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新搬的家，是我在上海生活期间居住过的最漂亮的房子。瑞金二路地处原来的法租界。明德邨一律是带小花园的法式三层小楼。我们租的是一楼客堂间，小花园自然也归我们使用。

房东姓李，是个资本家。他有两个太太，这里住的是大奶。按上海人的规矩，我称呼他们李家伯伯、李家姆妈。他们家有一堆孩子，只有一个男孩和我们年龄相仿，叫中伟，能和我们玩到一块儿去。老大比我们大四、五岁，跟着中伟，我叫他大阿哥。老二是个姑娘，身材修长、瓜子脸庞，肤色微黑、十分俊俏，我也跟着叫阿姐。后面几个都比我们小，一连三个丫头，什么阿妹妹、恩格格……就在我的视线之外了。

李家很富有，原来是开厂的。公私合营了，李家伯伯继续当私方代表，同时拿很丰厚的定息，这栋法式小楼也是自家的产业，一家住一栋楼，宽敞、舒适、乐惠。按常理，他们完全没有必要把一楼出租。起码，他们并不缺这一个月五元钱的租金。他们把一楼租给我们家，绝不是因为经济压力。

李家之所以出租一楼，是因为政治压力。按当时上海人的居住条件，他们家住得太松快了，所以当地的居委会要强租他们的一楼作为办公室。把自己家的一部分成为公共场所，誰都不会愿意。于是李家几乎是用拉郎配的速度，安排我们家迅速入住，断了居委会的后路，坏了他们的如意算盘。

李家姆妈和父亲是同事。父亲的为人、品行，很受李家姆妈敬重。把房子租给我们家，他们一百个放心。一般人都忌讳既是同事、又是近邻。而我父亲能让人放心到没有这种忌讳，可见厚道得非同一般。

这一安排显然得罪了居委会。居委会主任是一个陈姓老太婆，有一个儿子参加革命牺牲了，所以算烈属。陈老太婆三角眼，看我们的眼神，永远是阴沉沉的。也许是因为我们家坏了她的好事，所以不能释怀，憋着劲要伺机报复似的。

李家有个保姆，叫宝珍，很年轻，屁股翘翘的，全身发散出成熟女人的气息。后来发生了一桩非常事件，大家就管她叫“狐狸精”。

非常事件是宝珍怀孕了，还把孩子生了下来，一个大胖小子。宝珍指称，孩子的父亲，是李家十五岁的大阿哥。这一下李家翻了天。宝珍要求正名，李家怎能同意，于是打官司。一审下来，判宝珍胜诉。人民法庭，自然是向着劳动人民的。

李家一片愁云惨雾，李家姆妈来找我母亲商量。母亲绝对是危机处理能手，建议李家去找检察院。资本家出身，让李家人抬不起头来。于是母亲陪他们东走西跑。在关键场合，母亲帮着强调了一句关键的话：李家阿哥只有十五岁。

二审下来，判宝珍诱骗少年。李家虽然舒了口气，但从此全家仿佛中了魔咒。那样的前科，那样的出身，在后来历次运动中，倍受煎熬。当然，这都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