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晚年的遗憾　　　　　　　　　　　　　　·笑　蜀·　　　　　　　　　　　　　　　　一　　１９５８年４月２１日《北京晚报》发表了一首诗：《咒麻雀》。诗云：　　麻雀麻雀气太官，天垮下来你不管。　　麻雀麻雀气太阔，吃起米来如风刮。　　麻雀麻雀气太暮，光是偷懒没事做。　　麻雀麻雀气太傲，既怕红来又怕闹。　　麻雀麻雀气太骄，虽有翅膀飞不高。　　你真是混蛋鸟，五气俱全到处跳。　　犯下罪恶几千年，今天和你总清算。　　毒打轰掏齐进攻，最后方使烈火烘。　　连同武器齐烧空，四害俱无天下同。　　诗贵意境，《咒麻雀》直白浅露，一点意境没有。如果非要称之为诗的话，至多只能算作打油诗。　　说出来怕不会有谁相信，这首打油诗的作者，竟是新中国头号文豪郭沫若——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号令，当时全民动员围剿麻雀。《人民日报》更认为，这是人类向自然开战、征服自然的历史性伟大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文艺工作者奉命讴歌“这场人类征服自然的伟大斗争”，时任中国文联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便带头创作了《咒麻雀》。　　这样的打油诗，郭沫若并非偶一为之。众所周知，著名的打油诗集子——《红旗歌谣》，主编即为郭沫若和周扬。１９５８年国庆，郭沫若又写了一首——《宇宙充盈歌颂声》。诗云：　　国庆年年益光辉，今年又有新景象。　　人民英雄纪念碑，屹立天安门广场。　　广场浩荡人如海，丰碑巍峨天变矮。　　人间出现双太阳，天上地下增光彩。　　这首毫无诗味的“诗”长达一百九十一行，怎不知当时的读者是怎么读下来的。至于郭沫若同样为歌颂大跃进而写的《百花诗》，许多地方连语言流畅都没做到，更惨不忍读。　　曾经写出了《女神》的诗人郭沫若，在他的后半生中，只能写写这样的东西。纷飞的想象、澎湃的激情和对事物的深入探究，在他已经是一去不复返了。　　郭沫若同时也是著名学者，在文学理论、史学等领域堪称权威，著作等身。可在他的后半生中，再无巨著问世。倒是在文革期间，在学术界一片荒凉的背景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隆重推出了他的新作《李白与杜甫》。可惜，这朵在寒冬盛开的“鲜花”没有给他带来声誉，反而只是无穷的遗憾。　　先来看看这部著作的部份章节——　　关于李白：　　李白在政治活动中的大失败　　待诏翰林与赐金还山　　安禄山叛变与永王嶙东巡……　　关于杜甫：　　杜甫的阶级意识，门阀观念，功名欲望，地主生活，宗教信仰……　　论者扬李抑杜的倾向，一望可知。而在此之前，郭沫若对李白、杜甫本来有过公正的评价。　　１９５３年４月，郭为杜甫纪念馆的题联是：　　世上疮痍诗中圣哲　　民间疾苦笔底波澜　　１９６３年春，郭为李白纪念馆的题联是：　　酌酒花间磨针石上　　倚剑天外挂弓扶桑　　１９６２年６月，为纪念杜甫诞生１２５０周年，郭沫若在纪念大会上致开幕词，后来发表时特意添加了一个持论公允的标题：“诗歌史中的双子星座”。　　那么，郭沫若为什么要突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呢？　　这就要说到毛泽东——众所周知，毛泽东最喜欢“三李”（即李白、李贺、李商隐）的诗，“三李”中又最喜欢李白。对杜甫的诗，毛泽东一向不甚喜爱。１９５８年１月，在为大跃进作舆论准备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说：“光搞现实主义一面也不好，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愿看。”在游杜甫草堂时，毛泽东以不甚欣赏的口吻，说杜甫的诗是“政治诗”。毛泽东尤其不满学术界“扬杜抑李”的倾向，要翻这个案。一位七十年代参加《辞海》中国古典文学条目修订的学者回忆，他听复旦大学教授刘大杰说过：“毛主席之所以有扬李抑杜的想法，那是因为前人对杜甫的诗注家太多，号称＇千家＇；李白的诗注家太少，同为大诗人，注家相差却如此悬殊，觉得有点不平，而在他看来，李白诗的成就与价值又并不在杜诗之下。”　　一向紧跟毛泽东的郭沫若，便响应号召，率先“反潮流”，写就了扬李抑杜的《李白与杜甫》。他对写作此书的动机的解释甚至也与毛泽东的原话如出一辙——“四人帮”垮台不久，一位读者致函郭沫若说：“我总认为您对杜甫的论述是苛刻了。”郭沫若于１９７７年１月复信为自己辩护：“杜甫应该肯定，我不反对；我所反对的是把杜甫当为‘圣人’、当为‘它布’（图腾），神圣不可侵犯。千家注杜，太求甚解……李白，我肯定了他，但也不是全面肯定。一家注李，太不求甚解。”　　其实，岂止一部《李白与杜甫》是为紧跟毛泽东。象前面讲到的郭沫若的《咒麻雀》、《宇宙充盈歌颂声》、《百花诗》等等，莫不是为了紧跟毛泽东。　　郭沫若对毛泽东无限崇拜，即便在个人崇拜花样翻新的年代，他对毛泽东的崇拜照样处于领先地位。郭沫若曾这样解释：　　“我坦白地说，我是敬仰毛泽东同志的。我这不是盲目的个人崇拜，我是同样反对盲目崇拜的人。所谓盲目的个人崇拜是所崇拜的对象并不是真正代表真理的人。如果是真正代表真理的领袖，如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我们为什么不拜为老师？”　　郭沫若在用辞上尽量避免用“崇拜”二字，但他对毛泽东的无限崇拜还是直言不讳地表露了出来。　　正因为如此，紧跟毛泽东，歌颂毛泽东，做毛泽东的老学生、好学生，就成了郭沫若后半生的唯一使命。以至于文革前夕，郭沫若为毛泽东《清平乐·蒋桂战争》手迹发表而撰文注解时，竟称毛泽东的诗词是“诗词的顶峰”，称毛泽东的墨迹是“书法的顶峰”，与林彪的“顶峰论”正好形成呼应。最奇特的是，郭沫若论毛泽东诗词墨迹还能与毛泽东高度赞扬的林彪的“四个第一”结合起来：　　……（毛泽东的墨迹）写得多么生动、多么潇洒、多么磊落，每一个字和整个篇幅都充满着豪放不羁的革命气韵。　　在这里给我们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人，乃至从事任何工作的人，一个深刻的启示。那就是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抓活的思想第一。这‘四个第一’的原则，极其灵活地、极其具体地呈现在了我们的眼前。　　其实还可以补充几个第一：郭沫若对毛泽东的这种颂扬，足可以称作中国文艺界之第一，郭沫若做毛泽东的老学生、好学生，也足可以称作中国文艺界之第一……但所有这些，并没有能够庇佑文革中的郭沫若。　　　　　　　　　　　　　　　　二　　文革“春雷”炸响前夜，郭沫若已成惊弓之鸟。　　这不是偶然的——姚文元文章出笼不久，文革新贵关锋、戚本禹，还有尹达、林杰等，曾多次在小圈子里透露他们的、也是他们主子的对于史学界的认知。他们说：“历史界像一潭死水，平静是假象，实际上里边有暗流，是乱糟一团的。”他们说的暗流何在，又如何乱糟呢？主要指史学界存在一个“帝王将相派”、一个“保皇党”。从这种认知出发，他们枕戈待旦，要公开讨伐“历史学界人物的错误”。郭沫若首当其冲。从１９６５年年底开始，郭沫若不时接到向他挑战的来信来稿，有的用辞还相当峻切，比如对郭沫若《满江红·领袖颂》的诗句：“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就有人叱责说：全国人民都唱《东方红》，你为什么要说“东方白”？用意何在？还有人质问：“国防文学”是投降主义的口号，你为什么在抗战的时候支持这个口号？中央统战部主办的两份内部刊物——《零讯》和《光明日报情况简编》，也反映了一些人批判郭沫若《武则天》和《蔡文姬》的主张。这两份内部刊物郭沫若读到了。　　置身危崖，满耳风涛，郭沫若不安其位。１９６６年中国科学院春节团拜和政协常委春节团拜，郭沫若都不敢坐到主席台上去。１月２９日，他更是给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写了一封辞职信，内称：　　我很久以来的一个私愿，今天向你用书面陈述。　　我耳聋，近来视力也很衰退，对于科学院的工作一直没有尽职。我自己的心里是很难过的。怀惭抱愧，每每坐立不安。　　因此，我早就有意辞去有关科学院的一切职务（院长、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科技大学校长等等），务请加以考虑，并转呈领导上批准。　　我的这个请求是经过长远的考虑的，别无其他丝毫不纯正的念头，请鉴察。　　郭沫若的辞职没有被允准。辞职信则被列为“二月提纲”七个附件材料中的第四个——《很多人提出要批判郭沫若、范文澜等同志》－－以证明姚文元文章引发的所谓“学术讨论”打击面太大，有校正之必要。毛泽东否定了“二月提纲”。并在听取关于这个提纲的汇报时，专就郭沫若问题发了一番议论。以往发动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毛泽东总要把郭沫若当作保护对象，提出“不能批判郭老”。毛泽东还讲过，学术批判要有一个界限，要树立几个标兵，郭沫若、茅盾、范文澜、翦伯赞四个人不能批。这次毛泽东也重申“郭老、范老两老要保护。郭老是好人，功大于过。”但这次毛泽东的“保护”和以往不同：多了一个前提－－两人“还是要作一点自我批评为好”。这就是说，不批判郭沫若，并不是因为郭沫若没有可批之处，郭沫若毕竟有“过”。只不过对他宽大为怀，但他应该有自知之明，应该率先请罪以争取主动。这层深意，政治上一向敏感的郭沫若自不难领会。紧接着的４月１０日，《解放军报》公布了江青根据毛泽东授意炮制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个纪要全部否定了“五四”以来，特别是三十年代文艺工作以及建国以来文艺工作的全部成就，说建国以来的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声称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这就把郭沫若放在了一个更为危险的境地——郭沫若的大部份成名作品是在“黑线”专政时期创作的，建国以来他又一直位居文艺界的高位。郭沫若因此更为惶恐不安。　　仅仅四天之后，就诞生了震惊中外的郭沫若检讨书。　　和郭沫若一样被毛泽东提名为保护对象但要作“自我批评”的范文澜，其时的举动堪作郭沫若检讨书的一个注脚。１９６６年５月６日，翦伯赞致函同事刘大年和黎澍，说“运动发展到惊人的程度，问题之广之深，简直不可想象。”范文澜请他们对自己匆匆写出的检讨草稿提意见，“高的调门不必减低，说理不妥处可改。”接着的信，一封比一封紧张。一封信说：“有人从康老那里听说，郭老发表了谈话，得到主动，范某也该主动有所表示才好。我那稿子，比起目前形势来，已经大大落后了。希望嘱打字员快打出来，快派专人送来，以便交康老批示。”又一封信说：“昨天我晤陈伯达同志，他直言相告，大意说我依老卖老，没有自我批评，保封建王朝，不要以为有些知识就等于马列主义。郭老批评就主动了。更使我惊心的，是说你年老了，不能要求你有多的马列主义。似乎我要学也不成了。我看情况很不好，昨和黎澍同志谈，请他大大增加自我批评的文字，请他站在敌对方面大加抨击，打倒老朽昏庸之辈。大势所趋，不可有姑息原谅之心。请你助黎澍同志加强批评。愈过头愈好，不过头，别人会来补的，那就麻烦了。”　　“愈过头愈好，不过头，别人会来补的，那就麻烦了。”这是范文澜的心态，也是郭沫若的心态。正是基于这样的心态，才有了郭沫若那篇震惊中外的检讨——４月１４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扩大）会议在京举行，身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郭沫若，在听了文化部副部长石西民所作的《关于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报告后，即席做了自我检讨。为了使别人无可再补，郭沫若乾脆一点余地不留，把自己的作品整个儿否定了——“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郭沫若的这番高论，正中好事者下怀。在上海组织人马起草《五·一六通知》的康生如获至宝，通过电话指令《光明日报》尽快发表郭沫若的检讨。《光明日报》不敢怠慢，立即与郭沫若的秘书联系。秘书答称：需请示郭老本人同意方能发表，目前他在外地（此时郭沫若刚回四川），无法向他请示，最好等他回京再说。康生哪等得及，就把郭沫若的检讨书送到了毛泽东案头。这篇全盘否定自己和全盘否定知识分子的检讨书备受毛泽东青睐，于是，无需郭沫若本人许可，毛泽东大笔一挥：同意见报；郭沫若这篇奇文就在４月２８日《光明日报》上登了出来，题目是《向工农兵群众学习，为工农兵群众服务》。５月５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全国各报也都相继转载。　　郭沫若的奇文一经公开发表，就仿佛是颗重磅炸弹，在社会上尤其在文艺界产生了强大的冲击波。国内知识分子为之瞠目结舌，国外舆论更是一片哗然。苏联、东欧等“修正主义国家”自不免就此说东道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更要拿郭沫若的检讨大做文章。中国要焚书坑儒，中国第一文豪郭沫若支持焚书坑儒，郭沫若的检讨无疑为这些结论提供了最有力的印证。郭沫若的个人形像、中国的国家形像受到了难以估量的伤害。许多日本友好人士甚至要求专程到中国访问郭沫若，看他是否被迫发表“焚书”言论。大概郭沫若事先也没料到自己的即席讲话会在全国所有主要传媒上一字不漏地登出来，更没有料到会有此种反响，一时手足无措，狼狈不堪。他不得不出面为自己申辩。这年６月下旬，在北京召开了有五十三个国家和地区的一百六十多位作家参加的亚非作家紧急会议，郭沫若以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在会上作了题为《亚非作家团结反帝的历史使命》的长篇发言。在发言的最后部份谈到自己４月１４日的检讨，特别就“要把自己写的东西全部烧掉”作了解释。他是这样说的：　　两个半月以前的４月１４日，我们听取了文化部负责同志关于文化工作的报告，讲到我国文化革命的成绩，讲到广大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干部在文化工作中的巨大作用，我便即席发言，坦率地作了自我检讨，表示我衷心的感受。这种深切的感受，一方面使我为文化革命的胜利庆幸，另一方面也使我不能不引起作为知识分子的应有的责任感。我检讨了自己，我说用今天的标准看来，我以前所写东西没有什么价值，严格地说应该烧掉。这是我责任感的升华，完全出自我内心深处的声音。但我把这话传播出去，出乎意外地惊动了全世界。有不少真挚的朋友对我表示了深切的关怀，我向他们致以谢意。但在资本主义国家和现代修正主义国家的报纸和刊物上，却卷起了一阵相当规模的反华浪潮。他们有意歪曲我的发言，借以反对我国的文化大革命。有趣的是日本有一位批评家，说我是被迫检讨，要烧自己的书，比二千多年前焚书坑儒的秦始皇还要残暴和傲慢。　　郭沫若声明：这种指责是没有道理的——“作为对人民负责的革命作家要不断进行自我改造，不断进行严格的自我批评，在我们这里是极其平常的事情。”　　这算是对国外舆论的一个回答。　　１９６７年８月，郭沫若在回复一位文学青年的信中，对“烧书”的主张又做了一种解释。他说：“凤凰每经五千年要自焚一次，从火中再生。这就是我所说的‘烧掉’的意思。”　　但是，不管郭沫若自己如何申辩，他的那个检讨，确确实实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败笔。　　更遗憾的是，像这种最大的败笔，在郭沫若并非下不为例。　　　　　　　　　　　　　　　　三　　郭沫若４月１４日检讨的目的是争取主动，求得自保。但他没能如愿。他的检讨非但没能成为保护伞，反而给别人提供了炮弹。就在郭沫若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在“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上阐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时，北京大学已经开辟了一个专门批判郭沫若的专栏，那里贴满了“打倒郭沫若”的大字报。“打倒郭沫若”的大字报甚至贴到了郭沫若寓所门前。以郭沫若为主角的流言蜚语更是纷至沓来。其中编造得最离奇最恶毒的，是指控他不久前为《欧阳海之歌》题写书名中的“海”字，隐有“反毛泽东”的字样。红卫兵为此到郭沫若寓所门前示威，“勒令”他限期交代“反毛泽东”的弥天大罪。郭沫若曾写下一首小诗，记述此事：　　海字生纠葛，穿凿费深心。　　爰有初中年少，道我为佥壬。　　诬我前曾叛党，更复流氓成性，　　罪恶十分深。　　领导关心甚，大隐入园林。　　初五日，零时顷，饬令严。　　限期交代，如敢违抗罪更添。　　堪笑白云苍狗，闹市之中出虎，　　朱色看成蓝。　　革命热情也，我亦受之甘。　　其实哪有什么“受之甘”，不过是无可奈何罢了。和他有过交往的一位新闻界人士称：“大约由于经常感到精神压力，饱受惊恐折磨，这时他特显苍老疲惫。”　　事实上，红卫兵兴师问罪，并非红卫兵的自发行为，而纯粹是高层煽动的——５月２３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纪念大会。郭沫若虽然出席了大会，却备受冷落。这次大会由中央文革小组一手包办：江青主持，陈伯达致开幕词，戚本禹作了冗长的主题报告——《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建军纲领》。身为中国文艺界领袖，郭沫若竟没有发言资格。这等于是告诉公众——郭沫若已经靠边站了。纪念大会过后两天，即５月２５日，《人民日报》等报刊重新发表１９４４年１月９日毛泽东《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信中原有的“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两句竟被删得踪影皆无。毛泽东这封信的手迹，建国初曾公开发表，广为人知。在红色恐怖席卷国中的背景下删去广为人知的这两句话，绝对是个危险的信号——实际上是说：郭沫若不配享有这个历史评价；实际上是暗示公众：郭沫若“有问题”，尽可大胆地冲击郭沫若。郭沫若看出此层深意。便有了另一个最大的败笔——　　６月５日，亚非作家常设局纪念“讲话”讨论会闭幕式上，亚非作家常设局秘书长森纳那亚克以及凯尔、西园寺公一等均安排在主席团第一排，实际领导这次讨论会的东道主、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却被安排在后排就座。由他代表参加讨论会的“同学”致闭幕词，次序排列在最后。戚本禹到会作长篇讲话，享有世界声誉的文豪郭沫若不仅要洗耳恭听，还必须向戚本禹折躬致敬，在闭幕词中说：“戚本禹同志为我们作了富于启发性的报告”，“不能不表示衷心的感谢”。这个闭幕词应该算郭沫若一生中最苦涩的作品了。标题就是《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他说：“我自己是一位毛主席的老学生，但是对于毛主席的著作学得很差，用得也很差；学得不活，用得更不活。我希望同学们对于我要不断地加以鞭策，使我能够跟得上同学们的步伐不断地前进。”在向毛泽东表了忠心之后，郭沫若意犹未尽，竟即席朗诵一首诗：“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也献给各位同志和同学。”他在诗中这样称颂江青：“你奋不顾身地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像”。那个写出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郭沫若，那个敢于挑战一切强权、敢于挑战一切压迫的斗士郭沫若，竟然在公开场合、竟然当着那么多中外知名人士的面，毫无掩饰地阿谀一个政治暴发户，仅仅是为了自保。这其实又岂止是郭沫若一个人的悲剧。郭沫若自尊心、自信力的彻底丧失，实际上代表着整个知识阶层自尊心、自信力的彻底丧失，代表着整个知识阶层向政治强权竖起了白旗。就这个意义而言，郭沫若的这个败笔，既是郭沫若个人的败笔，更是整个知识阶层的败笔，更是整个知识阶层的耻辱柱。　　有了这样的败笔，再有其他什么样的败笔，也都无足为奇了。林彪“自我爆炸”后，毛泽东要发动批林批孔，郭沫若因为一直尊孔，又成了“革命”对象。１９７３年春，毛泽东写了一首批评郭沫若的顺口溜：　　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　　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在毛泽东看来，郭沫若算不算共产党人，似乎已经成了问题。　　毛泽东还把他读过五遍的郭沫若的史学名著《十批判书》翻了出来。在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时，毛泽东说：“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尊孔，而且是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也不能大骂秦始皇。”　　毛泽东指令：赶排大字本的《十批判书》，供“评法批儒”之用。　　迭遭重创的郭沫若，现在再度置身风口浪尖，其惶恐惊惧可想而知。他还没喘过气，更坏的消息又传来了——８月５日，毛泽东让江青记下他的新作——《读封建论·赠郭老》。诗云：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　　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多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毛泽东当时对江青说：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的，都是法家。这些人都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都是主张厚古薄今的。　　郭沫若似乎就要没顶了。　　１９７４年１月２５日，郭沫若被指定参加北京“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在这个会上，江青毫不留情地点了郭沫若的名。说他的《十批判书》不对，说他对待孔子的态度和林彪一样。在公开场合被高层点名指责，这在郭沫若的历史上可说是空前绝后。　　这时郭沫若已恶疾缠身。但他还是不得不抱病捉笔，写两首诗给毛泽东，以为回答。诗云：　　春雷动地布昭苏，沧海群龙竞吐珠。　　肯定秦皇功百代，判宣孔二有余辜。　　十批大错明如火，柳论高瞻灿若朱。　　愿与工农齐步伐，涤除污浊绘新图。　　读书卅载探龙穴，云水茫茫未得珠。　　知有神方医俗骨，难排蛊毒困穷隅。　　岂甘樗栎悲绳墨，愿竭驽骀效策驱。　　最幸春雷惊大地，寸心初觉识归途。　　《十批判书》本来是郭沫若在抗战时期写成的，主要是影射和鞭挞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他当时万万不会料到，这篇文章既使他不见容于蒋介石，又在几十年后获罪于毛泽东。几十年后的郭沫若当然再没有当年的锐气，只好毫无保留地接受毛泽东的裁决，毫无保留地推翻自己坚持了一生的学术观点，并表示要用毛泽东的“神方”排除自己头脑中的“蛊毒”。　　多亏周恩来挺身相护，郭沫若终于度过了文革劫波，但却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１９６７年４月，郭沫若的小儿子郭民英在音乐学院被人揭发“特殊化”，愤而自杀。第二年的４月，大儿子郭世英又在中国农业大学遭绑架关押，受尽酷刑后含冤去世。接连失去两个爱子，郭沫若肝肠寸断。但他仍不敢也不能怀疑那场“革命”，只能泪水往肚里流。从郭世英惨死的那天起，郭沫若经常伏在案头，用颤抖的手，一笔一划地抄写儿子的日记。他不停地抄啊抄啊，把对爱子深深的父爱和内疚，融进那厚厚的手抄本中。儿子的死，多半也因为他是郭沫若的儿子，他却不能对致他的爱子于死地的那场“革命”有半句微词，反而还不能不以中国第一文豪的身份，不断地奉命讴歌那场可耻的“革命”。人世间还会有比这更屈辱的事吗？　　在文革中备受摧残的郭沫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就与世长辞了。他究竟想了些什么？他要告诉我们什么？这些我们已经永远无法知道了。但也并不是没有端倪可寻。　　四人帮刚刚倒台，郭沫若就写了一首诗，这首诗直到今天才见天日。在这首诗中，郭沫若又焕发了《女神》时代狂傲不羁的精神，说“神佛都是假，谁还相信它”；发誓要仗剑走天涯，把所谓的神佛统统打成烂泥巴。可惜上帝留给他的时间太少了，他那个亲手砸碎天下所有神像的美好愿望，只能停留在书面上。这大概是他一生中最后的一个遗憾。□　摘自《今日名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