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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国方有其行――说说周恩来的情感外交
作者：樊 静
2007年02月01日08:06

　　1964年1月，周恩来访问非洲加纳的前10天，这个国家发生了总统恩克鲁玛第二次遇刺事件，政治局势陡然动荡起来。受伤的恩克鲁玛被迫离开总统府，住进了一个城堡，并在城堡周围布满大炮和装甲车。

　　这时候，如果周恩来如期访问，无疑是对恩克鲁玛的巨大支持。

　　在议论去还是不去的时候，有人认为，加纳政局不稳，如约前往可能有危险，而且加纳政府在接待方面也会有困难，建议推迟访问。

　　这时，周恩来明确表示：我们不能因为人家遇到了暂时的困难就取消访问，这是对人家不尊重、不支持。在朋友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更应该要去，这样才是患难之交。至于外交礼仪，可以打破通常的惯例。

　　为此，周恩来专门派外交部副部长黄镇先赴加纳，给恩克鲁玛带去建议：为了安全，一切外交礼节可以从简，恩克鲁玛可以不去机场迎接；不去外地参观，可多进行会谈。

　　这让恩克鲁玛喜出望外。他原以为周恩来不会如约来访了，因为在他第一次遇刺时，印度总理尼赫鲁便取消了访问加纳的计划，周恩来如果取消访问计划，在他看来也在情理之中。

　　但周恩来不仅来了，而且主动提出礼节从简，一下飞机便乘车直奔城堡拜会恩克鲁玛，同时还带去了毛泽东给恩克鲁玛的慰问信，这怎能不让恩克鲁玛感受到朋友间的深情和价值呢？于是，谈话中他对周恩来说了一句很简洁的话―――“ 你了解我，我了解你。”朋友的情义，似乎尽在不言中。

　　周恩来转交的毛泽东给恩克鲁玛的信，是这样说的：“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对非洲各国的人民领袖和著名政治家，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暗害阴谋活动表明：他们是不甘心自己在非洲的失败的，是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总是要千方百计地阻挠和破坏非洲各国人民的独立和进步事业。”

　　恩克鲁玛当即将毛泽东的慰问信交给新闻官，要求全文发表。

　　第二天，慰问信被加纳报纸在头版重要位置刊出，加纳电台也多次播放，由此让加纳人民深切感受到中国对恩克鲁玛的真诚支持，这对稳定加纳政局自然是有利的。

　　周恩来办外交，其政治智慧和言行策略，有许多过人之处。其中一个方面，就是他在国际舞台上，特别是在争取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过程中，很善于同其领导人交朋友，在一些细节处理上，不仅显示公道和正义，更投入真挚的感情，使对方能够确确实实地感到，周恩来和他代表的中国是值得信赖的朋友。我们不妨把这种外交风格，称之为“情感外交”。

　　周恩来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广交朋友的情感外交风格，是人们熟悉的。采访这次会议的美国记者鲍大可，在文章中称周恩来“是平息争端带来和平的人物”。菲律宾外长罗摩洛则说：“周恩来是我去的时候的敌人，回来的时候的朋友。”也正是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结识了两个终生的朋友，一个是刚刚在埃及搞革命成功了的纳赛尔，一个是后来在中国家喻户晓的西哈努克亲王。

　　先说纳赛尔。纳赛尔是整个阿拉伯世界的英雄。他在1956年宣布把由英法殖民者控制的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让英国人感叹：英国从埃及的撤退，导致了大英帝国这个过去的概念不再存在了。

　　周恩来1963年12月访问埃及，在同纳赛尔见面时，他首先表达的却是一个歉意。这让纳赛尔很是意外。周恩来说：新中国成立14年了，我们还是第一次来非洲访问，来得不是太早，而是太晚了，表达歉意是我们此次访问的第一个任务。

　　在开罗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周恩来再次公开表达了这个歉意。在埃及，人们还看到一个细节：在观看一位当地运动员用7分钟时间上下跑完金字塔的表演后，周恩来掏出挂在上衣口袋的一支中国生产的钢笔送给了他。

　　记者们显然体会到了这个似乎不经意的举动背后的意味。开罗的阿拉伯文报纸《共和国报》以《周恩来的语言毋须翻译》为题，发表评论说：“因为我们懂得周恩来，因此，毋须翻译，我们也会懂得或将会懂得任何自由、权利和独立的语言。他的语言是毋须加以解释的。”

　　纳赛尔则在一个群众大会上感慨万千地称周恩来“是中国人民的活生生的象征”。直到1982年，埃及一位副总理还向报界说：“埃及人民缅怀已故中国总理周恩来和已故埃及总统纳赛尔之间的友谊。

　　周恩来、纳赛尔以及第三世界其他领导人，反映了第三世界的尊严、民族主义和自由意志。这种友谊不仅在两国领导人之间，而且已在人民中深深扎根。”

　　再说西哈努克。西哈努克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宣布柬埔寨奉行中立政策，引起了周恩来的注意。他特别交待外交部的同志：我们一定要交好这位朋友。

　　次年2月，中国政府邀请西哈努克首次访华。周恩来又特地委托陈毅给参与接待的人员讲清楚西哈努克这次访华的意义。陈毅为此专门主持了一个会议，给参与接待的单位人员说明：柬埔寨是一个小国，处在两大阵营中间，不能不采取中立政策，在夹缝中求生存，以两面获益。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它愿意保持独立和中立的政策，我们就应该给予积极的支持和欢迎。我们应当有这样的气魄和胸怀。

　　结果，西哈努克在1958年第二次访华时，为了利用中国的影响抗衡美国和南越吴庭艳政府对柬埔寨的压力，主动提出改变中立平衡的政策，下决心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1960年5月，周恩来回访柬埔寨。行前，西哈努克的父亲即当时的柬埔寨国王病逝。西哈努克担心，国丧期间接受外国政府首脑访问，难以在礼节上做得周到，有意请周恩来推迟访问。当时正在印度访问的周恩来毫不犹豫地通知柬方，代表团不仅按期访问，还要专门吊唁老国王，至于接待礼仪，希望柬方从简。为此，中方还紧急为赴柬埔寨代表团赶制了在吊唁老国王时身穿的素服，以示庄严隆重。

　　西哈努克得知这一切，极为感动。为了欢迎周恩来一行，他中止吊唁活动，亲自到机场迎接。

　　让西哈努克更为感动的是，他1970年3月访问苏联时，国内发生政变，在他失去权力和所有的财产时，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依然欢迎他按计划访问北京，并亲往机场迎接。

　　随后，西哈努克在北京宣布成立柬埔寨国王临时政府，中国承担了他们的生活开支和在世界上开展外交活动的费用。

　　当西哈努克对毛泽东说到将来要偿还中国这些费用时，毛泽东说了一句“我们不是军火商”。此后，西哈努克多次谈到：“中国不输出坦克和士兵，而是输出尊严和对别人的尊重。”

　　恩克鲁玛、纳赛尔、西哈努克，在当时都是具有广泛影响的政治家。恩克鲁玛有“非洲独立之父”之称，在他的领导下，黄金海岸成为第一个获得彻底独立和自由的非洲黑人国家，并废除了殖民者强加给他们的名字，改称为加纳。

　　纳赛尔于1970年逝世的时候，贝鲁特的《今日报》写道：“一亿人，一亿阿拉伯人，现在变成了孤儿！”西哈努克作为印度支那人民反美斗争的旗帜，是1970年代世界关注的焦点人物。毛泽东和周恩来选择他们作为深入交往的朋友，显然是符合中国当时的国际战略和国家利益的。

　　情感外交，不是不讲利，但也不是无原则的利益交换。其特点是基于国家战略利益的需要，立足于共同的价值观念来选择朋友、帮助朋友、加深和扩大合作，推进共同的事业。

　　同时，情感外交也不是不要理。其特点是以情促理，情中显理，合情合理。在全部的理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尊重对方包括尊重对方选择的平等观念。这种平等来自内心世界的换位思考，建立在相互理解和神思默契的基础上。

　　情感外交，体现于细节之中。不受刻板的礼节束缚，不是刻意为之的形式上的安排，也不是冠冕堂皇的应付，而是发自内心，即兴而为，这样的细节，才能“不用翻译”就让对方真正感受到尊严和价值。

　　情感外交还鲜明地体现为患难之交。在对方遭遇困难时伸出援手，并让对方真正体会到你不是为了某种功利而故做姿态，而是像朋友间应该互相负起责任和义务一样属于自然之举。

　　有其人方有其行，周恩来的情感外交，是其做人之道的外在延伸。有其国方有其行，周恩来的情感外交，是新中国外交原则的自然延伸。

　　情感外交，为当时处于艰难境地的中国赢得了国际舞台。这就是毛泽东后来说的：不要忘了，是亚非国家的穷朋友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

　　情感外交，也为周恩来这位处于东西方冷战格局中的新中国外交的奠基人和开拓者，赢得了罕见的世界声誉。在他逝世的时候，联合国总部破例为他下半旗致哀。

〔作者樊静，女，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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