命，对临时政府持忠诚的态度—这一切都起了不利于我的作用。我看到了这一点，但不愿像策列铁里、齐赫泽、阿夫克森齐耶夫等同志那样为了保持声望而曲意逢迎，对列宁让步。七月事件后布尔什维克強化的阶级敌意和对立、政治上的闭塞和无知日甚一日。在莫斯科会议上表现得格外明显。当我向右面呼吁，向工商阶级呼吁时，右面鼓掌，左面默不作声；当我向左面呼吁，向俄国社会民主党呼吁时，左面鼓掌，右面默不作声。其结果是这些人和那些人都不理解我。而惟一能拯救俄国的妥协却因政治虚荣心而被牺牲掉了。造成这一切的首先是布尔什维克，但也有一些客观原因，无产阶级不成熟（资产阶级同样如此！），大量文盲、战争造成的人民严重贫困和疲惫不堪，欧洲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分裂，临时政府无所作为和有始无终，这一切都是列宁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和阶级对立的种子得以迅速发芽的肥沃土壤。在这种客观上业已形成的社会环境中继续同布尔什维克作斗争是毫无意义的。

2。我把毕生献给了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现在，当政权已转到工农代表苏维埃的手中时，我不能同我过去和现在都看作是兄弟的人作斗争，虽然他们为一目失明的领导人所蒙骗，犯了致命的错误。这一错误的后果首先对于俄国无产阶级本身来说极为可悲。但是让俄国无产阶级(尽管令人十分伤心)走完变幻莫测的历史给他们勾画的这条荆棘丛生的道路吧，让他们成熟起来，登上理解自身使命的高度吧。

3．另一些考虑也使我不再进行斗争。要是布尔什维克现在垮台，就会出现严重的、长时间的反动，俄国和西欧的社会民主党因此会受到伤害，而无产阶级的成果将丧失殆尽。但如果布尔什维克哪怕能保住几年政权，那么受害的是俄国及其公民，而国际社会民主党则只会得到好处，因为西欧资产阶级慑于俄国的事变，将对工人阶级作出重大的让步。我为俄国而悲痛，但我由于仍是一个彻底的国际主义者，选择后一种可能。

五、布尔什维克能保持政权多久

这个问题目前使许多人感到不安。布尔什维克的敌人、布尔什维克自己都对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对于每一个对祖国命运不无动于衷的俄国入来说十分重要。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可能是单值的，因为答案取决于许多客观的、主观的甚至是偶然的因素。占卜是不体面的事，因此我尽可能对我的预测加以论证。我尤其应该这样做，因为我过去和现在都认为未来、至少是不久的未来不可能是不明朗的、不确定的。不仅如此，我不止一次说过，一个懂得过去，明了现在，认识历史事件的相互联系、继承性和制约性的人，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有凭有据地预见未来。俄国目前形成的客观历史条件、事态发展的逻辑、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和意识形态导致的行动，都使我能断定他们在巩固他们政权的道路上将会遇到一个比一个复杂的4个危机。他们执政的时间长短取决于他们栽在其中的哪一个危机上。

第一个正在无情到来的危机是饥荒危机。如果列宁不摆脱同遏制阶级恐怖(普利什凯维奇先生的例子)并积极反对征粮队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联盟，那么布尔什维克今年秋天将失去政权，到那时农民会把粮食埋到地下，全国将遭到一场罕见的饥荒。社会革命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和孟什维克将要执政。但是布尔什维克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清除出政府机关，从而放开手脚干，就能渡过这一即将到来的危机。列宁明白这一点，将利用最先出现的机会来破坏自解散立宪会议以来矛盾冲突越来越激烈的昨天的盟友的威信，把他们一举粉碎。对这样做的必然性无需加以论证。不久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拒绝签署可耻的布列斯特和约，退出人民委员会，不接受列宁的“粮食专卖”——这一切都说明他们与布尔什维克关系的危机已达到了未来几个月完全破裂的程度。

布尔什维克唆使觉悟很低的工人和打着写有“捞一把!”(按水兵亚.亚历山德罗夫一针见血的说法)的旗帜的人去反对富裕农民和中农，组织大规模的对粮食的剥夺，能再支持上一两年，直到连无产阶级自己也清楚布尔什维克没有能力恢复生产为止。

经济破坏的危机，即使这个危机他们也能克服，只要他们发动大规模的国内战争，并利用不受限制的阶级恐怖和战时法律来实际上消灭一切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的话。国内战争使他们可以在全俄国实行战时状态并把经济破坏的责任推在阶级敌人和国外敌人的身上。顺便提一下，只要国内战争爆发，相当大的一部分农民将站在布尔什维克一边战斗。俄国庄稼汉尽管目不识丁，却十分清楚，一旦列宁输了，土地就得退回给原先的所有者。布尔什维克取得国內战争的胜利，稍微恢复一下生产,哪怕是用强制的手段(如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来恢复生产，将再维持上5年或10年，直到社会主义性质的工厂生产和私人资本主义性质的农业之间矛盾激化达到极点为止。迄今为止俄国是工业落后的国家，在最近一段时间里仍将是这样的国家，其大部分国民收入由农产品构成。布尔什维克没有可能控制和支配这一部分国民收入，迟早会丧失政权。

列宁一贯谈论的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是不可能结成的。农民需要土地，社会主义和他们的利益无关，因为农民从经营性质来说更接近于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原则上在民主、政治平等和公平的商品交换的条件下可以结成这样的联盟，但在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的条件下则不能。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明摆着贬低农民，要他们起从属的作用。布尔什维克这样的对农民的态度将赋予上述经济危机以政治色彩。

布尔什维克在向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作出让步时，于19i7年给自己脚下埋下了一个定时炸弹：使土地社会公有化，虽然原来他们的纲领计划要使土地国有化。布尔什维克为了克服这一最严重的危机——政治经济性质的危机，不得不向农民宣布总体战并消灭最优秀的一部分农民——那些会劳动、愿意劳动的农民。可以用什么样的形式来实施这一切，国际和国内的形势将会指点布尔什维克，还要看农民到那时的分化程度。

布尔什维克克服了第三个危机后可以再维持上许多年，直到出现第四个危机意识形态危机为止，在这第四个危机中布尔什维克政权开始从内部解体。但解体的过程可能拖上几十年，因为俄国从来不知道民主为何物，又一个专制政权—— 布尔什维克政权——将会被俄国人毕恭毕敬、逆来顺受地接受下来。加之这个政权可以借助高超的蛊惑宣传、发达的监视和镇压机关来得到加强。

．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当然将会对我的预测作出修正，对这些情况无法预料，一切全取决于偶然性陛下的意志。例如，什么时候德国将被击败(我毫不怀疑德国必将战败)，战后的欧洲将是什么样子的，一旦列宁去世谁将是他的继任者，等等。我还不排除列宁作为一个策略灵活、精通马克思主义的人有可能在一定阶段作出重大修正，放弃已宣布的社会主义改造，不过，这将引起流氓无产阶级的不满。但是我毫不怀疑，布尔什维克及其已失去阶级特性分子为取向的意识形态最终必将垮台。这是时间问题，任何人都不能改变历史发展的进程! 非凡的人物只能加速或延缓这一进程。列宁延缓了俄国的历史，因此他将带着与伪德米特里相同的印记进入历史。

六、关于列宁及其他一目失明的领导人

我承认我曾犹豫过，该不该写写列宁，因为每一个他的拥护者都会把读到的第一行否定的文字看作是“来自阴间的报复”。但列宁是我的什么也没有向我学到的学生，此外，他也是我的对手，将来关于他会写出许多书，因此我回避这个活题是怯懦的表现。在这类情况下很难做到客观，但是我如果现在偏离真相的活，那就是背叛丁自己。

列宁无疑是一个伟大的、非凡白勺人物。要写他很困难，因为

他是多面的。像变色龙一样必要时会改变自己的颜色。他同知识分子在一起时是知识分子，同工人在一起时是“工人”，同农民在一起时是“农民”；他是必然的又是偶然的，是合乎逻辑的又是不合逻辑的，是简单的又是复杂的，是始终如一的又是前后不一的，是“马克思主义者”又是假马克思主义者，如此等等。要是我指责他不懂马克思主义，那就是在撒谎了；要是我说他死守教条，那也错了。不，列宁不是教条主义者，他精通马克思主义。但遗憾的是，他以不可思议的执着朝着一个方向(篡改的方向)、一个目标(证明他的错误结论是正确的)来“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使他不满意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尚未成熟时应该等待。列宁是一个假辩证论者。他相信资本主义越来越严酷，始终朝着罪恶越来越深重的方向发展。但这是一大错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奴隶占有制变得温和了。封建制度变得温和了，因此，资本主义也在变得温和。造成这一点的原因是阶级斗争及各阶层居民文化和自觉的逐步提高。

列宁是一个性格完整的典型，他看到了自己的目标，以狂热的执着、一往无前地去追求它。他十分聪明、精力充沛、工作能力极强，不尚虚荣，不惟利是图，但病态地爱面子，绝对不能容忍批评。“凡是不按列宁意见办的一切都应该受到诅咒!”有一次马.高尔基这样说过，对于列宁来说，每一个在某个问题上与他不同意见的人都是潜在的敌人，对这样的敌人不值得起码的交往文明。

列宁是典型的领袖，他的意志压制住周围的人，使他们自我保存的本能退化。他勇敢、坚决、从来不丧失自制力、刚强、能算计、策略手段上很灵活。同时他不讲道德，残酷无情，毫无原则，从本性上说是个冒险主义者。但是应该承认，列宁的不讲道德和残酷无情并非出于他本人毫无道德和残酷无情，而是出于对他自己真理在握的信念。列宁的不讲道德和残酷无情是通过使道德和人道服从于政治目标来摆脱个性的独特办法。列宁为了把一半俄国人赶进幸福的社会主义未来中去能够杀光另一半俄国人．他为了达到既定目标什么都干得出来，如果有必要他甚至可以同魔鬼结盟。已故的倍倍尔说过：“……我可以同魔鬼甚至同他的祖母一起去”，但他同时补充说，只有在他制服魔鬼或其祖母，而不是他们制服他的情况下，才能做这笔交易。列宁同魔鬼的结盟是以魔鬼骑着他飞跑而告终的，正如当年女巫骑着霍马飞跑一样。

普遍认为，政治是肮脏的事情。遗憾的是，列宁现在的行为十分直观地证明了这个说法。没有道德的政治是犯罪。一个大权在握的人或者一个享有巨人威望的政治家在其活动中首先应该遵循全人类的道德原则，因为没有原则的法律，不道德的号召和口号对国家及其人民来说可能变为一场巨大的悲刚。列宁不懂得这一点，他也不想懂得这一点。

列宁狡猾地玩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语录，往往对之作出截然不同的解释。列宁从我关于个人和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的著作中只掌握了一点：他作为“肩负”历史“使命的”人物可以为所欲为。列宁是一个承认意志自由，以为自己的行动统统具有强烈必要性的人的榜样。他有足够的学养，还不至于以穆罕默德或拿破仑自居，但却绝对相信他是“命运的宠儿”。从社会发展规律和历史必然性的观点看，列宁只有在1917年2月前才是有用的一一在这个意义上他是必然的。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制度，消除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在此之后列宁的历史必要性就消失了。但糟糕的是过去和现在群众都不明白这一点。他们得到了比西欧还多的政治自由权利，但由于食不果腹，一贫如洗，加之还被迫继续作战，因此甚至没有发现这一点。要是战争在1917年春天结束，要是临时政府毫不拖延地解决了土地问题，那么列宁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就没有任何机会了，而他本人也将永远被从肩负历史使命者的行列中一笔勾销。这就是十月政变和今天的列宁不是必然的，而是非常不幸的偶然的原因。

列宁是一个理论家，但对于有学养的社会主义者来说他的著作没有什么意思，因为这些著作既没有优美的文笔．也没有经过精心推敲的逻辑，更没有深邃的思想．但对于一个识字不多的人来说这些著作总是因其叙述的简洁、判断的大胆、真理在握的信心、口号的吸引力而留下强烈的印象。

列宁是一个出色的演说家、能言善辩的论战者，他能使用一切手段把论敌弄得十分难堪，迫使他闭上嘴巴，甚至加以羞辱。他尽管发音吐字不清，却能清晰地阐述自己的思想，他善于讨好听众，引起他们的兴趣，甚至使他们着迷，同时他异常迅速而且正确无误地使自己的讲活适应听众的水平，忘记了为正义事业作斗争并不意味着讨好人群，降低到他们的水平上去。列宁是一个不懂“中庸之道”的人。“不同我们站在一起，就是反对我们!”这就是他的政治信条。他在设法作践对手时不惜进行人身侮辱，破口大骂，不仅论战时如此，而且在他以不可容忍的速度“炮制”的铅印著作中也是如此。天才的普希金连自己的信件也要誊写得清清楚楚。伟大的托尔斯泰要几次校对自己的长篇小说。列宁则只限于作一些微不足道的改正。

许多为每一个文明人承认的全人类概念列宁一概加以否定，或者从消极意义上加以诠释。例如，对于任何一个有文化的人来说，自由主义是一个正面的观点体系，而对于列宁来说，这无非是“自由主义的下流货色”对于任何一个有文化的人来说，资产阶级民主，即使是打了折扣的，毕竟仍然是民主，而对于列宁来说，这是“庸俗行为”。可是不受任何限制的阶级恐怖却是 “无产阶级的民主”，虽然从原则上说，民主即人民的权力不可能是资产阶级的，也不可能是无产阶级的，因为资产阶级也好，无产阶级也好，单独来说只是人民的一部分，而且远非是一大部分。

托尔斯泰，这位十分伟大的人道主义者，认为没有爱，没有善和纯朴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伟大，他不会承认列宁是伟大的。他对不对呢?拿破仑不以爱、善和纯朴见长，但他无疑是一位伟大的统帅。历史上有过伟大的诗人、伟大的音乐家，但历史上也有过巨恶元凶。那么列宁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列宁是20世纪的罗伯斯比尔。但是如果说罗伯斯比尔砍掉了几百个无辜者的脑袋，那么列宁将砍掉几百万人的脑袋。我因此想起了我同列宁最初会见中的一次，我想那是1895年夏天在兰多尔特咖啡馆里的的一次会见。我们谈起雅各宾党专政垮台的原因。我开玩笑说，这个专政垮台是因为斩首机砍的脑袋太多了。列宁抬起眉毛，十分严肃地反驳说：“雅各宾党共和国垮台，是因为斩首机砍的脑袋太少了。革命应该善于自我保卫！于是我们(在场的有保.拉法格、茹.盖得，好像还有沙.龙格 )只是对乌里扬诺夫先生的极端言论付之一笑。但是未来卻表明，这不是年轻和急躁的表现，而是反映了他的策略观点，这些观点他当时已经明确形成了。罗伯斯比尔的命运是众所周知的。列宁的命运也好不了多少，因为他进行的革命比神话中約弥诺陶洛斯更可怕；这场革命不仅将吃掉自己的孩子，还要吃掉自己的父母。但我不愿他落到罗伯斯比尔的下场。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活到他完全明白自己策略的错误并为所做过的一切而战栗的时候吧！

就能力和在布尔什维克党内的作用而言托洛茨基仅次于列宁。列宁曾称他为“犹杜什卡”、“最卑鄙的追名逐利之徒和派别分子”、“骗子，坏透了的派别分子”，列宁说得很对。列宁在他的一部著作中写道：“托洛茨基的活虽然灿烂夺目，娓娓动听，可是没有丝毫内容”，列宁的这一评价也是对的。托洛茨基的作风是，一名活跃的新闻记者的作风——非常肤浅和草率，难以深刻，托洛茨基异常自负，爱面子，没有原则，是彻头彻尼的教条主义者。托洛茨基曾是“孟什维克”、“非派别分子”，而观在他是“布尔什维克”。其实他过去和将来一贯都是“骨子里的社会民主党人”。他一贯在取得胜利的地方同取得胜利的人在一起，但同时他任何时候都决不会不去尝试成为第一号人物。托洛茨基是个杰出的演说家，但他的手法单调，千篇一律，因此听他讲话感到有意思只有一次。他是爆性子，成功时在短时间里可以倣好许多事，但一旦失利他很容易变得消沉，甚至张皇失措。要是列宁的革命注定失败成为明显不过的的事实，他会第一个离开布尔什维克的队伍。但要是这场革命取得了胜利，他将竭尽所能去排挤列宁。列宁知道这一点，但他们仍然呆在一个营垒里，因为列宁需要托洛茨基的蛊惑宣传和他不断革命的思想，此外，他还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把一切心甘情愿者收罗到自己大旗下的能手。列宁是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他任何时候决不会同意担任其他派别的领袖。对于托洛茨基来说，最主要的是成为领袖，至于是哪一个党的领袖并不重要。因此在未来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的冲突将是不可避免的。

可以与托洛茨基并列的是加米涅夫，其次是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加米涅夫精通马克思主义，但他不是理沦家。加米涅夫按其信念是孟什维克-齐美尔瓦尔德分子，动摇于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之间。他没有必要的意志力，起不了有威望的政治家的作用。正因此他追随布尔什维克，尽管在许多问题上并不同意他们的主张。季诺维也夫是齐美尔瓦尔德-昆塔尔派布尔什维克，伹没有彻底的信念。他尽管时常疑虑重重，仍将留在布尔什维克的行列之中，直到有可能转入别的营垒去为止。季诺维山夫和加米涅夫一样没有坚强的性格，但为了加强自己的地位他能执行列宁的任何命令。布哈林是一个有原则性的、信念坚定的布尔什维克，他没有丧失逻辑性，有个人见解和理论家的天赋。他不止一次在许多问题上与列宁持不同意见。也许正是布哈林在列宁一旦去世后将成为布尔什维克专政的主要人物。但不能排除的是，在列宁仍然在世时布哈林和上述其他人将像当年的吉伦特派一样，被在任何问题上从来不对列宁提出异议的第二梯队布尔什维克所消灭。

七、关于国家、社会主义和俄国的未来

我同意王德威尔得的看法，对“国家”一词可以作狹义和广义的解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国家消亡时是指狭义上的国家，这个看法我也同意。但未必因此就可以指责他们，因为在他们那个时代淡广义上的国家还为时过早。迄今为止国家基本上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国家作为全体公民利益的表达者和共同的调节者的功能在最近几十年中才开始明显地表现出来。国家作为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的产物，作为政治权威机构，作为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当然将不再存在。有朝一日阶级将消失，国界将消失，而国家作为人民(将来是地球人)的组织形式将保留下去，不仅如此，它的作用将逐渐增大，这是全球问题增加的结果，这些问题是：地球上人口过剩，地球资源枯竭，能源短缺，森林和耕地的保护，土地、水和大气的污染，同自然灾难的斗争，等等。

随着狭义上的国家的消亡，在管理国家方面学者将起越来越大的作用，也就是政治上层建筑开始逐渐变为“学术权威”的上层建筑。但这是未来的事、而目前应努力使政治上层建筑反映出劳动者的利益，这一点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才能充分实现。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应力求达到的目标。同时应该记住，任何一场革命最终都不会导致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发生持续的、飞跃的变化，而只是加速这些关系的进化。在这方面恩格斯为1888年英文版《共产党宣言》所写的序言特別值得一读。他在序言中强调了进化过程在社会发展中的特殊作用。令人感兴趣的还有，这一版从德文译成英文是在恩格斯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这一版《共产党宣言》结尾的口号是“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这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意思远不是相等的。

以消灭剥削和阶级为使命的社会主义革命在第一阶段两者都消灭不了。不仅如此，为时过早的社会主义革命将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每一个懂得否定之否定法则的人都会很容易得出结论。从一个社会经济结构到另一个社会经济结构，政治上层建筑的作用周期性地发生变化，有时加强了，有时削弱了。大家都承认，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政治上层建筑的作用应大大加强，因为国家还承担起另外一些调节功能：计划、监督、分配，等等。在这一意义上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否定了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的政治上层建筑更像君主封建主义的上层建筑，而不像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而这引起的危险是，由于缺乏民主(上面已经指出，在列宁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不会有民主)，群众文化低下，觉悟不高，国家可能变为比君主还要可怕的封建主，因为君主毕竟还是一个人，而国家则是一台没有个性、没有灵魂的机器。我相信，列宁的社会主义国家将正是这样的封建主，尤其在头几十年里是如此，当然，要是布尔什维克能克服我上面提到的前3个危机，存在几十年的话。

在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既然无产阶级占居民的多数，这一点不用恐怖也很容易做到)后，无产阶级专政应使各个阶级权利平等，求得法制和公正的胜利。阶级的消失是遥远未来的事，因此社会主义国家首先应保证阶级和睦和保护劳动者的利益。但是在从来不知民主为何物、文盲遍地、一贫如洗、文化低下的落后的俄国，布尔什维克什么也保证不了。

只有在各阶层居民的文化和觉悟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后，俄国的社会结构才能发生革命性变化。只有在这一条件下才能迅速发展生产力。但这有点想入非非，因为人民的文化和觉悟是生产力的从属现象，而生产力不是文化和觉悟的从属现象。布尔什维克动员起知识分子，当然可能迅速消灭文盲，但是，第一，学会识字不等于成为文化水平高的人，第二，人们学会识字后很快就会明白，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怎么一回事。

俄国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布尔什维克执政时间的长短。俄国迟早将回到正常的发展道路上来，但布尔什维克专政存在的时间越长，这一回归之路就越痛苦。

马克思和恩格斯理解的社会主义社会，即使在西方国家里也不是一百年间的事，更不用说俄国了。因此在俄国目前的历史阶段里应该增加生产力，扩大政治权利和自由，形成民主传统，提高公民的文化程度，宣传和实行个别的社会主义因素。应该逐渐改变国家制度，同时从经济上、政治上和宣传上影响各阶层的居民，目的是使俄国人富裕起来，使俄国社会民主化和人道化。一个国家只要它的公民还贫困，就成不了伟大的国家!公民富裕，国家才富裕!决定一个国家真正伟大的，不是它的国土辽阔，甚至不是它的历史悠久，而是它的民主传统、公民的生活水平。只要公民还在受穷，只要还没有民主，国家就难保不发生社会动荡，甚至难保不土崩瓦解。

俄国是一个绵延几千公里的大国。因此为了飞速进步，应该大力发展铁路和水路运输。毛奇说过：“不必建筑堡垒，建造铁路吧!”铁路既然对于德国重要，那么对于俄国更是迫切需要。汽车和航空在未来将有巨大意义，因此应格外关注这些领域的技术。必须大力发展通讯工具．争取普遍电气化，因为只有在电力的基础上才能迅速提高劳动生产率。

俄国迫切需要以优秀的民族传统、关于民主、政治自由权利、人道和社会公正的现代观念为基础的先进的意识形态。只有这样的意识形态才能保证俄国经济平稳地、正常地发展。错误的意识形态产生并还将产生套上眼罩又一目失明的领导人，这些人奉行意识形态的教条，只会抑制生产力、妨碍文明而繁荣的社会的形成。最后，俄国需要按照宪法明确规定的权限行事的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和强有力的地方政权。

（……..）俄国农村的现状是对几百年专制制度沉痛的责备。应该竭尽所能改造俄国农村，使摇摇欲坠的茅草屋消失得无影无踪。每一个村子都应该有学校、邮局、电报局、电话局、银行、公共设施、医院、行政中心和商业中心。为此当然需要几十年。但这是做得到的，只要国家转而面向农村，只要农民获得土地(不应忘记，土地作为生产资料具有特殊价值，因此不可能是投机的对象)。长期租赁(俄国人是无偿租赁，外国公民是有偿租赁)是最近几十年土地使用的惟一形式。

(………)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只要劳动是自由的，结合个人利益的，俄国人就会迅速消灭国家的落后。只有在此之后才能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我有条件地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分成3个阶段。

细心的读者可能以为，我的论断有矛盾，因为我在前面对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可能性提出了怀疑，而现在却淡论社会主义改造。但是有谁说过社会主义改造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群众生活水平、文化水平和觉悟程度的提高，不仅可以按照当局的意志，而且可以无视当局的意志一步一步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将是合乎规律的，不可避免的。如果历史的意志要俄国首先开辟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那就应该逐步地分阶段地去做。

第一阶段(25--30年)—早期社会主义。在这一阶段只应分阶段没收最大的银行、工厂、运输业、地主和教会的土地（如果到那时还有的话）、大商业企业。剥夺应在部分赎买、提供终生年金、养老金或获取一定红利权的基础上进行。中小工厂、银行、商业和服务业仍由私人经营。在没收的银行基础上成立国家银行，国家银行应监督金融的运行和私人银行的活动。在没收的企业基础上建立国有经济成分，其目的是学习经营、经商并保证社会公正。为了提高与工人个人利益的结合程度，国有企业在工人中发行部分股票，而不许转卖的股票应使工人获得分红权，但不是共有权。视当地条件将部分没收的土地在公正的基础上转交给农民，而在剩下的土地上组织大型的国有示范性

农场。

所得税应是累进的，但不应使经营者感到窒息。对用于扩大生产、建设道路和其他公共目的的收入不收税。在这一阶段当然应千方百汁欢迎外国资本的进入，但要硬性控制其输出。扩大出口和控制进口。海关政策应鼓励俄国生产者并促使国产商品提高质量。

第一阶段的目标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俄国人的生活水平。在这一阶段应以承认国家、经营者、工人这三种力量为出发点。当国有经济成分的劳动生产率与优秀的私人工厂的劳动生产率持平，而俄国人的生活水平达到西方国家的生活水平吋，可以认为第一阶段已经结束。

第二阶段(25—30年)— 成熟社会主义阶段，在这一阶段仍然在公正的基础上剥夺小型银行、工厂、批发业。例如，银行所有者成为银行主管，工厂所有者成为工厂经理，等等。部分赎买、终身年金或养老金也不排除。农业、零售业和服务业转为集体经营。国有经济成分得到进一步发展。在这一阶段中仍然欢迎资本输入，对资本輸出的控制放松了。第二阶段结束时国有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将超过西方国家优秀工厂的劳动生产率，而俄国人的生活水平将高于资本主义国家公民的生活水平。这一阶段的目标是使社会主义对于各国人民都有吸引力。在这一阶段在最发达的国家里和平的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取得胜利。

第三阶段(50—100)没收剩余的私人财产，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剥削完全消失，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不再存在，城乡差别也不再存在．阶级逐渐消失。这一阶段欢迎输出资本．购买其他国家的有价证券，随着资本的互相渗透经济上与其他国家逐渐接近，精神奖励取代物质奖励。这一阶段的目标是使各国公民的生活水平拉平，建立足以宣布共产主义的生产力，而共产主义当然也不可能是社会发展的最后阶段。不仅如此，共产主义不会摆脱种种社会矛盾。不作这样的设想——意味着拒绝黑格尔的辩证法，这一永恒的死亡或永恒的再生。在共产主义社会里矛盾失去了阶级基础和物质基础，将是个人和社会间伦理的、道德的和世界观的矛盾的结果。

我简单地阐述了我对社会主义改造阶段的看法，当然并不以终极真理自居。一个人不管有多大天才，不管掌握了多少辩证法，在作预测时总可能犯错误。未来的科学发现可能推翻现在的一切观念。但这一切是明天的问题，而现在可以确切地说如下一点：俄国需要各种政治力量的团结、各个生产领域的多种成分、个人的主动精神、资本主义的进取精神、竞争(没有竞争就不会有质量和技术进步)、公正的政治上层建筑、民主化和人道化。俄国不仅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而且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因此潜伏着族际冲突和宗教冲突的危险。只有通过深思熟虑的行政改革，提高生活水平，经济、政治和社会权利上的平等，信仰自由、相互尊重民族传统、文化和语言，才能避免这些冲突的发生。我一贯反对宗教，但从来不否认宗教的作用。宗教作为一种观念、情绪和行动的体系包含着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哲学因素、世界观因素，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科学的发展将逐渐消失。第二个因素是社会道德因素。将存在许多许多年，不应该与之作斗争。任何一个宗教的发展大致都经过相同的几个阶段。正如基督教经过蒙昧时期一样，伊斯兰教这一较为年轻的世界性宗教也可能经过类似时期。其最初征兆便是泛土耳其主义思想和对亚美尼亚人民的种族灭绝。要使俄国不发生这样的事，俄国人应该牢记，穆斯林不是异教徒，而基督教徒不是卡菲尔人。应该宣传的不是无神论，而是各种宗教的相互尊重以及使它们彼此接近的一切。应该大力欢迎持不同宗教信仰的家庭。丈夫是穆斯林，妻子是基督教徒，或者儿子是穆斯林，而女儿是基督教徒，或者相反的情况，都没有什么可怕的。

（………）

最后我要谈的几句话任何时候都不应发表。应转交给俄国未来的民主政府。

(………)

依我看，我已经把想说的活都说完了。我从来不利用别人的思想，但在这里用一下别人的思想是合适的：（这一句话没有被破译）。

于皮特克亚尔维。(2l一7)十4—18 （意即1918年4月7-21日）

这篇《政治遗嘱》是普列汉诺夫（1856—1918.）在1918年4月7-21日在病危中口授，由密友列·格·捷依奇笔录，又曲折而戏剧性地经过尼·尼热戈罗多夫的秘密收藏，终于在《遗嘱》所预言的苏联崩溃之后，于1999年11月30日俄国《独立报》发表面世。2000年第2期《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出版）翻译出版了这篇《遗嘱》，同时翻译出版了收藏人尼·尼热戈罗多夫收藏《遗嘱》经过的文章、俄罗斯利佩茨克市普列汉诺夫博物馆馆长亚·别列然斯基对《遗嘱》作的鉴定、由普列汉诺夫的侄子谢·格·普列汉诺夫记录的列·格·捷依奇（普列汉诺夫的密友、俄国劳动解放社成员，后为孟什维克，十月革命后脱离政治活动，从事普列汉诺夫遗著出版等工作）关于普列汉诺夫口授《遗嘱》经过的回忆以及《独立报》主编维·特列季亚科夫为发表《遗嘱》写的按语。本文稿的所有注释已被删除，如要查核，可翻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2000年第2期原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