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前雨前茶

1.中共对托洛茨基评价的转变.2.托洛茨基是如何被斯大林打成反革命的?

一。曾是反革命代名词 中共对托洛茨基评价的转变
2006-07-24 09:22:53 　 新闻午报 

 
 
　　每当人们提到托洛茨基，就会想起以他为首的“托派”。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那些都是反动或反革命的代名词。

　　随着国际共运史研究的深入，中国共产党终于对托洛茨基有了一个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

　　被淡忘的托洛茨基

　　提到托洛茨基及“托派”，人们往往是谈虎色变。这并不奇怪，因为早在中共1929年10月的《中央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中，就有托洛茨基反对派“积极地在政治上，组织上，各方面来攻击党，破坏党”的定性，在毛泽东的著名文章《论持久战》中，甚至有“汉奸托派”这样的字眼。

 　　中国人民一代又一代地学习毛泽东的著作，不断深化着反托意识。更为严重的是，由于中国舆论宣传的特点，托洛茨基渐渐淡出了普通大众的视野，几十年后的今天，人们几乎已经忘记了他。人们知道十月革命，却不知道正是托洛茨基在列宁不在的情况下一手领导了十月革命；人们知道苏联红军，却不知道托洛茨基正是红军的缔造者，并率领它打败了英法帝国主义干涉者和白军，捍卫了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人们知道1924年的新经济政策，却不知道托洛茨基正是新经济政策最早的提出人；人们知道斯大林是列宁的继任者，却不知道托洛茨基在苏维埃俄国的地位原本仅次于列宁，他的肖像与列宁的肖像并排悬挂；人们知道苏联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性，却不知道早在1930－1933年间，托洛茨基就在竭力争取德国工人阶级组织联合阵线，反对法西斯主义势力抬头，防止希特勒上台；人们知道新版《列宁全集》中文版共有60卷，却不知道《托洛茨基全集》竟达150卷之巨，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外交、军事、艺术、教育等等几乎一切领域……

　　列宁重新认识托洛茨基

　　1921年秋以后，列宁的健康每况愈下，后又突发严重中风，右肢瘫痪，口齿失灵，有时甚至不能说话。1922年12月，列宁抱病重新审查了与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冲突的前因后果，终于明白了斯大林作为民族人民委员在格鲁吉亚的粗暴举动。他发现斯大林加诸格鲁吉亚“分裂主义者”的指控都是虚假的。列宁最终选择了与“托洛茨基同志一致”的意见。

　　除了这次的“格鲁吉亚问题”外，在“对外贸易垄断权”、“共产国际的统一战线”等一系列国内外重大问题上，列宁和托洛茨基也都是团结一致甚至是紧密合作的，与之相比较，他们之间的所谓“不和”根本微不足道。

　　列宁曾不止一次向党和共产国际表明，他认为托洛茨基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的阐释者；列宁1922年12月23日至25日口授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中，认为托洛茨基是“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格鲁吉亚问题使列宁认识到了党的官僚化和权力被滥用倾向的严重，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列宁说了这样一番话：“斯大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这个警告只是一种暗示，还不是断言。

　　1923年1月4日，列宁又在信中专门补充了一段对斯大林的看法和处理意见。“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一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位置，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列宁怕收信人对此掉以轻心，所以接着强调：“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说，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这些话就是被后人经常提及的“列宁的政治遗嘱”。

　　1923年3月5日，列宁感到健康状况已不允许他参加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了，便致信托洛茨基，要求他在大会上代为捍卫自己的立场。

　　托洛茨基的“消亡”

　　然而，这样的一个伟大人物，又是如何从人们的视线里消失的呢？1922年3－4月俄共十一大后担任了总书记的斯大林是不会束手待毙的，由他领导的书记处（以及组织局）当时已经从政治局手中接过了绝大部分行政职权。斯大林利用手中的组织权力，通过任免，大力提拔反托洛茨基的人，将支持托洛茨基的人免职。
 
　　斯大林在政治局为了排挤托洛茨基更是殚精竭虑。自列宁病情加重不能参加政治局工作开始，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在政治局结成了“三驾马车”，很快又由“三驾马车”扩展为“五人小组”，即在“三驾马车”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布哈林、李可夫，此后又形成“七人小组”，这七人是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占比雪夫，即除托洛茨基之外的全部政治局委员再加上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

　　斯大林在给莫洛托夫的信中对此毫不避讳，多次直接用“七人小组”这个称呼。“七人小组”垄断了全部大权，当时的经济、政治、对外政策和共产国际的问题以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最重要的决定，所有组织问题还有党的干部任免问题，几乎全是“七人小组”事先决定好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将列宁极不利于斯大林的政治遗嘱在党内公布已不可能，更毋论执行了。而列宁在病中一再求助的，并决心与之一同反对官僚主义的托洛茨基，反被戴上了“反列宁主义”的罪名。

　　斯大林为首的官僚机器否决了托洛茨基在经济建设道路、党内民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国革命问题等等领域的理论和提案，并发动了持续数年的、一连串的批判托洛茨基的运动，最终于1926年褫夺了托洛茨基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并将其逐出中央委员会。托洛茨基在党的最高委员会上作最后陈词时警告各派说：斯大林的目的就是要消灭所有的反对派。而且，他在一片嘲笑叫骂声中，预言将有一系列血腥清洗，说其中不仅有他自己的支持者，而且多数布哈林分子甚至斯大林分子都将遭到灭顶之灾；他相信斯大林的胜利是短命的，而斯大林体制将会突然垮台，彻底崩溃，因为眼前的胜利过分依赖暴力。

　　很不幸，历史让托洛茨基成为了先知：斯大林30年代的“大清洗”，将他的所有对手和盟友，通通送上了断头台；1991年，苏联解体。而预言了这一切的托洛茨基1927年11月14日被开除出党，罪名是“挑起反革命示威游行和实际上煽动叛乱”。1929年1月20日，他被“驱逐出苏联国境”，并于1940年8月20日在墨西哥被刺客用冰镐暗杀。

　　国内外对托洛茨基的评价

　　关于对托洛茨基的评价问题，国内外都是颇有一番曲折。

　　在斯大林统治时期和斯大林以后的苏联以及后来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托洛茨基一直被当成反革命来丑化。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上世纪80年代末，苏联开始为30年代“大清洗”中的冤案平反。就在托洛茨基即将迎来公正评价之时，苏联解体了。因此，苏联未能就托洛茨基平反做出一个正式的“官方结论”，可谓是不了了之。

　　就中国来看，中共对托洛茨基的评价，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党史、共运史研究的深入，几十年来有着一个巨大的转变过程。这些转变集中体现在毛泽东著作及一些官方的权威党史著作中。

　　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针对托洛茨基的注释是这样写的：

　　托洛茨基集团，原是俄国工人运动中的一个反对列宁主义的派别，后来堕落成为完全反革命的匪帮……

　　从这条注释可以看出，当时中共对托洛茨基的评价是符合斯大林原话的，对托洛茨基极尽丑化诋毁之能事，绝口不提托洛茨基在苏联革命和建设中的巨大功勋，而仅强调他及其派别是“暗害者、破坏者、侦探间谍、杀人凶手的匪帮”，是工人阶级的“死敌”。

　　1989年以后，国内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遭到了空前挫折。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共对托洛茨基的评价也逐步地发生了微妙的较客观的转变，这种转变体现在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文中关于托洛茨基的注释修改为如下内容：

　　托洛茨基（一八七九———一九四○），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曾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列宁逝世后，反对列宁关于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被清除出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托洛茨基进行了许多分裂和破坏活动。

　　从注释内容的整体来看，对托洛茨基的评价依然是负面的。但是，这里有两个改变：一、注释中加入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曾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相对于1952年版毛选中的注释，中共肯定了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军事领域的工作，而列宁历来高度重视托洛茨基的军事工作，差不多是主动地接受他在这个领域中的判断。二、删去了原注释中大量丑化和诬蔑性词汇。

　　更大的改变接踵而至，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一文中，对托洛茨基的注释又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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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洛茨基，曾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政治局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列宁逝世后，他反对列宁关于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在联共（布）党内组织反对派，进行派别活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

　　注释中又有了三个可喜的变化：一、肯定了托洛茨基在布尔什维克党内的领导工作；二、颇带蔑视色彩的“清除”出党，改为了较中性的“开除”出党，体现了中共对托洛茨基态度的温和倾向；三、肯定了托洛茨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历史功绩，删去了原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进行了许多分裂和破坏活动”的不实之词。

　　就在20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就在人们以为托洛茨基的平反要等至下个世纪才能解决的时候，《毛泽东文集》第六、七、八卷出版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文中，第七卷《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文中，均有对托洛茨基的注释，对其评价终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托洛茨基（一八七九———一九四○），十月革命时，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政治局委员、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十月革命后，曾任外交人民委员、陆海军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职。一九二六年十月联共（布）中央全会决定，撤销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一九二七年一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定，撤销他的执行委员职务，同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一九二九年一月被驱逐出苏联。一九四○年八月在墨西哥遭暗杀。

　　首先，也是最最重要的，这里删去了旧注释中“反对列宁关于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的评价，这等于说“反对列宁”是非真实的，如果是真实的，就不必删去，正因为是非真实的，所以应删去；事实上，托洛茨基非但没有反对列宁，反而在一系列大是大非面前是列宁最可信赖的战友，这从《列宁全集》中收录的大量有关托洛茨基的文章和信件中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其次，删去了原注中“在联共（布）党内组织反对派，进行派别活动”的评价，肯定了托洛茨基一直顾全党的团结的大局，致力于党内民主建设的功绩。托洛茨基始终认为自己是布尔什维克的一员，他与斯大林的斗争是党内斗争；他从不笼统地否定多数派（先是“七人小组”，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与斯大林破裂后，则是斯大林与布哈林的中右派联盟）的政策，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指出对方的错误，阐明自己的观点，还为对方指出纠正错误的方法和正确途径，预见对方的错误将导致的后果。他对多数派的批评都是一种建设性的批评。这与多数派一味谩骂、固执己见的作风大相径庭。

　　第三，新注释中对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之前及之后各个领域中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逐一点出了他所担任的重要职务。

　　第四，使用了“遭暗杀”字样，体现了中共对托洛茨基之死的同情，否则的话，完全可以使用“被处决”。

　　至此，中共终于对托洛茨基有了一个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但是，想要扭转几十年来根植于人们头脑中被歪曲的观念恐怕比修改毛泽东著作中的注释更艰难。这需要史学工作者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不断与时俱进，有所创新，让历史中不再有“被遗忘的人物和空白点”。这是当代史学工作者的义务，更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责任。

　　■摘自《炎黄春秋》2006年7期马长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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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炎黄春秋: 托洛茨基是如何被斯大林打成反革命的？  
 
     
　　 每当提到托洛茨基或以他为首的“托派”，人们往往是谈虎色变。这并不奇怪，因为早在中共1929年10月的《中央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中，就有托洛茨基反对派“积极地在政治上，组织上，各方面来攻击党，破坏党”的定性，在毛泽东的着名文章《论持久战》中，甚至有“汉奸托派”这样的字眼。

　　几十年后的今天，人们几乎已经忘记了托洛茨基。人们知道十月革命，却不知道正是托洛茨基在列宁不在的情况下一手领导了十月革命；人们知道苏联红军，却不知道托洛茨基正是红军的缔造者，并率领它打败了英法帝国主义干涉者和白军，捍卫了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人们知道1924年的新经济政策，却不知道托洛茨基正是新经济政策最早的提出人；人们知道斯大林是列宁的继任者，却不知道托洛茨基在苏维埃俄国的地位原本仅次于列宁，他的肖像与列宁的肖像并排悬挂；人们知道苏联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性，却不知道早在1930~1933年间，托洛茨基就在竭力争取德国工人阶级组织联合阵线，反对法西斯主义势力抬头，防止希特勒上台；人们知道新版《列宁全集》中文版共有60卷，却不知道《托洛茨基全集》竟达150卷之巨，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外交、军事、艺术、教育等几乎一切领域.

　　这样一个伟大人物，又是如何从人们的视线里消失的呢？

　　1921年秋以后，列宁的健康每况愈下，后又突发严重中风，右肢瘫痪，口齿失灵，有时甚至不能说话。1922年12月，列宁抱病重新审查了与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冲突的前因后果，终于明白了斯大林作为民族人民委员在格鲁吉亚的粗暴举动。他发现斯大林加诸格鲁吉亚“分裂主义者”的指控都是虚假的。列宁最终选择了与“托洛茨基同志一致”的意见，虽然列宁此前曾在格鲁吉亚问题上因受蒙蔽而支持了斯大林。

　　除了这次的“格鲁吉亚问题”外，在“对外贸易垄断权”、“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优先地位”、“共产国际的统一战线”、“对工农检查院的批评”、“党的官僚主义”等一系列国内外重大问题上，列宁和托洛茨基也都是团结一致甚至是紧密合作的，与之相比较，他们之间的所谓“不和”根本微不足道。列宁曾不止一次向党和共产国际表明，他认为托洛茨基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的阐释者；列宁1922年12月23日至25日口授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中，认为托洛茨基是“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

　　格鲁吉亚问题使列宁认识到了党的官僚化和权力被滥用倾向的严重，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列宁还说了这样一番话：“斯大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1923年1月4日，列宁又在信中专门补充了一段对斯大林的看法和处理意见：“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一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位置，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列宁接着强调：“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说，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这些话就是被后人经常提及的“列宁的政治遗嘱”。1923年3月5日，列宁感到健康状况已不允许他参加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了，便致信托洛茨基，要求他在大会上代为捍卫自己的立场。

　　但是，1922年3至4月俄共十一大后担任了总书记的斯大林自列宁病情加重不能参加政治局工作开始，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在政治局结成了“三驾马车”，很快又扩展为“五人小组”，此后又形成“七人小组”，即除托洛茨基之外的全部政治局委员再加上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七人小组”垄断了全部大权。在这种情况下，将列宁极不利于斯大林的政治遗嘱在党内公布已不可能，更毋论执行了。而列宁在病中一再求助并决心与之一同反对官僚主义的托洛茨基，反被戴上了“反列宁主义”的罪名。

　　在发动了持续数年、一连串的批判托洛茨基的运动后，最终于1926年褫夺了托洛茨基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并将其逐出中央委员会。1927年11月14日，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罪名是“挑起反革命示威游行和实际上煽动叛乱”。1929年1月20日，托洛茨基被“驱逐出苏联国境”。1940年8月20日，托洛茨基在墨西哥被刺客用冰镐暗杀。

　　关于对托洛茨基的评价问题，国内外都经历了一番曲折。仅从中国来看，中共对托洛茨基的评价，几十年来有着一个巨大的转变过程。多年以来，托洛茨基集团一直被看作是反对列宁主义的派别，后来堕落成为完全反革命的匪帮。然而，在1999年版《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七卷对托洛茨基的注释中，对其评价终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是删去了旧注释中“反对列宁关于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的评价，这等于说“反列宁是非真”；第二，删去了原注中“在联共（布）党内组织反对派，进行派别活动”的评价，肯定了托洛茨基一直顾全党的团结的大局，致力于党内民主建设的功绩；第三，对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之前及之后各个领域中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第四，使用了“遭暗杀”字样，体现了中共对托洛茨基之死的同情，否则的话，完全可以使用“被处决”的表述。

（《炎黄春秋》2006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