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在十七年前做这两件事？我负责任的告诉各位，我既不是受政府某官员委托，也与赵紫阳或其秘书没有任何关系。

我不习惯听命于人，我也不需要看人脸色，我也有能力独自作出决定。当时确有政府官员找我谈过话，也是我的学长。他对我的告诫是：“万啊，如果邓和赵有什么不同，我们还是要支持邓啊！”我理解他的好意，但我做不到。我清楚那是为官的准则，但却不是做人的准则。那位学长六四后果然官符如火，先后做到一方大员和一部之首。我依然尊重他，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处世的方式。也感激他，对我说那番话，他完全是善意。后来他在自己的位子上，为保护四通和我的一些朋友尽心竭力，默默做了许多事情，我在海外也感同身受。

我做事不听命于人，不等于不受外界影响。当时北京大街小巷的气氛、救护车凄厉的笛声、市民阻挡坦克的勇气……我不是那种很容易被感动的人，但我也不是一根木头。公司员工联名给我写信，呼吁我站出来。信的第一句就提到：我们初到公司，你就说要“先做人，后做事”。我能感到他们殷切的目光和期许。

当时有两位长者也影响了我。首先是李昌，他是一二、九运动时的民先队总队长，对学生运动，他和其他党官自然有不同的感受。看到他毕生为之奋斗的政权，有可能对今天的年轻人开枪，可以想见他的不安和焦虑。十位退休上将出来反对戒严，背后就有他的运作。他还找过李鹏，自然是话不投机。他也确实问过我，看看有什么人能和学生说上话。我理解他，不要流血、不能流血，这是我们的共识。为此他差一点被清除出党，与他同命运的还有李锐、杜润生、于光远。

另外就是我的入党介绍人罗征启。当时他是深圳大学的校长和党委书记，他们正在开党代会，他领衔写了一封公开信，对当时的政治局势表达了关注，对党内生活的不正常反映了基层组织的看法和意见。这是党章规定的权利，在清算时被说成是官办动乱，老罗也因此被双开。

十七年了，我没有什么需要隐瞒、更没有必要说谎，因为我已经无所求。谢谢网上朋友对我的理解。我说过，曾有朋友设法安排我回去。一开始，他们希望我写一封信，对自己六四期间所做的事情表示一下“内疚”。我斟酌再三，这两个字仍说不出口，因为我对我所做的两件事，并不“内疚”。回去的事只好作罢。

对第一件事，我后来到美国，遇到一位华盛顿DC的大律师，他对此极为肯定。他说，当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你主张议会解决，邓小平主张坦克解决，历史将证明你是对的。看到国内外许多志士仁人，说了许多宪政民主的口号和主张。我说不出那么多道理，但我想，十七年前曹思源他们所做的，不就是在实实在在地推动宪政民主吗？在六四之前一年多时间里，曹思源一直在推动“破产法”、推动设立“人大旁听制度”、推动修宪、推动如何使人大这颗橡皮图章逐渐硬起来，也因此同人大的衮衮诸公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在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采取这样的动作，可以说完全是一种合理的延续。哪里有这么多的阴谋和阳谋呢？

对第二件事，我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看到从广场上找来的学生代表一个个面有菜色、鱼贯走进国际饭店的时候，我就知道自己不可能成功。我了解许多朋友努力过了，并没有成功。但只要当局还没有开枪，我就还有再作了一次努力的时间和空间。在六四之前，我已经到人大、北大、清华、北师大、北京经贸大学等许多院校作过演讲，同当时的大学生有过广泛的接触。我向他们报告四通的创业故事、鼓吹“学而优则商”，一般都得到非常热烈的响应。北师大校刊上报道过我的演讲和同学的对话，内容相当有可读性。所以在非常时期，我把学生领袖们请来对话，可以说也是一种合理的延续，哪里需要什么“高人”来指点呢？

本来，凡事都应当“就事论事”，不应当纠缠什么幕前幕后。既然网上的朋友认为这方面的内情重要得很，我就再补说以上多余的话。

（6/4/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