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文迪,何罪之有?
文章来源: 土豆-禾苗2019-06-30 06:09:05

「宿命って何?」

「生まれて来たこと。生き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かもな」

             

 

邓文迪,何罪之有?

(蓝色字均可点击)

前阶段又看到有文章批邓文迪了,不是滋味儿。其实我并不喜欢邓文迪,如同我在《散讲跨国婚姻:数据与故事》一文中的一段:想起90年代在日本看了邓文迪、默多克的简单报道(那时还根本不知道邓以前的精彩经历),旁边一位日本朋友(记者)说:我敢打赌,邓文迪的前任以及后任男友都是白人,先是一些社会高层的白人,以后会找年轻无名的白人。

但即便如此,我还是觉得今天,时常自虐找抽的我应该尝试一下如何为她做个小心翼翼的辩护,更何况今天还是建党纪念日,二奶鲜肉文化也正在有条不紊地持续性扩散性地发展中呢。当然,我也知道,不管是我的喜欢,还是我的不喜欢,以及我下面所谓的辩护,对今天的“读者”都没有什么意义,照文城笑坛上的话讲属于“我家今天伙食不错,又有些吃饱了”。

围绕此事我胡思乱想的事情太多,所以我会分段而写,你不必一口气读完,也不必每段都读,觉得有些皱眉头了拒读也可能是最佳选择之一,毕竟下面的一二三四五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以及逻辑推理,只是一种天马行空以及对众生相的心理猜测,是一种思维模式的“印象派”,信的人早就信了、不信的人估计永远不会信,至少嘴上永远不会信。另外,我也知道在文学城上游玩的人道德是很高尚的,时间是很宝贵的,800字以上的文章也是肯定不读的。(麻烦,到这里已经550字了)

01  大家都想出去(此节620字)

曾经,我有个朋友,他是90年代德国驻上海领事馆的首席翻译。每次朋友碰面,总少不了听他讲各种段子,主要就是他在领馆内见识到的各种奇闻:各年龄段的中国女子如何“不择手段”地找德国对象并获得出国机会。他还提到,他们这些男的对这些事儿一般看过算数,甚至能够理解,但领馆内的中国女工作人员,往往会有抬不起头的感觉。

我说,这就是自卑。通过这种自卑,本来应该好好想想其源头其起因的;但实际上,更多的,大家往往会把矛头指向那些大胆使用多种手段跳出去的女性,认为她们给中国人丢脸了,给中国女同胞丢脸了,从而把她们评得一钱不值,恨不得上去一个巴掌一口唾沫……这总让我觉得很没必要,也很不公平!

为什么呢?一句话,当你看到非洲草原上,在某个“季节”,成千上万的羚羊斑马牛羚朝着一个方向奔腾时,你会在意其中各个“个体”吗?会去找出其中“一个”来一段不伦不类的赞美或贬损吗?不会的!同理,当我把自己放在宇宙中观察那块90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你也可以观察到一个朝东海岸、朝海外的“奔腾”现象,而且这是贯穿于近400年历史中各个时期的,这时我本人就不会在意奔腾的是牛、是羊、是马、还是驴!都无所谓了!

在那德国领事馆,倒是一些德国人把事情看得很淡,对要办签证的人他们都不会做太多的延申思考,也记不住那些人名事件,在他们看来即便是张首晟也没什么与众不同,都属于要出去并不想回母国的人;但他们倒会记住《散讲跨国婚姻:数据与故事》中写的那个舅舅C,因为当初只有他是领馆要给他签证,他却不要!

02  近现代史中的一些尴尬事件(此节2100字)

邓文迪走出了国门,许许多多邓文迪们在她之前和之后也都跨出了国门。其中有一些人留恋家乡、割舍不了思念之情;而有一些则成为了离岸爱国者。这种故国情节的背后有没有一种臆想出来的一厢情愿呢?我们来看看近400年“中国”政府对海外侨民的态度和作为。

A,明朝万历年间,“西班牙人在呂宋島上針對講華語方言的華人所進行的屠殺行為,分別在1603、1609、1639、1662年約略有四次”。其中第一次1603年的屠杀华侨之后,西班牙人本来以為當時“代表中國的”明朝政府會報復,结果,一份《谕吕宋檄》,“1605年5月底、6月初由中国贸易船队中一名船主带到马尼拉,分交菲律宾总督、马尼拉最高法院和马尼拉大主教”。檄文首先指责殖民当局戕杀华侨万人,但宣布对屠杀万人的殖民者“不忍加诛”,“其海外戕杀姑不穷治”;然后宣布“海外争斗,未知祸首;又中国四民,商贾最贱,岂以贱民,兴动兵革!又商贾中弃家游海,压冬不回,父兄亲戚,共所不齿,弃之无所可惜,兵之反以劳师”;最后只要求殖民当局“可将该岛所有漳、泉遗民子孙,追敛各夷劫去财货,资送还郡”。

得,看了这些东西,打开地图量量尺寸,其他族群的人会怎么看待并认识“华人”及其“国家”的呢?

B,1740 Batavia massacre,即1740年荷兰人及当地人在印尼雅加达对华人实施的“红溪惨案”。 “代表中國的”满清朝廷怎么来看待这一事件?乾隆说海外华人“内地违旨不听召回,甘心久住之辈,在天朝本应正法之人,其在外洋生事被害,孽由自取。” 满清欲杀之而不能的海外华人,被荷兰人所杀让其非常痛快。有了满清的赞许鼓励,荷兰人越发肆无忌惮,由此也导致了后来维持两年的Java War

更可一比的是,因为这些事件及其他原因,当时的荷蘭東印度總督Adriaan Valckenier 于1741年“dismissed as Governor-General and recalled to the Netherlands”,途中被起诉并被送回雅加达,而且被直接送进了监狱;1744年被判死刑,所有財產沒收。1751年(調查仍在進行時)死於獄中。

得,看了这些东西,打开地图量量尺寸,其他族群的人会怎么看待并认识“华人”及其“国家”的呢?

C,柬埔寨“红色”政权时期的华人。1975年红色高棉上台之初在柬华人大约有60万,然而,在经过红色高棉的短暂统治后,只剩下20万到30万。有趣的是,当时的祖国老百姓什么也不知道,为什么呢?当然,“代表中國的”恩来兄是什么都知道的……

再来一遍:得,看了这些东西,打开地图量量尺寸,其他族群的人会怎么看待并认识“华人”及其“国家”的呢?

至于1911年发生在更加遥远的墨西哥Torreón massacre事件,我就不写了,读读也难受。但值得一提的倒是,那个早已被打得满地找牙、即将倒台的满清政府,“雇用美国人莱伯斯·威尔夫利为法定代理人来对这场大屠杀进行调查……6月份,他派遣他的伙伴亚瑟·巴西特(Arthur Bassett)去实施调查。同月,清朝政府向墨西哥要求赔偿,要对方为每个在大屠杀期间被杀害的华人赔偿10万比索(1911年的钱),总计超过了3000万比索。还要求墨西哥政府进行正式的道歉”……似乎中西文化终于“接轨”了!

所有“中国式”的“官方理论”,都可以用“地理/物理”上的“能力不及”来解释。但在我看来,其实以前的一切的一切,就是中西“国家”理论的不一样,或者说“政府”的起源不一样,也可以说“文化传统”不一样!呵呵。

近400年中,华夏大陆政府对海外侨胞的态度是视之为“贱民”,“弃民”。当灾难降临到个人头上时,他不能期望政府的救助,等待他的将只是灾难。

这些近现代史中不多不少的尴尬场景,无不让我们思考我们历史中的几个问题:首先“国家”到底是什么?其次,“国内民众”/“政府”/“出去的人”,这三者之间是如何互相看待并解读的;最后,我们是在什么时候、什么环境下产生了“政府有责任救助侨胞”这个概念的?

70、80、以及90年代出来的大陆华人群体中,有多少人的心中曾经有过上述想法,即便是一闪而过的?当然,最近20年的历史演变,也让我们有了如何取得平衡、两边占便宜的不可说出来的小算盘……我们对“现实利益”,都在做着理直气壮而又不可告人的“合理选择”!

我们头脑中的“国家”概念是什么时候形成的,我不知道。我们头脑中的“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应该是如何的,我也不知道。反正我活在倒霉的近400年中,我当然会想象曾经的据说的“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或者更早的春秋人文,但我毕竟很不幸地活在这倒了大血霉的近现代中,心理上存在一个《下辈子还当中国人不?》以及为什么的“思考”;或者,甚至,你还可以自问:如果是1977年,你获得公派留学德国或美国的机会,你会学成回国吗?还是毅然决然地选择“老子不回去了”!

呵呵,千万不要穿越时代到2019年、偷看了房价再做回答哦!

03  个体之命运:谁能救我?(前篇《韩国王女故事》1900字,此节860字)

每次看到华夏群体中各层次的伤心事,我总会想为什么在不同年代会一直上演同类虐心事件?接下来我就会不由自主去和日本比对:日本人的“思考”方法、“转变”方法、男女一心的“统一”特征,还有他们的切腹文化……我知道这种乱串思维有些经不起挑战,但你di知道?不能串连成线的众多“印象”或“点点”,也照样可以形成一幅幅“画面”!我们更加需要具有卓越想象力的思考!

 

其实,到如今,我还会把我们同独立后的韩国做比较,他们似乎更加继承延续了一些日本人的精神特征,而且是主动选择日本作为学习榜样而非华夏体系,当然学得不彻底,所以70-90年代只听说一些他们切手指的事情,没见切腹的。

由此我想到韩国最后一位王女的故事,以及韩国前任大統領朴槿恵的父亲朴正煕救助她的故事,请见上篇:《韩国最后一位王女:德惠翁主》

不知为什么,每次想到这些,我还会想起无数“周恩来‘保护’谁谁谁的故事”。你觉得这些“保护”是一回事儿吗?恩来他最后救得了几个同胞?是不是觉得历史中能“救中国人”的反倒是外国人更多??例子还要我去找吗?找出来的案例越多,我们内心就越感伤痛!

文迪很清楚这点,我也很清楚,其实你也很清楚!我们不是常说:“中国人喜欢内斗”吗?对呀,如果那时我有能力有机会直接逮到一个老外老公助我离开那个国家,我就绝不会等待另一个恩来来“保护”我,我也不会麻烦你这个才华横溢的中国才子来救我。我把这个名额让给你的她吧,你们互相陪读,一起出国深造,难道这不是你好、她好、大家好吗?干嘛出来了还要骂我?

没有一个好的体系,谁也保护不了谁!谁也不会真的保护谁,那只是“术”而已!当然也请不要逼问我什么是“好的体系”,我也拒绝用“words”回答,因为只要你观察一下,我们大家双脚的运动方向以及对落脚之处的选择已经是一个回答了!

当然,还可用另一种语言模式回答,借用城里一位游仙之言:我出国之事,是没办法的,我想不出去都做不到呢,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是我的命!呵呵,邓姐姐不也是被命中注定、被她的“宿命”牵连吗?我们与文迪同根同命运!

04  最后一棍子(此节910字)

当邓文迪在西方社会混得如鱼得水时,女人们会骂她,也会羡慕她。那男人们呢?作为中国男人,只要有机会,难道不也想找个纯种白人女人?回想一下我们抱有的强烈的“混血儿漂亮”这个概念,是怎么个混法?要知道,世界史中没有几个地区或族群是有这种“观念”的!

好在伴随最近20年的经济发展,华夏男人们似乎也终于等到机会了,虽然比邓文迪整整晚了30年,但毕竟机会降临。有关“洋媳妇”的报道在不断增多,乌克兰俄罗斯年轻女子已是我们某些行业人员可以随意挑选的了。而各类“洋媳妇”的报道中似乎又包含着一个离奇的“等级观念”:越南柬埔寨媳妇“当然”不在其中,那是找不到媳妇的农民们花钱买的;东欧的不如英法德的叫的响亮;如果是土耳其裔德国人或北非裔法国人……哎,心理深处的各种“窝囊与龌龊”啊!!

华夏男人啊,(今天只想质问拷问华夏男人),“老祖宗不努力子孙倒霉”,这是土豆的口头禅。针对华夏史中的千姿百态,土豆向来是把责任归到男人身上的。土豆始终认为文明的主创者是男人,从古至今,从海内到海外。换句话讲是几代几十代男人的所作所为决定了后代子孙的命运,其中当然包括女人的幸与不幸。

上周六晚,餐桌上我们一家又照样聊了两个多小时,给孩子讲了5组出国华人的故事,不同年代不同年龄及不同方法不同专业不同结果的,其中也包括邓文迪的,最后问孩子对邓的事情怎么想,她说:我不喜欢她的做法,但我也不会去骂她。

对了,忘了对文迪的“小三手段”及其“道德”进行鞭挞谴责了。呵呵,请回头想想莱文斯基事件,当年是谁要被唾沫星子淹没了?明明都知道谁是始作俑者,然而当时是莱文斯基倒了大霉,一蹶不振。大家还不是找软柿子捏吗?同理,在邓文迪和男人们的故事中,那些男人们扮演了什么角色?难道应该把脏水都泼到邓文迪身上?还是我们习惯了男人们“换衣服”,而不能容忍女人掌握主动权?

土豆我不喜欢议论男女情事中的错与对,要谈也只用社会心理学而不是所谓的“道德”。呵呵,道德,我哪儿有啊?我哪儿来的道德观啊?我身上没有你们的那种“道德烙印”!但我知道,我是“无印良品”!如果有印,也是你们的牙印!

不写了,我还要出去忙我的恋爱呢!7月去上海恋爱、8月去东京恋爱、还要去香港看望那对夫妻朋友……他们都在等着我呢!

        

        

 

《胡兰成,何罪之有》